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伦理意蕴


  科学与伦理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而伦理是关于价值的判断;科学是客观的,伦理则是主观的。事实上,科学与伦理虽然在属性、评价标准以及变革速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关。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因子,科学与伦理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不论从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等方面,还是从其合理性的评价标准来看,科学在本质上都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
  一、“知识即美德”
  科学源于古希腊,在发展初期便与伦理道德具有深刻的渊源和联系,这可以从古希腊先哲的哲学思想中得到确证。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的著名命题,肯定知识的道德功能以及对于人的道德生活的重要作用。他第一次以普遍性的形式阐述了求真与求善的结合,深刻揭示了科学与伦理道德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内在联系。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认为没有知识不可能构成主要的道德,同时,无道德选择和习惯训练也不能存在明智。科学既然以善为目标,那么获得科技知识的活动也就意味着趋向于善。人生最大的幸福、最高的美德就在于进行理性的沉思,即进行哲学与科学的活动。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的伦理蕴涵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进步的内在联系。
  二、科学活动的“伦理驱动力”
  如果说,在古代科学发展中,科学家所进行的是纯粹理性的思考,很少顾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利益,科学活动的伦理驱动只是潜在的,还只是隐含在对科学的纯理性的热爱之中。那么,自近代科学发展以来,科学活动的“伦理驱动力”已经由潜在向自在转变和提升,已经成为科学活动的应然要求和内在维度。在近代科学发展及其向现代科学演进的过程中,科学日益转向社会应用,科学技术逐渐趋于一体化,科学本身深深与社会的功利目标相结合。现代科学的使用、力量和控制等特点昭示着科学已与社会应用后果和效益紧密相关,科学常常成为满足某种经济需求、政治意图的手段,成为科研活动之组织的意欲的工具。在这种态势下,科学家不但要发挥独立、自由的理性探索精神,而且道德的考量、伦理的驱动更应该成为推动其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科学并不仅仅是一项纯理性的活动,科学是人的事业,科学活动及其结果必不可免地与精神、价值、伦理相结合,必然受伦理价值的内在驱动。“伦理驱动力”保证了科学活动不为功利、名誉等外在因素所支配和束缚。这样,科学家才能不屈从权威,不去从事违反伦理道德的反理性的活动,科学也才能真正成为人的科学。
  三、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本质
  由于科学总是同认识主体即科学共同体相联系,因而科学的伦理意蕴不仅体现在其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而且在科学共同体中尤为明显。在科学诞生初期,科学是人们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好奇而从事的一种自发的业余爱好和兴趣活动,科学研究也以独立的、个人的方式进行。当前,科学逐渐实现综合化和建制化,科学的社会组织程度越来越高,独立个人的研究方式已被“大科学”模式逐渐取代,科学共同体已代替科学家个体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实体和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因此,在现代科学发展进程中,伦理性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内在维度。
  当前,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化、职业化日益突出,这“不仅使科学活动的社会性本质进一步凸现,从而扩展了科学活动主体的实践领域,密切了科学及其科学活动主体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使科学共同体成为伦理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本质突出体现了科学与伦理、求真与至善的具体、现实的结合。
  四、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伦理标准
  科学的合理性同变化着的科学知识一样,是历史的、相对的。在科学发展早期,科学主要以其客观性、逻辑性和规律性确证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人类实践能力空前提高,科学引起了新旧规范的冲突,人的生存状况、生态环境出现危机,社会化和个性化矛盾也日益凸现。这些都提出了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伦理价值标准问题。,科学的合理性不仅仅以其自身发展要求为准则,伦理标准的约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客观公正性”标准强调,科学活动不仅要坚持客观性,确保认知过程中信念的真实性,而且要具有公正性,保证科学知识和信念得到公正的传播和使用。这既是认知进步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反映了科学和伦理的内在统一。“公众利益优先性”是对科学活动中各种行为进行伦理甄别的最高标准。如果一种科学活动严重危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公共福利、损害环境的可持续性,则这种科学活动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不合理的活动。总之,科学应该是一项为增进人类公共福利而创造、传播和运用确证知识的社会性事业,也是一项增进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事业。因此,科学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而且在于科学的合理应用。科学合理性的伦理标准凸显了科学的伦理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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