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之道的本源是中庸

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 2007-01-16

  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主张,是中共立国几十年来关于治国理念的全新思想。它的由来无疑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本源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之孙、战国初期哲学家子思所作。它的内容包含了孔子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很多深刻哲理。所谓“中庸”,是指宇宙和世间万物,各种物象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与规律。
  中庸即中和,它的含义并非光指思想不偏不倚,而是更为广泛,指各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通过相互协调以实现平衡状态为归结。自然界失衡就要发生天灾,人类社会失衡就会产生动乱、革命和战争。“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阶级斗争使社会失去和谐
  
  中庸是和谐的基础,因为只有中庸才能达致平衡,只有平衡才能实现和谐,只有和谐才能获得发展。之所以要提倡和谐,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曾经很不和谐,现在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内部矛盾纷纭,整个世界动乱不宁,为了“治国平天下”,要用和谐来取代不和谐。
  回顾历史,50年代中期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就是经济建设中以中庸求平衡发展与排斥中庸而冒进的斗争。毛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不惜主观武断违抗客观规律而强行促使生产关系大大超前,结果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与“文革”两场人类史上空前浩劫,一使自然资源极大损耗,二使人才资源遭到严重摧残。两者的灾难性后果造成中国社会严重失衡,经济频临崩溃,国家发展为此推迟了20年。
  在人类发展史上,革命是以强力手段改变现状的一种突破。但革命只是一个阶段,不能成为常态。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国家所赖以建立的基石,必须物质先于精神而不可本末倒置,人们在思考问题进行选择之前必须解决衣食住行,意识形态可以装满脑袋却填饱不了肚子。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盛世,都是在明君施行仁政,朝廷轻徭薄赋,民间修养生息,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具备了物产丰饶、社会稳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国泰民安。
  邓小平懂得这个道理,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发展与民生的角度来看,毛推行的是违反天时地利人和的弊政,邓小平察民情而思改革,推行的是符合国情深得人心的善政。由于力行改革开放,开创了经济高涨民生改善的昌盛局面。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相继而来。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空间,只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公平,治国而不治吏,使贪污腐败现象遍地为患,不法犯罪分子猖獗,贫富差距有增无减,中国在革新与复旧同时并进的过程中再次出现社会失衡。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它要求以人为本,注意社会公正,实行民主法治,建立一个具有人情、理性、道德,能够化解矛盾,实现利益均衡,全民致力于发展经济和争取国家强盛的社会共同体。
  马列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是阶级斗争,“和谐社会”的提法即使不说背道而驰,也与之相去甚远。但这是随时而进,符合客观规律与形势变化,也符合国情与人民利益的思想和政策。和平发展时期再也不允许任意制造敌我矛盾,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谐”就是“中和”,使社会各阶层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通过政府政策与社会协调来求得平衡。
  
                  当前三大不和谐因素
  
  然而,建立“和谐社会”并非说到就能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前中国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其中至为关键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影响官民关系的腐败问题。胡温政权推行亲民政策得到人民拥护,有目共睹。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却利用手中权力违抗中央,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他们尽管挂着共产党和政府的招牌,实际上已经堕落为盗窃国库、欺压百姓的贪官恶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站到了人民与国家的对立面。
  恶吏制造怨民,没有恶吏何来怨民。怨民无处投诉,唯有抗争。正在中国局部地区蔓延的怨民与恶吏之间对抗,成为官民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元代文人揭傒斯感叹道,“安得天下之吏廉且循,庶政如水无怨民”。为了使官吏清廉守法,政治清明,就必须建立反腐肃贪的有效机制,不但事后严惩,更须预防杜绝。否则,怨民抗争事件越来越甚,将使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成为泡影。
  二是削弱施政效力的上下关系问题。最近上海发生的陈良宇事件,证明中国各级官员的权力腐败与违反党纪国法行为,是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分不开的。陈良宇本来只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阿弟”。因为头上有通天保护伞,掌权之后居功自傲拉帮结派营私舞弊,把上海当成独立王国,公然违抗中央。而从全过范围来看,大大小小的陈良宇又何止千百。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保持统治权力和政令畅通,既要肃贪,也要削藩。虽然时代变了,但对任何现代统治者来说,掌握这两条仍然是使政权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
  三是孕育动荡的劳资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跃升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廉价劳力吸引国际资本,能够向全世界供应价廉物美的大量商品。劳力与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缺一不可的同样重要作用。
  中国劳工的工资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二三十分之一,甚至比墨西哥差好几倍。他们构成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低层,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中国的经济繁荣。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为了保持出口优势,资方就把劳动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不想改善劳工福利。这就必然会产生劳资纠纷,引发社会动荡,成为阻碍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必须妥善协调劳资关系。既要让内外资本赚取合理利润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又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以维持社会稳定。两者缺一不可。
    
                   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
  
  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公民权益。虽然人民中间也有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之辈,甚至不乏刁民与暴民,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当前社会关系中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与侵犯人民权益。
  要解决这一矛盾,光靠政府权力是不够的。如果有些局部地区的政府部门被贪官把持,如果立法执法者就是犯法者与被告,他们还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吗?只有使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起来,建立各种代表社会群体的公民组织,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进行依法斗争,才能保护群体的自身利益。
  公民社会并非政府的一部分,但对建立“和谐社会”十分重要。政府应当对公民社会加以有效的指导,发挥它在保护群体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最近所指出的,“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质性要素”,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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