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主义”初探

朱健国

  “自由主义”本来应当有助于或推进“共生”,但由于“自由”的定义极易让人误为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常常出现早期实行自由主义时有利于共生,持续下去却走向反面的悖论怪圈——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最终成为“共生”的破坏者。这无论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都可以得到大量铁的证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专制极权已声名狼藉的今天,复辟专制的途径往往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进行“伪现代化”。自由主义“神化自由”的“系统漏洞”,成为反“共生”的“伪现代化”病毒最容易“和平演变”的隐患。要彻底克服“伪现代化”,可能需要“共生主义”作为“补丁”来弥补或修正“自由主义”,或者双峰鼎立,共建真正的现代化理性。
                                       ——提要
  1、“共生主义”15个常识
  2、三次“伪现代化”大潮
  3、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共生论”
  4、《易经》中的“共生主义”
  
  1、“共生主义”15个常识
  2005年4月29日,“国共第三次握手”,“连(战)、胡(锦涛)北京会晤”,高唱“包容、自由、互助、双赢(1)”——这让我又发现一例可能趋向“共生主义”的萌芽。
  《辞海》只有“共生”一词,纯从生物学意义上解释:“共生 或称‘互利共生’。种间关系之一。泛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生活在一起的的相互关系。一般指一种生物生活于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外相互有利的关系。例如,地衣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联合体,藻类通过光和作用制造有机物,供给真菌;真菌吸收无机盐和水份,供给藻类,若互相分离,有些真菌即不能独立生活。(2)”
  而“共生主义”乃笔者近年新造的一个具有社会科学意味的“哲学语汇”,它潜伏于《易经》与佛教,被误读或压制了二千多年,几乎自生自灭,直到横行近五百年的三次“伪现代化”浪潮逼得人类走投无路时,才于近十年开始复兴——
  1997年11月19日,日本大坂的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庄严肃穆,一场主题为《20世纪的精神教训》的演讲会隆重举行——前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将他们1993年至1995年的多次长篇对话的主要精神公布于众——“佛教提倡:不管是人间社会的现象还是自然界的现象,能单独地产生事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一切都由缘而起,而且是相互有关才产生的。……人、自然、宇宙的共生共存,小宇宙与大宇宙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合并起来而‘共生’的一种秩序感觉、世界感觉。……我深信,只有‘共生’才是开辟21世纪的关键所在。(3)”
  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新论”,对传统人道主义进行了超越,他们给这一“新思维”名命为“新人道主义”。2004年3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中文版),我在2004年5月31日读罢译者的赠书,联想到自己七年来研究“伪现代化”的心得,顿悟“伪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反对人类之间或人与自然的“共生”,顿觉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新论”接近“共生主义”,用“共生主义”统领其“新思维”,更为明白而通俗。
  经一年苦思,我目前初步界定“共生主义”的常识有15个——
  [1] “共生主义”的宇宙观是:人与万物平等——彻底摒弃“人为宇宙之中心”“一股独大”的“人类霸权主义”。所谓“人为万物之尺度”,“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乃是破坏地球和宇宙自然生态的主要思想根源;“共生主义”力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其它动物平等相待,人与人之间平等共生;企图主宰宇宙的“人类扩张主义”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危机。
  [2] “共生主义”的伦理观念是:用“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世界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人的一切言行受制于其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所谓“善良人”乃是理智正常,情感丰富的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者;所谓“罪恶者”乃是失去理智,“鬼”迷心窍,情感偏执的心理失衡的心理病态或身体器官病变者。“善与恶”这种只追究人主观道德的偏执判断方式,掩盖了人的行为主要受控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或身体客观存在状态的真相。这一根本错误导致人类几千年来不断相互残杀,战争不停,专制至今。只有将一切“罪恶者”都视为病人,像医生一样去关爱、治疗“罪恶者”,而不是去惩罚他们,消灭他们,斗争他们,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地和平和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性善”“性恶”讨论,是一种伪问题、伪哲学,它加重了人类的心理病态,使人类克服自身心理疾病和身体变异的努力被延误或走入岐途。
  [3] “共生主义”的新哲理秩序是:“健康”(善)的本质就是合作与共生——传统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键词中只有“民主”、“自由”、“科学”、“人道”,没有重视“合作”、“共生”,而“合作”与“共生”是消除现代文明危机的新价值观。有利于“共生”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有助于走向“共生”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有益于“共生”的“科学”才是真科学。
“自由是为了合作,合作必须有利于共生”,从“原始极端自由”走向“合作的自由”、“共生的自由”的“共生主义”,是对现有“自由主义”的升华与超越。健康人的新追求是:合作共生,自由民主,科学自然。
  [4] “共生主义”的宽容尺度是:杜绝一切名义下的暴力,禁止任何形式的“消灭”。在人类社会中,唯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像大自然一样任凭万物共生共长,任何种族、风俗、思想,皆没有优劣之分,皆有存在之权利,只有多与少之平衡的问题。人类之间,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错误甚至罪恶,也只能对其进行医疗护理,营养康复,决不可施行任何惩罚。警察应当以具备医生心态和技能为主;监狱应当是以心理医护治疗为主的特殊医院。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包括与“共生主义”背道而驰的种种传统思想,不过其存在要平衡在不致破坏其它思想的共生的状态。
  [5] “共生主义”的传播对象和驱动对象是“伪现代化”和“伪现代化者”——凡是借现代哲学、现代政治运动和现代科学达到和巩固“一花独放”“一家垄断”、“一人专制”、“一党专政”、“一国独大”、“一术横行”的思潮,都是“伪现代化”,凡是支持或参与这一“伪现代化”的人,都是“伪现代化者”——凡是破坏“共生”生态者,皆是“伪现代化者”。
  [6] “共生主义”的文明底线是:不做任何有碍万物共生的事。
  [7] “共生主义”的哲学源泉是“东方哲学”:《易经》中的相反相成与佛教中的对立统一论。
  [8] “共生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一与多(5)”浑然一体,“有与无(6)”相反相成,“质与量(7)”水涨船高,“普遍与特殊”互为依托:世界万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他者就没有自己,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
  [9] “共生主义”的思想前提是:任何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全人类的精神能力和理性即使集合起来也仍然是有限的——任何“主义”都是有所局限,不可能“包打天下”。因为一个人的理性有限,所以需要他人的理性补充帮助;因为全人类的理性集合起来也仍然有限,所以需要人类之外的各物种和自然的生存规律(“上帝”)暗中协作,客观补助,因而“人与万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人永远需要“上帝”——“上帝”就是人类之外的万物和自然规律。
  [10] “共生主义”远非人类认识的终极,今后必有更完善的思想体系出现;“共生主义”只是补充其他主义的不足,而不能“乾纲独断”,特别需要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协助,“共生主义”只能在与其它主义的共同生长中相得益彰,共生共赢。
  [11] “共生主义”将逐步由“自在存在(8)”(部分认同,自由加入)走向“自为存在(9)”(自觉实行,全面实行)——“共生主义”者可以部分认同一些“共生理念”,同时又信奉其它理念;“共生主义”者是一个包括“初级共生主义者”
  “中级共生主义者”
  “高级共生主义者”和“共生主义同路人”的“共同体”,它不受出身、阶层、政见、宗教、党派、学历、职业、种族、国籍的任何约束限制;“共生主义”是一个永远开放不断完善而永无止境的更新升级过程,最终将溶入更为现代化理性的新主义之中。
  [12] “共生主义”传播的主要障碍在于执政者或强势者——弱者大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生”要求,对“共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而执政者和强势者则因为处于强权优势,大多有一种天生的“我花开后百花煞”的霸权快感——因此他们是实行“共生主义”的最大阻力,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若“共生”困难,其症结必然在执政者和强势者。如何让执政者和强势者接受“共生主义”,是传播“共生主义”的关键。这并非说一定要强势者认可才能实行“共生主义”,如果弱者团结一心形成“四面楚歌”的“兵临城下”强势,“共生主义”自然势如破竹,“风走天下”而与万物万念共生。
  [13] “共生主义”也常常体现出一种尖锐的批判性——合作是一种共生方式,批判也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共生途径。但是“共生主义”的批判不是为了消灭对象客体,而是为了与客体对象更加和谐地共同生长的一种讨论与商榷,它是医生对患者的逆耳忠言,是医生提供给患者去自主购药的处方。人类之间,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万物之中,没有永远的对立,只有循环的平衡。
  [14] 人有“共生主义”,可以宽容仇人;家有“共生主义”,可以五代九族团聚;国有“共生主义”,举国没有异类;地球有“共生主义”,战争从此杜绝;宇宙有“共生主义”,生态永远环保。“共生主义”倡导从与家人、邻居、同事、同行、朋友共生开始,逐步实验“共生主义”。
  [15] “共生主义”正在全球闪烁试行——“全球化”说明“经济共生”在启动;“欧共体”说明“地域共生”在尝试;“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主义”也在加入全球“经济共生”;香港“一国两治”在试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共生”,“三个代表”象征中共想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兼容更多阶层共生的“全民党”;“连胡会晤”,示意国共两党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开始了82年来的第三次“合作共生(10)”的试探(但愿这种“合作共生”不是为了以“第三方”为敌,否则又是以局部共生破坏整体共生的伪现代化)——这些区域的、行业的、短期的初级共生实验,极有可能引发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的高层次共生试验,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共生”必然诉求“科技共生”、“文化共生”、“政治共生”。但若不从根本上真诚追求“共生主义”,只是以一种权宜之计的投机心理试行,结果就往往像国共两党前两次昙花一现的“合作共生”一样,带来更大的专制与对峙。
  
  “共生主义”的产生背景何在?不妨回顾世界三次“伪现代化” 大潮。
   2、三次“伪现代化”大潮
  我在1999年1月出版的思辨随笔集《不与水合作》(11)中,首次提出“伪现代化”概念,2000年3月7日,又五易其稿完成了论述“伪现代化”大纲的《我看“伪现代化”》;2005年4月,根据古书、世态、新闻中得到一些新感悟,我对“伪现代化”的来龙去脉作如下新论述——
  世界有三次伪现代化大潮,中国有四个伪现代化阶段。500年来,以反对“共生”为特征的形形色色的“伪现代化”,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幸福。“伪现代化”最大的陷阱就是打着“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大旗,残酷地压制“共生”,只准“正确”存在——“一花独放”“一家垄断”、“一人专制”、“一党专政”、“一国独大”、“一术横行”。
  “伪现代化”与“现代性”
  要明白什么是“伪现代化”,先要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化”也就是一种“现代性方案”。
  1999年版《辞海》对“现代化”的解释是:“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要目标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现代化潮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现代化并无统一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
  这一解释有几处重大失真:
  其一,没有说明“现代化”与“现代性”(1999年版《辞海》竟无“现代性”词目)的关系,没有指明“伪现代化”的存在。“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集中地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和法治的信仰,对合理化秩序的信念。“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表象与具体化,它以“工业化”为发端,使传统社会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变迁,变为“工业化的世界”,“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形而上。实际进程中的“现代性”一分为二,它包括现代化与“伪现代化”两大理念与现象;现代化有多种模式,最坏的模式就是“伪现代化”;“现代性”最大的敌人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伪现代化”逆流。学界现在虽以“现代性”反思展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倡导真正的“现代化”,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批判“伪现代化”,没有联系中国和世界的伪现代化现实与历史,以致知识界被名目美妙的种种主义、种种派别搅得眼花缭乱,抓不住真正的“白骨精”,大众因“现代性”深奥虚无而无法共鸣——精英的虚蹈带来大众的麻木,使伪现代化更加盛行于世。
  其二,“现代化潮流”(或者说“现代性”)并非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是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已有500年历史。“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韩克庆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性更接近於一种延续的‘传统’。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现代性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往前追溯,寻求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大概要上溯到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汪晖论证:在卡林内斯库那里,“现代性”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它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过程有关,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时代概念,“新时代”就是现代,在产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的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追求。这一追求既是物质的,即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又是精神的,即以倡导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12)。
  但是,将“现代性”的本质说得更明白的,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