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稿源:[南方都市报]  日期:2009年3月15日

  朱大可教授,著名文化学者,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任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前年开始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于是开始宣传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
  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是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遍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
  第一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
  第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
  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面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
  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构建力。大师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者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要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第一是生吞活剥;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在下请问导演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遍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否则,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人类普遍的价值尺度,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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