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放纵的欲望


  一、文艺复兴中的人性解放(作者:陈佳 湖南社会学网)
  
  (一)、文艺复兴概述
  “文艺复兴”一词意指重生或复活,是指古代文化的再生、创新与超越。在中国曾有人直译为“再生”,文艺复兴首先在14世纪商品业发达、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开始,中世纪没落的死气沉沉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迎合不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口味,以及在思想的禁锢下导致科学技术长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摆脱这种束缚的想法越来越浓烈,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人们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开始觉醒,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想法愈演愈烈,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而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成就及其推崇,因为这种文化是人们在自由发挥自己智慧和发表各种学术思想下产生的,他们借助研究这种文化,认为这种文化是和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通过文学创作、绘画、科技等的发展,宣传一种久违了的人文精神,提倡人类的个性解放。虽然,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仍以封建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为复归,但它并非单纯的古典复兴,而是对古典文化中精华的发展创新以及升华。这些创新和升华也恰恰需要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对人性的解放。这种“复兴”其实是对知识和精神的一种空前解放与创新。当时的意大利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那里的知识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人的精神价值。他们保护艺术家独立创作的能力,鼓励他们摆脱教条,并为哲学、科学的发展营造比较宽松的气氛,所以文艺复兴能在意大利带头兴起一点也不足为奇。随后,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也纷纷兴起,并呈百花齐放之势也是由于其自身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都主张光复人性,提倡个性的解放,这是思想创新的肥沃土壤。
  (二)、文学、艺术、科学三个领域透析出的人性解放
  文艺复兴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兴,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硕果累累。其中主要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更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等。”可以说,“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璀璨明珠。它宣扬新文化,“新”不仅在于文化等领域的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各个领域透析出的个性张扬,个性解放,这是时代决定所必须的特质。
  1、文学中的人性解放
  文艺复兴的使命是摆脱封建宗教的束缚,并期望发展成世界趋势。在思想界确实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带来了一场革命,这种思想的变革首先表现在文学上,文学家们运用自己的智慧,运用自己的头脑,张扬一种个性,解放长期被封锁在套子里的人格,打破神的一切权威,代之以对人的尊重,对个性解放的鼓励,可以说,这就是文艺复兴树立的思想原则。这种个性解放表现在以人为中心,肯定人,赞美人,反对《圣经》中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充分肯定人的权力,包括享受爱情和获得财富的权利,“幸福不在来世而在人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去争取个性的解放和现世的幸福”。这些思想都深刻反映了人文主义的反封建反教会精神,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时代的要求,思想通过文字责无旁贷地表现出来。
  意大利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开启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个性解放之门,应运这种思想和追求而生。从他们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寻求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愿意过着无拘无束的市井生活的行为、愿望、想法和欲求,开启了意大利通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他们的著作都把把重点从天上转到地下,从来世转到现世,意在唤醒人们的觉悟和创造进取的探索精神以及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否定君权神授,破除迷信强调人的伟大,启动各种世俗哲学为思想的解放开辟道路,从而达到人性的解放。 这些古典作品中都体现了对自己和自己时代的肯定。
  2、艺术中的人性解放
  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自信,与个性奔放张扬的一面,目的是为了寻求多世纪以来的个性解放。罗马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维拉申称:“他真不知艺术为何在中世纪直线衰退,几近消失,而为何又在"这个时代"复苏,并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优秀艺术家和作家?”因为在这个世纪找寻到了人类在中世纪丢失的思想上的解放。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透露了自己的心声:这个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因为‘这个世纪……恢复了近乎泯灭的自由艺术的光辉’”。而这种自由恰恰来自思想解放,个性开放的土壤。如果说文艺复兴时代引领人们开始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人性解放的寻觅与追求。艺术家们将意大利艺术从"黑暗的时代"解救出来,靠的就是个性的自由发展。艺术的表现力上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必须回避表现肉欲,而是摆脱僵硬的表现手法,肯定了自己的价值,敢于表现自己,画家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被誉为照亮了黑暗中的艺术曙光。一个崭新的艺术时代展现在人们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艺术家不但创造了伟大的艺术作品,而其催发科学——透视学,这种技术首先运用在航海技术上,后来运用到了艺术和建筑学上,所以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说“绘画是一门科学”。
  3、科学探索中的人性解放
  科学是最能和宗教进行权威的争斗的,最能体现和需要思想解放的领域。在文艺复兴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自由,人的个性达到最高发展的顶峰,在科学领域——建筑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在此笔者仅仅举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发现,一是透视学,它最早运用于航海事业,寻找了新大陆,提升了当时欧洲人的航海技术,这同时也归功于他们的探索精神,当然同当时的思想开放存在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作为透视学发明者的布鲁内莱斯基还是文艺复兴建筑的创始人。他的建筑风格大气,开放,一改过去拘泥的风格,博得人们的赞赏。文艺复兴时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解剖学,它的发现也是和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主流——人性解放密不可分的。对于中世纪来说,人的身体是上帝的造物,只能依据圣经教义来读解人体及其内部构造的秘密。艺术家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为创立这门学科开辟了道路。他们冲破了冲破宗教法规,创立了人体解剖学。并撰写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人体解剖百科全书。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艺复兴艺术家是这一课题的先行者。
  (三)、结论
  文艺复兴不仅仅在以上三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解放,在各个领域都能体现出恢复理性、保卫人性尊严和开放思想的特征,开创了和探索了新风气。文艺复兴要求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直接影响了后来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特别是“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则否定了上帝,而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这都是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继续。
  文艺复兴开创了资本主义的先河,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是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但是这种决裂还不够彻底,仍然与中世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摆脱不了,根除不了中世纪的影子,彻底性不够。但这些毕竟受到了历史时代的局限。不能应此而抹杀了文艺复兴的一切成就。
参考文献:
  [1]辜浅,人民日报杂志,第16期,2007.08.15
  [2]郑克鲁,外国文学作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1
  [3]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7.2.1
  [4]索布尔,法国革命,三联书店,1956年版
  
  二、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作者:秋风 2006-12-25 《南方周末》)
  
  刘军宁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这个命题的论证基础是:“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为树立个体的这种尊严,需要一个文艺复兴运动。
  然而,这一“个体为尊”具体是什么含义?个体为尊换一个说法就是“个人主义”。而哈耶克当年曾经区分过“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殷海光先生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一句话颇可概括其间的区分:“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对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
  我相信,军宁先生所说的是求自由,而非求解放。然而,假如是这样的话,则西方的文艺复兴,显然不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一)、文艺复兴已经过剩
  
  兴起于中世纪中晚期的意大利、且以该地最为繁荣的所谓“文艺复兴”,其实与今天人们常说的“文艺”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文艺复兴更准确的译法就是一个简单的“复兴”:意大利人基于对遥远的古罗马荣耀的怀旧,而致力于复兴古罗马的法学、建筑、文学等等。那是文明的复兴,而非容易引起歧义的“文艺的”复兴。
  关于文艺复兴的现代叙事充满了神话,它是以中世纪的黑暗为预设的。然而,假如以古典文明的复兴而论,则中世纪甚至比文艺复兴时代更多地复兴了古典。经院哲学早就复兴了古典哲学,托马斯主义的基础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教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罗马法。到了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再像100年前的胡适先生那样天真地赞美文艺复兴。
  当然,复兴时代的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确实最为引人注目,并且在历史叙事中获得了足够的荣耀。但当人们热烈赞美文艺复兴之时,似乎忘记了一点: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从来没有能够复兴古罗马那辉煌而坚韧的共和国政体。
  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文艺复兴的内在逻辑所致。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人的自我发现时代,是一个人文主义时代,是一个个性解放时代。比如,布克哈特就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但是,哈耶克曾经力辩,这种个性解放,跟个人自由完全是两回事。现代共和主义理论家们大谈佛罗伦萨的公民美德,但事实上,这些城市共和国的公民们更多地在创造艺术、唱戏、偷情,以及玩弄权谋。马基雅维利对他们说,利益最重要的,正义根本就是虚幻的东西。而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换一个角度看,假如个体为尊所指的就是个性解放,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在进行中,已经进行了将近100年了。这个事业始于上个世纪初,经过知识文化界及政府持续不懈的全盘反传统努力,中国的传统已经全盘解体了,个人早就从传统、从习俗中释放出来。巴金等文艺青年们早就写出了无数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与文艺复兴时代类似,2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也彻底地冲刷了那些历经文化、社会、政治运动冲击而残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和制度。比较一下中国、欧美的门户网站即会发现,中国的性观念、个人观念已经开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今日中国人对于物质利益和权力的狂热,及社会普遍的腐败,恐怕也不是500年前的意大利所能比拟。那么,我们还要什么样的个性解放?
  
            (二)、“文艺复兴”的反动
  
  相反,现代的法治与宪政制度是从欧洲北方,从荷兰尤其是英格兰发展起来的。有趣的是,在这些地方,反而并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文艺复兴,与之有血缘关系的启蒙运动在英格兰似乎反响平平。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气质也十分不同。
  原因何在?如果说,意大利的荣耀是文艺复兴,那么,北方国家的荣耀则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有强烈的反宗教色彩,人文主义者对于教会只有怀疑和嘲笑,最终的结果是信仰的普遍解体,以及个人变成纯粹欲望与激情的载体。北方的宗教改革当然是对教会权威的反抗,但这种反抗的理由却是教会腐败了。宗教改革者希望绕开这个腐败的中介,让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包括清教在内的宗教改革,其实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十分有趣的是,史家公认,正是清教徒的努力,最终在英国建立了近代自由市场制度及英国宪政制度。韦伯和托尼两位学者也从两个看似相反的角度证明了:自由市场体制与清教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关联。
  这两个简单而重要的历史事实让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个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与个人确获法律保障的自由,真的直接相关吗?
  当然,文艺复兴确实对于现代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因为,它主张个人且仅有个人是自己的主宰者,人不再服从于任何外在或超验的权威。这样的观念在现代的历史叙事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以至于人们没有或者不愿注意到个人重新寻找精神的约束、建构秩序从而获得自由的一面。自由存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英格兰人幸运地、也许只是偶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真正地让臣民享有了一种确获法治保障之自由权。英格兰历史所透露出来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国人深思。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需要的,就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或者法国式的启蒙运动。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对这些运动的反动。简而言之,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
  
  三、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日期:2006-1-2)
  
  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文革”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性爱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性爱”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禁区;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日般渴求着灵肉统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四、男女革命是解放人类的天使还是催人堕落的恶魔(博客 血色浪漫)
  
  “换妻游戏”近年来在美国中产阶级间大行其道,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超过500个“换妻俱乐部”,有些大型的换妻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大饭店,让多达4000人举行热情如火的换妻派对。
  洛杉矶换妻俱乐部负责人拉齐莱特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换妻游戏的人大多是个性叛逆、长发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换妻人士多为30岁至40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夫妇。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换妻派对。
  “换妻”为避免婚外情?在欧美换妻不是新鲜事,尽管大部分人觉得这种行为非常荒唐,但参与其中的人却自有一套说词,他们认为夫妻相处久了,难免厌倦对方,为避免发生婚外情,不如在彼此谅解的情况下,透过换妻方式“疏解”一下。
  参与换妻活动的人多自认“思想开通”,他们坚信人性软弱,与其逃避现实、苦苦压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样的夫妇进行交换计划。
  徐:这是前不久在中国各大媒体上刊登最多的一则新闻,实际上看来它早就是旧闻了,因为它产生于美国70年代的“性革命”,现在只不过是余波而已。一提起美国,我们对它的感觉便是自由,尤其是性自由。从那些四海同时播放的好莱坞影片中,我们总是能得出一个结论:漂亮的女主人公在认识一个同样性感的男人五分钟后,就可以上床;而且他们的性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强,他们的性伴侣难以计数,他们的孩子很早时就在学校里发生无数的性行为,他们的家庭总是被性困扰着,等等,总之,给我们这个传统保守的民族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就是一个放纵的民族。他们的生活被我们说成是腐朽的,他们的行为是自由化,我们总是在内心深处一边接纳它,又一边提防着它,生怕它那床上的功夫毒害了我们的民族。现在看起来,它一方面可能是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有历史原因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有着“性革命”的历史。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从上面这个旧闻中,我们就可以窥见美国人的“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
  刘:“性革命”是在美国发生,但它迅速在整个西方社会流行。中国人对它的了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那时已经到了“性革命”的尾声。“性革命”爆发于60年代的西方社会,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王溢嘉在《性·文明与荒谬》一书里对它进行了一番折中的总结:“它‘复古’的成分可能要大于‘革新’,从历史与进化的宏观格局来看,‘穿衣服’与‘禁欲’才是‘革命’,‘脱衣服’与‘纵欲’实在是‘复古’。从观念与行为的认知结构来看,‘性革命’的内涵都是早就‘存在’于个人隐密而恣纵的性幻想中,或者其他文化、其他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现身只是一种公开而普遍的‘实践’”
  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性革命”对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的彻底扫荡来看,这也可以算是一场革命;如果从“性革命”以后脱轨,走向裸体、纵欲、滥交来看,这的确是“复古”到野蛮时代去了,那不是革命,是倒退。不过,无论怎么说,“性革命”总是人类性发展史中否定之否定的长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还是值得分析的。
  徐:正如上面消息中所说的,“性革命”时代,参加这一运动的大都是些个性反叛的青年,而且他们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也比较富有。可能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出现的“七十后”这一代吧,他们自称为小资。那时,美国的青年主要干了些什么?
  刘:由于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反对对性的压抑和禁锢,对传统的两性关系形式表示了极大的反抗。他们单纯强调要尽情地享受性的快乐,过早地发生婚前性行为,甚至公开同居,视结合与离异为儿戏。有些青年还聚居在一起,组成“大家庭”,过群婚乱交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婚姻形式,如同性恋婚姻、合同婚姻、临时婚姻、家庭群等。
  徐:您前面说过,这是历史否定之否定中的一链,也就是“性革命”在您看来有着历史渊源。
  刘:是的,它不是偶然产物,而是一种必然。这得上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那种肯定现世人生、追求人世欢乐的思想: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而这些思想一旦和性联系起来,就成了对“性自由”的追求。
  但是欧洲清教运动的兴起和维多利亚主义的广泛流行,使人文主义的光辉暗淡了下来,社会思想又从开放走向了保守和禁锢。到了20世纪,各种思想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重新又唤起了失落的人文主义,因而也唤醒了性。
  徐:这应该是思想根源。欧洲文艺复兴如果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纵欲主义的复兴的话,这次性解放应该走得更远,它试图与原始社会的性达成一致。19世纪末科学主义和进化论、考古学、人类学的兴起,使人类不仅对宗教思想进行了更大的打击与报复,还使人类睁开了眼睛,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而要更早,对家庭婚姻制度的研究也使人类对两性关系有了重新认识。这一切使60年代的“性革命”带上了“野蛮”的色彩,实际上这正是人们的学说影响的。如果没有“原始群婚说”,如果没有对偶婚的发现,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否定一夫一妻制(他们预言一夫一妻制将随国家、法律等的消亡而消亡),那么,那些群婚乱交的行为就不会有理论基础。可以说,“性革命”是这些学说的副产品。
  
  五、性解放等于彻底的自由支配身体吗?(刘达临 时间:2009-02-17 互联网论坛)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大量的西方文化影响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和一些开明的观念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文明建设,同时西方文化中一些腐朽的方面也在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
  在性文化方面,西方文化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可能莫过于“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思潮了。这股思潮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到了80年代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从这时开始却逐渐影响中国社会并成为一种“时髦”了。最先接受这种思潮的是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勇于接受新事物,可是又缺乏分析能力,往往把好的和坏的、精华和糟粕一股脑儿、囫囵吞枣地吃下去。这股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直到今天。今天的年轻人受它的影响,一部分中年人(80、90年代的年轻人)也受它的影响,它使中国人的性观念、性行为产生了很多变化。可是另一部分中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否定这股思潮,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排斥这股思潮,人们往往把“性解放”和“性自由”等同于性放纵、性滥交,那么,这股思潮究竟是进来的“新鲜空气”还是“蚊子苍蝇”呢?这就要作一些剖析了。
  一般说来,西方的“性解放”和“性自由”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破除性神秘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性神秘观念受到很大冲击。“性解放”、“性自由”论者认为:人的身体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不必为此而害羞。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有些国家的男女青年,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在马路上跑步,就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一种极端的行动。同时,他们也认为男女性生活也没有什么神秘,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人讲的,对性生活要抱坦诚的态度,还要对青少年加强性教育。
  2.在男女平等基础上,加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调适
  西方的一些人认为,所谓“性解放”、“性自由”就是要使人们得到两性欢愉的一切。而这首先是从夫妻性生活中得到,要使人们从夫妻性生活中得到最大的乐趣。过去,不少夫妻的性生活是不够协调的,双方都对对方不满,但是又难于启齿。“性解放”、“性自由”论者认为,夫妻之间对这一类问题不必讳莫如深,要掌握性生理和性心理的知识,相互之间交换意见,提出要求,相互配合,并且要讲求性技巧,使夫妻双方在性生活中能获得最大的满足。他们把性生活看成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没有性生活,家庭就是空虚的;如果性生活不协调,家庭生活就是十分不幸的。由于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根据198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美国已婚妇女都对夫妻性生活表示满意。
  3.可以随心所欲地发生性行为
  “性解放”、“性自由”论者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爱情不仅是精神的也应该是肉体的,而肉体是属于自己的,自己愿意和谁发生性关系,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连法律也无权干涉。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不一定要在结婚以后才可以进行,结婚只不过是履行了法律手续而已,在这以前,男女双方只要相爱,就可在一起过性生活,如果通过一个时期的性生活,双方都很满意,那么再通过法律手续把这种关系肯定下来;如果通过同居,双方并不满意,那么就趁早“散伙”。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保证今后正式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稳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目前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人以至中年人“试婚”的做法十分盛行。这些国家的青年,婚前性生活相当普遍,而且日益普遍,大多数姑娘在结婚时已不是处女,而丈夫对此也并不介意。美国的性科学家金西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经研究过这一情况,继他之后研究的亨特在60年代末发现已婚妇女和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是金西时期的三倍;17岁和不满17岁的学生有半数有性生活;80%的女子在婚前就有性行为。据西德70年代统计:16岁至17岁的中学生的性行为和10至15年前19岁至20岁的青年相似。捷克的一些学者研究了1779名20岁至40岁的已婚妇女,她们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已经从20.75岁降到不足18岁。
  西方的这股“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第一,“性解放”、“性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人文主义是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潮,它的一些内容如:肯定现实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歌颂人性的完美与崇高等等,范围很广,流派众多,影响深远。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到性领域,就逐渐形成了“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
  第二,“性解放”、“性自由”还有它经济上的根源。一切观念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蒂都要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去找它的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发展到顶峰的社会,私有制的经济形态使人们的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在两性关系上只顾个人欢乐,不负社会责任,常常用两性关系的生物性、自然性去取代社会性。20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又采取了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东西用过了就扔掉”,这种情况也反映到两性关系上。
  第三,“性解放”、“性自由”之所以在20世纪中期开始发展,还有它理论上的根源,这就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过程分成“它”、“自我”和“超我”三种。“它”是最初级的,代表从原始冲动中
  产生的力的原始贮存所,按“快乐原则”活动。弗洛伊德的基本思想是从本能生物学出发的,他在早期曾特别强调性本能的作用,认为存在于无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这种理论观点的流行,对“性解放”、“性自由”思潮的崛起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在60年代的美国发展到了高峰,这有政治上的原因。当时美国陷于越南战争不能自拔。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使国内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前途悲观失望,认为社会中充满罪恶,于是放荡不羁,沉溺于性生活上的寻欢作乐,并且叫嚷“返回大自然”,要像原始人那样,凭借性本能去对待一切。
  由此可见,“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鲜明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我们知道,人们的两性行为,绝不仅是人们性本能的发泄、性需要的满足,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因为它密切地关系到当事人的幸福,关系到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因此,我们对性生活既不应该是封建的、保守的,又要严肃慎重,对对方负责,对下一代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所谓“性解放”、“性自由”是只顾自己一时欢乐,哪管其他,这种内容当然是我们所不取的。
  实践证明,“性解放”、“性自由”并不能够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在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有不少人抛弃了配偶、家庭,在外面搞婚外同居,肆意寻欢作乐,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许多人又开始感到这种生活并不能给以人幸福、欢乐,于是又提出了“回到家里去”的口号。
  当然,和封建思想相比,“性解放”、“性自由”的内容有它合理的成分,如破除性的神秘感,普及性知识,重视夫妻性生活的调适等。但是,这些合理现象在西方社会又走向极端。在我们社会,应该有新的、更合理的表现形式。
  在西方,“性解放”和“性自由”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可是我们有些中国人却把在西方过时的东西还当作时髦。“性解放”和“性自由”的负面影响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在:
  (1)婚前性行为大量增加。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往往总和发生性交关系联结在一起,不性交就不叫谈恋爱,对此持严肃态度的女孩子往往被讥为“落后”、“保守”,很少能交到男朋友。与80年代、70年代的大学生只能偷偷摸摸地谈恋爱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谈恋爱已十分普遍,而且与性交相结合,与此相适应的是在许多大学校区附近都有不少旅舍开设“钟点房”、“情人房”。目前在这方面缺乏可靠的调查数据,但是据有人估计,到了大学四年级,女学生还是处女的不足50%,这个估计似乎不是危言耸听。
  (2)“一夜情”悄然兴起。前面所述的大学生谈恋爱往往伴随发生性交关系,但那毕竟是谈恋爱,可是“一夜情”根本不是谈恋爱,男女两人,初次见面,相互印象不错,晚上就上床了,尽一夕之欢以后,相互之间不负任何责任,也可能再不相见了。这种做法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出自感情?当然不是,那就是单纯出自生理需要,所以这不能叫“一夜情”,还是叫“一夜性”为宜。
  (3)试婚之风逐渐盛行起来。有些青年长期以来和一个固定的对象共同生活,俨若夫妻,却没有夫妻的法律关系。他们都向往“自由”,不愿受婚姻制度的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要结婚登记、离婚批准手续干什么?活得潇洒、自在就可以了。
  (4)近几年来,女性性文学悄然兴起,有的正规出版,有的露面网上,都是女性描写自身的性心理、性行为和性经历,很难对这些作品扣一个“黄色淫秽”的帽子,但是它们对性确实描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且在青年中影响颇大。赞之者说:“生活现实就是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写?”贬之者说:“虽然这是你个人的生活感受,但是没有必要把它写出来向公众公布,给他人以不良的性刺激。”是耶非耶,当思之察之。
  (5)婚外情、“包二奶”、婚姻解体之风迅速增加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原来的婚姻质量不高而又不能及时调整,一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而破坏了原来婚姻关系的平衡,物质因素的极大诱惑,在一定条件下私欲的无限膨胀等等。
  以上都是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和“性解放”、“性自由”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性解放”和“性自由”的西方思潮,现在有些人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一概说成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好像这一来中国人就没有责任了,心理上就取得平衡了。其实,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而许多问题的根子还要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负面影响、从性禁锢走向性开放过程中的晕眩(就像从长期囚禁在黑暗的屋子里一旦走到阳光下的晕眩)、自身文化素质差和道德体系的不完善中去寻找,这样才可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总之,应该牢牢记住,性主要是为了快乐,可是必须和严肃性、责任心结合在一起,才是正途,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一条真理。
  
  六、中国的性解放还能持续多久?(作者:banfaxingfou 日期:2009-1-22)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进入所谓“福利社会”,高消费、高享受十分盛行。这种享乐主义、唯我主义和不干涉主义成为性解放、性自由急剧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时,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各种避孕药具的发现和大量生产、色情出版物和色情行业充斥社会更起着推波助澜作用。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过性解放、性自由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其严重社会问题,促使人们痛定思痛。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而放纵性欲,这就形成了一个连原始社会的秩序都没有的禽兽世界,既谈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谈不到和平、安宁的生活。
  性解放、性自由带来的失去理性约束的两性关系,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破坏了西方的婚姻家庭制度,败坏了社会风尚和伦理道德,一夫一妻制面临解体的危机,造成性淫乱多,离婚率高,私生子多,犯罪率高,性病发生率高,人们心灵空虚,道德退化,社会混乱,带来一系列严重社会弊病。物极必反,这也是性解放、性自由走进死胡同的必然原因。
  反思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情爱与性爱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性解放持厌恶态度,进而崇尚持久的夫妻关系,追求温暖而稳定的家庭生活。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反思,导致了90年代西方“性保守主义”的抬头,提出“反对性解放”、“反对性自由”,特别是随着艾滋病对人类的困扰,今天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重提贞操观念,把贞操观提高到公共卫生的高度来认识,鼓励女孩保持贞洁。
  对青少年负责任的电视、电影以及一些报刊杂志不再把男女主角送上床。这种“性保守主义”已成为一种趋势,标志着对性解放、性自由的否定,肯定并恢复传统性道德中有价值的内容,这一过程正酝酿着产生新的健康文明的性道德观念。
  近年,布什政府启动恢复贞洁教育的资助计划Title V,国会每年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贞洁教育.各州政府,也推出了“守贞”教育的举措,每年以数亿美元的拨款支持公立学校教育少男少女怎样做到婚前贞洁,婚后忠诚,回归到富于承诺的一夫一妻关系这一主流文明的轨道上。又开始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这就是性道德的否定之否定,即性道德回归,它已成为西方性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上述的对性道德回归历史的回顾,联系我国当前性道德受到的冲击,历史有其逼真的相似。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与西方一样,性道德是以男性为中心存在的,片面强求女性贞操,不准谈性,不许有性教育,在婚姻上更无男女平等可言。
  从性道德回归的思考中,应该深切记取这个沉重的教训,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物极必反”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
  中国也不甘落后,虽然晚了西方近40年,但性解放如今早已吹遍了中国大地,但此时西方早已已经否定了性解放,不知道这算不算对中国的讽刺,接轨好象接晚了些,早恋、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现象却日趋严重。
  中国的性解放才开始了不过十几年,社会问题就日益突显,不禁要问,中国的性解放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覆辙?
  
  七、性解放不过是另一种洋垃圾
  
  提倡性解放不过是赶一把过时的时髦,如同去吃使用氢化油的麦当劳。同样是由国外走进来,同样危害我们国人,却不乏有人为垃圾喝彩。洋快餐是食品垃圾,而性自由是精神垃圾。
  弗洛伊德应该算是性解放理论的鼻祖了。他认为性欲最影响人的一生,性压抑就是精神疾病的根源。这些思想一直是讨论的焦点,直到今天。在广泛传播的弗洛伊德学说里,有一个受歪曲的基本假设:性欲不仅不应受压抑而且应当放任自由。我想这就是性解放宣扬者的主要精神支柱。同时这些人也会把“性欲压力若得不到充分释放就会成为心理病态的根源”当作宣讲的主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颓废的一代”崛起美国。颓废现象之一:性解放。性解放其言行:“正常、自然的性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想要就去做,只要采取安全措施,不必瞻前顾后”。于是人们相信了自由、解放的谎言。
  纵容结果是纵欲。性病、艾滋病就是在那时埋下了祸根。1981年世界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上世纪70年代只有梅毒、淋病两种性病,到今天,已增加到25种。在美国,每天有32000人成性病传染源,2700名少女(15岁至19岁)未婚先孕,37万人死于艾滋病。最常见性病是人乳头状瘤病毒,它直接导致子宫癌。生殖器疱疹源于病毒感染。每年有4500万到6000万人受到感染。每年约有4800名女性死于宫颈癌,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每年死于艾滋病人数。
  所有激进的性解放宣讲者都会谈到“性自由之都”阿姆斯特丹。该城市少女性观念越来越开放,开放到陌生人让她搭顺风车,或请她喝饮料,就肯跟对方上床。想必这些必定能激起一部分人的蠢动,后悔没生在这个国度中。
  美国在8年前开始浪子回头,并有向中国优秀传统学习的声音呐喊,如“发乎情,止乎礼”。1996年,美国开展了一系列性节制教育,它成每年总统国情咨文、竞选讲演不可忽视的内容。而如今我们中间却有人宣扬走美国三十年前的老路,这跟吃到肚子里的脂肪炸弹有什么区别吗?
  性自由宣讲者都会把性与道德价值观分开。他们试图用这一说法使许多人觉得自己落在潮流之后,而质疑自己思想落后。性解放宣讲者忽略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性解放对美国产生的不良后果:教育的使命和道德价值渐趋脱节,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明显削弱,自私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追求个人满足、自我实现置于社会的责任之上。
  我们也许会被某些人以科学数据所说服,可这是一个伟大的笑话,阿佛雷德·金赛出版了被宣称为第一份客观研究人类性行为的《金赛报告》,宣称以科学态度将性与道德分开,这就是宣扬性解放者的圣经。后人认真检验金赛的说法时,发现他抽样调查对象都是些什么人——四分之一的监狱囚犯或者前科罪犯,非正常人的行为代表者,其中5%是男妓。这就是来自性自由圣经里的所谓数据,这绝对是一组龌龊的数字。
  再让我们熟悉另一个性解放的理论家,说出他的名字大家未必知道,但提到《花花公子》这份杂志我想没几个人不知道。他把性当作是情投意合的双方之间的私事这种观念加以普遍化。这种“随兴皆可性”的思潮造成的冲击是:社会大众认为性欲是无法控制的,对性的各种约束与羞怯根本没有必要。由此引申出来的观点是: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性自由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性解放宣扬者竭力要把对其立场不利的有关性的一切深刻意义铲除,他们的性行为思想中只有两个字——纵欲。
  对于性乱的期待成了自我实现的目标,成提倡性解放不过是赶一把过时的时髦,如同去吃使用氢化油的麦当劳。同样是由国外走进来,同样危害我们国人,却不乏有人为垃圾喝彩。洋快餐是食品垃圾,而性自由是精神垃圾。
  对于性乱的期待成了自我实现的目标,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目的。轻率而又不负责任地把性欲望付诸行动,却被认为是健康和正常的做法。任何时候高举性革命旗帜的人都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保守怎么也比得上爱滋病要强。洋垃圾不吃也罢!
  
  八、“性解放”不再时髦,美国人回归处女情结(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处女,纯洁的象征。有人说,对性不要那么羞涩,应该“开放”一些,于是处女在某些国家似乎不那么珍贵了。近年来,“使你重获处女之身”等医疗美容广告频频在美国媒体上出现,在这个以“性解放”著称的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热衷进行此类手术。她们不是偷偷摸摸做手术,而是为了感情、为了家庭。处女情结的回归,使美国变得保守起来。
  手术需求量稳步增加
  詹尼特·哈博罗和丈夫结婚17年了。她每年都为送丈夫什么礼物伤脑筋。今年,她打算在结婚纪念日送一份特殊的礼物,不是出国游机票,也不是昂贵的西装,而是花5000美元做处女膜修复手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做这种手术当成圣诞礼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还没有精确的数字,但整形手术协会表示,“包括再造处女膜在内的阴道手术”在该行业内发展最快。纽约一家整形医院也表示,处女膜修复手术的增长幅度很大,每年增长10%。
  在纽约、洛杉矶和美国南部拉美移民比较多的城市,妇科医生都在当地媒体上大做处女膜修复手术广告。新泽西州的妇科医生马可·派罗西说,他从1975年开始做这种手术,但真正打开市场还是近一年来的事,现在他每月要做10例这种手术。马可说:“过去根本没人谈论这个,如今世道变了。这种手术简单,不像心脏移植那么复杂。”
  纽约里奇渥得健康美容中心老板、古巴移民巴内加斯并不是医生,她请了几个妇科医生,租了几间房,在当地媒体刊登广告,不少顾客上门打听价钱。她的生意不错,每月平均有5例处女膜修复手术,比5年前翻了一倍多。
  据介绍,处女膜修复手术大致分为两种———缝合和粘贴。粘贴比较简单,但不能保证效果。缝合采用可融性材料,比较牢靠、逼真。
  修复手术争议不少
  处女膜修复手术生意虽然兴隆,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专业医疗机构和专家们提醒,医科大学课本上从未有过处女膜修复手术,这种手术是“旁门左道”,从业者并未受过专门的训练,“有意进行此类手术的女性必须先想清楚,手术可能失败或造成病痛,而且术后6周内不能做爱”。美国妇科手术协会主席托马斯表示:“旨在提高性生活水平的外科手术,很少能真正达到效果。所谓处女膜修复手术,也不可能还原一个处女。”住在纽约皇后区的一名拉美裔妇女5年前做了处女膜修复手术,她说:“我足足花了两个月才感觉好一点。”一些女权运动团体抨击这类手术不仅摧残女性,更是在贬低女性,把女人变成诱惑男人的性工具。
  有媒体分析认为,处女膜修复手术流行不外乎3个原因:一是给平淡的性生活增添些情趣;二是想把处女情结发扬光大;三是婚前出轨的女性后悔了。
  美国社会分化严重。从性的角度看,“保守派”和“自由派”各占一半。在一些大城市或公立学校,多数年轻人中学就初尝禁果了。HBO电视台有个纪实节目叫《纽约出租车:坦白交待》,年轻人在出租车上透露自己的性经历,异性恋、同性恋、婚外恋、群交,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多数人的“第一次”都是十几岁时发生的。
  美国人的处女情结曾经非常淡,他们看重身心结合的愉悦。如果二三十岁还是处子,也许会招人瞧不起,会被质疑不惹人喜欢。美国的影视作品中也有不少描写上大学前“破处”的青春片,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派》。该片描写一群高中生想方设法在毕业晚会上初尝禁果。过激的想法刺激一些人滥交,性病滋生。有些青少年害怕怀孕、感染艾滋病,不遵循传统的性交方式,以口交等进行性生活。
  主张追求忠贞的爱情
  在比较保守或宗教影响较大的地区,青少年比较自制。记者认识的几个美国女孩出身基督教家庭,她们从不看内容不适合的影视作品。美国人曾为“性解放”付出很大代价,性病、艾滋病患者激增,少女母亲增多,离婚率上升,现在,一些美国人经过反思,提出要回归传统家庭。布什总统上任后,也下大力气搞“禁欲教育”,1.7亿美元的联邦基金投入到“禁欲教育”项目中。近年来,还有一些年轻学生团体主张“保持处女之身,坚持找到真爱,捍卫婚姻尊严”。美国有个团体比较有名,叫“真爱同盟”,他们追求忠贞的爱情和恒久的婚姻,保持婚前贞节,不辜负真诚相待的终身伴侣。
  有分析认为,虽不能说处女膜修复潮代表了美国人的一场“性革命”,但说明他们的“性解放”观正在发生着变化。
  
  九、美国“性自由”与“性解放”的代价(作者:王殿卿 《文化·道德·德育》)
  
  20世纪的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的理论。在东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初期,也都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代价论”在实践层面上是以“性自由”与“性解放”为突破口,其理论依据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40年后,人们吃惊地发现,人类正在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一)、对美国“性文化”的评说
  美国20世纪60年代提倡“性解放”、“性自由”,并且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性放纵被视为正常,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如果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耻笑。有资料显示,在80年代的美国,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更早的一份资料表明:5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性关系。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小说充斥市场,以性暴露为宗旨的杂志如《花花公子》和《风尘女郎》长盛不衰,“儿童不宜”的X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而电视台晚上12点后播出的极尽暴露之能事的录像、电视片,则是成人们的特别“夜宵”……。
  20世纪60代美国性自由、性解放的兴起,是自身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2001年8月 台湾《新新闻》第八期有一篇文章:《性派给台湾什麽启示》”大致介绍了美国性自由的历史及其背景,对我们大陆当今的中国人会有一些启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长大的一代,没有物质的匮乏与艰辛,他们无所事事、充满寂寞,渴望与别人的亲密接触,这就为性解放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潜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以与女人做爱来消解内心苦闷与彷徨。
  20世纪60年代,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中,就属弗洛伊德最红,他的一些名言,被当时信奉性解放的美国青年挂在嘴上,念念不忘。弗洛伊德说:“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性快乐”;“精神官能症起源于不满足的人的性需求”;“不管在男人或女人身上,性干扰是造成疾病最强大的影响力量”。把这些话集中在一起,就产生了《花花公子》创办人海夫纳最自豪的一套“性的哲学”:人们需要性发泄,认真的性发泄造就健康的人。
  1960年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让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这就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因而也让性爱与家庭之间的链条迅速断裂。性爱──不怀孕──不生孩子──不带进家庭的机制,才有真正的“性的解放和自由”。
  1967年在弗尼吉亚州,对于一个白人娶了一个黑人作妻子的白人要进行审判。当时,在美国还有16个州的法律不允许白人与黑人结婚。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是“白人有权利娶黑人为妻”。这个判决,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青年们欢欣鼓舞。
  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现了无法用抗生素治疗的疱疹和艾滋病,它们主要是通过性交过程传染的。这两种病,对于性解放者起道了一定的“阻吓”作用。人们发现,性解放和死亡挂上了钩!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家庭道德这类“保守”思想的回潮,还有浪漫爱情追求的起死回生。于是,性自由的喧器开始退潮。
  以上,是美国近50年来“性自由”的大致回顾。从中我们至少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歌舞升平、蜜罐里大而又缺乏理想信念的新一代,容易成为“性解放”的“生力军”,性走近了儿童和少年,就可能使他们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变成了性的奴隶,并更加趋向动物化;其二、人与禽兽的“本能”无区别、“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等等“性哲学”,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和“商品”,它为性解放、性商业以至性犯罪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各种媒体的“性广告”以及大量性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为整个社会性的堕落并使得整个社会逐步容忍这种性的泛滥与堕落,制造了舆论和烘托了氛圍;其四、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性的堕落提供保护和创造条件,就加速了全社会的“性化”和“性文化大国”的确立;其五、艾滋病和各种性病的迅速蔓延,又给正在发展的“性化社会”泼了一盆冷水,刚刚获得“性的自由与享受”,又与“死亡”挂上了钩。它迫使人们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重新认识性的价值与神圣,重新体验两性的和谐、爱的共融与爱的聚会,重新恢复“人”的神圣与尊严,进而向传统“性伦理”和“家庭”幸福的回归。这一短暂的历史反复及其付出的代价,将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新自觉提供理性的支持。这5项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家庭解体降低了新一代国民素质
  性自由导致了家庭解体。当一个国家的离婚率突破50%的时候,人们看到了整个社会基础的动荡等消极后果,就会重新审视性自由与性解放的的社会价值。那种“一个国家的离婚率越高,其文明程度就越高”、“家庭不断重组,能够提高婚姻质量“等等怪论,必将逐渐失去其招摇撞骗的市场。家庭大量解体的一个突出的恶果,是“破损家庭子女群体”的迅速膨胀。当一个国家青少年中的这个群体达到60%左右的时候,当此类子女在青少年犯罪率中突破80%的时候,人们就不难发现,长辈们的“欢乐”给后代酿成的“苦难”。
  在20世纪的后50年,家庭解体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美国,离婚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与一个有20年婚姻历史的爱人离婚,就如同辞掉一个雇用了20天的佣人一样容易。美国有人说过:“为了爱情,就可以不断地离婚”。西方世界,从1960年到1990年,结婚率下降了30%;但从1972到1992年离婚率上升了230%。其中,美国离婚率上升了230%;瑞典上升了230%;法国上升了 300%;日本上升了150%。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离婚率多在50%左右。
  在中国当今有有2.3亿个家庭。自八十年代初第二个婚姻法公布以后,每年离婚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1981年的离婚率是4.7%;1991年8.7%;1992年8.9%;1995年10%;1996年达到了12%。北京市的离婚率,原来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是,近在九十年代上升得很快。1981年是2.1%;1987年是5.27%;1988年6.37%;1889年9.44%;1990年15.2%;1991年16.5%;1992年17.7%;1996年达到了23.8%。16年来增长了11倍多。东京在1996年是30%,北京正在赶超东京。1996年上海是28%;天津是17%。
  面对东方和西方,家庭解体的速度大大加快,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有人说这是人类向野蛮和愚昧的回归;有人说这是一种道德爬坡的体现;有人说这是社会道德滑坡。众说纷云,有待研究,更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但是,这需要时间,更需要付出历史的代价。
  其实,家庭解体,不仅仅是夫妇之间两个人的私事,而涉及到子女教育、社会安定、未来民族整体素质等重大社会历史问题。
  美国日益增多的离婚案,使400万儿童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其中有33 %的儿童,就从来没有同父母一起生活过,有近50%的儿童是由母亲陪同住在外婆家,6岁以下的占52%、6--11岁的占30%、12--18岁的占18%。这400万儿童,占美国儿童总数的6%。美国社会学家维尔芬格的研究,这些家庭解体的子女,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们的婚姻解体的可能性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要大的多。
  美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无父单亲家庭子女群体的膨胀。1994年有120 万个家庭离婚,其中有53%的人有未成年的子女。当今美国有50%的儿童在18岁以前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大约33.3%美国儿童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在美国现在有30%的未成年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黑人未成年的小孩中,有68%是非婚生子女。(埃菲社1997年.9月.7日 华盛顿电)
  家庭解体的速度加快,导致了家庭对子女进行启蒙教育、尤其是品德养成教育的功能严重消弱,进而导致了美国新一代公民道德水准乃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迫使政府多雇警察,多建监狱。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新一代国民没有受到良好的和严格的道德教育与训练的话,那么,再多的警察、再多的监狱也是无济于事的。
  英国,在1994年已有25%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2000年将达到50%。中国在一些大城市也有8—10% 的小学生是破损家庭的子女。日本,在1991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77.7% 的犯罪青少年属于无父母,有25.9%的犯罪青少年生长在单亲家庭,只有1.4% 的犯罪青少年生活在完整的家庭之中。在美国的监狱中的青少年有57%的犯人是来自单亲家庭的。上述资料表明,家庭的结构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青少年中的性混乱对未来人口结构与素质的威胁
  性自由导致了青少年中的性混乱、性放纵。
  当一个国家在校的初、高中女生有过“性体验”者达到30--40%的时候;当每年有上百万15岁以下的“少年妈妈”与她们的上百万子女同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们会思考:
  这代“孩子”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养成人吗?照此趋势发展,肯定会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学校,这种现象相当严重,美国有75%的高中女生、40%的初中女生都失去了“贞洁”,每年有100万15岁以下的女孩子怀孕、生下孩子,成为独身少年母亲,开始了一生的悲剧。这样一来,在美国每年就有100万个“未婚妈妈”,同时就有100万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婴儿,两项之和是200万人,照此下去10年就会累计2000万,接近美国总人口的10%。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对美国未来的人口素质与结构、以及社会的胁调发展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威胁。
  对此,克林顿在1996年1月29 日说:少女生孩子在美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成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发誓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起一场旨在减少美国少女怀孕生孩子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在今后10年内把少女怀孕的现象减少1/3。克林顿说:“有很多事情我都希望在今后的四五年里能在我们国家里做好,但是,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少女怀孕减少一半,美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多麽不同的美国”。(路透社华盛顿1996年1月29日电 )
  1998年7月8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全世界少女怀孕的现象正在发展,每年有1500万名15--19岁的女孩成为少女妈妈。少女怀孕率高的国家有:刚果、利比亚,每1000名新生儿中,就有200名是15--19 岁的少女所生;沙特是1000:100;在泰国是1000:70;在美国是1000:60。
  美国未婚先孕现象由来已久。在过去的50年里,未婚生育率迅速攀升。2001年报1月发布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1940年,只有3.8%的产妇是未婚的;到1994年时,这一数字猛增到32.6%;之后,未婚产妇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3%左右,某些城市的数字仍然高得惊人。如巴尔的摩,在2001年每4个分娩的女性居民中,就有3个是未婚母亲,在美国40个最大城市中名列第一。(▲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12月27日文章 :在某些城市单身母亲成为普遍现象(记者劳伦特.贝尔西发自圣路易斯)选自2002年1月13日《参考消息》)
  在美国“无父单亲家庭”的女孩成为未婚妈妈的可能性,比生在双亲家庭的女孩要高一倍;这些家庭的子女,被学校开除或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在美国的监狱中的青少年有57%的犯人是来自单亲家庭的;在自杀的青少年中,父母离婚的占3/4;不满18岁的孩子成为杀人犯的人数,从1984年到 1994年的10年里增加了125%;1994年因凶杀、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被捕的青少年超过15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
  (四)、性商业发达对社会道德的摧残
  性自由使得性文化、性商业的日益兴旺和“性贿赂”成风。
  世界的性商业年润是70多亿美元,排在贩毒和走私武器之后,为世界上最高暴利的第三位,仅北欧每年就需要进口30万名妓女。沦为“性商品”和“性奴隶“的绝大多数人,不是有钱有势家庭的子女,而是来自贫困国家、地区和家庭。在富人尽情“性消费”、“性享受”的背后,是穷人母女的的血和泪。难道这是一种“文明与进步”?事实表明,有文化、有财富的人,不一定有道德。性商业与性文化繁荣的背后是财富的两极分化。
  《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报道:1991─1995年, 全国公安机关查获卖淫嫖娼的人数是153.3万,卖淫团伙3,2万个,卖淫窝点3万个,收容卖淫嫖娼人员7万多人;《中国教育报》1998年9月27日 “社会周刊”版上,陈中原的文章:《多国联手围剿网络色情》说,雏妓在全世界正在迅速泛滥。1996年制止雏妓国际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有130 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发表的公报中说,每年全世界至少有100万儿童被迫从事性交易。1、意大利有1万多名少女在妓院卖身;仅蒙特利尔市就有几千名儿童从事性交易;在西西里就有1000多名十分活跃的雏妓。2、菲律宾有雏妓10万人。3、越南有雏妓10万人。4、台湾有雏妓10万人。5、泰国有雏妓80万人,另有80万成年人卖淫。6、印度有雏妓40万人。
  全世界最疯狂的色情网站点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欧洲、一是日本。日本与欧洲不同之处是其图像,使人更恶心、更是毫无人性的性虐待。全世界色情网站点最多的地区是北美洲,网络世界中仅儿童色情图像就有数亿幅,网络色情泛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性贸易”已成全球性犯罪。
  欧洲联盟2000年5月2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400万人因性犯罪而遭绑架、强奸和拐卖,其中包括儿童。报告说:“各种指标表明,受害人数在上升,而且除了己有的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亚洲的受害者之外,源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受害者也大大增加。”总部设在瑞士的保护儿童权益的保护童真基金会主席霍梅拉.泽利尔说:“世界应清醒认识这个可怕现象。这是全球存在的对儿童和妇女进行性虐待的现象。这是— 个行业。拐卖者和恋童癖患者把人当作商品进行性买卖。情况已经失控。受害儿童的年龄令人震惊。”拉美联盟之家拉美地区事务主任布务斯.哈里斯说:“5年前,中美洲儿童被卖到妓院或卖给性游客的现象还不严重。如今,贩卖儿童已成为无数孩子的主要危险,特别是女童。她们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极度贫困的地区被卖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南部的无数妓院。”这些姑娘是被骗来的。骗子告诉她们:她们是去当女招待,可以离开自己饱受飓风袭击之苦的国家,挣钱寄回家,养活自己食不果腹的家人。哈里斯说:“她们带回家的唯一东西就是艾滋病。”(▲【美国《洞察》周刊2002年1月21日—斯文章】题:“性奴隶贸易已成为全球危机”选自2002年2月5日《参考消息》)
  (五)、性自由给艾滋病的传播火上浇油
  当今,哪个国家和地区性解放的程度高,性商业越兴旺,那里的艾滋病就越发泛滥成灾。美国至今已有8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有40多万患者离开了人间,在全国艾滋病感染者中,有13%是青少年,这使得美国人胆战心惊。在新的世纪,艾滋病在哪个国家和地区的疯狂蔓延,就会给那里带来“灭顶之灾”。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性自由、性解放给社会造成的祸害,不仅仅是以上那些直接的恶果,它间接地滋生出来的盗窃、抢劫、暴力、吸毒、贩毒以至黑社会,给民众带来的灾难与社会的动乱,更是触目惊心。 当人类看到自然环境的污染,给人类带来自然生态危机的同时,正在发现社会人文环境的污染给人类造成的道德生态危机。人类自身所制造的这两个生态危机,将使自身加速“异化”,受到历史惩罚。
  性解放如同火上浇油,助长艾滋病在全世界迅猛蔓延。艾滋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癌症。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
  1990年,有817.6万人;1992年,有1300万人;1993年,有1400万人;1994年,有700万人;1996年,有2260万人;1997年,有3000万人;2000年达4000万人。这就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一项统计。
  在1996年11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 ⑴、全球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2260万人;⑵全球每天平均有85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2000人是未成年人⑶、全年有40万儿童感染了艾滋病毒。(4)有150万人死于艾滋病感染有关的疾病,其中包括35万儿童。
  在1997年11月26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⑴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总数已逾3000万人;⑵全球平均每天有1.6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有2000人是未成年人。⑶、全年有58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儿童超过50万人;⑷、全年230万人死于艾滋病,比1996年增加50%,其中妇女占50%,15 岁以下的儿童占46万人。报告说,这种流行的程度“比以前所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有90 %以上的艾滋病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于艾滋病流行的程度了解的越多,形势就显得严峻。”
  艾滋病及其病毒的传播正在抵消人类发展所取得的进步。这种流行病所带来的恶果令人感到恐怖:(1)病痛折磨;(2)家破人亡、家庭和社会陷入贫困;(3)卫生保健系统负担增加;(4)寿命缩短和死亡率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被发现以来,这一“世纪杀手”已夺走了1170万人的生命。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已有380万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被感染,其中270万人死亡。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已有820万儿童沦为孤儿。专家预测,到2010年将有近4000万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中一方或双方。从全球角度来看,每年有40万婴幼儿尚未出世或是刚刚降生几天,就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他们是在母亲怀孕、分娩时或哺乳期间被母亲或父亲感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位负责人说: ㈠、非洲是受艾滋病侵害最严重的大陆。⑴、1995年已有1000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占全世纪的一半以上;⑵、在全世界死于艾滋病的300万人中,有200万人是非洲人,使100 万儿童失去了父母; ⑶、有40%的非洲孕妇感染上了艾滋病毒;⑷、到2000年将有1000万不到 10岁的孩子因母亲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㈡、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居世界首位:⑴、有1900万人已受艾滋病病毒感染或患上了艾滋病;⑵、大约40%的孕妇受到感染。⑶、到2010年这个地区的9个国家人口,预期的寿命将下降到40岁以下, 平均下降10年。 ㈢、⑴、津巴布韦有大约22%的成年人受到感染,人口的寿命已经缩短了22年;⑵、博茨瓦纳是25%;⑶、纳米比亚是19%;⑷、肯尼亚因艾滋病使20万儿童成为孤儿,到2005年可能增到100万孤儿。
  在中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的病人以来,10年后,1995年初达到1774例,1998年已经突破10000大关,到2000年将超过10万人。1998年8月的数据,中国有性病患者已经迅速上升到40万人、另有54万吸毒者,再加上100余万卖淫者,这200多万人都是艾滋病患者的后备队。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超过10万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超过多少?!历史证明,中国是受艾滋病侵害较少和最晚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如何避免成为艾滋病高发地区?是一项十分紧迫和艰巨的课题。
  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力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性的文明与传统。那些与“性自由”、“性解放”绝然相反的性文明与性传统,本来具备与艾滋病进行抗争的功能。只要分析一下当今艾滋病在全世界的分布,就会一目了然。
  1994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和2000年12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先后公布的世界各地艾滋病感染者数字:
  地 区 1994年/2000年
  西欧 50万人/54万人
  东欧、中亚 5万人/70万人
  北美 100万人/92万人
  南美 200万人/140万人
  北非和中东 10万人/40万人
  南部非洲 1000万人/2530万人
  东亚 5万人/64万人
  南亚和东南亚 200—300万人/580万人
  澳大利亚 2.5万人/1.5万人
  世界合计 1672.5万人/3571.5万人
  1994年的数字是标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的,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光明日报》上。在全世界50多亿人口之中,有1600万人感染上了爱滋病毒,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约有13—16亿人口的地区,只有 5万人感染了爱滋病毒,这不能不说,与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性文明,传统的家庭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2000年的数据表明这个地区艾滋病感染者剧增的比率与速度远远超过了南部非洲,文化传统与传统性文明的堤坝一旦遭到毁坏,艾滋病的洪水必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肆虐泛滥,南部非洲的厄运就难免降临东亚。
  西方人通过“性旅游”、“性观光”,把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输出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艾滋病就加速流行。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这种“输出”的受害者。“性自由”、“性解放”的程度与艾滋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速度成正比。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旦让西方的性文化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性文明,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
  过去,人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性观念、性道德,现在应当作一点反思了。现在,还有人把中国人“羞于谈性”当作封建保守的性观念,加以指责。其实“羞于谈性”,可能是中国人摆脱了兽性、强化了人性的一种标志,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难道不“羞于谈性”,人人都把“性”挂在嘴上,难道所有文学作品、声像制品,各种广告、杂志封面都以色情和性刺激为主旋律,才是值得提倡的“现代文明”?这些人,天天批判东方“羞于谈性”等等“传统性观念”,而对于西方性自由、性解放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放肆地泛滥,从来不吭一吭。我们应当对于那种打着批判中国的、东方的“传统性观念”,为西方的性自由、性解放开拓市场的舆论导向提高警惕。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提倡在结婚之前要“守贞”,不与异性包括已经定了婚的未来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历来提倡在结婚之后要“忠贞”,反对各种形式的婚外性行为,夫妇双方彼此“忠贞”是巩固家庭的基础。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万恶淫为首”,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坚决反对贪图酒色的酒色之徒,坚决反对荒淫无度、荒淫无耻之徒。对历史上的商纣王、秦始皇……腐败亡国的教训,中国人一直念念不忘。儒家主张“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这个观点,已经被批判近百年了,认为它是对妇女的歧视与压抑,是一种封建礼教。但是,如果把这里的“节”,理解为“贞节”和“气节”,就应当更多地从正面加以发扬了。难道为了不饿死,就可以不守“贞节”、不讲人的、国家的、民族的“气节”?
  2000多年前的孟子曾经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确定了一种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人应当世代代要坚持下去的气节。尤其是“富贵不能淫”这一点,在今天的反腐倡廉,从严“治吏”,进行“吏德”和廉政建设,也仍然有其重要的价值。
  
  十、美国回归“禁欲”,中国赶“性解放”时髦(袁晓明 《环球视野》)
  
  环球视野编者按:所谓“性解放”,是剥削制度和西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难以克服的腐朽糜烂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坚持高尚的婚姻道德,取缔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反对“性解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决定的。美其名曰的“性解放”,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而是一种违反人伦的性乱,一种禽兽不如的道德沦丧,是剥削阶级和新贵阶层欺压人民的一种“合理”借口。所谓美国“回归”、“禁欲”,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是其社会制度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有人提出“性服务”合法化,“性工作者”职业化,并且建议建立“红灯区”,形成一个“性产业”的“产业链”。这种主张,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宣扬“性解放”,也是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否定和冲击,因此,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持应有的警惕性。
  最近,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名叫“真爱革命”的禁欲俱乐部。从俱乐部的名字,不难看出发起者的用意在于倡导把真爱与性结合起来。多年前美国校园兴起了性解放的运动,影响之深远如今似乎也只能通过革命才能使学生回到禁欲的过去。目前,哈佛“真爱革命俱乐部”有了一个低调的开始,吸收了90个成员,并于不久前搞了一次冰激凌的聚会。其实,不仅是在哈佛,其他的美国名校也有类似的学生禁欲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规模都不大,而且大多都是有宗教色彩的组织。近年来,美国一些大学纷纷成立提倡禁欲的学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社会对随意发生性关系的观念的转变。
  从总体上讲,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性解放运动,尤其是大学,作为美国自由派的主要阵营,又聚集着众多青春期内的年轻人,自然就成了性解放运动的实施场地。然而,这场在大学、乃至整个社会蔓延的性解放运动也滋生了不少社会问题,性病的传播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于是,很多人倡导推广安全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被大力推广。但是当今美国,对于提倡安全性行为还是禁欲,看法不同,美国的许多保守派人士更多地强调禁欲,事实上,禁欲并非是要杜绝从性行为中得到享受,而是建议将性行为与真爱、婚姻结合起来。比较起来,发一些安全套的安全性行为是更容易的事情,安全性行为的提倡只是单纯从性病传染上考虑,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社会问题,比如随意的性行为对传统婚姻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安定。明显的是,禁欲是难度更大的措施,要求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更高的道德标准。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西方的美国,还是在有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当今时代都已经不再是对非婚性行为进行惩罚的年代。非婚性行为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自我的选择。源于西方的性解放运动不仅冲击着西方社会,也冲击着东方国家。如今随意性行为在中国的大学里也并非是异常现象,这也许是中国的大学与美国的大学的一种病态的“接轨”。据媒体报道,中国大学生在性观念上非常解放,多数对婚前性行为持赞同的态度。另据《中国日报》今年初报道,1300名被调查的中国高中生被问及是否答应男朋友提出的发生性关系的要求,只有6位女生明确地说“不”。此外,同一报道还显示,少女怀孕不断增加,占中国每年堕胎总数的25%,这样的调查结果让很多中国专家感到非常震惊。
  对于中国来说,随意性行为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性解放导致的性病广泛传播仅仅是人身体承受的后果,社会、家庭、个人所承担的更严重的后果是传统家庭观念的淡漠,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西方国家同居流行、高离婚率、低生育率、众多的单身母亲家庭,无论是在经济上和家庭生活上对个人和社会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然而,正像笔者以前曾经撰文写的一样,由于自由派思想的过于冒进,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凸现,很多具有浓厚宗教情节的保守派人士开始奋力反击,这也为一些过于激进的观念的发展设置了一定的约束,保障社会不会偏离应有的发展轨道。事实上,近年来,许多美国人的思想反而变得更加保守了。
  然而,现代西方文化中属自由派思想的反传统家庭、婚外的性自由、同性婚姻等社会价值观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虽然没有一些西方国家那么严重,但性关系上越来越随便,家庭观念不断淡化,家庭与婚姻受到的挑战在趋势上与西方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没有宗教、相关社会力量等因素的制约,其发展态势之迅猛甚至更令人担忧。如今很多中国大学、娱乐场所也开始提供安全套贩卖装置,这被视为一种更加开化的管理方式,并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但安全套不会绝对安全,那么,中国社会或者是大学也愿意成立类似的禁欲俱乐部,去倡导禁欲的性观念吗?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类似的声音。
  哈佛大学的真爱革命俱乐部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们以及整个社会也需要正确地认识真爱、婚姻、性行为的关系和真正含义。只发安全套的“安全”性行为的做法也许能防治性病的传播,但解决不了许多由随意性行为带来的比性病传播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4月12日《环球时报》)
  
  十一、英国少年爸爸与西方衰落:左派导致现代病(王大麻子 2009-02-23)
  
  无论13岁的英国少年爸爸是否是骗局,15岁少女怀胎产女并有八个未成年少年站出来表明曾过手,表明性开放已经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社会病患(性道德下降是西方现代病症状之一)。西方左派(**主义运动)所主张的,国有化,高税收高福利,个性解放(或性解放),已严重腐蚀了市民社会或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西方社会因此开始由盛转衰。
  这并不是说只有西方文明在衰落,而其它文明在崛起,更可能或更准确地说整个人类文明都因此在衰落。
  道德是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在经由长期的经验与教训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许多道德(禁忌)是超越个人生活经验的,个人往往会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试图破坏之。西方的左派运动的政治主张,迎合了人们对传统道德的挑战,从而逐渐破坏了几千年文明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私有制从利益上,划清了个人与他人的界线。对私有制的承认和保护,阻止了不劳而获和劫掠他人成果的社会无序行为。同时,私有制也产生了自主生存和自我负责、审慎与积极经营的责任伦理。而左派主张的公有制或国有化,则首先要剥夺私有者或富人,特别是勤劳致富者;其次是给了权力者侵占私人物品性质的公有财产的可能,从而纵容了人性恶的一面。
  尽管左派主张国有化或公有制,但由于保守主义或右派的制衡,西方社会基本上是私有制。但是,左派运动却形成了高税收高福利的政治经济体制。财产虽然基本上是私有,但是高税收却造成了对私人产权的掠夺(或侵蚀),形成了财产或要素的收益共享制(变相公有)。与高税收相对应的高福利,在解决了穷人的尊严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懒惰的穷人的不劳而获。以反对不劳而获的左派,最终却造成了另一种不劳而获,这是对责任伦理(道德)的破坏。
  国有化,也被资本集团利用来逃避责任。在金融危机中的国有化,以及次贷危机中对购房者的财政补贴,就是在让富人和“穷人”逃避责任,从而破坏责任伦理。
  西方右派或保守派主张私有制上的经济自由和道德上的保守;而左派的**主义,则是国有化(或政府更多干预,操控经济的经济的不自由)和个性解放(性自由)。左派的(个)性自由,导致了早性早育(未成熟便有过多的性生活),兴自由,兴泛滥,一 夜 情,换 妻,不尊重生命的随意堕 胎等等。这除了导致肉欲享乐的泛滥外,特别不利于人口的繁育和优生优育,导致人口数量和品质下降,最后是文明的衰落。罗马帝国艳 情 史这部十分低 俗却又十分严肃的电影,展现了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反对传统家庭道德,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后来的革命者(革命者年轻人为主)所接受的西方左派主张。因此,目前的我们的性开放,性乱据说已超过美国。所以,在现代病方面,我们还没有资格对西方兴灾乐祸。西方左派对人类文明道德基础的破坏,所影响的是整个人类。
  劣等民族的精英们往往会极力反对他人的被历史证明的好东西,而对他人的坏东西却是积极接受并勇于创新超前的。
  
  十二、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作者:秋风 2007-02-08)
  
  编者按:制度与文化的混淆常常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索中国的现代转型时遭遇解不开的结。而放眼20世纪后发国家的改革历程,我们早已不是只能停留在百年前的问题意识上无所作为,把制度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问题或许就豁然开朗了。秋风的特稿把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各自的偏颇之处厘清,试图说明:与其诸诉个人理性的爆发式觉醒,不如步步为营,通过道德与社会的传统良性回归,让人与社会、国家相互驯化,同步演进,最大限制地规避急风暴雨式的变革,这样才是社会之福、人民之福。欢迎读者提供不同意见。
  人们在100多年前就形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一变局到今天依然没有尘埃落定,因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多项关键性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完善,以致中国在经历2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反而面临诸多政治社会乃至精神的困扰。人们已经普遍地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变革,即建立、完善法治、民主与市场等现代基础性制度。问题是,变革的主体是谁?激励何在?历史似已表明,经过文艺复兴、个性解放所释放出来的个体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相反,中国欲现代化,需要一场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
  个体释放的得与失
  按照经典的中国近代史叙述范式,中国的初期近代化经历了三个连续递进的阶段:先是开明官僚主导的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仅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继之以晚清维新运动、清末立宪尝试及建立民国的事业,所涉及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安排的变革;第三阶段则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彼时的启蒙者试图颠覆传统、重建新文化,以之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是中国人建立现代国体的三种不同进路,它们在后来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再现。过去20多年就已经历过一轮循环,尽管次序有所颠倒:首先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新启蒙运动,随后展开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重要的制度变革内容。不过,1990年代之后,文化运动与制度改革让位于单向度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本地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增长。
  不论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国际比较都可发现,民众与政府不受约束、狂热而单向度地追求财富的这种心态,是十分特别的。而这种显著的物质主义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连续不断的欧陆式启蒙运动的结果。
  来自欧洲大陆的启蒙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具有强烈吸引力,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在立国问题上都是文化决定论者。比如上世纪初他们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归咎于人的精神愚昧,而愚昧的罪魁则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家族、教会、商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态。因而,近100年来现代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打碎传统,让个体摆脱这些传统道德与社会机制的束缚。他们相信,一旦个体获得解放,成为新人,就可以制定出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中国也就进入美丽新世界。
  然而,道德就是道德,文化就是文化,信仰就是信仰,本无所谓新旧之分。道德、信仰、文化的具体内容确实是可以演进的,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却是永恒的,它们就蕴涵于传统中。离开了传统,道德、信仰、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而没有了这些价值的纽带,社会也就趋向瓦解。
  因而,追求新道德、新文化的结果,只是破坏而已。经过启蒙观念一波又一波的洗礼,经过启蒙观念所驱动的破除传统的运动冲击,蕴涵于传统中,并得到传统的权威、礼仪支撑的道德、信念及社会组织形态,在受过教育的民众心中再也得不到尊重与遵行,各种约束人的规范趋向失效、瓦解。
  这样,在商业化时代来临之先,人们就已进入了一种新生活状态,一种几乎不受约束的原子式个人化的生活,人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1990年代兴起的经济学家又把经济学为分析方便而预设的假设——经济人理性,当成一种应然的道德律令传播给整个社会。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只剩下一条反伦理的伦理规范发挥作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并且不计手段,没有任何犹豫。但不幸得很,它也正是今日困扰国人的种种问题之根源所在。在个人生活层面上,托克维尔早就指出,物质主义必然让人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因为物欲是无止境的,总有人比自己更有钱。人人都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人视其他所有人为敌人,生活在不安与焦虑乃至某种非法状态中。
  人们将这些政治、社会、精神问题归咎于制度,并希望通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通过继续解放个体,形成致力于制度变革的主体。然而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恰恰在于个体被彻底解放、自己成为自己的主权者的后果,他忽略甚至敌视他人的存在,他不受规则约束,不论规则是否合理。他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追求好生活,因为好生活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超出纯粹物质层面的生活。他也没有意愿及能力追求保证这种好生活的好制度,即参与公共生活。
  因此,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个体继续向着空虚裸奔,而是回归社会,在与他人的互动、合作中,树立人的尊严与自由:中国需要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
  为什么需要道德重建?
  中国之所以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乃是因为,归根到底,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或尊严必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对于孤立的个体而言,自由或尊严无从谈起。人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他人,与他人合作、交往。因此,自由或尊严并不意味着躲避他人,而仅仅意味着,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道德规范,它告诉人们做正确的事情,而克制自己不去做错误的、可能伤害别人的事情。
  这些规范乃是在人们长期的合作交易过程中自发地生成的,并被某种传统、神秘的权威所保证,而深植于人的内心。这些规范不是启蒙了的个体———哪怕他自称为哲学家———单靠自己的理智就可以设计出来的。相反,其中所包含的智慧远远超出了个体的理解能力。恰恰是这样的道德规范可以驱动人们从事于改进其他种种制度的事业。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企业家是经济学家所刻画的那种纯粹的“经济人”,只基于个人立场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而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伦理审查,那么,面对不合理的市场管制措施,这些企业家肯定趋向于选择贿买管制官员的策略,从企业家个人立场看,这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案。由于没有道德审查,企业家在作出这一选择时不会有丝毫的内疚感。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从另一个方向对企业家贿买官员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他们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腐败是管制的润滑剂,在僵化的管制体制下,企业家贿买官员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从个体角度看来完全理性的这些选择,加总之后的结果却一点也不理性:每家企业都在付出巨大的“公关”成本。而政府官员在尝到了甜头之后,肯定倾向于设立更多不合理的管制措施。另一方面,那些进行贿买的官员却随时可能遭到法律的惩罚,毕竟,贿赂在任何时候都是违法行为。于是,企业家基于理性的算计所采取的自以为聪明的策略,却在帮助维持、甚至强化着损害其利益的不合理的管制体制。
  在社会其他领域,情形与此类似。面对管制措施,民众本能的反应是收买官员,并普遍地以为这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策略。最终,每个人都不能避免滥权之害。
  这一点证明了一个真理:道德规范中蕴涵着某些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十分关键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是单个人的理性所不能完全具备的。道德规范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个人不自觉地或者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短期利益却损害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
  因此,如果我们期望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向良性方向演进,那么,参与市场、社会活动的主体就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这些道德观念为企业家的选择树立了一道篱笆,当其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时,不会不假思索地采取贿买策略。相反,道德观念将会告诉他,贿赂官员是不正确的做法。这样,企业家如果要想从事自己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就必须另想办法,那就是,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管制规则。
  作为一种制度的自由市场之所以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南方国家,奥秘恰在于此。没有自由市场,工商业照样可以十分繁荣,中国历史上就多次出现过商业繁荣,如宋代、明末,经过文艺复兴、个体解放之后的欧洲南方国家,工商业同样十分发达。但是,自由市场制度没有形成于中国,也没有形成于欧洲天主教国家。主流学术意见一直相信,自由市场与英国清教之间有直接关系,而清教乃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相对于天主教徒,清教徒以严格的道德戒律约束自己,他们是一群节俭、勤奋、节欲、诚实的人,而不是纵欲者和物质崇拜者。清教的道德戒律也禁止他们从国王那里购买垄断权,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腐败的做法,人应当仅仅依靠自己的勤劳发财致富。为了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他们起而反对垄断制度本身。在普通法法律家的协助下,一个一个垄断被废除。由此,自由市场制度在英国逐渐成型。
  为什么需要社会建设?
  上个世纪初的先贤曾激烈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意思是说,彼时的中国人只知家庭、家族、乡党,而不知民族国家,不具有国民意识。民国建立启动了塑造 “中国”的国民意识的过程,到抗日战争中,这种国家意识大体形成。1950年代则更进一步,国家把所有人纳入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中,每个人的生活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每个人都归属于国家。在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挤压下,其他社会组织趋于消失。单位制度让家庭观念大大淡化,人们生于单位,死于单位。至于商会、教会、民间的自愿救助机构、慈善机构,也都纷纷破除。这个时候,每个人直接归属于国家,且只归属于国家。
  1980年代以后,随着非公有部门的扩展,这种国家控制动员体系松动,但其他社会组织形态并未恢复、发育。不在国家动员体系中的人是一种纯粹私人的存在。加上蕴涵于传统中的道德规范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欲望为最高目的,把其他人都视为与己无干的人,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因而,即使是最低层面的社区自治,也因为业主们的相互猜疑而无法正常运转,人们都等待政府出面来进行治理。
  在这样的格局中,人的尊严与自由当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完整的。人的尊严与自由存在于社会性生活中。各种社会组织对于人的生存都是必要的,既包括家庭、职业团体、宗教、社区等自然的、非自愿性组织,也包括商会、慈善组织等人们自愿结成的组织。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首先让人的私人生活趋向完善,让好生活具有可能性。因为,惟有在这些组织中,人们可以进行密切的合作交往,形成稳定的规则,可对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使生活成本最小,并获得某种归属感。
  同时,这些社会性组织也具有至为重要的公共价值。各种社会组织的自治,本身就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有效限制。如果各个社会性组织能够进行有效自治,人们就将习惯于自己解决自己可能面临的大部分问题,而不必仰赖国家。这样,国家权力就可以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比如,假如家庭、企业或其他组织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社会性教育体系,那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选择。
  更进一步说,尊严与自由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完整状态,而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在社区实现自治,那就不可能指望实现国家的优良治理。即使在后一点实现之后,那些社会组织本身的存在依然是必要的、重要的,因为优良的治理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秩序,只有在这多中心的格局中,每个组织的权力都会受到其他组织的权力的制衡,人就在这样的格局中享有最大程度的尊严与自由。
  换一个角度看,人只有首先置身于这些社会性组织的生活中,才能够训练出更大范围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共精神与技艺。孤立的个体直接参与国家层面的公共生活,必然茫然无措。因为,公共生活是需要技艺的,而在社会性组织的自治中,人们可以训练参与公共生活的技艺。当然,联合起来的人们,在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的时候,也更有意愿和能力进行博弈。温州的企业家们建立了有效的商会,所以,他们就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发挥影响,面对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更有能力起而主张自己的权利。
  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已经开始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悄然出现了一场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民间人士积极推动儒家、儒教及其他宗教的复兴,法学界提出发育法律人共同体,企业家尝试商人自治,居民从事社区自治,各种NGO迅速发展,部分知识群体发出“新人文运动”呼声,尤其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推动的是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纲领,等等。
  这些努力显示今人似已超越天真的启蒙逻辑。欧洲大陆的启蒙传统让人们对道德和社会存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一提到道德与社会,人们立刻就联想到束缚、强制。秉承这一启蒙传统的中国主流思想界长期以来反复呼吁摧毁传统,解放个体,冀望这个获得解放的“新人”创造出全新的道德、文化、社会,确立新制度。
  中国过往的教训让人不能不怀疑这种乌托邦承诺的可信性,英美近代的知识传统与社会经验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道德、社会的关系。简单而言,道德不是人的枷锁,社会不是人的敌人。相反,道德让人知道在物质生活之外还有心灵的生活,道德重建是人获得尊严与自由的根本激励。而社会让人知道在自己之外还有别人,社会建设是人获得尊严与自由的主要途径。只要透过健康的道德与健全的社会,在人与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恰当的关系。
  这样的认识,也有可能引领人们走出制度决定论的陷阱,为制度变革找到坚实的基础。1990年代以来,作为对启蒙的文化决定论话语的反动,“制度”成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媒体评论家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这些制度决定论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制度改进。他们认为,道德与社会不过是制度的产物,在制度问题解决之前,谈论道德与社会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制度决定论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内在价值,也就抽空了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于是,人们看到一种奇异现象:坚定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最后纷纷就转向了威权主义。
  但强调道德重建和社会建设,不等于承认启蒙者所信奉的文化决定论,把道德、社会视为制度变革的前置条件。相反,道德重建、社会建设、制度变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健全的生活、优良的治理秩序及人们所向往的人的尊严与自由,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社会、国家相互驯化,同步演进,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关系。
  这种演进是无所谓起点的,因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本来就不是或者完整地有或者绝对地无的状态,而只能是一个自小到大渐进扩展的过程。因此,无须区分道德、文化或社会的新与旧,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的边际上进行尝试、改进。而人们遵照道德规范展开的社会性互动,自然地会改进社会治理所需要的规则,从而推进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的变革。因而,哪怕是最卑微的民众的道德自觉与最底层的社会自治努力,都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都足以构成那个增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演进过程的起点和动力。
  
  十三、试论陶行知的个性发展观(张菊 2000-10-31)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穷其一生的精力为中国教育指明了方向,作出开创性的伟大贡献,伟大的生活教育理论为基石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至今仍是我们教育思想的丰富宝库。
  在当时的中国,陶行知先生积极推行普及教育运动,推行大众教育,反对小众教育,细考陶先生的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陶行知在主张普及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对人的个性发展也有许多精辟的思想,辩证深刻,至今仍给我们以许多的启迪。
  中国传统教育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严重制约,科举制度的长期存在抑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残害着人们的创造力,而西方个性解放走向某些无视人的社会性的畸形发展,也是我们教育所应摒弃的。我们现代教育在面对人的个性化发展和社会化发展的时候,非常有必要来认真研究、借鉴陶行知的个性发展观。
  陶行知的个性发展观是个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是私德修养与公德教育的统一,是个性发展和集体生活的统一,而解放儿童和创造精神是个性健康发展之路。
  1、个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即教育,什么样的生活便是什么教育,这应当说是个性发展的必然前提,人的个性发展也是生活的结果,生活教育的结果。陶行知认为,“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这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陶行知十分重视人的个性,他把个性发展看作是创造力之所在,是民族进步的基础,“人人能有独立不倚之精神,然后其人民能为国家与人类服务。”即“人民能为国家与人类服务“的前提是“人人能有独立不倚之精神。”这是陶行知对个性发展的呼唤和厚望。
  前提和条件不等于结果,陶行知并没有把个性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他说:“力量是有的,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散开来,如同一点点的小雨,连渴也不能止;合起来,便如尼亚加拉瀑布,能产生一千六百万匹马力,推得动世界上所未能发明的伟大的机器。”这也为我们发展个性的同时进行社会教育提供了理论启迪。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发展而教育,是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的结合点。陶行知希望我们教育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2、私德修养与公德教育的统一。
  陶行知先生认为,人的道德有私德与公德,私德即自我修养,是个性化的东西,是做人的“立身之本。”陶行知先生把私德提到人的修养的很重要的方面,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教育改进》一文中指出:“所谓健全人格须包含: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我们可以认为,陶行知的私德指向人的个性化品质,公德指向人的社会化品质,而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育真人理想是私德与公德的统一。
  实践性是陶行知思想区别于其他很多教育家的一大特性。在人的道德修养中,陶先生注重人的个性发展,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人之性情中有善分子与恶分子,且善分子中亦含有恶,而教育,“乃取恶性中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恶分子。”教育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完善,使私德与公德统一。因此,他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论述育人理想时仍然强调个性的独立意义:“我们不但是物质环境当中的人,并且是人中人。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
  3、个性发展和集体生活的统一。
  人的个性发展不是自已关在房里成功的。个性发展同样是在生活中实现的,陶行知认为,集体生活、学生自治是实现真人理想的的重要途径,个性发展正是这样与集体生活相统一,没有个性充分发展的个人,便没有生机勃勃的集体;而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集体生活和学生的自治生活;离开了集体生活的所谓个性发展是片面的、病态的。陶行知十分重视个性,认为“一个不能获得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身是一个悲剧”。而集体生活,“是儿童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需。”强调集体精神、团队精神在个性发展中的作用。陶行知在强调集体生活的同时十分重视集体生活中的学生的自治,而集体中的自治是良好个性得以发展的可行途径:“我们培植儿童的时候,若拘束太过,则儿童形容枯槁;如果让他跑,让他跳,让他玩,他就能长得活泼有精神。”(《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4、解放儿童和创造精神的培养是个性发展的保证。
  陶行知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抑制人的自由发展的教育深恶痛疾,认为这样的教育会大规模地消灭民族创造力、生存力。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解放小孩子的自由,让他做有意思的活动,开展他的天才。”的个性解放的主张。陶行知的著名的六大解放对于今天我们深受了和深受着不科学的教育之苦的人来说应该产生巨大的震憾的:解放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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