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母亲的终结?-----生命科学的伦理学困惑

(此文写于2002年4月)

  2002年2月22日至23日,一个关于人造子宫的大型国际会议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举行,会议以“自然母亲的终结?”为题,使人们在欢欣生命科学又一次取得爆发式飞跃的同时,感到了阵阵冷瑟的秋风。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描绘的:“我头上是星空,我心中是道德规律”这个自然律与道德律协调的美好图景再一次地被生命科学与生命技术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一、人造子宫与预言
  继上个世纪生命科学的不断进步,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基因组研究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2002年年初,人类生殖科学领域又爆出惊人新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医学与不育症中心工作的美籍华人刘洪清博士,她主持的试验项目首次成功地在一个人造子宫里培育了胚胎。刘博士首先从一个妇女的子宫膜内提取了部分细胞,将其植入一个由生物分解原料制成的模拟子宫框架,细胞在模拟子宫框架内繁殖生长,框架也随细胞的衍化而形成组织,这时注入荷尔蒙等养分,人造子宫就形成了。最后,刘博士把少量胚胎植入这个人造子宫,胚胎随即在其中着床生长并健康发育。由于美国规定用于体外受精研究的胚胎发育不能超过14天,他们的试验进行到第6天中止。
  科学家对人造子宫的研究已持续了20余年。早在1993年,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报道说,由英国伦敦大学马克·汉森教授和日本东京大学小岛四郎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10年的研究,研制出了一种以供早产儿使用的模拟子宫系统。科学家们用山羊对这种可以使更多早产儿成活的人造子宫的试验显示,这种系统有望在5年内投入使用。1998年,英国的《星期日电讯报》援引伦敦哈里街生育医学中心医学主任罗伯特·福曼的话预计,25年内那些不能生育的或没有时间生育的夫妇,将能实现在人造子宫内孕育胎儿,体外发育将成为现实。2000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在一期名为“我们未来的仿生学”的专刊中,预计在2010年到2020年出现的生物革新,其中之一是人造子宫的研制成功。美国的《未来学家》杂志在预言人类未来三大突破时指出,夫妻只要提供精子和卵子就可以借助人造子宫生儿育女,它可以使妇女在怀孕与分娩时所受的痛苦成为历史。
  显然,这是继克隆技术以后人类的自然繁殖功能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挑战。科学家们设想,在将来可以建立类似精子库的“人造子宫工厂”,想要孩子的夫妇,只要请医生从自己的体内取出精子与卵子,放入“人造子宫工厂”里的某个“车间”,静心等待10个月后,就可抱回自己的孩子。这种技术如果同人类胚胎克隆技术联系起来,将来的父母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孩子的类型,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取下一个体细胞,克隆成人类胚胎放到“人造子宫工厂”进行“生产”,孩子就可从一条条“生产线”里生产出来。对此,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授斯科特·盖尔凡德颇具偏激地称:“人造子宫的到来意味着没有女人男人也可传种接代,更会促使女人从这个星球上消失。”
  二、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的对撞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生命作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极大地区别于那些线性的机械系统、物理系统,无法用传统科学习以为常的解析与加合方法进行探讨,它成为横亘在科学道路上的黑箱。近几十年来生命科学迅猛的进展得益于系统思维与模拟方法、模拟技术的日臻成熟。克隆、基因组与人造子宫技术不容置疑地为人类带来了福音,他们为挽救濒临灭绝的生命、难以克服的顽症、实现父母美好的愿望打开了希望之窗。但是,通过希望的“视窗”,笔者看到的是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的对撞。
  1、 生命的“机器”与生命的情感交流
  早在1745年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利特发表了《人即机器》的名著。他把人比喻为最为复杂的机器,并企图用力学的原理与方法去解析人的生理现象。这种以朴素的理性去思考生命现象的探求虽然被以后的细胞学说、基因学说所取代,但是,当今在人造子宫中进行生命“生产”的设想却又使拉美利特的精神复活。胎儿教育理论告诉我们,孩子在妈妈的子宫里生长发育的过程,同时也是细腻复杂的情感交流的过程。这一过程对孩子的心智与情感的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人造子宫里生长起来的婴儿,无法实现这种特殊的、完全个性化的情感培育。人与机器之间无法实现情感交流,用"机器"生产婴儿的缺陷不可避免。
  2、 生命的“设计”与生命的自由选择
  达尔文与赫胥黎所揭示的“物竞天择、用进废退、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命法则内在地蕴含着生命自由选择的权利与理念。任何一个物种在同类与异类的交互过程中都“自在”地选择自身的存在方式与发展方式,这种自由是生命的一种本质规定,一种“天赋”的权利,是神圣的和不可剥夺的。克隆技术与人造子宫的结合,将不可能世界中的生命设计“拉回”到可能世界,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情感或物质的宿求,可以将体细胞、精子与卵子作为原料,选择性的进行“设计”,剥夺本来属于他们的竞争,然后放在人造子宫里进行培育,生产出与自己价值追求相一致的“产品”。生命成为设计者的“试验品”或者“玩物”,生命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
  3、 生命的“自主性”与生命自身的“排他性”
  基因组计划的最终目标是破译基因的全部密码,进行人为的、趋利避害的排列组合,从而可以根治顽症,延年益寿。“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是每一个物种求得延时性的生存与发展的“自主性”行为,它是一种内在的、本能的冲动。这种“自主性”的行为本身是以“排他性” 为前提,即以其他物种生命存在与发展的丧失为代价。自然界正是依靠这“铁”的法则才使得生命界生生不息,景象万千,人类社会也正是因为此才如此绚丽多彩。基因组、克隆、人造子宫技术的组合虽然为生命的“自主性”展示了诱人的前景,但它是以排除“排他性”为前提,它可以使每一个生命都延年益寿,经久不衰。“自主性”与“排他性” 的对立一旦统一,生命界将失去全部的秩序。
  4、 生命的“个体性”与生命伦理的“社会性”
  生命是一个通过“个体性”的增长由“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无节制的“个体性”是生命社会的终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把人视为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把人最终归结为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伦理作为社会关系的“范式”,固化着家庭、群体与社区的关系,使社会形成稳定的科层结构。正在生长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孕育着难以估量的潜在威力破坏着这个科层结构。它一方面使人类这个复杂系统的遗传、延续产生最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一位女性利用克隆技术就可生育她自身的复制体。另一方面也可使一个婴儿产生血缘上的和法律上的多重父母。例如,精子的捐献者可成为血缘上的父亲,卵子的捐献者和受精卵移植者的两位女性皆可成为血缘上的母亲,养父母又可成为法律的父与母。这是家庭多样化的取向。
  几千年来家庭、伦理观念的社会生理基础是爱情、性与生育的三位一体。如今,试管婴儿、克隆技术、人造子宫使这三位一体的基础瓦解,性可以与生育告别,生育可以不通过性行为而实现,爱情也不必结晶在后代身上。当生育作为性行为的约束力消失后,爱情作为性行为的动力亦随淡化。这样,一切基于爱情、性和生育联体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及相应的法律规范都将动摇。几千年来鉴于生育禁忌而阻止的种种男女结合的禁令(例如限制近亲结婚等)将由此受到挑战。因为科学技术已经提供了保证他们实现不以生育为目的的结合的条件。家庭伦理的危机不可避免。
  三、用伦理、政策与法制去整合生命科学
  自古以来人类都自豪地声称自己是理性的动物,是万物之上的生灵。理性的本质与威力在于能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其契合自然的规律。但是行为的规范不仅仅靠道德律,因为它只是内在的具有弹性的约束力,不足以束缚感性的和功利性的冲动,更要靠外在的、具有刚性的、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大多数国家面对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挑战,多已制定和正在制定相关的禁止或限制法案,刘洪清教授研究的人造子宫见好就收便是伦理与法制整合生命科学的典范。
  生命科学的二重性要求政策与法律须具备必要的张力,必须体现二重性的内在尺度。科技的发展需要政策、法律去扶持,科技的成果需要政策、法律去张扬,科技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政策、法律去限制。谨防具有险恶之心的政治权力拥有者和唯利是图的不法财团介入其中,确保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杠杆。



返回主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