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亚利克斯·林顿 2008年8月6日

  90年的过度捕捞让渔业走到了生态灾难的边缘,千百万渔民将失去生计。科学的指导方针被彻底忽视,捕捞量日益增大。亚利克斯·林顿解释了国际社会对此无所作为的原因。
  “政客们和产业界建立起各种组织结构,用于控制渔业甚至保护那些最濒危鱼种,已经完全失败了。”
  一大清早,巴塞罗那的布克利亚市场就开始热闹起来,鱼贩们纷纷摆开了摊子。成堆成堆的鱼在昏暗的巷子里闪耀着粉红色和灰色的光芒,购物者和游客的目光也从鱼鳍和触须上闪过。这里和英国任何鱼店都截然不同。在一些摊子上,出售的乌贼墨鱼多达五种,虾类有六种,而鳕鱼块更有十种之多。这里就是海鲜爱好者们的天堂,出售的鱼类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多。
  只要是关心鱼类来源的人(这应该指的是那些想要继续有鱼吃的人),光顾这个鱼市时都应该带着两件工具:一件是英国海洋环境保护协会(MCS)发的手册,说明“应该避免的鱼”及“可以食用的鱼”(后者的名单还要更长一些);另一件则是把尺子。我的尺子是国际顾问团体Incofish专门发给商业捕捞者的那种,上面还画着关键鱼种,用标记表明了它们的成熟尺寸(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捕捉的尺寸)。
  于是,从鲭鱼(34厘米)、欧鲽(39厘米)和红大马哈鱼(45厘米)开始,我着手用尺子测量布克利亚市场的鱼。结果发现,所有的鱼都只能算小鱼苗。鲭鱼只有规定长度的一半,再扫一眼所有的摊子,能看到10种以上MCS所列举的“应该避免”的鱼类,包括狗鳕、剑鱼、安康鱼、蓝鳍金枪鱼,当然,还有鳕鱼。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量这些鱼的长度,因为加泰罗尼亚鱼贩们不喜欢我的尺子——或者是我。对于为什么要出售细小的狗鳕(欧洲最濒危的鱼种之一),以及为什么市场里没有一条鱼贴着“可持续”的标签,他们都闭口不谈。
  一位老太太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要吃这么多分量不足的小鱼,而它们已经快灭绝了。”“很简单,”她说,“我们喜欢吃鱼,而且小鱼更好吃。”
  难道还有谁不知道野生鱼类已经面临着大麻烦了吗?难道还有谁不知道有四分之三的商业捕捞鱼种已经被过度开发或者被开发殆尽?难道他们不知道工业化捕捞效率很低,有三分之一的捕捞量被扔回海里,每年多达3,200万吨?要知道,你吃的每一只对虾背后,都有10到20倍重量的虾被白白扔掉。
  以上数字全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该组织还指出,在世界上所有自然资源中,鱼类是消亡最快的。即使数量最丰富的商业鱼类,年复一年,我们吃到的鱼也越来越小,甚至在还是不能繁殖的小鱼苗的时候就被吃掉了。
  约克大学海洋保护专业教授卡鲁姆·罗伯茨预言说,到2050年,我们只能满足全世界人口一半的鱼类蛋白质需求,而这剩下倒霉的一半,用他的话说可能都是“海蜇和烂泥”。他和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90年工业化规模的捕捞,已经导致“生态性溶解”,整个生物食物链已经被毁掉了。
  然而,在西班牙的鱼市以及我们的超市货架上,这些鱼中有很多都显得很充足。它们并非来自欧洲海域,而是来自那些贫穷大陆的海岸:非洲、南美以及某些亚洲地区。渔民们要远涉重洋地到渔场作业,至少在500年前,巴斯克人就追着巨大的鳕鱼群来到纽芬兰。三十年前,欧洲传统鱼类的供应量的严重短缺开始在商业上变得十分明显,为此拖网船队开始向南方进发。
  奇怪的是,世界上第一批保护鱼类资源的国际行动,特别是针对那些更容易开发的国家的,竟然也成为了灾难的一部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于1979年签署,其中把国家在渔业上的权益扩展到海岸线外200海里的海域。但公约中还有一个条款,如果该海域的渔业资源超过了该国的需求,该国可以将其出售给其他人。
  这一公约为缺乏现金、有时还很腐败的西非国家创造了便利,它们允许工业化拖网船队进入其海域,用这种方法来凑集资金。1979年以来,欧盟(EU)已经和一系列赤贫的非洲国家达成了渔业权利协定,尽管欧盟自身的研究表明西非渔业资源面临着巨大而且不可避免的破坏,这些协定仍然在涌现。
  2002年,一个欧洲委员会的报告揭示,塞内加尔的鱼类种群在15年内减少了75%;而欧洲国家买下了塞内加尔沿岸四年的金枪鱼和底栖鱼类的捕捞权,代价只有区区每年400万美元。2006年,43艘欧洲大型捕捞加工船用2,430万英镑(约5,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毛里塔尼亚漫长海岸的捕捞权。该报告估计,这些协议会使40万西非渔民失业,其中的一些人现在只能在海上开开渡船,送一些铤而走险的非法移民到加纳利群岛和欧洲。在千百万依靠鱼类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非洲人中,原来每年9公斤的消费量已经下降到7公斤。
  北大西洋鱼类资源的减少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卡鲁姆·罗伯茨在新著《海洋的反常历史》一书中指出,1880年代以来,鱼类资源的减少非常明显,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鱼类捕捞量纪录表明,尽管船舶设计、拖网技术和冷冻技术都有巨大改进,黑线鳕、狗鳕、鳕鱼和庸鲽等北大西洋鱼种的捕获量一直都在缓慢而持续的下降,长期以来一直如此。
  与全球变暖不同,关于渔业资源灭绝的科学研究由来已久,而且这一领域的圈内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达成了颇为广泛的共识。然而,罗伯茨现在只能想到一个国际协定,专门用于保护某种濒临灭绝海洋动物,这就是1911年规范普里比洛夫群岛海狗捕猎的一项北极条约。既然人们很早以前就看到了发生在鱼类资源上的灾难,为什么国际社会在制止这场灾难上却如此无能为力呢?
  “很简单”,罗伯茨说,“靠政客们牵线达成的协议和条约永远都不会令人满意,它们常常都只有短期的约束力。”他和他约克大学的团队对20年来欧盟的部级渔业决议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为捕捞船队设置的配额平均要比科学家们建议的安全额度高出15%到30%。
  “对于那些不太濒危的鱼种,如鲭鱼和牙鳕,他们制定的配额常常比科学建议值高出百分之百,而这些你从数字里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在他们安抚工业界的努力下,本来可以进行可持续捕捞的鱼种也被逼到了危险的境地。”
  罗伯茨觉得,自从18世纪以来,欧洲北大西洋国家的捕鱼业就对政客施加了过大的影响,当时,必须让捕捞船队人员充足,以便在战争到来时作为海军的来源。
  欧洲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远东的日本韩国人均鱼类食用量最大:日本的年均鱼类食用量为66公斤,而西班牙为44公斤,英国为20公斤。但中国(25公斤)一国就占了世界鱼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而且随着人民日益富裕,鱼类和肉类在中国膳食中所占比例不断升高。(尽管亚洲很多鱼都是养殖的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们的饵料常常可能来自野生鱼类。)
  根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数据,中国的捕捞船队对太平洋和大西洋小国的鱼类资源来说是捕捞者之一。但是,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消费者有什么发达的可持续捕捞意识,而任何改变的需求都必须从消费者开始。正像罗伯茨和所有其他绿色游说集团所指出的,这是因为,政客们和产业界建立起各种组织结构,用于控制渔业甚至保护那些最濒危鱼种,已经完全失败了。
  “观察家”栏目到东京去考察其中一个团体的运作,这个团体就是ICCAT,即国际大西洋鲔类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一个设在马德里的不出名的组织(如果你不是金枪鱼产业中人的话),每年由欧盟纳税人为其提供230万欧元(361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管理和授权进行科学研究、为大西洋和地中海鲔类资源的45个利益相关国召开会议,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和英国。
  如果你为ICCAT工作,那就要过着一种“空中飞人”的生活:三月份在东京、六月份在巴西的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当然,这都是为了保护金枪鱼。然而,所有的观察员都认为ICCAT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就是一个大笑话,业内将其戏称为“国际鲔类资源灭绝阴谋集团”(英文简写也是ICCAT——译者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中海渔业事务负责人谢尔盖·土德拉并不觉得这很有趣。他说:“ICCAT是一个条约,有些缔约国违反条约精神,以保证其继续过度捕捞金枪鱼。”罗伯茨表示同意:“ICCAT并没有履行它宣称的职责,它并没有保护金枪鱼,反而引领了金枪鱼资源的减少甚至崩溃。”
  在东京进行了一天的会谈之后,日本政府为ICCAT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在铺满地毯的豪华会议室里,代表们(包括渔业界、工业巨头、科学家、游说者和渔业部代表)站在一起优雅地聊着,一边啜着饮料。那里有一些欧盟渔业界的大人物,但三菱公司没有到场,这家日本企业巨头是欧洲金枪鱼最大的买家,然而在最后关头它退出了会议。
  代表们端着银色的盘子,享用他们的自助餐。菜肴很丰盛,在蟹肉饭和炖鸡中间,还放着好几大盘寿司。其中有上面盖着火红色鱼肉薄片的手握寿司,这鱼肉很可能就是蓝鳍金枪鱼,世界上面临最严峻商业捕捞绝境的鱼类,同时最有可能是由三菱公司买到日本的。蓝鳍金枪鱼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鱼类,在东京的筑地市场,今年曾经有一家香港贸易商买走了一条金枪鱼,其价格相当于一辆顶级奔驰汽车。
  土德拉曾经对这次会议充满希望,但我们在东京看到他的时候,他却显得十分沮丧。日本人曾经谈到召回在地中海的作业,然而正是他们购买了很多在东大西洋中捕获的蓝鳍金枪鱼,经常超过配额;他们还捕捉幼小的金枪鱼,并在地中海的笼中进行育肥。
  “经济上、社会上、生态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业都是不可持续的,”土德拉说,“但捕捞船队还在不断变大。日本又有六艘新的冷冻船(大型金枪鱼捕捞船)加入到该地区的捕捞队伍中,我认为捕捞业开始感觉到真的被日本人挟持了。”
  ICCAT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效力的国际组织。在它42年的历史上,地中海和大西洋中已经有好几种金枪鱼接近消失,或者面临严重威胁。尽管ICCAT及其成员国召开了无穷无尽的会议,进行了无穷无尽的科学研究,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分析表明,蓝鳍金枪鱼(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话说是一种“极端濒危鱼种”)的捕捞量“严重超出”设定的配额。而且这个捕捞量一直鲜为人知,甚至根本没有报道。
  欧盟各国的部长们在承诺对非法金枪鱼捕捞采取行动的同时,也在继续支持着金枪鱼捕捞产业,办法就是发放巨大的补贴。据国际游说集团Oceana的统计,近几年单在欧洲的围网船队上就花掉了1,600万欧元(2,500万美元)。
  该集团的欧洲负责人夏维尔·帕斯特直截了当地说:“对蓝鳍金枪鱼的过度捕捞得到欧洲纳税人的鼓励和赞助,并且通过对燃料等操作费用的补贴而得以继续。”
  许多观察员提出的问题,不仅在于ICCAT不起作用,而是它的弊大于利。“如果你宣称要搞一个‘紧急渔业恢复’计划,就像ICCAT两年前干的那样,那么你是打算告诉对此关心的公众,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罗伯茨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所谓的紧急渔业恢复计划完全名不副实。”
  ICCAT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让我们自己去看他们的网站。
  那么鱼类还有希望吗?如果我们连蓝鳍金枪鱼(这种鱼是我们高度熟悉的,对其生命周期了如指掌,对其捕捞也进行着密切的监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它的鱼类资源还会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还能吃到野生鱼类吗,还是只能吃养殖的?土德拉在欧洲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运动:作为金枪鱼主要捕捞者的法国首次对某些超过捕捞配额的渔民进行了起诉。他还认为,在欧洲委员会的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稍有提高。
  罗伯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海洋保护区。就是在全世界至多40%的海洋设立永久性的禁捕区,这将使鱼类资源得以恢复,并帮助周边的渔业得到充足的捕捞来源。“根据2004年的调查,海洋保护区的维护成本大约在每年70亿英镑(139亿美元)到82亿英镑(163亿美元)之间,但是,目前我们用于鼓励过度捕捞的有害性补贴就高达176亿英镑(438亿美元),与之相比,这个成本就算不得什么了。”
  罗伯茨指出,这个保护区决不能让政客来管理。“管理团体的产-政控制模式恰恰不能奏效。这就像央行:把它们放在政客的控制下,它们就会变得很危险、作出造成经济动荡的短视性决策;如果将其置于独立管理下,它们就能更好地判断,做出更具战略性的决策。”
  500年来,纽芬兰鳕鱼捕捞业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到1992年资源枯竭并倒闭,至今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鱼能够恢复生机。科学家们认为,一旦鱼类资源下降到特定的致命水准之下,它们就很难恢复,因为整个生态系统已经变化了。问题在于,经过50年的踌躇和拒绝,现在政客们是否有可能采取果断行动。“我们正走在通往灾难的路上,这很糟糕,”土德拉说,“但是崩溃仍然是可以逆转的(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全部),这值得一试。”
  来源:www.guardian.co.uk
  
       附录:污染严重,中国近海生态接近崩溃 《南方都市报》 2008年4月8日
  
  污染在中国江苏和山东省的加剧造成了港口的废弃、学校的关闭和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南方都市报在有关报道的第一部分中指出,地方的渔业已枯竭死亡。"如果这些沿海的村镇撤离大海,苏北至山东,将有多处近海处出现“无居民区”,甚至,在苏北的盐城、连云港上百公里的狭长近海区域,可能留下的只有海鸥、芦苇和滩涂。"
  中国的海洋正在死去。海岸线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场。鱼儿越来越少,海水日渐浑浊,空气难以忍受,曾经富裕、热闹的海边成为不宜居住之地,逃离海岸线的故事正在苏北至山东的若干个海边小镇上演。污水汇流入海后, 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有毒物又回到餐桌上。大海,正在变成危险的地方。
  鱼儿哪去了
  2007年7月3日,53岁的徐法海将60万尾牙鲆鱼苗放入渤海湾。徐法海是山东省招远市渤海养殖育苗场场长,这是他第三次义务放流,此前,他已放流过80万尾牙鲆鱼和3668万只海蜇苗。
   “大海不像以往那么富有了。现在人们连鱼子鱼孙都捞起吃了,大鱼几乎看不见,如此下去,子孙后代的饭碗怎么办?”靠海为生的徐法海前几年的生意不错,积累了几千万元的资产,可被称为“天下鱼仓”的渤海湾已快颗粒无收了。
  山东省寿光市羊角渔港的河汊子里停泊了很多渔船,这个号称渤海第一渔港的小镇上刮着咸咸的海风,悬挂了国旗的数百条渔船挤满了小清河河道。“市场快停了,没有鱼,还要这个渤海第一渔业市场干什么?”渔民王大有举着沉重的铁锤,重重地敲打甲板上的铆钉。
  招远市和寿光市分别在莱州湾的东西两侧,徐法海放流的海鲜苗或许游到这里。“可是,那些苗能长大吗?”王大有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如果能,那些苗按照徐法海的计算,将为这里的渔民带来3700多万元的收入。
  2007年6月13日,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发布消息,位于中国北部的山东海域的莱州湾、胶州湾和渤海湾南部的黄河口等重点海域局部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渤海湾及莱州湾的近岸港口、黄河、小清河、章卫新河等入海口和沿海企业排污入海口等周围海域。
  这就是渔民担心鱼苗长不大的原因。
  上游来的黑水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水沟村在漳卫新河的入海口,一村2000多人靠大海为生。“1995年以前,这条河的水可以饮用,现在,连庄稼都不敢喝,鸭鹅碰上就死。”村委会副主任侯宝友说,从海里打上来的鱼,“一抖鳞全掉了,捞上来鱼就是死的。”渔网在海里放下去,收网时重得拉不动。不是鱼多,而是黑乎乎的油污和杂物挂满渔网,白色的网线一下变成黑色。
  无棣县有两条长约70公里的贝壳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贝壳堤,是鸟类迁徙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衍地,也是研究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贝壳堤岛形成等环境演变以及湿地类型的重要基地,在中国海洋地质、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类型研究中地位极其重要。
  可是,污染让贝壳停止了生长,贝壳堤名存实亡。
  无棣县小泊头水质监测站一次对漳卫新河入海口水质监测显示,COD(化学需氧量)含量达到159毫克/升,属重度污染;水中的溶解氧多年一直为0,水中生物丧失了生存条件。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调查,漳卫新河污染主要来自河南、河北和山东的部分城市。其中省外的污染占82%左右。山东省内临清、德州两市的污染占18%.
  2006年夏天,侯宝友带了几十个村民,来到漳卫新河上游几十公里处的河北省黄骅市辛集镇,要求关掉辛集闸,这样污水就不致流到山东无棣县。对方喊来了警察,山东与河北两方差点动手,但闸还是没有关掉。
  “没办法,我只好带着18条渔船到江苏连云港、盐城等海域打渔。”侯宝友说。
  “我们还打不到鱼呢,他们来也打不着。”2007年7月15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燕尾渔港,渔民单海兵正在和几个渔老板闲在海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狭小的空间弥漫着男人的汗味,大海的咸味。4个人在打牌,另几个人喝着啤酒。黄海就在这间屋子的东面十几米处。百多艘铁皮船停靠在狭窄的港湾里,一挂鞭炮急急响过,一只船形只影单地向大海深处驶去。
  “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又打不到鱼。”单海兵喝了一口啤酒,冲着海嚷了一句。虽然休渔了,但总有大胆的渔船冲过海禁线。他比划着说,“能打到些虾皮就不错了。”
  燕尾港比水沟村好不到哪里。单海兵的脚下是灌河、沭河、黄河古道等5条大河的入海口,夏季丰水季节,西南望去,一条条大河张开了嘴巴,绵延几十公里的入海口水面与大海连在一起。
  “脏死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省的污水,大部分流经这里入海。”单海兵抱怨,“以前,我一条船能收入四五万元,现在只有几千元,鱼虾是一点都打不到,只能搞些虾皮。”
  在燕尾渔港里开着一间小店的陈老板,向客人回忆着他和这个渔港的辉煌过去。“每天都能发六七辆车到天津港,装船后运到韩国、日本。”他念叨着,如果在10年前,日本的小桥君和韩国的朴先生这个季节就要给他打来电话,“那时打上来最多的是螃蟹、对虾,每个船都一天能打七八百斤。”对虾七八角一斤,后来涨到两三元,再后来十多元,一路涨上来,如今的对虾价格已达几百元。
  有价无货,去年,整个燕尾港出产的对虾不到200斤。
  逃离海岸线
  水沟村的渔民洗去腿上的污水,准备上岸。
  “到外面打工去,大海是靠不住了。”侯宝友说。曾经热闹的渔村荒凉了,离开海岸线的情绪正在蔓延。水沟村里看不到收购海鲜的外地客商,本地船家请来的上千帮工,甚至在此多年的住户也逆着大海的方向,搬到无棣城里。
  这种悲凉的逃离情绪同样弥漫在几百公里以南的江苏燕尾港。2007年7月14日,燕尾港居民王文斌开车路过燕尾港中学,往大门里探了下头。他的儿子在这所学校读书。“下学期在这里读不成了。”他说。他看到教学楼已拆去,校园变成了一座废墟,。出学校大门不远,就是时而巨浪翻天时而平静如镜的黄海,海的腥味穿过了高高的芦苇荡,几只海鸟哑着嗓子,在废墟上扑棱着翅膀。
  2007年以来,有学生上课时头晕,很多孩子住进医院,包括王文斌的孩子。医生检查后认为吸入了过多有毒气体。
  就在临近2007年暑假时,学校通知学生,一律转往距此地十多公里远的灌西农场学校。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住户了,听说都要搬到一个新建居民小区。”王文斌说,如果不搬,味道实在难以忍受。
  曾经船来船往、热闹异常的燕尾海滨万人小镇,或许就要消失了。
  苏北海滨村镇的居民普遍面临着这样的苦恼,灌南县堆沟村村民周文重多次给外面的人发去手机短信:“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家园就这样抛弃吗?”
  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把这样的短信发了6条。
  如果这些沿海的村镇撤离大海,苏北至山东,将有多处近海处出现“无居民区”,甚至,在苏北的盐城、连云港上百公里的狭长近海区域,可能留下的只有海鸥、芦苇和滩涂。
  因海水受污染,一幕幕的生态悲剧在上演。其中,包括有食物中毒事件。南方都市报在有关报道的第二部分中说,工业区的发展在威胁中国东部人们的生活和健康。“村民从河里取了水样,送到外面检测后,发现水有毒,人、牲畜都不能吃,要化工园区的工厂赔偿4万块钱。化工园区管委会反告他们敲诈。”
  单海兵来到海边,指着海面说,“仔细看,这里的颜色和别处是不是不一样?”是的,那一块水面比别处要暗、要红。
  “这是一个大排污口,上面的工厂从厂里埋过来的。”他说,每天下午是放污水的高峰,“从这里连着大海,很远的水面,都是红色的,每天如此。”单描述着,像这样能钻进一个成年人的粗大管道,沿着海岸线,随处都是。
  沿着管道上溯几公里,出现了成片的化工园区。王文斌经常开车路过这里。“这里有响水县、灌南县、连云港市三大化工园区,入驻的化工厂已经有上百家了。”连云港市的官方资料显示,到2008年,这里将形成达200余家大中型化工厂聚集的超大级化工园区。
  “建工业园区时,开过党员会,我是党员也参加了,当时我们就问建工厂对村子有无影响。干部说没有。”灌南县堆沟村74岁的老人陈宋法扫完化工园区的大街回到家中,他一天的劳动可以得到5元钱的报酬。
  “对村子没影响是假的。我们潮河的水每天都是通红通红的。群众有苦没处说,抱怨我们党员拿了工厂的钱。”老人最愤恨的一件事情是,化工园区的人竟然对上告排污水企业的百姓进行了陷害,包括他的侄儿陈兆兵。
  “村民从河里取了水样,送到外面检测后,发现水有毒,人、牲畜都不能吃,要化工园区的工厂赔偿4万块钱。”陈宋法说,“化工园区管委会反告他们敲诈。”一些村民因此被关了半年,从此,村民们对化工园区敢怒不敢言。
  因告状坐了牢的,不单是堆沟的村民,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支部书记贺红士至今还服着两年有期徒 刑。“他带着老百姓告状,阻止建化工园区,为老百姓坐的牢。”头罾村民周林说。2007年7月7日,盐城沿海化工园区的吉华九分厂发生氯气泄漏,把周林在 中山河边辛苦种的大豆全部熏死,“这已不是第一次,3月份,我养的鱼被污水全部毒死。”
  筹划着第三次搬迁的头罾村民季先生冒着雨,又一次察看化工园区的排污沟。那是一条10多米宽的人工运河。“从化工园区通到大海,有十来公里长呢。”季先生在一个桥上停下来,再往前就是大海了,桥下深褐色的河水死了一般,慢慢东流。
  不仅是苏北。向南,是从浙江沿海到苏中密密分布的工业园区,向北,从江苏赣榆向山东的胶州半岛延伸,是青岛市正在构建的黄岛化工园区。继续北上,可以看见河北黄骅的化工园区、天津境内更大规模的石化工业区。这条锁链最后在东北沿海完整形成。
  化工园区的道路还在与排污运河平行着向大海延伸。巨大的厂房仍在建设,已经投产的工厂机器的轰鸣声搅碎了海滨的宁静。
  这种声音穿过了从盐城头罾到连云港燕尾港、赣榆的弯曲海湾,绵延不绝。
  不能吃的海盐
  贝类死了,鱼死了,当污水经过成百上千的江河汇流入海后,大海里的盐还能吃吗?
  2003年12月,福建厦门、福州等地曾发生过海水污染导致食盐不能食用的传闻,引起市民抢购食盐。
  2006年12月,广东省汕尾市盐业部门检查后发现,全市多数盐场用以晒盐的海水都受到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生产出来的海盐色黑、水分多、杂质多,微量元素超标,不符合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标准。
  陆上的有毒污染物经河流入海,毒死的不仅是海洋生物,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人们自己排放的毒果经过循环之后,可能又回到了制造毒果者的体内。
  江苏省银宝盐业公司下属的新滩、灌东、头罾等几大盐场就与盐城、连云港几大化工园区为邻。一块块方格状的盐田与排放着污水的工厂隔墙相邻。
  “我们不吃自己生产的海盐。” 新滩盐场的老王看着一天天扩大的化工园区,担心地说。
  下一个渤海是谁?
  几天之前,江苏省灌南县堆沟村民周文重再次发来沉重的短信:“我们怎么办?”
  焦虑的不只是他一个人。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再次呼吁加快渤海区域性环境保护立法进程。
  “环渤海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圈之一,渤海的生态环境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近海海域局部污染严重、污染范围持续扩大,局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渔业资源趋于枯竭,赤潮、溢油等海洋环境灾害频发。”高之国忧心忡忡。
  据他掌握的数据,渤海是国内污染最严重的海域,每年遭倾倒57亿吨有毒的肮脏废弃物与20亿吨固体废物。北京与天津的一些海鲜店,已不再购进污染地区的水产品。注入渤海的53条河流已经有43条属于严重污染。
  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环渤海水域的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的大约两千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内已经没有鱼类生存。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通报显示: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现象有增无减,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水质量持续恶化,渤海沿岸减排压力尤为突出。
  2005年8月22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发布了2004年度《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监测结果表明,2004年该省近岸污染面积较上年增加了4980平方公里,近岸海域的I类水比例则从2003年的20%猛然下降,仅剩下4%.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高之国希望通过立法让渤海复活。
  多位海洋专家估计,如果要使渤海“复活”,要用200年时间。
  更糟糕的是,看到各地大兴土木的化工园区和一条条流向大海的黑色江水,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中国海域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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