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苏国勋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21世纪,种种迹象表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同,文化冲突体现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差异,比意识形态对立有着更深刻、更重要的内涵,它直接植根于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故能更直接地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冲击与共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全球化的解读
  许多人把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完全同质化联系在一起,似乎全球化对文化影响的必然后果就是西方文化完全同化、吞噬非西方文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全球化确实会带来某些文化内容的全球认同或趋同化,由于科技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人类在某些价值领域,譬如人的基本权利、环境保护、全球伦理等,达成共识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在文化领域全球化也会带来某些价值上的负面作用。譬如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现代化理念、工具合理性等,我们应该发挥其功能合理性的一面,同时警惕和抵制其价值上的消极影响。
  文化全球化的另一种解读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的强势文化支配、吞噬其他弱势文化,建立文化霸权以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于获得经济、政治权益,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文化霸权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是文化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国际军事、经济、技术不平等格局在文化上的反映。这种文化全球化也是我们必须予以抨击和坚决反对的。
  二、全球化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全球化的推进对传统的关于国家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质疑,使“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冲击,促使起源于18世纪末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一主体的国际体系向多元主体的网络化的全球权力转变。近年来发生的科索沃军事冲突、“9·11”事件后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核查伊拉克,以及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等事件,都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多边干涉的上升势头。
  多边干涉理论认为,在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事物已经和整个世界发生关联,国际社会不能对个别国家破坏全球秩序的行为置若罔闻。显然,多边干涉理论与国际法以及基于国际法之上的民族国家主权观之间存有矛盾。在多边干涉理论的解释里,当传统的国际法、民族国家主权与全球秩序、国际安全发生冲突时,做出让步的显然应该是前者。于是,传统上被认为绝对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现在至少要被分解为核心主权与边缘主权两部分:前者的权力可视为绝对的、不可谈判的;后者则是相对的、必要时可以让渡给国际社会。虽然多边干涉做法在法理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入阐发和论证,但在解决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国际事变的实践中已为一些国家所承认。问题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防御概念已由威慑和遏制转向“预防性打击 ———即所谓“先发制人”概念。相应地,美国已越来越不满意多边干涉必须经过国际社会协商程序的繁文缛节,转而倾向于单打独斗。正是在这种多边干预进而单边主义主张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民族国家的概念几乎被抽空,国家主权的内容越来越受到排斥。这样一来,民族国家存在的目的和作用,权力实施的方式、范围和限度都在不同层面上受到质疑和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民族观”,以及建基在此之上的“世界国家”和“世界政府”的出笼。
  三、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冲击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与在前全球化时期业已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惯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和的对立。全球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自我防卫机制的发挥,使民族文化丧失自我保护的机会陡然增多,极易沦为被动的弱势一方。显然,全球化不能用个别文化所熟悉的手工艺工具和操作方式来实现,也很难完全适应民族文化一成不变的生产模式,因此需要一个相互适应与磨合的过程。
  与此同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相互不信任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有时会打破国际关系的平衡状态。受经济利益驱动,国家之间有时会为获取最大利益而发生矛盾与冲突。国家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性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不断涌现并且日趋活跃,成为国家、地区与世界之间的特殊文化沟通桥梁,但它们由于属于非体制性文化,因而可能包含有反向作用的对立因素。这些因素因为具有国际性、跨国性背景,在与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交流时,既可能产生冲击,也可能会增加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四、全球化对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尽管民族和民族国家自产生以来曾受到过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等的质疑和反对,但在有效的文化力量对比中,重心迄今依然保持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这一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代一系列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过去那种力量对比关系,增加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在未来竞争中的脆弱性和易变性。
  高新传播技术尤其是国际传媒大亨的出现,已经使全球文化交流成为一体,致使当今的文化交流,无论从范围、强度、速度,还是从多样性来说,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规模,也是过去一切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相比之下,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及其制度方面的重要性无疑会大打折扣。加之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总是利用既有的科技优势,凭借因特网、大众传媒和各种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主流文化实践和价值观,以单一的视角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强调西方主流文化的一元性,预言未来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又以贬损和牺牲其他多元文化视角为代价,严重地损害了其他非西方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种做法带有很强的“我族中心主义”味道,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的人经常以文化统一性为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规范和信仰、价值观念当成惟一合理而正当的形式,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他人的作为和文化,搞以我划线,压制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和科技优势排斥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这一做法既不符合当代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也会从理论上为丰富多彩的、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最终形成增添障碍。
  五、消费主义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还表现在消费文化的飙兴,以及大众文化的风行。它使人们的生活经验发生严重分化和分裂,对人类共同的文化的意义做出截然相反的解读,从而使人们的文化认同受到了严重冲击。
  消费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炫耀财富;消费是支付能力的表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消费的对象已不是商品本身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被嵌入商品包装中的品味、格调和广告所表征或暗示的商品势能或潜能。这种审美情趣再经过大众传媒的渲染成为时尚风行开来,不仅使消费决定了市场的销售走向,而且主导了厂家的生产取向,进而还影响到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方式和美学品味的选择。
  这种由商品包装和商品广告所提供的品味、格调、潜能主导商品价值和产销过程的现象,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具有超越客观实在的建构作用,它已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主导的文化形式。消费文化的发展再借助高新科技传播手段和全球互联网络的大力渲染,进一步促使了经验的商品化,诱使人们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方面的日益趋同。这些无疑都严重地冲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极大地助长了朝向西方文化———确切地说美国文化———共通化的发展趋势。]
  六、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在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领土安全上必须以其他共同体或国家的安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种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彼此具有相互构成性因素的文化———即相互依存的亦即“共生”的文化———之上。换言之,今天的人类活动已连成一个互动整体,这就要求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必须摆脱那种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争斗共生模式,从思维模式中放弃那种“零和”游戏规则,改行一种“双赢”规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化过程之中将会形成一种单一的世界文化。从文化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种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相互传播、彼此融会的过程,亦即丰富生动的、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由全球文化的统一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两个矢量构成的、不断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过程。对于每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里都有一个正确处理全球文化统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为此就必须在民族国家之内反对文化上的“我族中心主义”,又要在民族国家之间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文化的本性在于创造,其使命与一切墨守成规、刻板一致、千篇一律是不相容的,创造必然导致多样性。在文化领域,只有不拘一格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活力,而同质性、统一性必然窒息文化的生命。
  中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典型,二者既是分立态势,又是一种互补关系。概括说来,西洋文化基于主客二分立场发展出一种重经验分析的理路,目标在于获取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和支配能力;而中华文化则以物我互为主体性为基础,强调历史综合的路向,以保持人与外部环境的调适、适应为目标。面对新世纪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强调: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具有不同文化和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只要不互相对抗,就会为当代世界增添新的色彩和活力;对于人类这个大系统以及生息劳作在这个大系统中的具体的人来说,多样性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文化领域虽然并非国家综合实力的直接表现,也并不直接就是物质利益和权力,但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文化对于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确立集体目标和达成目标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诚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道德、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经济因素相比,其作用确实在减弱;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中,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相比,其影响力也较小。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构成忽视价值因素的理由,因为价值因素的减退是与前现代社会中文化具有决定作用相比较而言的。在前现代社会文化还是高踞社会生活之上、起到统合作用的、包罗万象的、尚未分化的、统管真善美各个领域的一种总体性;而现代社会已使这种文化总体性分化成相对自主的不同领域,每个领域根据自己的特定价值追求自己的确定目标,因而不同目标之间的较量也就是不同价值追求之间的斗争。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各种摩擦和纠纷,说到底也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围绕着利益和价值的冲突与斗争。因此,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计,我们必须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一样置身于国际文化领域,坚持自身的文化立场,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促进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更新,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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