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和谐及不同文明的和谐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侯赛因·纳瑟 2009年11月09日
  任何真正关切当今人类生存状态的人肯定注意到我们生活从精神、哲学、心理到社会、经济、政治再到环境的诸多层面都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混乱,如今这些危机和混乱威胁着地球的命运,包括我们自己的命运。借用中国古语的说法——天地人和谐,从印度教和佛教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类其它主要传统中,也有与之对应的说法,而今许多人不追求天地人和谐,不顾内心和谐,甚至有人竟然认为这样的和谐不可能实现,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世界被个人、种族、经济组织和国家的私利主宰。我们经常说到但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仁爱,当我们努力做到无私,通常是我们的利益服从于我们从属的团体、组织或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全人类,虽然有例外,但这些例外很大程度上仅是少数人的声音。
  当然有人可能断言情况一直如此,因此也将持续下去,但这种断言忽视了我们当前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变化的处境要求我们扩大“自己人”联盟,最终囊括全人类。在现代通讯及生产方式影响了传统的生活模式,前前所未有地将不同区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致使世界上一个区域的人的行为给其它区域的人带来重大影响之前;在切尔诺贝利的放射云导致瑞典拉普兰居民死亡,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导致另一个与之相距遥远的国家洪水泛滥之前;一个区域的男男女女以为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一千年前,在中国人眼里,中国实际上就是整个世界,中国社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穆斯林、基督徒及印度教教徒各自也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当然具体情形各有不同。虽然先知和圣人确实着眼于全世界人民,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眼光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并不以任何具体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除了极个别情况,他们也不需要这样的眼光。各派宗教仅针对其受众,为了特定的受众各宗教注定具备其仁爱情怀。依归于某文明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文明纯粹而简单,经常视自己文明之外的人为不开化的人、野蛮人、异教徒等。
  这种自然秩序下出现了现代西方文明,现代西方文明不仅力图独占文明发展的条件并试图以新的极权主义方式达到目的,而且否认其它世界观的合理性,企图从根本上毁灭其它文明。因西方文明的强大影响蔓延至全世界,不论已经皈依西方文明的人生活在哪里,文明都意味着被欧化(西化)或现代化了。这个过程本身就使得说起多元文明显得不合适宜、冗赘多余。殖民地时期,即便是亚洲人、非洲人或其他人对西方统治的反对,也通常不是以异文明和传统为名,而是以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印度圣雄甘地发起的运动和伊斯兰国家的一些反殖民运动属于例外。因此,过去二十年里,部分起因于塞缪尔.亨廷顿本应无可挑剔的论文,对多元文明的论述再度盛行是颇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说到文明、各文明和谐的重要性以及各文明对抗内在的危险,确实颇有意义。这种遣词表明说话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尽管西方文明的影响波及全世界,但迄今尚不能、未来也不可能消灭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创造各种文明的世界观或 “主导思想”。实际上西方文明内部发生重大危机后,很多西方人深深着迷于其它文明的哲学、宗教、艺术、理念,甚至科技,而不久前这一切还被许多人认为与自己毫无关联。如今能以前所未有的便捷度接触其它文明的智慧结晶,而现代主义在西方盛行导致了部分真理缺失,通过追寻先前缺失的真理和了解其他文明的智慧,西方学者已有很多著述论证诸多智慧传统的教导存在极大相似性,包括传统西方国家的教导在内,而我们很多人把传统西方国家的教导称作永恒的智慧或永恒的哲学。
  基于这些训导很多人开始明白现代主义危机之所以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谓违背天道以及最终与“地”之间丧失了和谐。他们已逐渐意识到现代世界观的传播已导致在如此多层面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冲突:导致个人主义兴起从而致使社会秩序弱化;导致心理不平衡在现代社会这么多人中间扩散;导致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若任其发展将对全人类的未来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导致个人及集体道德秩序弱化;导致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导致极端物质匮乏而部分人享受荣华富贵;导致所谓的全球政治秩序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实际上是强者以武力征服弱者后的无秩序;还导致了很多其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全人类都很重要。无须乎是先知都能预见到解决我们如此多难题的出路在于在我们各文明之间及各文明内部建立和谐。
  然而,在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如果天地人之间没有尽可能达到和谐,如果我们每个人内心天地人没有尽可能和谐,就不可能实现文明之间的和谐。铭记《论语》里的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卷二,亚瑟.韦利翻译),我们必须在自己内心重建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周围世界的道德秩序。但有一点,而今我们道德行为的关联对象必定是全人类。并且,我们这种全球秩序眼光一定不能建立在支持相对论和世俗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世俗人道主义的基础一方面是流变不定的世俗人性,另一方面是在温和的文化最小共通性名义下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抹杀,而应建立在真正的人性基础上,真正的人性是我们一切传统的根本,也如我们智慧传统核心的永恒哲学所证实的,真正的人性也是我们恰当称之为“公认的传统”的根本。对兼具这种全球眼光与宇宙视野的人而言,其任务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而和谐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重新建构,继而在那些受我们引导建起这种天地和谐观的人内心实现重建。没有内心和谐,我们关于文明和谐的言说只是空谈,套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制造太多的愤怒与喧嚣没有任何意义。
  人有思想、会思考,其思维通常决定其行为。让我们提及几个具体概念,在力求实现各文明和谐的过程中,这些概念对我们的行为方式起着关键作用。
  如今不同个体、社会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要求我们超越一切狭隘。根据“他者”利益能够并确实在实现我们最高利益的过程中必定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重审我们心目中自己种族、国家、文化、甚至文明的利益。我们必须意识到其它任何文明都视自己为“中央王国”,借用一个中国古语的概念——“明堂”即天地相接的地方,但其存在形式对“他者”和对我们而言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尊重其它文明的完整性以及各文明自身包含的宝贵真理和现实,不论表面上他们和我们心目中“自己的一切”有多大的差异。这些使我们回想起了《论语·雍也》里的一句古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所有谋求文明和谐的人都必须反对纯粹基于物质要素建立决意破坏人类文明和文化宝贵多样性的全球秩序。和谐总要以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消灭多样性的结果不是和谐,而是愈加死板的同一性,这样只会使人类世界变得贫乏,并且对我们从传统中继承的丰富精神遗产最具破坏性。
  我们必须力求复苏中国杰出儒家学者兼哲学家杜维明所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该思想极大程度上是中国思想,但不仅仅是中国思想,实际上在其它传统里也有对应的观点。据我们所有传统智慧所教的观点,人不是孤岛,不是创造自己客观现实的主体。人将他自己跟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客观世界具有不受其主观主义左右的本体真实,包括与他所处社会的有机联系,中国古典思想极大程度上强调了该观点,也包括他跟全人类的有机联系。还包括与自然界、实质上与整个宇宙,以及与中国古典宇宙观中的乾坤最深层的联系。
  实现天人合一才是我们真正的天性,这种意识在我们心中复苏应对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意味着在我们和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之间重建平衡;意味着重返自然状态,包括禅宗在内的远东经典流派很雄辩地探讨过这种状态;意味着对边界的重新思考,依照边界我们界定个体、社会、国家、甚至文明并看待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这种自然状态跟随心所欲相反,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实现内心和谐的基础上,我们能谋求同我们所处社会的和谐,建立经济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基础不是自私、贪婪、侵略和征服,而是同“他者”基于完整性和保持完整性的前提下创造的和谐。
  我们不要忘记和谐的前提是多元化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只会弹奏一个音符,他肯定创作不出协奏曲。泯灭多元化的同一性带来的结果不是和谐生活,而是无例外的消亡。各文明的和谐、与当下我们经常提及的自然界的和谐、以及实现这些和谐,如今已不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事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意味着我们要以新态度对待多元化,不论是种族、宗教、文化、社会的多元化还是文明的多元化,并且最终以新态度对待非人生物的多元化。
  再者,不能按照为现代主义辩护的哲学家的观点理解多元化,这些哲学家认为多元化是建立在纯粹相对论和对所有真理加以否定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普遍主义”。这不过是只会导致知识分子自杀的伪普遍主义。我所说的多元化本身是基于真理的,同我们自己传统中的真理紧密相连,同时尊重“他者”,也不否认错误发生。没有真理就没有谬误,没有善就没有恶。
  就不同文明而言,真正的多元化意味着培养对其它文明的尊重意识,尊重他者即便是与我们不同的生活、思想、文化和行为。这就要求培养合作的精神,而非侵略征服。当然,在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的侵略者和侵略征服的对象之间不可能存在和谐。
  说到文明间的和谐,有必要提及文明内部和谐的意义。历史上鲜有文明之间的战争和对抗。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归属同一文明的不同国家、部落及民族间,甚至相同两大文明中,一些要素联合体与另一些要素联合体相互对抗。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同属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法维王朝跟同属西方文明的不同欧洲国家结盟,如法国、英国及奥匈帝国,目的就是为了在相互对抗中占上风。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基于历史和当今的情况对“文明冲突”整个观点提出批评。就此批评而言,他们是错误的,因为各文明共存仍是强大的现实,尽管有些国家之间以及某些国家内部集团之间并不和谐。如果我们不努力创造和谐,世界将面临文明间极其严重的对抗。那些称“西方和其它”的人已经在宣示文明对抗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谋求文明内及文明间的和谐。
  不论我们依归哪种文明,为了在我们自己中间以及与“他者”之间实现和平,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深深植根于我们智慧传统的对生命的全局观。我们的每一个传统都应该真正地运用它的精神财富为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贡献力量,而每一个文明都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我们必须不仅加强同我们自己的社会集团团的有机联系,不仅加强同少数人群体的联系,无论他们是否具备民族的、种族的、语言或宗教上的某些特征,不仅加强同与我们有极大共性的相同文明中其他人的联系,还要加强同依归于其他文明的人的联系以及同全人类的有机联系。我们总要充分意识到人必须与之和谐的天的象征物是覆盖地上万物的天空,我们行走在地球上,我们必须与地球和谐。如今的情形是,全局观已不再像先前那样不过是少数先知和幻想家的理想,而是当前必须要贯彻的思想,如果不能贯彻,我们即将面临集体性灾难。这一点在全球环境危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通过环境危机,我们清晰可见同自然界不和谐不仅是影响那些制造了不和谐且基于这种不和谐生活行事的人,而是影响全人类。
  作为荣幸在此知名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的第一个穆斯林,我觉得最后有必要谈谈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实现和谐的可能性,历史上两大文明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地理位置上相互比邻。早在萨珊王朝,后来成为伊斯兰文明主中心的波斯帝国同中国已有深切交往。即便在那时候,丝绸之路不仅是运送丝绸、玉石、地毯等货物的通道,也是传播艺术、科学、甚至宗教等思想文化元素的枢纽。我们不要忘记佛教最初是经由波斯帝国东边的省份传入中国的。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建立,很多领域的交流更加突出了。
  中国的喀什市曾是具有波斯风格的一个城市,当时为伊斯兰文明的繁华中心。过去几百年里中国画开始影响波斯的景观。伊朗的大不里士生活着一批中国天文学家,而北京也有着一些波斯的天文学家。中国的医药著作被译成波斯语并加以解释。中国故事被纳入波斯文学,出现在诸如尼扎米作品的杰作中。伊斯兰科学对中国科学发展也有一定影响。造纸术这般核心的技术在波斯语中为Kaghaz,该词源于中文,从中国传入伊斯兰国家,再从伊斯兰国家传到欧洲。且中国有穆斯林,贾米等人将很多重要的波斯文本翻译成经典新儒学语言,这些文本为17世纪中国伊斯兰古典研究带来了一些变化。
  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往尚未完全记述下来。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双方的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交往是世界史上最精彩的文明往来。并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和谐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权益考虑。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结盟对西方构成最大的威胁。是真的吗?这种结盟或许违背西方国家在亚非的某些利益,但如果我们按上述理解文明间和谐的价值,这种协同不必破坏两种文明同西方世界的和谐。实际上建立两种文明间的和谐一定有益于全人类,只要不是纯粹为了政治经济利益,只要不是为了让那些同盟者联合起来对抗打压他们共同敌视的另一文明。
  从当今世界可怕的现状看,之所以造成这种现状是因为人们只考虑私利以及恃强临弱,文明内及文明间的和谐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幻想,充其量是梦想,然而实际上这是我们避免全球灾难的唯一希望。与天地和谐,将我们与一切生物联在一起形成有机体,力求在我们自身中间、在各文明间、以及与自然界实现和谐与和平,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唯一方式,是我们作为真正的人唯一自救方式。若在平常生活中个人不践行、各社会和各文明不贯彻这一切,这些都不过是好听的话而已,说完很快就被忘记了。
  中国有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在各文明间建立和谐、实现精神和经济上的繁荣,第一步必定是在我们自己中间及天地间建立和谐。只有迈出第一步,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实现我们文明内部的和谐以及与其它文明的和谐。这一任务的完成关乎全世界人民未来的命运。让我们迈出第一步,继而满怀希望和决心,努力走完前面的千里艰辛路,将承载我们各文明的大篷车安全开往终点,那里将是和平和谐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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