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主义”初探

朱健国

  “自由主义”本来应当有助于或推进“共生”,但由于“自由”的定义极易让人误为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常常出现早期实行自由主义时有利于共生,持续下去却走向反面的悖论怪圈——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最终成为“共生”的破坏者。这无论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都可以得到大量铁的证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专制极权已声名狼藉的今天,复辟专制的途径往往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进行“伪现代化”。自由主义“神化自由”的“系统漏洞”,成为反“共生”的“伪现代化”病毒最容易“和平演变”的隐患。要彻底克服“伪现代化”,可能需要“共生主义”作为“补丁”来弥补或修正“自由主义”,或者双峰鼎立,共建真正的现代化理性。
                                       ——提要
  1、“共生主义”15个常识
  2、三次“伪现代化”大潮
  3、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共生论”
  4、《易经》中的“共生主义”
  
  1、“共生主义”15个常识
  2005年4月29日,“国共第三次握手”,“连(战)、胡(锦涛)北京会晤”,高唱“包容、自由、互助、双赢(1)”——这让我又发现一例可能趋向“共生主义”的萌芽。
  《辞海》只有“共生”一词,纯从生物学意义上解释:“共生 或称‘互利共生’。种间关系之一。泛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生活在一起的的相互关系。一般指一种生物生活于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外相互有利的关系。例如,地衣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联合体,藻类通过光和作用制造有机物,供给真菌;真菌吸收无机盐和水份,供给藻类,若互相分离,有些真菌即不能独立生活。(2)”
  而“共生主义”乃笔者近年新造的一个具有社会科学意味的“哲学语汇”,它潜伏于《易经》与佛教,被误读或压制了二千多年,几乎自生自灭,直到横行近五百年的三次“伪现代化”浪潮逼得人类走投无路时,才于近十年开始复兴——
  1997年11月19日,日本大坂的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庄严肃穆,一场主题为《20世纪的精神教训》的演讲会隆重举行——前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将他们1993年至1995年的多次长篇对话的主要精神公布于众——“佛教提倡:不管是人间社会的现象还是自然界的现象,能单独地产生事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一切都由缘而起,而且是相互有关才产生的。……人、自然、宇宙的共生共存,小宇宙与大宇宙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合并起来而‘共生’的一种秩序感觉、世界感觉。……我深信,只有‘共生’才是开辟21世纪的关键所在。(3)”
  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新论”,对传统人道主义进行了超越,他们给这一“新思维”名命为“新人道主义”。2004年3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中文版),我在2004年5月31日读罢译者的赠书,联想到自己七年来研究“伪现代化”的心得,顿悟“伪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反对人类之间或人与自然的“共生”,顿觉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新论”接近“共生主义”,用“共生主义”统领其“新思维”,更为明白而通俗。
  经一年苦思,我目前初步界定“共生主义”的常识有15个——
  [1] “共生主义”的宇宙观是:人与万物平等——彻底摒弃“人为宇宙之中心”“一股独大”的“人类霸权主义”。所谓“人为万物之尺度”,“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乃是破坏地球和宇宙自然生态的主要思想根源;“共生主义”力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其它动物平等相待,人与人之间平等共生;企图主宰宇宙的“人类扩张主义”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危机。
  [2] “共生主义”的伦理观念是:用“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世界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人的一切言行受制于其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所谓“善良人”乃是理智正常,情感丰富的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者;所谓“罪恶者”乃是失去理智,“鬼”迷心窍,情感偏执的心理失衡的心理病态或身体器官病变者。“善与恶”这种只追究人主观道德的偏执判断方式,掩盖了人的行为主要受控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或身体客观存在状态的真相。这一根本错误导致人类几千年来不断相互残杀,战争不停,专制至今。只有将一切“罪恶者”都视为病人,像医生一样去关爱、治疗“罪恶者”,而不是去惩罚他们,消灭他们,斗争他们,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地和平和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性善”“性恶”讨论,是一种伪问题、伪哲学,它加重了人类的心理病态,使人类克服自身心理疾病和身体变异的努力被延误或走入岐途。
  [3] “共生主义”的新哲理秩序是:“健康”(善)的本质就是合作与共生——传统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键词中只有“民主”、“自由”、“科学”、“人道”,没有重视“合作”、“共生”,而“合作”与“共生”是消除现代文明危机的新价值观。有利于“共生”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有助于走向“共生”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有益于“共生”的“科学”才是真科学。
“自由是为了合作,合作必须有利于共生”,从“原始极端自由”走向“合作的自由”、“共生的自由”的“共生主义”,是对现有“自由主义”的升华与超越。健康人的新追求是:合作共生,自由民主,科学自然。
  [4] “共生主义”的宽容尺度是:杜绝一切名义下的暴力,禁止任何形式的“消灭”。在人类社会中,唯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像大自然一样任凭万物共生共长,任何种族、风俗、思想,皆没有优劣之分,皆有存在之权利,只有多与少之平衡的问题。人类之间,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错误甚至罪恶,也只能对其进行医疗护理,营养康复,决不可施行任何惩罚。警察应当以具备医生心态和技能为主;监狱应当是以心理医护治疗为主的特殊医院。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包括与“共生主义”背道而驰的种种传统思想,不过其存在要平衡在不致破坏其它思想的共生的状态。
  [5] “共生主义”的传播对象和驱动对象是“伪现代化”和“伪现代化者”——凡是借现代哲学、现代政治运动和现代科学达到和巩固“一花独放”“一家垄断”、“一人专制”、“一党专政”、“一国独大”、“一术横行”的思潮,都是“伪现代化”,凡是支持或参与这一“伪现代化”的人,都是“伪现代化者”——凡是破坏“共生”生态者,皆是“伪现代化者”。
  [6] “共生主义”的文明底线是:不做任何有碍万物共生的事。
  [7] “共生主义”的哲学源泉是“东方哲学”:《易经》中的相反相成与佛教中的对立统一论。
  [8] “共生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一与多(5)”浑然一体,“有与无(6)”相反相成,“质与量(7)”水涨船高,“普遍与特殊”互为依托:世界万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他者就没有自己,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
  [9] “共生主义”的思想前提是:任何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全人类的精神能力和理性即使集合起来也仍然是有限的——任何“主义”都是有所局限,不可能“包打天下”。因为一个人的理性有限,所以需要他人的理性补充帮助;因为全人类的理性集合起来也仍然有限,所以需要人类之外的各物种和自然的生存规律(“上帝”)暗中协作,客观补助,因而“人与万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人永远需要“上帝”——“上帝”就是人类之外的万物和自然规律。
  [10] “共生主义”远非人类认识的终极,今后必有更完善的思想体系出现;“共生主义”只是补充其他主义的不足,而不能“乾纲独断”,特别需要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协助,“共生主义”只能在与其它主义的共同生长中相得益彰,共生共赢。
  [11] “共生主义”将逐步由“自在存在(8)”(部分认同,自由加入)走向“自为存在(9)”(自觉实行,全面实行)——“共生主义”者可以部分认同一些“共生理念”,同时又信奉其它理念;“共生主义”者是一个包括“初级共生主义者”
  “中级共生主义者”
  “高级共生主义者”和“共生主义同路人”的“共同体”,它不受出身、阶层、政见、宗教、党派、学历、职业、种族、国籍的任何约束限制;“共生主义”是一个永远开放不断完善而永无止境的更新升级过程,最终将溶入更为现代化理性的新主义之中。
  [12] “共生主义”传播的主要障碍在于执政者或强势者——弱者大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生”要求,对“共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而执政者和强势者则因为处于强权优势,大多有一种天生的“我花开后百花煞”的霸权快感——因此他们是实行“共生主义”的最大阻力,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若“共生”困难,其症结必然在执政者和强势者。如何让执政者和强势者接受“共生主义”,是传播“共生主义”的关键。这并非说一定要强势者认可才能实行“共生主义”,如果弱者团结一心形成“四面楚歌”的“兵临城下”强势,“共生主义”自然势如破竹,“风走天下”而与万物万念共生。
  [13] “共生主义”也常常体现出一种尖锐的批判性——合作是一种共生方式,批判也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共生途径。但是“共生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消灭对象客体,而是为了与客体对象更加和谐地共同生长的一种讨论与商榷,它是医生对患者的逆耳忠言,是医生提供给患者去自主购药的处方。人类之间,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万物之中,没有永远的对立,只有循环的平衡。
  [14] 人有“共生主义”,可以宽容仇人;家有“共生主义”,可以五代九族团聚;国有“共生主义”,举国没有异类;地球有“共生主义”,战争从此杜绝;宇宙有“共生主义”,生态永远环保。“共生主义”倡导从与家人、邻居、同事、同行、朋友共生开始,逐步实验“共生主义”。
  [15] “共生主义”正在全球闪烁试行——“全球化”说明“经济共生”在启动;“欧共体”说明“地域共生”在尝试;“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主义”也在加入全球“经济共生”;香港“一国两治”在试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共生”,“三个代表”象征中共想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兼容更多阶层共生的“全民党”;“连胡会晤”,示意国共两党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开始了82年来的第三次“合作共生(10)”的试探(但愿这种“合作共生”不是为了以“第三方”为敌,否则又是以局部共生破坏整体共生的伪现代化)——这些区域的、行业的、短期的初级共生实验,极有可能引发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的高层次共生试验,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共生”必然诉求“科技共生”、“文化共生”、“政治共生”。但若不从根本上真诚追求“共生主义”,只是以一种权宜之计的投机心理试行,结果就往往像国共两党前两次昙花一现的“合作共生”一样,带来更大的专制与对峙。
  
  “共生主义”的产生背景何在?不妨回顾世界三次“伪现代化” 大潮。
   2、三次“伪现代化”大潮
  我在1999年1月出版的思辨随笔集《不与水合作》(11)中,首次提出“伪现代化”概念,2000年3月7日,又五易其稿完成了论述“伪现代化”大纲的《我看“伪现代化”》;2005年4月,根据古书、世态、新闻中得到一些新感悟,我对“伪现代化”的来龙去脉作如下新论述——
  世界有三次伪现代化大潮,中国有四个伪现代化阶段。500年来,以反对“共生”为特征的形形色色的“伪现代化”,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幸福。“伪现代化”最大的陷阱就是打着“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大旗,残酷地压制“共生”,只准“正确”存在——“一花独放”“一家垄断”、“一人专制”、“一党专政”、“一国独大”、“一术横行”。
  “伪现代化”与“现代性”
  要明白什么是“伪现代化”,先要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化”也就是一种“现代性方案”。
  1999年版《辞海》对“现代化”的解释是:“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要目标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现代化潮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现代化并无统一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
  这一解释有几处重大失真:
  其一,没有说明“现代化”与“现代性”(1999年版《辞海》竟无“现代性”词目)的关系,没有指明“伪现代化”的存在。“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集中地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和法治的信仰,对合理化秩序的信念。“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表象与具体化,它以“工业化”为发端,使传统社会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变迁,变为“工业化的世界”,“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形而上。实际进程中的“现代性”一分为二,它包括现代化与“伪现代化”两大理念与现象;现代化有多种模式,最坏的模式就是“伪现代化”;“现代性”最大的敌人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伪现代化”逆流。学界现在虽以“现代性”反思展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倡导真正的“现代化”,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批判“伪现代化”,没有联系中国和世界的伪现代化现实与历史,以致知识界被名目美妙的种种主义、种种派别搅得眼花缭乱,抓不住真正的“白骨精”,大众因“现代性”深奥虚无而无法共鸣——精英的虚蹈带来大众的麻木,使伪现代化更加盛行于世。
  其二,“现代化潮流”(或者说“现代性”)并非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是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已有500年历史。“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韩克庆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性更接近於一种延续的‘传统’。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现代性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往前追溯,寻求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大概要上溯到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汪晖论证:在卡林内斯库那里,“现代性”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它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过程有关,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时代概念,“新时代”就是现代,在产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的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追求。这一追求既是物质的,即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又是精神的,即以倡导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12)。
  但是,将“现代性”的本质说得更明白的,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说:“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
——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gnostic
components)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异端理想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期间,发生在英国内战、尤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时期。这种转型使异端理想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13)”艾氏在这里指明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反叛神主宰宇宙论,倡导人的自主自由。这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灵魂和大本营。而“伪现代化”正是违背了这一现代性灵魂所致——它从推翻压制个人自由的神仙皇帝开始,最终又走到剥夺他人自主的造神运动、专制独裁和科技污染——走向自己追求共生自由的反面,与自己先前的专制敌人穿一条裤子。“伪现代化者”大都是由“初级自由主义者”异化而成,他们不知,一个人的自由离不开他者的共生,自由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宽容多元,只许自己自主而不许他人共生,便是专制;推翻神的专制建立的人的专制,推翻他人的专制建立自己的专制,这就是“政治伪现代化”;名为追求科技各谐自然造福人类,实为污染自然濒危万物殃及人类,这就是“科技伪现代化”;从反对“政治专制”而建立“话语霸权”,这就是“文化伪现代化”;“伪现代化”的三大分支就是“政治伪现代化”、“文化伪现代化”和“科技伪现代化”。
  “自由主义”本来应当有助于或推进“共生”,但由于“自由”的定义极易让人误为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常常出现早期实行自由主义时有利于共生,持续下去却走向反面的悖论怪圈——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最终成为“共生”的破坏者。这无论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都可以得到大量铁的证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专制极权已声名狼藉的今天,复辟专制的途径往往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进行“伪现代化”。自由主义“神化自由”的“系统漏洞”,成为反“共生”的“伪现代化”病毒最容易“和平演变”的隐患。要彻底克服“伪现代化”,可能需要“共生主义”作为“补丁”来弥补或修正“自由主义”,或者双峰鼎立,共建真正的现代化理性。
  “世界伪现代化”有三次浪潮
  “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因而在试错前进中始终受到异化:现代化始终伴随着伪现代化,始终遭遇到伪现代化的猛烈摧残。
  世界伪现代化大体经历了三次浪潮。
  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兴起推倒中世纪神权专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现代化运动之后,1760年-1860年的早期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就产生了世界“伪现代化”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的伪现代化的主要病态在于两方面:现代化产生的科学发明,如亚伯拉罕.达比焦炭炼铁法、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气机等机电器械,不是为多数人带来“共生”福音,而是以种种“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土地,让大批传统工人失业,只让极少数暴发户得到巨额剩余价值暴富,使社会出现局部高效率,整体低公平。由此产生了荷兰、葡萄牙、英国等推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
  作为对第一次伪现代化浪潮的狙击,出现了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为代表的第一批反“伪现代化”的思想家,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最终孕育了马克思(1812-1889)、恩格斯(1820—1895)这样明确以批判、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家。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专政,巴黎公社,可以说是第一次反伪现代化的实际斗争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本是要批判“伪现代化”,回到真正的现代性轨道上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梭、马克思等思想家是永垂不朽的。然而戏剧性的悲剧是,卢梭、马克思倡导的“反伪现代化”运动,最终因为“共产主义”只重“阶级斗争”的“共产”,而没有反对一切暴力的“共生”理念,在对平民和公意的浪漫主义神化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高于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竟可悲地异化为第二次伪现代化大潮。反伪现代化的斗士又成为伪现代化者——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伪现代化悲剧(14)。
  这时,另一个戏剧性转折发生了——与此同时,早期资本主义,也就是“前现代”,在受到法国大革命,受到卢梭、马克思的猛烈攻击后,被迫逐渐重新返回现代化的轨道,这一显著标志就是18世纪美国宪法的产生(美国平等主义的民主)和英国民主制度的演变(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建立)、欧洲民主的成熟,以英美为代表的“理性资本主义”缓解了对工人农民的压迫剥削,一方面给予工人农民初级“共生”的基本法制保障,一方面继续高速进行科学实验,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现代化消费水平,使世界现代化进程由“前现代”进入了“现代”(15)。
  然而,不幸的是,当资本主义收敛伪现代化步伐时,以反对资本主义“伪现代化”暴行为旗帜的共产主义运动,却变形为空前的“伪现代化”运动。这一悲剧的前奏是“法国大革命” 雅各宾党走向专政;而正式开场,却是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列宁按照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为苏联制定了工业化、电气化加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没有特权,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苏维埃现代化蓝图,可这一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崇拜之上的美妙的现代化蓝图,由于没有“人人皆有共生”之权利的“大同思想”,结果又变成了一党专政,一人专政,形成了斯大林比沙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个人独裁、极权专制高峰。
  这第二次伪现代化大潮一直延续到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苏联分崩离析,“新中国”的“极左”(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金日成的世袭制”都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次伪现代化大潮的根本原因,海耶克有一段精彩的分析:“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16)”这就使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为什么中共历史上一再出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酷刑冤案——用“集体主义”阉割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正是伪现代化最得意的手段和存在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伪现代化大潮特别推崇的“公意”、“集体主义”,竟丝毫不含“共生”理念,所谓“公意”、“集体主义”只是一个阶级的利益代表,并不包括全人类,更没有宇宙万物共生的概念。如此第二次伪现代化大潮,再一次证明,无论多么美妙的哲学与理想,只要排斥“共生”,就一定会带来巨大灾难。
  世界伪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可从1980年代算起,至今25年来,这一阶段伪现代化的主要病态,已从政治领域扩大到了自然领域,不仅原有的
  “政治伪现代化”、“文化伪现代化”继续存在,而且又新增加了从追求科技改造自然造福人类走到科技污染自然危害人类的“科技伪现代化”——即过度的发展主义和无序的工业革命、电子技术飞跃、信息泛滥,已造成了全球性严重生态污染,科学给人造福的理想实际上变成了毁灭人类持续发展生存的现实。针对这一“三维”伪现代化病态,全球掀起了以反环境污染的“绿色环保”运动为标志的反伪现代化新高潮,这种自然领域的反伪现代化声势,甚至超过了在政治文化方面要争自由民主共生的声浪。与此同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来是在对第二次伪现代化大潮的否定中展开的,但结果却走入“只要经济科技现代化不要政治体制现代化,只争发展不知环保共生”的怪圈,出现大面积“开明专制”和“权力寻租”的体制性腐败,经济发展与腐败堕落、“舆论一律”、环境污染比翼齐飞,成为第三次伪现代化浪潮的新特点。
  
  “中国伪现代化”的四个阶段
  至于中国的伪现代化,整体上从属于世界伪现代化的第二次、第三次浪潮,但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在被殖民主义帝国侵略的屈辱中,开始追求“船坚利炮”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业现代化”。这一追求毫不顾及当时中国农民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盲目增大财政支出,致使广大农民“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于是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以引进西方“上帝”而开始了反“伪现代化”,其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民主:均田制,男女平等。可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其主要首领马上便开始了“比皇帝更皇帝”的专制腐败生活,太平天国成为了一个集特权专制之大成的伪现代化运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反伪现代化而更加伪现代化的悲剧(17)。
  中国伪现代化浪潮的第二阶段,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国民革命”。晚清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技现代化”追求,由于其“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重现代技术,反现代政体的伪现代化操作,使以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和革命党人奋起讨伐,结果是取得阶段性反伪现代化成功━━普及了现代进化论,推翻了皇帝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度按照现代化的一些政治制度,以民生主义创建宪政民主政体。然而这一努力很快又沦为了伪现代化━━先是孙中山的接斑人袁世凯复辟称帝,而后又是学生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厉行一党专制,强行“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使孙中山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并非彻底的现代化制度)——“三民主义”沦为与晚清王朝毫无二致的伪现代化专政。
  中国伪现代化浪潮的第三阶段,可从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中共根据地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时算起。中共的诞生,起初是为了反对袁世凯之流的“伪现代化”,建立俄国“苏维埃”那样的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国家,继而又在蒋介石的“伪现代化”镇压中反抗而壮大,民主、自由与科学是中共当初争取民众支持最有力的现代化口号。中共在1921年至1931年的十年里,由于始终是在野,没有执政权,其行动与主张可以说是纯粹追求政治现代化。但是一旦有了几十万人口的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中共开始有一小块地盘学习执政——立刻发生了从“现代化”变为“伪现代化”的异化:当时“苏区”第一号人物毛泽东,虽然还是受到中共中央制约的“省级”“主席”,却已开始了一面反对蒋介石的专制,反对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极左”指示,一面在苏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伪现代化”━━毛泽东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战友统以“AB团”、“改组派”罪名残酷杀害(甚至对女犯人实行了烧阴户的酷刑━━这是后来张志新在狱中遭强奸和割喉管的发源),同时又在苏区禁止一切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出现。尔后到延安,集中共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毛泽东,更是经验丰富,一面写《新民主主义论》,用“新三民主义”替代“旧三民主义”,宣传现代化,一面又以“整风”,“抢救运动”扼杀许多如王实味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创造了“延安伪现代化”
(18)。到得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又在全国推广“延安伪现代化”,由取消1949年政协《共同纲领》,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整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一步一步走向了世界“伪现代化”颠峰。这长达50年的毛式伪现代化运动,和斯大林的苏联伪现代化运动一起,构成了世界伪现代化大潮的双峰并立。
  从1978年中共“三中全会”开始,直到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是中国伪现代化运动的第四阶段。这一次是以反对和清算毛式伪现代化运动(“延安伪现代化”)为发轫的,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但是,由于这一次依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这一场以改革为旗帜的反伪现代化运动,最终在20年后又一次向原地走了回头路,其典型标志就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提出,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19)”——到了世纪末结果又全部推翻,一人独揽党政军各项权力于一身的极权现象再次出现,并且“制度化”。与此同时,要“为社会主义平反”,“为毛泽东思想平反”、“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新意识形态”,开始以“学术”面目复辟还乡,大肆围攻现代化的前卫思想自由主义;1999年“新左派”对“1998年自由主义言说”的全面清算, 2000年春至2005年春,若干网站被整肃、关闭,《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相继被撤换总编辑的“铁腕行动”,
1999年至2002年,央视每年都在岁头岁尾的黄金时间隆重推出一部“向清朝学习”的大型电视连续剧(20),以及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意味着“与专制和好”,“为斯大林鸣冤”,“为毛泽东时代平反”的大战序幕已经正式拉开。
  “伪现代化”又一次得势,现代化再一次受挫——被20年改革解构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复辟,重新强暴“共生”,这是中国新千年头十年的严峻现实与趋势。
  有3000多年历史的“共生”论,能否战胜“伪现代化”?
   3、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共生论”
  “独立有利于合作,共生有利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20世纪的灾难根源在于只尚自由斗争,不重合作共生”,这一关于“伪现代化”根本症结的感悟,在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蒙胧的“共生追求”中,可以得到声援。
  前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特质我一直有些模糊。按戈氏的说法,“新思维”的核心是“新人道主义”。但“新人道主义”与“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何在?直到2004年5月31日读罢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1993-1995年的长篇对话——《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21),我才终于明白,戈氏的“新人道主义”(“新思维”),就是超越传统《人道主义宣言》,提倡人与一切动物和大自然平等合作共生。
  传统人道主义的经典阐述,集中于世界人权学者1973年发表的《人道主义宣言》:“人的宝贵与尊严,是人道主义的中心价值。人应当受到鼓励去发挥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并实现其愿望。我们抛弃一切贬低人、压制自由、钝化理智、使人丧失个性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准则。我们相信,个人最大限度的自主,是和社会责任一致的。”
  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新论”,却依据佛教的“共生”观对这种传统人道主义进行了超越,体现了蒙胧的“共生追求”。
  [1] 传统人道主义建立在“人为宇宙之中心”的“一股独大”的“人类霸权主义”上,所谓“人为万物之尺度”,“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是其典型表述;而“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则认为:人不能与自然对立,不能与其它动物对立,想要主宰宇宙的“人类扩张主义”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危机。
  ——戈尔巴乔夫:“人类并不是可以永远万世昌盛的。对自然的破坏和改造总是会有极限的。……在现代社会里去比较‘那种扩张主义怎么样?这种扩张主义又怎么样?’和它的种类、形式的话,可以说是很荒谬的。”
(22)   池田大作:“对于现代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意志与欲望的问题,如果不加以些许的克制与限制,那么这文明本身将会面对一个灭亡的危机的到来。”
(23)   传统人道主义过分强调人的自由与独立,而“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则发现“自由是双面刃”,所谓“个人最大限度的自主,是和社会责任一致的”的推断,在人类的实践或历史中得不到验证,是一种夸大与空想的似是而非的谬论;仅仅有“自由”与“独立”,个人与人类都不能真正地长久地拥有幸福。“自由”与“独立”并不是人类的最佳状态。只有利于合作共生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有限自由”与“有限独立”,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自由”与“独立”。
  因为,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专制、极权,其实皆由“个人最大限度的自主”而产生的。
  ——戈尔巴乔夫:“大家不要忘记,专制主义会运用任何手法来将自己打扮成非专制主义,然后如此这般不引人注意地将自己的势力扩大起来。”(24)
  池田大作:“大乘佛教将这种智性的优越感主义称为‘二乘不作佛’。…… 这些智性优越感的人,才是离悟道最远的人,历来受到大乘佛教的弹劾斥责。” (25)
  ——戈尔巴乔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握有莫大权力,鼓吹总统权力专制的人们,不是别人,正是那班在三四年前为了自由与民主而彻底打垮‘中央’的人。没有谁能比我国的独裁主义派更显得心胸狭窄及与民主主义相距更远的了。”
(26)  “现在的俄罗斯正以‘安定化’这种藉口来谋求将个人独裁倾向性纳入正当化之中。”
(27)  “如今那些终于露出了丑陋真面目,兼且对我冷嘲热讽、恶意攻讦的人,当年却都是从我手中获得了自由,因为得益于资讯开放才能达致操纵人们的知性的。……对这些恩将仇报的人,忘恩负义的人,确确实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人心难测,真是谜一样的难测。”
(28)  池田大作:“‘自由是双面刃’问题,在古代柏拉图《理想国》里,或是近代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恶魔》、《卡拉马估夫兄弟》》中也曾被尖锐地揭露过。(29)”
   传统人道主义的关键词中没有“合作”、“共生”,而“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相信“善的本质就是合作”,“合作”、“共生”是消除现代文明危机的新价值观。有利于“合作”的“自由”,有助于走向“共生”的“自由”,以“宽容”与“调和”为前提的自由,才是人类所需要的自由。从“原始绝对自由”走向“合作的自由”、“共生的自由”,这是人类新世纪的新思维与新趋势。
   ——戈尔巴乔夫:“我的故乡的人民是一个非常豪爽的民族,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这是因为在北高加索的几个世纪期间,人与人的调和,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融洽和睦,正是为了生活的最大条件。因此,我们不管是从思考形态或是从人的关系上来说,注定是要成为国际主义者的。”
(30)  池田大作:“的确可以说是‘风土创造了人性’。”
(31)  ——戈尔巴乔夫:“后来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加剧‘矛盾’与‘中立’,最重要的还是‘宽容’与‘调和’。”
(32)  池田大作:“善的本质就是合作,即它具有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宇宙’相互结合起来的力量。”
(33)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所形成的不同的选择,‘绝对单一化’不但不可能成为一种目的,而且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结束及濒死的到来。此处已标志着向‘新思维’的飞跃。……确立对于世界的多种多样性、多元性的认识,不过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总是建立于第一步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这世界本来就是相互连接、相互依存这一事实。……因此,考察对世界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给‘新思维’的形成带来巨大的影响。”
(34)  池田大作:“您这种发现完全与佛教对根本性的看法,亦即朝向‘缘起观’的观点是相一致的,我十分感铭。佛教提倡:不管是人间社会的现象还是自然界的现象,能单独地产生事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一切都由缘而起,而且是相互有关才产生的。因此,如果存在着A和B的话,那么A就是由B带来的A,而B也是因为有了A而产生了B。为此,与其去重视A、B的个性,不如重视A与B之间的关系性。……普遍性——就是人、自然、宇宙的共生共存,小宇宙与大宇宙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合并起来而‘共生’的一种秩序感觉、世界感觉。……我深信,只有‘共生’才是开辟21世纪的关键所在。”
(35)   传统人道主义认定“自由”先于“平等”,而“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则看重“平等”为“自由”之魂,因为“自由主义是不能取代包括平等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的”。
    ——戈尔巴乔夫:“只有平等思想才是人类文化一贯的主流,没有了平等,那么道德、宗教、创造都是不可能有的。……倘能以平等尊敬的心情接近对方,自然就会引导出善良的心灵……每个人都具有形形色色的特征,具备了成为市民社会全体的一部分的能力。……个人的自由成长是构成全体自由成长的重要部分。……站在平等观的立场来看的话,自由主义是不能取代包括平等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的。”
(36)  池田大作:“如果说‘平等’只是个抽象性口号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一天会陷入到一种隐藏了‘差别’、‘榨取’的陷阱里去。我认为不仅仅只去‘宣传平等’,而应以‘平等为生’,这才是必要的。释迦牟尼以反对四种姓的身份差别而垂名于世。”
(37)  ——戈尔巴乔夫:“我为能在改革运动时代里把那些视‘革命领袖们’所推行的为绝对正确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能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就我个人来说,总是想努力做到清除那种不仅存在于身边的下属甚至是国民中所抱有的对党的总书记的畏惧之感,提倡大家都是平等的观念。”
(38)  池田大作:“在社会主义的语境里,所有一切的平等、公正的理念与宗教本来的状态有着很深切的相通之处,……社会主义与主张一律平等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对之应加以重视。’”(39)   传统人道主义(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推崇“激进”、“突变”、“革命”、“大跃进”,“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则坚信:“善者,以蜗牛般的速度缓行”,“急躁是愚蠢的母亲”,主张“改良”、“改革”、“渐进”,击退现代启蒙主义的负面——激进主义,恢复“全人性”——自由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合作、共生,合二为一,才是“追求新的统合原理”的“全人性”。
   ——戈尔巴乔夫:“尽管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教训,但我们还不能说,已将一切的真实全部发现了,唯一可以说的,……那就是要以谨慎的用心来看待事物,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圣雄甘地的‘善者,以蜗牛般的速度缓行’的格言特别能引起共鸣。”
(40)  池田大作:“您所主张的理论与我在此之前(几个月前),应邀在美国的克莱亚门特?麦肯纳大学演讲时的主题‘追求新的统合原理’有着惊人的相似与共鸣之处。……针对在孤独与分隔的荒野中徘徊不进的现代人,作为恢复‘全人性’的指标,我提出了如下三点……第一点是作为社会变革的方法论,击退现代启蒙主义的负面——激进主义,进而论述了渐进主义的当务之急及其合法之处。……‘急躁是愚蠢的母亲’,这句话是达芬奇的名言。”
(41)   传统人道主义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个性解放”,鼓吹“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而“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则见证:“‘分裂’是恶,‘结合’是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常是一种狡猾的分裂主义,皆是“战争主义”, “是发生战争的主谋者”,人类的灾难之源;只有从“民族的归属感”转向“全人类的归属感”, 形成“共生的道德风气”,倡导做“世界公民”,人类才可能有永远的和平。
   ——戈尔巴乔夫:“不管是哪一个民族都应是同样重要的,必须受到尊重,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若狂热地步向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之道,则是十分危险的。现代人类总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又相互关连着的。”
(42)  池田大作:“ ‘分裂’是恶,‘结合’是善。……导致现代社会混沌迷蒙的也许就在于人的善性中所根植的‘结合’之力被人的恶魔性诱发出来的‘分裂’之力所吞噬。”
(43)  ——戈尔巴乔夫:“任何‘崩溃’也无法将‘个性’予以唤醒。我们必须找出‘结合’的力量。我想这种力量在我们民族自身当中,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中一定找得到的。”
(P215)  池田大作:“众所周知,在演讲中他(陀斯妥也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精神十分倾心,他说:‘俄罗斯人的使命,毫不怀疑是属于全欧洲性、全世界性的。’因此,‘只有全世界性才是我们的命运。’但这绝不是由刺刀而带来的,而是由同胞之情与结合全人类一起,从我们大家的手足一样的追求的力量中去获取的。”
(44)  ——戈尔巴乔夫:“如果不去重视‘个性’,并把它作为一个立足点,那末,不管是什么样的‘普遍性’都无法开发出来的。如果说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就可从中具有了无法否定的‘普遍性’、‘全人类性’的存在。”
(45)  池田大作:“别尔嘉耶夫断言:‘马克思是位优秀的社会学者,但又是一位非常软弱的人学者。马克思主义,讲述有关社会的问题,但对人的问题却不陈述。’”
(46)  ——戈尔巴乔夫:“民族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剥夺人们的理性,驱使人们陷入狂热之中的思潮。……别尔嘉耶夫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他不说‘全球性’这个词,而是以‘普遍性’这个概念代之。但实质是一样的。我所着眼的正是从别尔嘉耶夫的思想的核心的‘民族的归属感’向着‘全人类的归属感’(转换)的考虑。”
(47)  池田大作:“对这种令进步发展的过程产生走向岐路的‘民族’这种词被绝对化的背景,卡布里耶?马歇尔将之取名为‘抽象化的精神’的‘魔性’,我总觉得它起了强烈的作用。……这里面有一种‘抽象化的圈套’的陷阱正等候着我们。”
(48)  “以前我曾提倡过要设定‘联合国世界公民教育的十年计划’。要想发掘出民众的‘善性’,并加以锤炼,进而形成‘共生的道德风气’的话,无论如何,教育是最重要性的一个手段。苏格拉底被人问起他来自哪一个国家时,他不回答‘雅典’,而是答曰:‘我乃世界公民’,他超越了国家、民族、地域的藩篱,把地球全体看作‘自己的祖国’。只有这种抱有人类之爱的‘世界公民’,世界主义者的前浪推后浪的人才辈出才是时代的要求。……只有‘世界公民’的教育才是人类集合起睿智的必修课题之一。”
(49)  ——戈尔巴乔夫:“在对民族主义、人种差别主义进行批判这个问题上,别尔嘉耶夫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态度。他说:‘民族主义是产生沙文主义和嫌恶他国人民的根源,有必要与爱国主义进行明显的区分。’最令人可怕的是,‘民族主义是发生战争的主谋者’。‘民族主义比对自己民族的爱占有更大比例的是对其他人的憎恨,这是十分明显的。’”(50)  池田大作:“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或人种,如果他们进一步去了解与分析自我的历史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一定会达到对‘人就是人’的这种不可思议而又尊严的,并且对每个人具有普遍性的自我认识。……佛经上有:‘观己心,见十法界’这种实践论。在贯彻进行透彻的自我洞察实践时,自然而然也就能开发出自己生命的‘尊严性’、‘全体性’、‘普遍性’的自觉。”
(51)   传统人道主义将人和自由神化、绝对化,“新人道主义”的“共生追求”则断定“自由”或“进步”,一旦被成为“目的”的偶像化,就会适得其反,“从一元性到多元性”的切换已成为我们当务之急。
  ——戈尔巴乔夫:“占社会全体的绝大部分人有一个偏见,将自由与‘肆无忌惮,恣意放纵’视为同义。……今日的俄罗斯,在经历过从‘全面查禁制度’到新的‘全面为所欲为制度’的大潮流转折之后,到底因此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后遗症呢?对于这一问题,世界上目前尚未对此进行过真正的富哲理性的研究,说来不禁令人深感遗憾。……最近,索尔仁尼琴在波西比尔斯库的学术会议上的演讲中曾对‘资讯公开化’予以公开的批判,指其引发出‘民族主义的思潮喷发、滥用枪械、犯罪率飙升’等等。说真的,我对此不禁感到十分惊讶!……‘资讯公开化’正是响应了索尔仁尼琴曾发出的呼吁:‘无法生活在虚伪之中’。他是一名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对于‘资讯公开化’这一转变应是最有感受的。……我个人认为,恰恰是这种改革率先表达了索尔仁尼琴先生所提出的言论自由的意义。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能初次得以以俄文版出版了几百万部,《红色车轮》能在许多杂志中发表出来,都有是拜言论自由与资讯公开化政策的实行所赐。”
(52)  池田大作:“历史上常常会出现一些名人的志同道合者之间发生了一些在事后才觉得荒谬或不可想象的误解、岐见的情况。譬如,爱因斯坦和柏尔格森就属于这种情况。”
(53)  ——戈尔巴乔夫:“我觉得在俄罗斯所遭受失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可以断定的乃是19世纪中期的革命时代的激进的共产主义。失败了的是这种完全废止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去打倒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想法,也就是一种革命的专制思想,绝对的完全平均主义,等等。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到俄罗斯的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列宁,特别是年轻时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性、极权性的空想社会改良说。”
(54)  “苏联、中国的文革、柬埔寨大屠杀这么多国家的悲剧,都是尝试实行共产主义的试验场所造成的。”
(55)  池田大作:“‘你们这些人是否想把现代人诱骗到一种未来能骑在他人头上作威作福,成为人柱的凄惨情景吗?(赫尔岑)……不管是‘自由’或‘进步’,一旦被成为‘目的’的偶像化时,我们决可忘记那尽情地践踏着人的生命与生活的残暴。”
(56)  ——戈尔巴乔夫:“《共产党宣言》一方面以暴露资本主义的缺陷的方法去推动人们的良心与道德,从而号召与资本主义进行分庭抗礼;而在另一方面,则以煽动增加仇恨的形式教唆人们走向一种破坏力和暴力方向去。”
(57)  池田大作:“‘从一元性到多元性’的切换已成为我们当务之急。”
(58)   一个幽灵—— 一个“共生主义”的幽灵,时隐时现在《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中!
  《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虽然并非系统论述“自由是为了合作,自由必须有利于共生”的哲学专著,其中有不少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之说;但是,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依然以语录体或杂谈的方式粗粗勾勒了“合作共生高于自由”的新思维,尽管他们并没有自觉到要提出“合作主义”或“共生主义”,但却不由自主地几乎接近了“共生主义”,为学人进一步催生“共生主义”助了一臂之力,打破了“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后,人类的哲学思想探索多年停滞不前的困境。在这个既信息爆炸又极缺新哲学思想的“自由主义的贫困”时代,《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问世,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自1985年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戈尔巴乔夫的“国君”权威只有6年零9个月。但是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参与创造“共生论”后,他的思想光辉将千秋光耀人类。戈尔巴乔夫不仅仅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以武力为原则”的“旧思维”,解体专制苏联,拉下了20世纪的共产主义伪现代化实验悲剧大幕,而且也在终结“自由主义的贫困”、权威主义、原教旨主义及种族中心论的困惑,开创“在国际关系领域必须以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代替武力原则,以道德原则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共生追求”。当世界各国的“退休元首”或热衷于当“太上皇”,或沉迷于当商业明星致富之时,戈尔巴乔夫却像孔夫子那样两袖清风地颠波于世界各地,宣传争当“世界公民”,走向“共生主义”的“新思维”。其高风亮节独树一帜,高山仰止。
  从华盛顿破除总统终身制永留英名,到戈尔巴乔夫以“不爱皇位爱‘新思维’”而更上一层楼,标志着人类破除权力终身制的努力进入了“共生主义”的新境界。
  戈尔巴乔夫的 “共生主义”的新追求,除了佛教的影响,是否也源于中国《易经》中的“共生论”?
   4、《易经》中的“共生主义”
   相传公元前2800多年时,“华夏三皇”伏羲 “始画八卦”发明《易经》刍形;到夏朝时《易经》叫《连山》,商朝时则变为《归藏》,都失传了;“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又经一千多年的孕育,到得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西周初期,“文王拘,而有《周易》”,经文王及儿子周公相继整理,才生发成后世所见《易经》:由乾(阳)、坤(阴)两卦开卦,由两卦演变六十四卦;每卦由卦象(阴阳两爻)、卦辞、爻辞组成;至春秋末期,孔子(或其门徒)作《易传》(《易大传》),对《易经》中的哲理进行借题发挥的诠发——形成“十翼”:《彖》、《象》、《系辞》(三者均分上下),加上《文言》(只乾、坤两卦有之)、《说卦》、《序卦》、《杂卦》(59)——又将《易经》、《易传》二者合集称为《周易》,从此《易经》走出朝中深宫普及神州大地。
  据此,《易经》至少已公共传播3000年了。但30个世纪以来,中外哲人却始终未能洞悉《易经》的真谛在于倡导形形色色的“共生”之变,而一再以“卜筮”、“礼教”种种误读歪曲或轻视《易经》。
   黑格尔为何轻视《易经》
   黑格尔是洋哲学家轻视《易经》的代表。
  有“马克思的老师”之称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不仅本末倒置地将“易经哲学”排在“孔子学说”之后,而且贬称《易经》不过是:“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60)”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黑格尔才向学生们介绍一下《易经》。
  黑格尔为何如此轻视《易经》?我发现,多半是因为翻译成外语的《易经》而被稀释和歪曲失去原汁原味,使黑格尔读不到《易经》的真谛——这只要看看黑格尔对老子第一章的翻译就可知道,将中国文言文古典翻译成外文,只会造成一种郢书燕说的悲剧。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全文引用了老子“第一章”,但中国学者(贺麟)将其翻译回中文,则是这样的无味语句——
  “那是可以理论的(或是可以用言语表达的)原始的理性,却是超自然的理性。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但它是不可名言的。没有名字,它便是天与地的根源,但有了名字,它便是宇宙的母亲。人们必须没有欲望,才能观察它的庄严性;带着情欲,人们就只能看见它的不完善的状态(它的限度,它的极边)。这些(它的完善性或不完善性)只是标志同一源泉的两个方式;而这个泉源可以叫做不可钻入的幽深;这个不可钻入的幽深包含着一切事物在它自身。(61)”
  这与老子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62)”——意趣大悖!可见黑格尔读到的德文版《老子》,与原著的高度抽象和高度模糊的意象相差何止万里!由此推而广之,黑格尔读到的德文版《易经》,也定然是面目全非的《易经》。
  可见,洋人要以清晰之法来翻译晦涩模糊的中国古典哲学,是永远也不能进入东方哲学的。
  中国古典哲学的奥妙就在于“引而不发跃如也”——以晦涩模糊的哲学意象大纲,“无为而无不为”,无限开放地吸引各类读者参与,一起与作者共同思想,最后得到自己参与创造的个性化哲学思想成品,属于“启发”式哲学教育。
  而西方哲学,是以清晰的逻辑推理思辨向读者灌输作者的哲学定论。因为太清晰、太明白了,不仅仅文字毫无文采,意义也极易单调和局限。
  中国古典哲学如太阳自然宏观宇宙天地人生万物,高瞻远瞩,指南终极;西方哲学如激光分别透视各物各类各行各业,精密严谨,切实可行;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二者无所谓高下之分,唯有结合共用,方可相得益彰,造福万类。
  胡适排斥《易经》不见《老子》
  胡适是现代中国学者排斥《易经》的典型。
  深深崇拜洋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比黑格尔走得更远,他在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干脆“截断众流”,将《易经》排除出中国哲学史——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只是“从老子到韩非”,从根本上否定《易经》为中国哲学之源的开山地位,只讲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诸子百家,声称: “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63)”
  胡适在此实在是“一叶障目”——《易经》的作者虽然不详,《易经》的产生过程虽然只有众说纷纭的传说,但《易经》有使人的精神新生的原理或概念,有关于宇宙和人生根本的原理之哲理,这是明明白白的;胡适纵然悟不到其中的“共生主义”,至少不能否认“《易》有变易与不易”及“简易”与“日月合一为易”(64)四种哲学体系,胡适怎么就看不见老子、孔子之学,皆是在演绎《易经》?——“老子是坤化主义派柔化主义派”,“孔子是乾化主义派刚化主义派”,“老子是言无派”,“孔子是言有派”(65)。
  顾准说,老子曾做过东周的史官“守藏史(66)”,自然熟读《易经》,其《道德经》虽然可能是“以天地宇宙作为统治哲学的隐喻”(67),但却是在以“天人合一”的“无为论”来发挥《易经》的“共生主义”;孔子儒家更是明白地以《易传》(包括后来的《论语》)来用“礼教”曲解《易经》——中国的“诸子哲学”其源基本上都在于《易经》。
  且以老子《道德经》(68)为例,八十一章中有十九章直接以“天人合一”或“无为论”来发挥《易经》的“共生主义”——
[1]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
[2]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
[3]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十六章)”
[4]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第二十二章)”
[5]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6]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二十九章)”
[7]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
[8]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
[9]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
[10]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四十二章)”
[1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第四十三章)”
[12] “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
[13]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
[14] “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
[15]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
[16]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第六十三章)”
[17]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第七十七章)”
[18]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19]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杨振宁如此误解《易经》
   杨振宁是当代学人误解《易经》的集大成者。
  2004年9月3日,诺贝尔奖获奖者、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69),指责《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弦外之音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责任要由《易经》负责。
  杨振宁在演讲之初似乎已经接近《易经》宝贵的“共生”论:“‘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70)”
  但他却遽然止步,放弃这一重大思考课题,紧接着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71)”——将发现研究《易经》宝贵的“共生主义”的机会丢掉了。
  平心而论,杨振宁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有些论点不无参考意义,如: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我认为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是神秘的,有重大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它文化所没有的。而书法显然跟《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
  但是,在对《易经》进行这些表面的肯定时,杨振宁主要的力量用于因袭传统观念对《易经》进行了本质歪曲——将《易经》主体定位于占卜之术——
  “《易经》里面64卦开始是乾卦和坤卦。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有64卦都有卦符。乾就是六个连线,坤是六个断线。有了符以后还得有名与字。卦名有音,有音还不够,就有一个字。这前后发展的次序我不是研究考古学的,不过我想这个次序很可能多少是对的。(72)”
  杨振宁能看出《易经》有“天人合一”的哲学,为何不能由此洞见其中的“共生”意象?明明《易经》是一个以“天人合一”现象倡导万物“共生”的东方哲学经典,杨振宁却视之为“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的巫书——杨振宁与历代许多大学者一样,都只看出《易经》“天人合一”就止步了;其实,只要再继续前进几步,就会豁然出洞口,发见“天人合一”后面的“共生主义”。
  《易经》中真的只有“归纳”,没有“推演”吗?不,《易经》在将宇宙万物的本质抽象为阴阳乾坤后,又以64种排列组合(六十四卦)——对不同的阴阳乾坤进行了抽象地“推演”。只要想想《易经》从乾卦、坤卦推至“既济”又最终以“未济”结束,“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就可知《易经》其实“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将宇宙万物和人世永远无止境的共生探索揭示得淋漓尽致。可惜的是,一如“四大发明”的火药一再被国人用来作迷信的爆竹来使用,伟大的“共生哲学”经典《易经》,也一再被实用于占卜算卦。
  赫赫杨振宁先生,在对易经》如此本末倒置地研究了一番后,似乎还以传统方式对《易经》第二十八卦“大过卦”进行勇敢地体验——2004年底,82岁的杨振宁先生与小自己54岁的28岁大学生翁帆喜结“良缘”——此举与《易经》第二十八卦“泽风大过,兑上巽下”中的“九二爻辞”很吻合:“九二:枯杨生(禾 + 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73)”——老先生娶少女为妻有利无害。
  我相信杨振宁先生不会只停留在赞美翁帆是“上帝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而会好好研究一下“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一《易经》所“推演”的“共生态”,但愿他能最终悟出《易经》并非“是由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变成卜筮迷信,再由卜筮迷信的宗教书变成社会伦理的礼教书”,《易经》实乃一部伟大的“共生主义”启蒙哲学。
   孔子对《易经》的曲解最大
  考量古今中外对《易经》曲解最大者,“状元”非孔子莫属。
  “《周易》由《易经》的迷信书变成《易传》的哲理书,孔子立了大功,这是不可否认的。可也要知道,孔子是为了找等级礼教的理论根据而大研究《易经》的。(74)”蔡尚思这一论断虽有误“《易经》只是卜筮书”传统错误,但指出孔子是曲解《易经》的最大“功臣”,倒是实事求是的。
  《易经》本来旨在揭示是宝贵的原始合作哲学,但是孔子儒家的解释运用却“郢书燕说”。
  其一是将《易经》中的平等共生歪曲为乾尊坤卑或坤主乾次的“不平等合作”。《易经》中的阴阳乾坤,本无尊卑贱之分,孔儒偏说“乾坤,一乾而已”,“男女,一男而已”;“坤阴为大,乾阳为小”,“女居尊为泰,女居卑为否,女来为泰,女往为否(75)”。皆是主张“一股独大”的“控股”。殊不知,世间万物,只有平等互利的合作共生才是自然之道,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二是将《易经》作为“礼教治国”的根据——“由《易经》变成《易传》,就是由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变成卜筮迷信,再由卜筮迷信变成社会伦理的礼教书。(76)”
  《易传》的作者孔子(或其弟子)将“不平等合作”上升为“三纲五常”的人生伦理与治国之术,说什么“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由此推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于是乎中国开始了两千年的废除平等合作的专制历史,至今余毒不绝。教育家孔子的最大失误就是将《易经》的“平等合作”精神曲解为“不平等合作”礼教。
  其实,无论是“离传解经”,还是“以经解传”,研究《周易》首先要承认,《易经》的基本原则是“阴阳两爻”、“乾坤两象”的对立与配合的共生模式演绎。在《易经》看来,宇宙世界之所以形成,所以发展,就是因为始终保持着种种对立的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天地相对,日月相对,水火相对,阴阳相对,男女相对,君臣相对(执政者与民众相对)。《易经》将其抽象为“阴爻阳爻”相对,并以女性生殖器的象形符号“- -”代表阴爻,以男性生殖器的象形符号“一”代表阳爻。《易经》的伟大在于没有止于仅仅发现世间万物中的对立性与差异性,而是进而洞察到宇宙万物的生存的奥妙是相反相成的合作共生,“日月合一为易”——万物在对立的基础上配合与共生才能相互自然生存。于是以“阴阳两爻”、“乾坤两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六十四种共生模式,以表示万物的生存的奥秘尽在于既有对立,更要合作,合作共生的方式有六十四卦,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因而其生态命运便有无数种:合理的配合方式产生共生吉利的卦象,不公平的配合方式导致难以共生的凶卦险卦。
  与其说《易经》起源于一种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不如说《易经》产生于一种原始的“共生哲学”、“共生崇拜”——《易经》的中心卦爻是乾、坤、咸、泰,“乾为男阳,坤为女阴,咸卦乃男女相感成交之卦,阴阳相感成交之卦,于自然之本能,生息之天性,尽以显示。(77)”
“咸卦在于两性感通,泰卦在于两性交通”。“乾坤者万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易经》以男女只有配合共生才有子孙万代的铁证来说明万物皆如是。(78)
  试看《易经》(79)第一卦: 乾—— 乾为天 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一《易经》第一卦“乾卦”,以结局“见群龙无首,吉”而表示了“九龙共生”,无首为吉——没有“一家独大”的专制才是吉利的共生理想。
  但孔子(或其弟子)却偏以自己向往的礼教等级法则将乾卦注释为儒家道德教条——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再田,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君德也。
  九三, 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 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其唯圣人乎?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孔儒虽然在其中无意中感受到了一点“共生”气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但整体上将乾卦定为“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之专制秩序。
  在孔子的误导下,中国历代专制者有过一己绝对自由的追求,却从无“合作共生”的真诚愿景:只想统治别人,统一别人,只想剿灭在野派,“口含天宪”,“舆论一律”,从没有与对立面平等合作的“朝野合作”观念;无论是古代的“招安”,20世纪的几次“国共合作”,还是文革前的“公私合营”、“统一战线”,往往都只是“引蛇出洞”,借合作之名伺机吃掉合作者的“阳谋”。中国历代读书人、士大夫包括商人,也多半只有“学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当个“红顶商人”的依附、投靠、归顺意识,总觉得执政者是“皮”,文化人和商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平等合作的自信。即使是一些当代文化人(著名如“文化史论者”余秋雨)和当代企业家,也不知以独立身份与政府沟通,而是以“鹦鹉讨主人欢喜”的方式异化“朝野合作”。他们不明白,合作共生的前提是双方各自保持独立地位;人若没有平等合作的概念就只会成为专制者或奴才。首先保持独立身份,然后才可能合作共生;首先允许人家保持独立地位,而后才有真正的合作。合作共生的方式有多种,招商引资是合作,批评监督更是合作。“道法自然”,只有像大自然一样,允许形形色色的合作方式,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合作,永远的共生。
  《易经》六十四卦,卦卦都涉及共生配合原理,其中有十三卦直论“共生主义”。除已举全文为例的第一卦“乾“—— “乾为天
乾上乾下”——以结局“见群龙无首,吉”表示了“九龙共生”,无首为吉的共生追求,还有十二卦张扬“共生”,依次是(80)——
  第二卦“坤”——“坤为地 坤上坤下”: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坤元是大地的根元,万物勃勃生长是因为顺从了“天”(共生)的法则,以深厚大地承载万物,包含庞大广阔的光明,使各种生命都能顺利成长。
  第七卦“师”——“地水师 坤上坎下”: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师为军队,一支军队要打胜仗,非有“容民畜众”的“共生”远见不可。
  第八卦“比”——“水地比 坎上坤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比附,亲近相就。即使要当好一个开明帝王,也得有一点近似“共生”的“建万国,亲诸侯”的胸怀。
  第九卦 “小畜”——“风天小畜 巽上乾下”: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孚:诚信;挛:紧握拳头,喻示团结——心怀诚信,团结周边,因好邻居而富强,也不独富而惠及友邻。
  第十二卦“否”——“地天否 乾上坤下”:
  “象曰:天地不交,否;”——上下不通,阴阳不相交,则万物不能共生,必然“大往小来”,泰去否来,陷入困境。
  第十三卦“同人”——“天火同人 乾上离下”:
  “同人:同人于野,亨。 ”——共同生活于广阔的大地上,“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六二:同人于宗,吝。”——聚众在宗庙,只在宗族中讲团结,不与万物共生,不会有吉利。“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郊有万物,与万物同在,才能无怨无悔。
   第二十七卦“颐”——“山雷颐 艮上震下”:
  “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大矣哉!”——天地、圣人没有只顾自己的,皆以共生为德。
   第三十一卦“咸”——“泽山咸 兑上艮下”:
  “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通过全身各部位的相互感应说明,天地感应而共生,圣人与民众感应而共生,男女感应而共生。
   第三十二卦“恒”——“雷风恒 震上巽下”:
  “彖曰:恒,久也。 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 恒亨无咎,利贞; 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这都是原始的共生意识,因“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下就是这样在共生中形成的。
   第四十一卦“损”——“山泽损 艮上兑下”: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曷之用?
   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有时要在“损刚益柔”的平衡或调节中实现共生,这就需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共同富裕”。
   第四十二卦“益”——“风雷益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让高高在上的强权向民众让利,民众就会快乐无疆:此为益弱损强之共生之道。
   第六十三卦“既济”——“水火既济 坎上离下”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水火”尚可“既济”,何物不可共生?当然,此种高度相反相成的“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严防“小狐汔济,濡其尾”(小狐狸在几乎渡河成功时,因为尾巴打湿而不能坚持到底,从“既济”轮回为“火在水上”之“未济”——共生态须时刻精心维护,高度警惕。
   现代西方虽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新观念,但至今还没有明确“合作共生”是与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同等重要的理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都有一个最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高度重视合作共生观念,马克思只看到“阶级斗争”可以推动历史,西方经济学只重“竞争”,都没有研究“男女配合,方有人类”深层哲理,忽视万物互为生存基础的合作共生才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老子曾说,“天下神器,不可执之。执者失之,为者败之(81)”。这就是说,谁想独吞“天下神器“是不可能的,必须与全社会合作。这也是对宪政主义混合主权与“有限政府”思想最形象的一个解读。中国一百年宪政之道反复挫败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每一次革命都没有真正与全社会实行合作共生,总是只与一个阶级合作,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从不想全民共生合作,双赢,都赢。
  放眼全球,若大地球竟然没有一本真正研究共生哲学的书!
  我非《周易》研究专家,却是“新中国”近六十年“伪现代化”悲剧的亲历者,一次次残酷消灭对立面废除共生的“阶级斗争”,历历在目。“久病成良医”,面对今日“合作共生新闻”如雨后春笋,重读古籍《周易》,不禁深切体会:发扬《易经》中的平等合作共生原则,以共生、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为现代化的新口号,在现代性中加入“共生”这一易经哲学理念,意义重大。如果不重视“共生”新观念,我们就没有“告别斗争”,“和平改革”“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反思历史,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并非上策,现代先进国家的多党合作,朝野合作,正好印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经》共生哲学。《易经》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日月合一为易”,提倡在平等的条件下实行天地共生、上下共生、“朝野共生”(体制内外合作)、国际合作、万物共生。
  我们岂可像将指南针用于风水迷信一样,永远将《易经》用于占筮或礼教研究?“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现在到了还《易经》“共生”真谛,构建21世纪“共生学”与“共生主义”的时候了。
  “古为今用”几乎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则——石油于亿万年前形成深藏地下,直到20世纪初才为人们发现开采使用;民主、自由、共和等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在2500年前就试行了,直到19世纪才开始为许多国家完善实行;孕育于3000年前的《易经》,可能是中华民族老祖宗留给21世纪人类克服形形色色“伪现代化”的“锦囊妙计”,它将以“共生主义”的光辉使全人类看见真正的“万物共生”理性。
    注释:
  (1)2005年4月30日深圳《晶报》。
  (2)《辞海》1999年普及本,P3516。
  (3)(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第一版,P177,P424,P426,P15,P17,P97,P100,P116,P97,P53,P54,P56,P56,P175,P177,P119,P119,P367,P375,P78,P79,P212,P213,P215,P331,P360,P292,P293,P322,P328,P330,P160,P160,P361,P364,P365,P375,P452,
  (4)(62)(68)(81)《老子全译》,(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四次印刷,P47二十五章,P1一章;网上《老子》电子版亦同;P56二十九章。
  (5)(6)(7)(8)(9)逻辑学基本概念之一。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P63。
  (10)?前两次“国共合作”的经过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由中共要求,孙中山同意;这次“国共合作”是在“国强共弱”,“共方主动”的背景下进行的,具体方式为: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原本设想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主动参加帮助,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中共代表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战时期, 从1937年到1946年
,这一次也是中共主动要求,由蒋介石被迫认可。“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实为借日本入侵扩大自身实力);1936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不得已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1946年,羽翼丰满的中共以强硬态度拒绝蒋介石命令而结束近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三年后,中共就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岛。
  此次“第三次国共合作”,又是中共主动要求,但与前两次“以弱求强”要求合作不同,这一次中共是以强凌弱的身份慷慨弯腰要求已失政权的国民党“合作共生”,主要是为联国(民党)联亲(民党)抑制“台独”,一旦“统一台湾”大业完成——中共可能吞掉国民党,也可能国民党将计就计争取民意在选举中“和平反攻大陆”,其变局能否真正实现“共生”,难以预料。
  (11)朱健国《不与水合作——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30万字,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9年1月出版,半年后被中宣部禁止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停业整顿两个月。
  (12)关于现代性问题,请参阅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1期)和韩克庆《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新浪网“思想的境界”)。
  (13)《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2000年2月号。
  (14)(15)参见《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第二十六章至第二十九章,[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
、菲利普?李?拉乐夫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16)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网上电子版。
  (17)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9月第一版。
  (18)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电子版,网上搜索。
  (20)央视1999年元月播放了歌颂雍正皇帝的《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底播出侧面歌颂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于成龙》(19集),2001年12月播出全面歌颂康熙皇帝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播出歌颂乾隆皇帝的《天下粮仓》(25集)。
  (59)(64)(65)(74)(75)(76)(77)(78)蔡尚思《周易思想要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P5,P
50,P15, P3,P26,P10,P25,P30。
  (60)(6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新一版,1983年北京第6次印刷,121P,P127
  (6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12月第一版,P 23-24。
  (66)(67)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P389。
  (69)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后,又在网上发表9月23日修订稿,本文以修订稿为准。
  (70)(71)(72)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73)(79)《易经》网,或见《易经的智谋》,中国物质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三者版,P140,P1。
  (80)以下十二卦均见《易经》网。
                                  2005年
                          4月27日-5月7日初稿於深圳早叫庐 



返回主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