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礼乐文化

清华大学教授 彭林 2007-01-05

  中华礼乐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中,礼乐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的作用之下,我们固有的母文化开始衰落。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追随世界文明的步伐,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礼乐文化,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它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工业文明能给人类幸福吗?
  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业文明极大的满足了社会日益高涨的物质需要,人们尽情享受着舒适、方便的生活,这是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的。
  但是,毋庸讳言,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俗话说得好,有一利必有一弊。工业文明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把社会变成了一部机器,并把所有的人训练成附属于它的技术型的工具。它营造了一个靠“智”和“力”争胜的舞台,把人们推上去竞技角逐.。物质和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让人们绞尽脑汁地去占有它。
  早在两千多年的西汉,司马迁就感慨人们为了私利而终日忙碌。他在《太史公自序》中,为社会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的现实感到痛心。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为了私利而熙熙穰穰的局面,比司马迁的时代要厉害千倍万倍。某些人为了发财,不惜采用贿赂、贪赃、造假、诈骗等卑劣手段。一旦暴富,则挥金如土,为富不仁。在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高等学府,居然也有了“笑贫不笑娼”的人生哲学的市场,为了迅速“致富”而卑躬屈膝地“傍大款”。盛行于世的普遍心态,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表述:人们除了金钱的丧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除了金钱的得到,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
  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工业文明所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除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人类是否还虚不需要精神家园?人类的心性情志,是否还有自己的位置?究竟人类是金钱的奴隶,还是金钱是人类的奴隶?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次出现旨在寻回失落的精神世界、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文化意识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言人哈贝玛斯(J.Habermas)。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科技理性,反对器物文化的无限扩张”。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在物质生活发展的同时,也渴求精神生活的充盈。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工业文明,如果工业文明毁灭了人类的精神家园,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至迟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人类历史并非只是一部单纯私物质文明发展史,人类对于精神的追求,每每甚于对物质的追求。人类的幸福指数,并不总是与物质享受成正比。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经说,他童年时代生活清贫,晚上只能点油灯,可是并不因此而觉得痛苦。成年后,有了电灯电话,却也并不因此而感到幸福。钱先生的这番话很有哲理,可见得真正的幸福,一定是精神上的幸福。失去精神追求的人类,不仅不会有真正的幸福,而且会窒息和枯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在精神文明主导下的社会发展史。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摆脱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进入了发展工业文明的行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断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无疑是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但是,人们同样不无遗憾地看到,当年西方“后现代工业国家”所遇到的困惑,正在中国重现。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钱财和前途,精神世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质欲望所挤占,对社会和他人缺乏温情和信任,表现出更多的冷漠。人们普遍感到焦虑、烦躁,心理咨询成为新兴的热门行业。
  事实证明,工业文明只能解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不能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不能使人类获得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刺激人的私欲,不仅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而且会阻碍工业文明的健康发展。在物质生活富有之后,需要有美好的精神家园、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如何救工业文明之弊,补物质文化之缺,走出社会健康发展的新路?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昨天所丢弃的
  社会的发展是阶段性,但是阶段与阶段之间,并不是刀断斧劈的。好比人的成长,也有若干的阶段,但它们是彼此有机联系的。社会的发展,有些东西是要变化的,例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例如工具由石器变为铜器,由铜器变为铁器。生产方式由家庭作坊变为社会性的生产,出现了车间和工厂。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基本的,比如道德和人格,自从人本主义确立以后,它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形态,比如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友爱,正义,等等,这是它的合理内核,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人文基因,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不能或离或弃,你可以不断完善它,但永远也不能抛弃它,否则,社会就会出大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可是,随着市场的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的假冒伪劣等问题。于是,又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实行法制建设,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可是,法虽然越来越多,而钻法律空子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令人穷于应付。事实证明,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出在道德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的引领。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底线,而不是做人的标准。不能说不犯法就是好公民。真正的好公民必须要有道德情操和人生境界。而两千多年来,中华礼乐文化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昨天亲手抛弃的。
  道德和人格的培养,正是儒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任何人都无法生存。因此,人必须学会与其它社会成员相处。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相处,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非和平的,它取决于道德与人格。儒家认为,在融入社会之前,人就应该从道德和人格上要求自己。《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庶人,无论贵贱贫富,修身是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修身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内的,另一个是向外的。向内的功课主要是涵养心性。人有喜怒哀乐之情,它能够左右人的行为。喜怒哀乐之情如果是平和的,那么人的心态和言谈举止也是平和的。反之,如果性情非常偏激,那么他的心态和言谈举止就一定是好走极端的,这就会引发种种的是非争执,甚至是社会问题。因此,儒家用礼来节性,就是用规范的言行来要求学习和践行,保证在言行上不出格。同时要求你诚意正心,因为儒家认为,心意的诚和正,就是恢复你人性中的善端的前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家又创立了“乐教”,用那些节奏平和,思想纯正的乐曲作为教材,来变化你的气质,涵养你的德性,使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向外的修持,主要内容之一,是学会与人交往的原则。儒家把纷繁的人际关系归纳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关系,称为“五伦”,它既包含了内部的家庭关系,也包含了外部的社会关系,既包含了横向的平辈关系,也包含了纵向的上下关系。儒家注重用道德和情感来指导人与人的关系,提倡“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意在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每个人都要与自己的角色相称。角色与权利固然有关系,但与责任更有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级要像上级,下级要像下级;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父慈,子孝;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应该赡养老人;上级要对下级负责,下级也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强调对另一方的压制。在人际交往发生矛盾时,儒家主张“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通过反省,从自身找原因。如果彼此之间有不同见解,则应该抱着“和而不同”、“比而不周”的立场,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礼乐文化引导人们修身养性的论述,对于补救工业文明物质享受之上的缺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的许多社会弊端,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德性太差造成的。我们只有一手治本(树立人的内在德性),一手治标(用法来惩处各种违法行为),才有彻底解决各种社会弊端的可能。
此外,传统礼乐文化还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社会难题,例如老人问题。由于我国近几十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可能出现的“人口爆炸”危及必然出台的对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对夫妇赡养四位老人的现象开始凸现,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矛盾。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老年人的数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据中国老龄协会调研部程勇先生提供的数据:1999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26亿,占全国总人口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0.87亿,占全国总人口6.9%。据预测,从2000到2005的5年之中,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增加241.2万, 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增加60万左右。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老年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2005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7%,达1.41亿
  2010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2.1%,达1.63亿
  2050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9.8%,达4.2亿
  由新闻媒体可知,有些老人没有经济来源,健康日益恶化,甚至为子女所厌恶,衣食无着,沦落街头,晚景凄惨。老年人的赡养将成为工业时代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程勇先生统计,目前,空巢和独居的老年人有3150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6%。
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将老人问题交给社会。这种建议貌似有理,其实是不现实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国经济还不很发达,政府的财力和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很有限。中国人口众多,如果要建造足以容纳所有老人的养老院,数量非常的惊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据程勇先生统计,1998年底,全国共有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40741所,其中国家兴办的只有1364所,集体和社会兴办的有39377所,共收养老年人7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0.8%。有关部门计划在今后5年内,每年增加10万张床,共50万,如此仅达到130万张床,可收养老年人的比例,仅为1%,可谓杯水车薪。此外,据北京市1998年普查,养老机构月收费一般在800-1200元之间,而目前老年人的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53%,501-800元的占23.8%,801元以上的占23.2%,因此,有财力入住养老院的老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
  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在西方人的理念中,孩子是属于上帝的,父母不过是监护人。父母年纪大了,无力养活自己,应该到老人院去度过残年,子女没有必须奉养父母的义务。中国不然,根据中华的文化传统,子女是父母所生,并且始终得到父母的呵护。因此,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尤其是子女对于年老体衰的父母的奉养,认为不愿赡养父母是最缺乏人性的行为,《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为了养成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儒家制订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礼仪,如“乡饮酒礼”,是一乡之人定期举行的礼仪,老人坐在最尊贵的席位。孔子曾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认为良好的社会风气,要从尊老敬长开始。因此,尊老的传统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础。
  在中国人的理念中,父子、祖孙同堂,才是最幸福的,老人既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又可以疾病相扶、起居照应。而养老院设施再完善,也无法解决老人的感情孤独问题,他们很难在那里享受到晚年的乐趣。因此,相当多的老年人不愿住进养老院。据程勇先生预测,今后5年,愿意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只有1000多万,占老年人总数的8%。
  如果我们发扬礼乐文化的尊老传统,让年轻人都明白孝敬父母是自己的天职,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此外,政府应该大力建造祖孙房,并给以价格补贴,使人人有赡养父母的条件,两者结合,则这一矛盾有可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三、礼乐文化与公民的素质
  十年之久的“文革”之乱,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公民素质的严重下降。这个问题是谁都意识到了的,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对国民素质低下的抱怨,问题是如何来解决。我们认为,提倡礼乐文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
  国民素质低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缺乏诚信。某些人在对外交往中,把狡诈当作光荣,把一时的得逞当作成就,殊不知,这是以牺牲长远利益作为代价的。据媒体报道,广东汕头最初曾有许多外商来投资,没想到不少人上了当、受了骗,于是外商纷纷撤资,认为投资环境太差。前些年,温州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以致后来凡是温州的产品卖不出去。后来,这两个地方的民众终于醒悟了,下大力气树立诚信经商的形象,才又把客户吸引了回来。一个省如果有一些地区、或者一批害群之马专做欺诈的营生,就会影响到这个省的声誉。过去,这类事情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可是如今就是发生了,在某次全国性的商品交易会上,有人打出了“不与某省人做生意”的横幅。可见诚信问题不仅影响到地方的形象,而且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西方靠法律维护社会秩序,靠宗教建立信仰。中国上古时代没有宗教,而土地之辽阔、民族之众多,远非西方社会所能想象,而数千年之中,文化绵延不绝,主要是依靠道德维系人心。礼乐文化的宗旨,并非培养熟悉揖让周旋的人,而是强调德行修养,是要造就内圣外王的君子。因此,修身从端正内心开始。所以,《礼记》并不偏重于琐碎的仪节,而是处处强调道德原则,其中的《中庸》篇提出了“慎独”的要求,它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自律,只有人人懂得慎独,社会才能站立在稳定的基石之上。以前,大庆油田工人提出的“白天和晚上一个样,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一个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慎独的精神。大庆人发扬了这种传统,所以尽管生产条件非常之艰苦,但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今天,我们的经济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依然需要对国民进行慎独的教育。
  此外,礼乐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竞争心态。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就是儒家思想比较保守,而当前的竞争如此激烈,它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当前许多人所理解的、或者所进行的竞争,大多是在“力”与“智”的层面展开的,千方百计要置对方于死地。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德”是被排除在外的,因而往往显得非常残酷,甚至是血淋淋的。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竞争。
  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术。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挫折,甚至牺牲,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就无法应对复杂的局面。因此,一方面要有积极的进取心,孔子就十分喜爱《易经》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话,认为君子就应该像天道那样自强不息的奋斗,像地道那样包容万物,这正是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清华大学一直用这两句话作为校训,说明它与当今的时代是可以兼容的。二是要培养良好的竞争心态,竞争必须依靠自身实力,而且应该是良性的竞争,即“君子之争”,儒家的某些礼仪,例如射礼,就是为了培养人的健康的竞争心理而设计的。《礼记"射义》在论述射礼的人文内涵时说:“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而不怨正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礼所体现的是一种道,是一种人生哲理。如果我们都能有这样一种境界,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不良的竞争。
  礼乐文化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助益是多方面的,我们很难一一谈到。但从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大家一定会对礼乐文化的现代价值有更多的认识的。
四、尽快建立礼仪规范
  近几十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不断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但效果并不理想,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规范,而往往流于空泛的口号,例如“讲礼貌”,并没有统一的规范,所以无法落实,也无法检查。也没有长远的计划,比如,经过多少年努力,应该达到怎样的层次,所以喊了许多年,总体上没有发生明显的改观。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喊着“反对形式主义”的口号,有趣的是我们做了不知多少形式主义的事情。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常常分不清形式和形式主义,因而错把形式当成形式主义。好比是表演京剧,一定要有程式,没有程式,这戏怎么往下演呢?当然不能变成程式主义,那样的话,这戏也没法看了。礼也是如此,礼是要“行”,怎么个行法?当然要有规定的程序,不能各行其是。所以,礼一定要有看得见的形式的。但是,这个形式与其说是做给别人看的,不如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的。因为如果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那么你就会特别注重外表,就会去“做秀”。而如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你就会特别的恭敬和真诚。恭敬和真诚是礼的核心,也是礼所要表达的主题。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形式,礼的核心也就无从表达,只有挂在嘴上、贴在墙上了事。
  因此,历代儒者都十分重视礼的制作和推行。北宋司马光的《书仪》、蓝田《吕氏乡约》,都是规范一族或一乡之人的礼仪制度。南宋时出现的《家礼》(习称《朱子家礼》),将《仪礼》的繁琐仪节简化为冠、昏、丧、祭四礼,在民间流传很广。实践证明,只要按照礼仪规范去做,就可以逐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你做得越多,就改变得越多,长期坚持,真积力久,就能达到化性成俗的效果。
  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缺少一整套公民的礼仪规范,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规范。2008年北京奥运正在向我们走来,因此,建设有中华民族的礼仪规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前些年,北京等地曾经出现一些礼仪学校,但主要学习西方礼仪,如怎样画眉、涂口红、打领带、吃西餐等等。这样的礼仪学校,只能适用于涉外部门工作人员的培训,而不能作为国民礼仪。国民礼仪的制定,应该尽可能体现本民族特色,必须要与传统接轨,否则就不是中国人的礼仪。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拘泥于古代的礼仪。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先秦都是跪坐,礼仪中的许多动作与此有关,但魏晋以后就流行坐椅子了,要像原来那样行跪拜礼就不太方便,因此不少仪式要跟着变化。又如,先秦用的礼器都是钟鼎簠簋之类的青铜器,秦汉以后,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这些礼器也几乎见不到了,宫室、服饰的样式也不断翻新,所以也要有所变化。这类变化一直在进行,即使是先秦的礼学家,对此也是认可的。《礼记》中多次谈到“礼,时为大”的道理,不要求后人拘泥古代的仪式,而应该与时俱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化,主要是指礼的形式,至于它的合理内核,则是始终被承传的。因此,我们在制订当代礼仪规范时,一定要很好地把握中华礼仪的人文内涵。
  制定当代的中华礼仪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政府部门与专家的密切结合,才能做好。这里想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适当恢复传统的敬语体系。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简洁、典雅、得体,能够表达各种极为细腻、复杂的情感或思想。古代汉语中有一套礼仪用语,在人际交往(包括书信)中,如何称呼对方;对他人有所请求或者拒绝对方请求时,应该如何措辞;与尊长相接,应该如何遣词;都有严格的规定。用典雅谦和的语言表达内心对他人的诚敬,是一种有涵养的表现。反之,尊卑不分,语无轻重,不仅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时还会引起误会。在过去的百年之中,知识界大力提倡白话文,提倡平等,这对于当时文盲充斥,民众无权的中国当然是必要的。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国固有的敬语系统已经被基本抛弃,而在港台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还存在。由于社会交际语言失范,使得大众的汉语表达能力普遍下降,无论对老人,还是对晚辈,称呼和用语都没有区别,说话不知分寸,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北方人用“您”表示对长辈的敬称,但仅此而已,而且没有与“您”配套的语言。“仓廪实而知礼仪”,近年随着生活的富裕,不少人在努力使用敬语,但由于缺少有关的知识,往往弄巧成拙。例如,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说:“这是我夫人。”先秦时期,诸侯之妻称夫人,后来是夫人的封号,所以民间将“夫人”作为对妇女的敬称。夫人只能用于对他人,不能用于自己一方。也有人在回答“贵姓”时说“贵姓某”。各地旅馆、饭店、商场、公园的服务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痼疾,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想,缺乏礼仪文化的大环境,是重要原因之一,礼貌敬客的范型,许多服务员打小就没有见过,因此,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客人。
  第二,推行礼仪中的形体语言。礼仪的推行,仅仅有敬语是不够的,还需要形体语言的配合,例如鞠躬、作揖、握手等等。目前,我们不仅没有把规范建立起来,而且对形体语言还存在许多偏见。近代以来,我们国势不振,对外交往时,屡屡受到洋人的欺侮,但又自觉腰杆不硬,所以对于传统的跪拜礼特别敏感,认为那是卑躬屈膝的表现,有损人格、国格。其实,这种礼仪本身并没有对和错的问题,问题在于对谁行跪拜礼。在中国人的传统礼仪中,跪拜礼是表示特别敬意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对自己的父祖必须行跪拜礼,对某些特别崇敬的人也可以使用这一礼节。记得小平同志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有一个人长跪在路边,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小平同志送行,当是受过小平制定的政策的巨大恩泽。此外,我们从媒体上看到,近年江苏某小学发生火灾,一教师奋不顾身救出不少学生,自己却葬身火海。为这位教师出殡的时候,所有被救的学生都跪在灵柩之前,失声痛哭。可见,跪拜礼依然是中国人表达最高敬意的礼节。当然,如果有谁对敌人行跪拜礼,那就另当别论了,那种无耻的举止,即使是在古代也是会被千夫所指的。
  鞠躬,也是中国传统的礼节,晚辈见到尊长是一定要行鞠躬礼的,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许多学校还可以见到这种场面。鞠躬也是表达内心恭敬的形式之一,诸葛亮就曾经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一个连躬都不愿意鞠的人,很难想象他对大众会有多少热情。“文革”以后,随着师道尊严的彻底破除,鞠躬礼仪就从社会中消失了。同在东亚文化圈,韩国、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通行鞠躬礼,人们习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人的尊敬。一个不会鞠躬的人,或者鞠躬时心不在焉的人,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人,会被大家所鄙视。韩、日电视的台播音员在节目的开始和结束时,都深深地向观众鞠躬。惟独中国不然,播音员一个个端坐不阿,一副俯视着芸芸众生的样子。何者知礼,何者尊重观众;或者说哪里的观众受到礼遇,一望便知。近几年,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场合向群众鞠躬致意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可以肯定。
  严格来说,握手礼并不是西方人的礼节,它与我们古代的执手礼非常相象。《礼记》中就曾经规定,小辈与尊者、长者握手,一定要用双手,这样既表示敬意,也表示亲近。现代的握手,单手相握,一般是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礼节。但是,许多大学生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受学位证书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单手与校长握手。这是不懂礼节的表现。
  再比如坐与立的动作。一般来说,站着是表示尊敬,过去晚辈在长辈面前是不能坐着的,而只能在一旁站着,称为“侍立”。只有平辈之间才能同时坐着说话。到别人家作客,主人为客人洗杯子、倒水时,客人应该起身,请主人不要为自己劳动,主人则要请客人安坐,这时客人再落座。如果主人在洗涮、倒水,客人翘着二郎腿安坐不动,则有役使主人之嫌。
  再比如,与老者、尊者在一起吃饭,未经允许,年轻人不得吸烟;年轻人向尊长敬酒,要转身饮酒,而不敢面对面饮酒,因为那是长者之间的礼节。
  凡此种种,都需要变成固定的礼仪规范,然后教给大家。这项工作可以先从中小学生做起,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再逐步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否则,懂得这些知识的人越来越少,中华传统的礼仪也就消亡了。
  古礼的形式大多已经过时,不可能重现。但是。古礼所蕴涵的礼仪,却往往还有生命力。借鉴古礼的合理内核,在形式上加以创新,就可以使传统的礼仪文化得到合理的传承。天安门升旗礼,以礼、乐结合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礼仪,受到广泛的欢迎,最值得称道。类似的工作,在在多有,需要统筹安排,逐步完成。在这些仪式对于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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