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性与共生哲学

于真《共生论》 第六章之六 2009-07-20

  第六节 共生理性与共生哲学
  本章是以人类共生的基础性内容作为主题的,经济方面,共生论认为,共生经济是它的物质基础,利益协调是它的政治基础,这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两大领域,构成人类走上共生的基本条件。但在取得认同与共识方面,又需要把主体利益协调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基础上,这样引出了中介论与广义辩证法。但是,这个共生系统有无它的哲学基础呢?共生论者回答是共生理性就是共生哲学的科学基础。
  本书在第一章“建立共生理性,走向自觉共生”的第七节中,对这问题作出过叙述。共生理性是把思维方法上遵从科学理性和在人生哲学价值判断上以人类共生为最高价值,二者的结合就是共生理性。而通过理性思维,逻辑程序与方法论证并得到社会实践所证实的道理就是哲学。哲学应该是很严谨,系统而不庸俗化,确实达到称得上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标准,再称哲学比较好。而像某些人有一个主义,就配个哲学,道理不是很多,哲学名目不少,共生论不愿走这种自诩高深的路,宁愿踏踏实实从科学理性层次开始;另一方面,也不愿攀附那几条经典,有点长进,就号称发展哲学。宁愿在科学这个层次上多呆时日,以常识充实记述,说明真理,让人信服,而不假哲学殿堂之深奥,依势吓人。所以,提倡共生理性,不提共生哲学。显然,本书绝大部分叙述是科学层面,甚至是常识层面的,不是哲学。虽然本书的共生理性还是有其如下特色的:
  1、思维方式的双向性、多向性。
  2、研究异己方的同等性和全面性。
  3、着重研究中介域的超越性和创新性。
  4、积极促进转化的容忍性和坚韧性。
  5、界定信仰,从而在缓和信仰冲突上创造认识前提等等,但并不因此而拔高本身研究的层次。
  以共生理性考察世界、宇宙、社会、人生,必然带有一定的哲学观点,如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并能在共生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可以冠以共生哲学之名,但此时则不可擅越拔苗助长,改变共生论的普及常识性。
  从本世纪以来,把共生研究成果称为共生哲学也是不乏其人的,有的确是思想先驱。虽然出版著作颇为滞后,但在网上已经蔚然成为风气。共生论抱着不断向这些研究者去学习的态度,摘录已经成书及网上观点以丰富共生理性的内容,拓展我们共生的视野。
  一、李思强:《共生构建说》
  李氏定义哲学为生存智慧之学,其使命是启发人们如何有智慧地生存发展,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易理,以“生成论”及其演化出的“共生论”,结合西方哲学的构成论及其推论“构建”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引起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形成融汇整合中西的哲学与文化精华的共生与构建互补的理论体系,这种哲理体系是辩证有机的系统论,是万物互联的整体生命论,与“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各种理念、思路相对立。
  该书以中西思想互补共生的观点对待学术,列举了西方在历史上如何接受东方的智慧发展他们的学术。如:让西方走出中世纪,就有中国的文化精神的影响。“培尔高度赞扬中国的宽容精神,以抨击教会对异己思想的排斥;伏尔泰高举孔子仁爱之旗,批评西欧中世纪文化的落后性;中国哲学及其国家则成为莱布尼茨走出神学的主要依据之一。完全可以说,中国精神当时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
  许多启蒙学者,都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启迪。启蒙泰斗伏尔泰在其名著《世界通史》中发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的感叹。设计了西方民主政体架构的孟德斯鸠,则对中国谏官制度由衷钦佩,其中权力制衡的政治智慧,启发他走向“三权分立”。重农学派魁奈的思想及尔后西方经济学明显源于中国司马迁等人。魁奈在《经济学图表》的卷首,题着孔子“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话。百科全书学派领军人物霍尔巴赫,对中国的“德治”则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甚至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德治政府)不可”。[45]
  中西融合互补的概念是该书的一大贡献,共生构建说的重要意义之一也就在此。李氏并提出“构建融汇整合中西长处的新哲学”。这与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与世界伦理国际研讨会”达成“世界伦理”的共识是吻合的。这就是一方面是“现代人类文明已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维度,即全球一致的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和竞争中的协作。”一方面,在理念上“承认和接受合理的多元,平等地对待与自己异质的个体和群体”,“使整个世界的道德状况得到一个根本的改变。”[46]笔者认为,共生论所倡导的“异己共生”就是这一根本改变的最概括的语言,此前的道德是“同己共生”,此后的道德发展到“异己共生”的境界,亦即共生时代的共生人的道德,在第九章中将着重叙述。
  李氏说,按照中华易理,一切均“相反相成”,经济一体化所推动的世界文化“趋同”必然是以各族文化更加富有个性为“张力”的。《易传·系辞下》曾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经济一体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多样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赞赏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中一方面首肯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也首肯“传统文化民族化”和多元化,认定二者将并行不悖的观点。[47]
  德国哲人莱布尼茨于1679年独立发明二进制数学这个电脑的理性基础,是他迷恋于中国《易经》和宋代易学家邵雍的“先天易序图”的结果。他惊叹自己的思路在4000多年前即被中国智者发现。著名的尼布莱茨告诫,针对西方傲慢,说道:“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的欧洲人,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之极。”[48]这里,笔者认为,学问无分东西。东西利益之争,不应影响到学术,尤其是哲学。我们后发优势起来的人,难道没有像布莱尼茨所告诫的“野蛮”欧洲人的痕迹吗?正是因为能够学习东方,欧洲人超过了古老的中国人。西方的学问中有东方因素,中国哲学本身较少排异因素,倒是“普通的经院哲学”才对吸收新的异己的概念采取排斥态度。学术上的容异是自信心的表现,而排拒态度则表示它的怯懦和虚弱。
  李氏还将现代西方很有影响的美国“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的哲学命题:最高概念不再是抽象的本体和实体,而是具有生成和变化特性的过程,它的“现实实体”与“永恒客体”不是主客二分的。自然界的发展是作为潜在可能性的“永恒客体”不断(与)“现实实体”的共生过程。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长的伙伴关系……这与中华哲理的“道”包括着丰富的过程思想,周易强调生生之道,怀特海强调过程,二者存在明显的契合。
  以中华易理为其主干的关学宗祖张载,是最早把《周易》理路归纳为“天人合一”的学者,他的“民胞物与”(人民都是我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的光辉思想,张载的“仁学”把自然环境中的一切看成自己平等的价值而视为伙伴朋友。既是超越“人道主义”、经济人的“仁及万物”而产生的生态哲学,也是产生“生态”人的催化剂。
  《共生建构说》提出世界走向和谐、共荣、共生三个基本原理,具体论述它的整体性、协调性、互动性、互利性等特性。
  《共生构建说》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共生哲学著作,它源于中华易理,自创泰慧思想,结合古今中外哲学文化,成共生一家之言,本书的共生史观便是它引发催化出来的,共生概念也是引用李氏的。因该书概括性、哲理性较强,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四个层次的共生,即在经济一体化格局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导致人类共生,不同民族异质文化共生,不同个体的自由个体共生以及电脑技术和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机共生”、“人网共生”等故列为各书、论之首。该书泰慧文化思想图示比较深奥玄机,则尚需作者进一步理性阐明。
  二、胡守钧所著《社会共生论》(2006年)和《走向共生》(2002年)
  这是直接提出社会共生概念较早的著作,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共生性的分析,对共生概念则界定为共生是不同的个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并界定“社会共生论是一种关于人如何存在的哲学”。
  胡教授“社会共生论”比较完整的系统阐发36条共生原理,简明独到,占该书1/3,专题讨论占1/3,涉及科学与教育,与共生有关的是《论社会组织的功能》和《转型中国多元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两篇。跨世纪对话占1/3,则是一些重要议题教授们座谈会的记录。
  胡先生思维新颖,表达精练,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对社会共生原理作了系统论——从要素、条件、结构、功能、机制等方面的社会学阐述,批判锋芒,止于“斗争哲学”与“绥清哲学”。他说:“社会共生论既是社会分析工具,也是人生发展理论,更是一种社会改造哲学”。
  该书扉页写着三句话,是全书主旨的概括: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所组成;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
  在该书的序中,胡氏纵述了由生物共生引发人文文化研究中的人文区位学之区位共生以及日本学者对共生的思考,然后叙说其社会共生论的定义:“以人人平等为前提,勿论信仰、阶级、职业、年龄等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只要你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那你也拥有同样的权利。人之间有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竞争。但是冲突、竞争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就是社会共生论。”并以此取代“阶级斗争为纲”。1999年撰同名文主张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走向呼唤和谐的社会共生论,这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哲学选择。
  胡先生重视分享资源问题,并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政治资源乃是公民政治权利问题,他提出建立政治共生关系,主要为了共享政治资源和稀缺资源是社会共生关系的主要纽带的观点。
  但也有些值得讨论的地方,如:良好的劳资关系能否算平等共生关系?从人格与感情的主观角度看,可能平等,但从劳资关系的剥削性看,只能是偏利共生关系,与合资不同,与父子、夫妇更不同。此时的良好关系必定需要其他的补偿,同时,也不能是个次强共生关系。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是“非共生关系”,把奴隶本身自己不感觉是奴隶作为共生关系对待[49]。那做奴隶的人们永远不要起来,包括黑人运动。这是剥夺人权的很不平等问题,乃是生存底线——生死存亡问题。这当中不分剥夺关系与剥削关系是把共生的标准降低到除了杀死、饿死、逼死都是共生关系。也就是说世上很少不共生关系,这实际是让弱势群体,逆来顺受“咱们都还活着呢!”活得没有资源,没有权利,没有尊严,这种共生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包括寄生和腐生,人类共生能否只在这个水平?此处与本书观念有点相左。但共生论者不会因为观点有异而不和,都是以探讨人类共生为目的,更应互尊互学、互补共赢。
  胡教授在文革中炮打张春桥获罪,九死一生,终能将思想归于共生,做出了对共生的贡献,可敬可贺!这里还希望胡先生继续他研究共生的前进的脚步!
  三、袁年兴和他的网文《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
  正式以“共生哲学”面貌出现的是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袁年兴先生,他在网文中指出:共生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时代诉求的必然性,它是时空座标的人类理性的选择。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模式,它使我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视野和认识,使我们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参照和方法。共生不仅仅是个抽象的名词,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理念。共生哲学的进化理念、共生理念、合作理念、互惠理念以及相变理念在不同层面揭示了共生的本质特征。
  这是首次提出共生哲学的理念构成的文章,该文对五个理念作出了阐释。
  四、朱建国:《共生主义初探》
  朱氏在《初探》结束语中喟叹:“若大地球竟然没有一本真正研究共生哲学的书。”因此,它的网文提出了“共生主义”的15个常识——笔者认为这是共生哲学的常识,有创意,有的观点越过了共生理性而达到共生佛性,摘录其“常识”如下:
  1、“共生主义”的宇宙观是人与万物平等。
  2、“共生主义”的伦理观念是:用“健康与病态”取代“善与恶”——世界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3、“共生主义”的新哲理秩序是“健康”(善)的本质就是合作与共生。
  4、“共生主义”的宽容尺度是:杜绝一切名义上的暴力,禁止任何形式的“消灭”。
  5、“共生主义”的驱动对象是:破坏“共生”生态的伪现代化者。
  6、“共生主义”的文明底线是:不做任何有碍万物共生的事。
  7、“共生主义”的哲学源泉是“东方哲学”:《易经》中的相反相成与佛教中的对立统一论。
  8、“共生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一与多浑然一体,有与无相反相成,世界万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9、“共生主义”的思想前提是,人类精神能力和理性是有限的,需要自然的生存规律(“上帝”)暗中协助,即天道。
  10、共生主义远非人类的终极,只是补充其它主义之不足,今后必有更完善的思想体系出现。
  11、“共生主义”将逐步由“自在存在”走向“自为存在”,它是个永远开放不断完善而永无止境的更新升级过程。
  12、“共生主义”传播的主要障碍在于执政者或强势者——弱者大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生要求,对共生有一种天然亲和性。
  13、“共生主义”常常体现出一种尖锐的批判性,批判也是相辅相成的共生途径。万物之中,没有永久的对立,只有循环的平衡。
  14、人有“共生主义”,可以宽容仇人;家有“共生主义”,可以五代九族团聚;国有“共生主义”举国没有异类,……倡导从身边的人开始,逐步实验共生主义。
  15、“共生主义”正在全球闪烁试行,若不从根本上真诚追求“共生主义”,所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共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结果都不免是昙花一现,带来更大的不幸。
  这15点常识像威尔逊在一战后提的14条原则一样,尽管当时未能实行,但为人类走向集体安全开辟了道路,它也会在后来研究与践行共生哲学上起着开拓者的作用。尽管有的地方需要商榷与补充,如把批判矛头放在“伪现代化”上,不仅不在哲学层次,也缺乏科学依据。
  朱氏还把“共生主义”归源于《易经》,这点与李思强相似。李氏发挥成为泰慧图论的情况。朱则就易经本身阐发,并正言《易经》实乃一部伟大的“共生主义”启蒙哲学。他在《易经》中发掘许多共生思想的模式和语言,得出他的结语:它将以共生主义的光辉使全人类看到真正的“万物共生”理性。
  五、钱宏:《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
  钱氏秉承钱学森于1992年提出“世界社会形态”的概念,结合安东尼奥·克拉里提出的与“民族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全球社会形态”。判明世界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网络时代和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社会,具有去国家化、去区域化的趋势。世界社会所奉行思想理论、道德情感与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人类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知、文明、共生的时代。
  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人类互惠共生价值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态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本、非人道的异化形态,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其关于社会政治结构主张是区别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简称为社会共生主义或世界社会共生主义。这是具有全球意识的共生主义。
  钱宏在网上以阳子的网名发的共生主义词典,时有共生哲学词语的介绍。词典表明立场是:树立社会共生主义,以克服当下道德政治危机,树立背景组织主义,以克服当下文化哲学危机,宣称追寻社会原动力及其制度基础。他的网文《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提出社会共生主义或新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特色提出的政治理念。在全球与中国两个层次上,他都有其主张。
  六、胡爱生的《共生主义经济学》和《共生系统学》
  也许是农业科学界投入共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高级农艺师胡爱生从1998年就开始致力于共生理论和产业实践。他和邓集甜、吴飞驰、胡守钧等在推进生物学共生概念的哲学概念化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促成经济学共生现象的研究进入新的高潮。[50]这类文章在1999年前不到十篇,而1999年至2004年五年间国内刊物发表了400余篇。各种共生哲学力图对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共生现象作出解释。共生概念在中华大地上萌发一片春意盎然的绿色生机。
  胡氏2000年写出了两个文本的《共生主义宣言》,后以《论合作对经济学的影响》为题发表在2002年《商业研究》第1期上。实际上,《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新发现》就是一篇“宣言”,宣称“共生主义不是要消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闪光思想,打开其伟大思想宝库,就是要从对社会、对历史、对宇宙的共生现象的认识开始。因为共生现象是活着的辩证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基本形式。”
  胡氏的科学,甚至是哲学研究兴趣十分广泛,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的论题窥见一班。
  在他农业科学本行中,写了多篇像《共生构建的技术与科学——杂交水稻技术原理的应用拓展与共生系统科学技术的产业化》的文章。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写出《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在共生语境下的统一。
  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从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科学》提出“语境学”与“语义学”的科学化对理解马克思的意义,并认为“广义杂交论”和“共生系统论”是后现代科学的开始,提出社会是一个多重共生的系统等观点。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判的课题——共生进化论,意在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科学体系,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科学依据。
  胡氏的壮志是要建立一个学科——共生系统学,并实践他的共生产业,发展共生资本,为人类共生做更多的实事。
  他创立企业网中的“科研工作者博客,站名“共生主义时代”及“共生家园”,发文179篇,大都是严肃的追求、探讨、论述的学术文章。时代与家园学风较正。遵循“和而不同”理念,不同意见都受到尊重,也有尖锐的争论,辟有“于真集”专栏,我与博主有“共生缘”,多次晤面成忘年交,得益颇多,知之较详,故在文中作一介绍。他对共生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的看法是许多观点只是传统哲学改换个说法,关键是将共生社会学引向科学研究的道路,走上应用技术化操作层次。
  由于人类共生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国外也有对它的讨论文献,尤其东邻日本研究共生比我们早,并出版不少专著,这里只就有共生哲学思想列举两例涉及七位共生论学者,作为学习借鉴。
  一、尾关周二所著《共生的理想》一书和《共生理念与现代》哲学论文[51]
  尾关周二针对日本学界研究共生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政治学家山口定《关于共生》和井上达夫:《走向共生的冒险》所主张的共生不是强术遵从现存的共同体的价值观,把社会关系导向同质化的方向,必须是在承认种种异质者的“共存”的基础上旨在树立新的结合关系的哲学[52]和井上达夫的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的共生[53]。
  另一种是以黑川纪章为代表的“共生的理想是力图承认相互的圣域的思想。即涵盖了信仰、民族传统和文化,主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必须承认相互的圣域才是共生的理想。”[54]
  尾关周二试图综合这两种共生思路,即重视异质共生与同质共生的综合。“总之,至少可以说‘共生’与‘共同’是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相互补充的理念,在因消极地强求同质化而使共同性关系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共生’成为积极的对抗理念;另一方面,在‘共生’成为隐蔽赤裸裸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时,共同又成为对抗理念;二者以这样的形式相互补充是必要的。”[55]“人本来是在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交织中生存的,因而必须以此为前提实现人性化。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在同时重视‘共同的共生’理念和‘共生的共同’理念这一意义上提倡‘共生共同的理念’。可以说,运用这种表述能够避免只是作为‘共生的理念’(‘共生的思想’)或是作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思想)加以片面解释的危险性。”[56]这是日本哲学学者的诠释。
  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的哲学基础表现它改造西方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意图,以前的共生表现为新陈代谢与变生,现在则表现为异质文化的共生、人和技术的共生和内部外部的共生。他说,共生思想是即将到来的生命时代的基本理念,是21世纪的新秩序。
  二、与池田大作一样具有佛教渊源的水谷幸正在佛教在线网上发表《现代社会与共生》指出,21世纪人类的指导理念是共生,是与佛教朝向一致的。几个世纪的物质文明昌盛,现在意识到心灵的重要性,佛教里的“生命一如”,共生就是一如。日本哲学基础就是共生,包括循环经济和企业哲学。
  至于池田,他从60年代起就一直反对核武,呼吁裁军和世界和平。并于1995年发表与戈尔巴乔夫长篇对话录——《20世纪的精神教训》。池田用佛教“缘起观”表述对共生的看法:一切都由缘而起,能单独地产生的事物是不可能的,与其重视事物的个性,不如重视他们的关联性、普遍性,这就是人、自然、宇宙的共生共存的世界感觉……他深信,只有“共生”才是开辟21世纪的关键所在。[57]
  池田与尾关都重视共生教育,还有山洋百川认为,社会共生是和谐社会的发展哲学。
  看来,东方哲学对人类共生是十分关切的,这也许是中西方哲学文化融合的前奏,人类共生哲学必然是人生哲学中的精华部分,许多哲理大都是指向人类共生的,只不过各带其民族文化特色和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而已。
  如果说,人类认识共生现象和追求共生的实践里面有多层次的学问,涉及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自然、工程科学等等学科。如何界定它的学科定位呢?笔者很赞成胡晋源先生在《共生系统学发展随想》中一些观点:目前共生论尚未成熟,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所以只能称为共生论。即以各学科方法,“八仙过海”,各人以其学术积淀及思路,展开研究,先不必套以学科框框。当初,社会主义萌芽阶段,谁给先驱们制定了什么框框,倒是在学术意识形态化和权力化以后,再不发展什么学问了。没有框框得到发展,有框框容易形成垄断。这点会像社会学一样,“诸子百家”,各有各的定义,但研究社会,侧重点不同,研究对象基本一致的就行。因为社会这个巨系统,实在太复杂。要提倡多途径深入,达成全面深刻。现在社会学还不是蔚为大观了吗?作为萌芽时期的共生学科,不妨在各学科中孕育,社会学就是个很好的“娘家”,作共生社会学研究,共生哲学作为社会人生哲学是它的最高层次,搞些有利于研究方法的提高,哲理的概括、共生史料学的积累都是可作而有利的。经济学、文化学均可冠以共生作分支研究,尤其是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后和谐文化迅速生长,文化学方面潜力很大,只要充分准备,深入到实践层面,刻苦奋进,积以时日,便可以形成有利人类的学说,这是可以期待的。这里并不存在边缘化问题,是从无到有,开始沾边的问题。
  胡普源先生文中有“论”与“学”的区别一段,非常精彩,亦可供读者鉴别论、学之异,并以之审视本书旨趣,不在成“学”,更不愿称主义。仅止述说共生理念,能立于学林并对人类有补于愿足矣。
  他的“论、学辨”:“论是一家之言,学则是社会共识之理;论可以满纸荒唐言,学则必须句句含真理,论可以成于信口开河之中,学则得于铁棒磨针之后;论可以海阔天空,随心所欲,学则必须事实求是,严谨推理;论可以今天狗头,明天羊肉,学则必须一门深入,精益求精等等,两者之间实有天壤之别。”[59]如今信息社会,学问之道,也有个合作互补共生共荣的问题,非特立独行所能速成其事,总期众人拾柴,水到渠成。
  笔者十分感激胡先生关心甚至担心我的写作,一是担心我引用了谢韬文而影响出版;二是担心把共生论界定为共生主义经济学,消解了其作为系统理论和实践的整体含义,使之成为一狭隘之物(仅限于经济学和经济领域)。对于后者,我很赞同不轻易说主义,只提共生经济(学)即可。我的这本书不是经济学,而仅止于经济常识。同道们的文章则不改其原前缀,表示尊重。对于前者,如果引用谢文就不能出版,以“发表”论对错,我情愿不出版。共生论是公开写作,广学群言众慧,三年多来点击者已逾万人。人过八十,夫复何求?藏之书斋,焚之祭我皆可。我深信,人类共生思想决不会因我这九章不能发表而放慢了它的历史的脚步。
  总之,人类共生的基础,不仅只于共生经济与利益协调两个方面,还应该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前二者属于实体性,后者属于学术性,二者相辅相成,无实体无以见实效,无理论无以明方向辨是非,故不惜篇幅,把有关共生的哲学的各种提法,录于这节,供研究参考。本书也得益于这些学者的指导和作品的启迪,一并致以共生的谢意。
注释:
[45] [46] [47] [48] 李思强:《共生构建说》(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2、33、36页。
[49]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50[55][56] 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卡崇道等译,中央编辑出版社,第131页。
[51] [55] 尾关周二:龚颖《共生的理念与现代》,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52] 山口定:《关于共生》,《朝日新闻》1994年10月30日。
[53] 井上达夫:《走向共生的冒险》,每日新闻社,1992年,第116页。
[54] 黑川纪章:《共生的理想——走向未来的生命形态》,德间书店1987年,第79页。
[57] 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第1版,第119页。
[50] 胡爱生:《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马克思历史观的新发现》。
[58] 胡晋源:《共生系统学发展随想》,见科研工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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