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之道”学说的比较——读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有感

浪淘沙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中逍遥派的创始人,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对老师的理念论作了批判。不过,他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在哲学上他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最后还是倒向了唯心论。在伦理学上,他崇尚中庸,反对极端,注重实际。其最著名的伦理学著作是《尼科马可伦理学》(传说是写给他的父亲或儿子的),这是他最完整、最成熟的伦理学著作。本文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主要依据这本书(以下简称《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强调了他的中道学说,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人们用理智来控制和调节自己感情与行为,使之既无过度,也无不及,而自始至终保持适中的原则。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名对后世的思想产生巨大作用的伟大哲学家――孔子,也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思想。这难道是巧合吗?两者的中道学说有何联系与共同点,又有何区别呢?怀着这样的思考,笔者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简单作了一下研究与比较。
  一、两者中庸之道思想的形成: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中庸之道”的核心是德性。亚里士多德通过论证德性的来源与内容从而展现了“中庸之道”的形成。
  亚里士多德说:“德性非出生于天性,但也不违反天性。自然给我们以获得美德的才能,这种才能是由习惯而完善的。”“我们由于从事建筑而变为公正的人,由于奏竖琴而变成竖琴演奏者。同样,由于实行公正,而变成公正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而变成节制的、勇敢的人。”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先天的自然与后天的习惯是美德形成的两个重要基础,前者为德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后者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简言之,就是“道德生于天性,成于习惯。”
  德性的来源已经清楚,那么德性的内容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灵魂中可以看到三类东西,即情感、本能、习惯或品性。然后他对三者都做了分析,认为德性既非情感也非本性,因为,情感和本性本身并无道德可言,就它们自身来说,既不会受到称赞,也不会受到谴责。因此,德性只能是习惯或品性。既然德性是一种品性,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德性都能既让一件东西本身变好,又能使这件东西完满地完成其功能。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德性就一定是那种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这种品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核心则是“仁”。孔子作为春秋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精神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人类独有的“仁”,即爱人思想;另一个是“以它平它谓之和”的思想。这两种思想虽为自然和社会的不同论域,但就方法论而言,孔子中庸之道是把它们合取而加以反映,即它们都是孔子中庸方法论的思想渊源。然而,孔子中庸之道思想所蕴含的社会时代精神――“仁”的诱导力更为凸显,可以说,孔子中庸之道是基于周礼社会仁爱精神需要应运而生的。
  二、两者中庸之道思想的内涵: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对中道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中道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绝对中道即事物的中道,是数学上而言的。“例如十较大,二较小,那么六就是事物本身的中道。”相对中道即对人而言的中道,它“不太多,也不太少,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吃饭,吃十磅太多,两磅太少,我们就不能因此叫他吃六磅;因为六磅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或美德的中道,就是这种对人而言的相对的中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欲望、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三种可能,即过度、不及和适中,而德性的目的就是在于根据理性的原则来处理欲望、情感和行为。人人都有欲望,个个皆具情感,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或者过度,这都是恶的表现,唯有适中(适度),才是德性的特征。而中道,即德性。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过度-适中-不及的模式来分析说明了各种品德。比如勇敢,亚里士多德认为,其过度是鲁莽,其不及是怯懦。唯有勇敢,既有所惧,也有所不惧,且事事处处以理性为指导,故最符中道原则。
  其它例如节制是纵欲放荡与麻木不仁的中道;乐施是挥霍与吝啬的中道;慷慨是粗俗与卑鄙的中道……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凡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性,即遵守中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子“中庸之道”的内容。究竟什么是中庸?东汉经学家郑玄率先作了解释,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中”为“中和”,“庸”为常、用。宋代朱熹对“中庸”也作了阐述,他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者;庸,平常也。”郑、朱对“中庸”的解释可以看出,“中”是求证“中庸”概念内涵的关键。只要弄清“中”的意谓,就能通达“中庸”之义理。而要把握“中”的精义,必须要揭示孔子说的“过”和“不及”的要义。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也提出了所谓的“过度”和“不及”。《论语•先进》篇记载着孔子与子贡的一段问答:“子贡曰:‘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们都背离了“中”。这里所谓的“中”是不是朱熹所说的“不偏不倚”呢?笔者认为不是的。“不偏不倚”似乎是一个静态量的判定,而孔子所谓的“中”是一个动态范畴,是在事物运动中人们所要把握的增加或减少的量的界限。“过”破坏了事物存在的界限,“不及”又妨碍了事物前进应具有的量的积累,所以,它们都违反了“中”。
  鉴兹,我们可以明白,孔子“中庸”的“中”是一个哲学范畴,第一层含义是它含有矛盾的同一性意蕴;第二层含义是矛盾同一性转化的“度”。孔子反对“过”和“不及”,认为人们的行动既不能盲目急迫破坏事物的同一性,也不能触及事物的同一性,“过”和“不及”都偏离了维护同一性的正常状态,而与事物的变化和稳定是不相容的。
  在孔子看来,子张性急冒进,无度增加量的积累,违反了“中”,走向极端;子夏则性格沉稳,顾虑千重,无意进取,不敢作量的积累,也违背了“中”。所以,可以说,子张的“过”和子夏的“不及”,既与“中庸”背道而驰,又与哲学上的“度”不相容。
  简言之,孔子中庸的内涵就是:既具有维护哲学上同一性的要求,又赋有哲学上“度”的规范。从大体上讲,亚里士多德的过度-适中-不及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还是有些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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