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悖论与人类的困境

作者:王晓华 来源:http://www.jjx.org.cn 发布时间:2006年01月17日

  原题:《自由经济悖论与人类的困境——边读边想系列之一》
  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惨烈而富有戏剧性的实验以后作为一个整体选择了自由经济。以市场体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设计出的最好方案,在各种已知的经济体系中,只有它才能保证最多的人类个体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时承受最小限度的束缚。但是自由经济本身是个双刃剑,它在造就着全球性的繁荣和自由氛围时也在毁灭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使人类不再拥有未来。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自由经济悖论:自由经济同时成全和毁灭着人类。由于自由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体经济结构,所以,自由经济悖论直接造就着人类的困境。
  在人类业已实践过的经济体系(以主体的自由度为划分标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自由经济(或组成的上述类型混合型经济)中,自由经济是唯一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经济体制。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形态除原始社会外,都是集权主义的。原因是简单的:只有在社会共同体充分小的情况下,自然经济才能允许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拥有较大的自由,否则,要把分散的自然经济单位整合为一个大的体系,就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者,所以,告别原始阶段的自然经济几乎总是由奉行集权主义的政府所控制。在社会共同体充分小的原始社会中虽然不普遍地存在集权主义政府,但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却限制了人身心两个方面的自由:
  
  原始人几乎在每一件日常生活中都受一种仪式的束缚,受无可胜数的禁忌的限制,几乎想象不出可以接受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行事。(1)
  所以,将自然经济乌托邦化并以乌托邦化了的自然经济来批判其它的经济体系,在理论的出发点处就走向了歧途。更何况在社会共同体日益庞大和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自然经济的回归已经不可能。这意味着人类只剩下两个选择: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践是人类在二十世纪进行过的最宏伟和激动人心的运动,其在大地上建立天堂的梦想曾使许多人激情洋溢地工作,然而相应的实验最终毫无例外地失败了。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内蕴着一个致命的矛盾:既要将人类升华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又要把社会的总体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置于宏观控制之下。目标与手段的自我反对注定了此实验的悲剧品格:如果要将整个生活的生产-流通-消费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那么,就必然由少数人制订、发布、监控计划,而当这些人如此做之时,他们的决定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导向集权主义,限制乃至取消大多数个体的自由。《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经过详细的分析后指出:
  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则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2)
  由于社会被严格地整体化了,人们只能别无选择地服从这个集权主义政府,他们的喜怒哀乐完全取决于集各种权力与一身的绝对主体的决定。(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计划经济→集权→绝对主体的生成→大多数个体的被奴役状态。这不是个别经济学家出于阶级偏见得出的偏颇的结论,而是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实验的实际结局:进行过计划经济实验的国家全都走向了集权主义。其实,早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圣西门作为计划经济的提倡者就曾警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定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4)前苏联、东德、中国、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曾在推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把不服从计划的人当作牲畜、囚徒、敌人来对待,甚至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们的生命,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灾难和心灵灾难是文艺复兴以来罕见的。上述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实验的惨痛失败以后都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已经等于承认了自由经济的优越性。与计划经济相比,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计划之上,因而在本性上指向个人自由的实现。个体无疑是自由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由经济为之而存在的目的,所以,与自由经济相对应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珍视个体生命和个体权力的自由主义。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系不需要集权主义的政府制订统一的计划,而是让许多个人的计划形成多元而最终合一的目的。它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经济。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个体本位经济原则的哲学表述: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只有我在怀疑不可怀疑,而怀疑是思,所以,“我思”就是所有理论的和实践的体系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行动,社会是由许多思着、在着、行着的我组成的,以“我”为出发点和动力,亦以“我”为目的和归属。但是既然有许许多多的我,那么,诸“我”之间就必须接受某种游戏规则,在此游戏规则之内,个体才可以自由的竞赛:
  在已知的竞赛规则之内,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没有人有意识地用政府权力来阻挠他的自由。(5)
  当然,这里又涉及到游戏规则的制订问题:其一,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对游戏者的限定,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其二,规则的制订者在任何经济体制内都是或多或少享有特权的人,自由经济体系也不例外。自由经济体系之优越处在于:它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说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和目的的,规则制订者的权力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自由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私有制本身就意味着分权制: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以个人名义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6)
  这种由私有制所支撑和生发出的分权制,乃是政治自由的基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经济自由必将产生政治自由的意义上显现出其真理性,因为政治意志归根结底是经济意志的体现。所以,在目前人类所能设计出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中,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能保证个体自由的普遍实现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历史仅仅证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7)
  但是自由经济在其诞生之日起就蕴涵着一个致命的危险:对增长的无限制追求。它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依赖于人的欲求,而一种以满足乃至创造人的欲求为动力的经济体系必然追求无限制的增长,因为人的欲求在本质上是欲壑难填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开需求(needs)与欲求(wants)两个概念: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欲求是无限的--人总能在满足已有的欲求以后设计出新的欲求。自由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一个区别是:自然经济着眼于满足的人的需求,自由经济则满足人的欲求。计划经济也满足人的欲求,但它满足的是受计划规定的欲求。
  自由经济趋向于对人的欲求给以最小限度的限制。这固然成全了人的个体化愿望,也为危机和危险埋下了伏笔。欲求的对象可能是物(商品),也可能是资本(货币),当对二者的欲求远远超过了需求时,欲求就导向奢侈。所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那种表面上的禁欲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另一种欲望--对资本的欲求。这同样是对奢侈的欲求。同时,在资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仅仅陶醉于资本拜物教而不去实在地消费,已不再可能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必然要实现对资本和商品的双重欲求。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后发现:正是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8)他指出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存在着大规模的奢侈现象,“虚荣、欢乐和奢侈”在十八世纪的巴黎、伦敦、华沙都是时尚。(9)“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市场功能”,“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10)因此,“挥霍一种有损于人而无害于贸易的恶习”,它“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11)满足已有的需求并创造新的欲求乃是自由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对于欲求的无限制满足使自由经济走上了无限制地追求增长的不归之路。自由经济的“贪婪摄取性”早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它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很少被视为一种病灶,因为人们相信自由经济和与之相应的工业-技术体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用技术秩序代替自然秩序来满足人的欲求,同时使人变得更加强壮、美好、聪颖。歌德在《浮士德》中清晰地表达了上述信念:
            不断努力进取者,
            吾人均能拯救之。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信念受到了质疑:人的欲求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中呈现出骇人的无限增长趋势,而对欲壑难填的欲求的无限制满足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增长即进步的观念成为反思的对象,因为它导致了“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滥用,人们对娱乐的盲目追求”。(12)人们发现对于无限增长的追求使自由经济成为一个巨大的吞噬性系统:人为它所控制,它以匿名的方式吞噬自然,生态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为了满足人对速度的追求,大地之下的石油被疯狂地抽取,以至于大地上的很多地方正在变成空壳;与舒适生活相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数以千万计废气排向天空,使大气浑浊不堪,温度在显著升高;森林大片大片地消亡,野生物种迅速灭绝;到处都是固体、气体、液体垃圾,几乎找不到清洁的天空、土地、海洋,总而言之,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崩溃。然而就在生态系统不堪人类之重负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各国首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仍是如何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随时准备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经济增长在各国普遍地被视为灾难并且在现有经济体系中确实造成了灾难。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现有经济体系不得不刺激大多数人对于奢侈的欲求。现在的状况是:所有人不奢侈,自由经济将死去。但是经济增长果真是无限的吗?对于自然界的索取需不需要设置必要的限度?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是否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求?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思考,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只是他们已经处于不由自主的状态。自由经济正如一辆不断加速行驶的战车,在以越来越高的效率吞噬自然的同时奔向前途莫测的前方,而解决当下问题的手段永远是继续加速。这是一个荒诞的现实,但人们又必须接受它,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合法性以后所反问的那样:“可是,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同上)进一步的追问会揭露这种状态的可怕之处:要是继续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自由经济悖论意味着人类正处于困境中。这对于人类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保证个体自由的经济制度,但它却在毁灭着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拯救之路在哪里?是在自由经济内部,还是要对自由经济本身进行限制,抑或要最终超越自由经济?限制自由经济会不会损害人的个体自由,因而使我们以放弃部分自由为代价维持世界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些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却是无法回避的。解答这个问题将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最艰难、最关键、最重要、最伟大的使命。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对它的解答。
  注释:
  (1)(2)(3)(4)(5)(6)[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0-61页,第87页,第92页,第29页,第74页,第101页。
  (7)[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第11页。
  (8)(9)(10)(11)[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3页,第82-84页,第151页,第152页。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第128页。
  (作者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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