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

蒋劲松

  发生在民国初年的科玄论战,常被许多人认为是科学主义战胜人文主义的一场论战。然而,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林毓生先生对此却别具只眼。在基本立场上,他虽然比较倾向于玄学派,但却认为玄学派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和科学派一样共享了“科学主义”预设,也就是说,科学主义不仅是参与论战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论战双方的“缺省配置”,而这在根本上是对科学方法和精神的了解不足所致。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坚持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反对无限制地滥用科学权威,本来是反对科学主义的。然而,他在坚持人生观问题的相对独立性,维持道德自主性时,却极端地断定,人生观必定是主观的,完全属于个人的。这样一来,原本他是想要捍卫精神和道德良心的价值,结果却适得其反。作为所谓玄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却并未主张一种宗教哲学意义上的“实在之源”来作为精神和道德意识合法化的客观基础。这本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传统,而张君劢也很热心地希望能够捍卫儒家立场。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源在于,张君劢和当时的科学派一样,也接受了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客观的对象和秩序都只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因此,他想要捍卫道德价值的自主性,就只能主张主观和客观是完全割裂,绝对不可沟通的,最后在相关道德和价值领域只能被迫坚持相对主义。这样一来必然陷入自相矛盾,无法在科学主义的攻击之下全身而退。
  科学派一方问题更大。科学派代表之一丁文江与张君劢一样把杰方思(W.Stanley Jevons)的《科学的原则》的论述作为科学方法的权威来援引,并且都认为归纳是科学的主要方法。可是,杰方思明确表示,科学方法不是简单的归纳,而更主要的是在科学研究中建立假设的功能,是对于事实加以选择与解释,这种选择与解释受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带有预期性的理念影响很大。相比之下,倒是科玄论战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科学方法文章的数学家胡明复,对科学本质和方法理解更深。但是,他那些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在思想界却不如科学派那些极端而简单的论述流行。
  在科学派内部,林毓生认为,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由于熟悉科学实践,对科学方法使用所需要的条件以及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了解较多,相对说来比较谨慎。倒是作为人文学者的胡适先生,由于对科学所知不多,反而把科学方法看得过分简单,过分夸大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和适用范围,科学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
  胡适将科学方法简单化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上是对科学本质相当程度的误解和庸俗化。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研究境况,科学所需要的方法是不同的。企图总结出简单的公式是很不“科学”的。除了要不为旧说所束缚(此即胡适所谓“大胆假设”),严格遵循实证经验(此即胡适所谓“小心求证”)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提出新的有价值问题,而这需要长期浸淫于科学相关范式,需要科学中的权威和传统潜移默化的指导。而这是胡适这样对科学实践没有了解的反传统主义者所难以理解的。
  正因为胡适对于科学本质和方法了解甚少,所以他才能不满于当时其他科学派人物仅仅抽象肯定科学人生观的可能性,敢于白纸黑字地、自信满满地提出他的具体的“科学人生观”。可是,任何一位受过起码逻辑训练的人都能立刻看出其“科学人生观”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基础的,不过是一组不根椐前提的“推理”而已,不过是一些决定论、机械论的自然观、社会观与意志论的杂糅拼凑而已,其中充满了大量的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林先生批评道,胡适一生总是强调思想清晰何等重要,也常常批评他人思维混乱,可是自己却陷入严重的思维混乱而不知。
  胡适的“科学人生观”并无科学的可靠基础,却带有某种宗教的格调,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一大特色,这就是以试图以科学客观、可靠的权威来建立某种大一统的准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这种以科学名义建立起来的准宗教或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独断性,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迫切需要的宽容、多元、开放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即使像胡适这样秉性温和、终生提倡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科学主义也严重地妨碍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评价,对近代中国愈演愈烈的激进思潮的影响就更不用多说了。
  科学主义在中国近代之所以如此流行,林毓生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所产生的普遍的、极其严重的文化焦虑,迫切需要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安慰。而科学主义极其自信、乐观和武断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文化有机一元论的宏大叙事,很能满足近代中国人的心理需要。因此,虽然在学理上难以成立,虽然同一时期国内学者有更深刻的认识,却依然以其简单而强有力的心理作用而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同。
  正因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科学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面临这一形势,仅仅在学理上批评科学主义在逻辑上、学理上的不足,虽然仍然有其不容否认的必要性,却远不具充分性。我个人觉得,林毓生先生所提倡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应该是很有启发性的思路。只有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经重新阐释和解读,挖掘出既适应现代生活,又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具有深厚根源的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传统的佑护和滋养之下创造新文明。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哈耶克、波兰尼、还是波普尔等都对科学方法有很精深的研究,同时又都无一例外地一再强调自由主义文化的建设需要传统的支援。在经历了20世纪一波又一波的激进运动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还会将那种彻底否定传统的科学主义当作救世法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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