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作者:周宁 来源:中国网 时间:2008-07-04

  在国外那几天没事,读了不少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地震的报道,突然想起90年前卡夫卡写过的一篇荒诞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小说的叙事者“我”,一位中国的南方人,像许许多多的天朝百姓那样,在“苍穹几乎遮盖不了”的土地上修筑帝国的城墙。为如此广大的帝国修筑一座围墙,工程已浩大到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努力与想象。无数岁月里无数代人,永远激情澎湃,像蚂蚁那样劳动,毫无迟疑地牺牲,究竟是因为什么?那种将个人微弱的力量统一在一起的令人敬畏的、难以捉摸又难以抗拒的、坚定如一又变幻无常的集体意志,是令人羡慕,还是令人恐惧?
  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卡夫卡的想象与困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对东方奇迹般的“集体主义”感到吃惊。汶川地震后,中国举国之力抗震救灾,无数解放军战士、无数灾区民众、无数志愿者、无数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壮举,再次让西方人看到了那种东方式的、可敬又可怕的集体主义精神。
  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一个多月以来关于四川地震的报道,可以总结出这三类反应。首先是感动。不论是CNN关于那位可敬的书记的感人事迹的报道,还是《时代》周刊称赞“中国社会在救灾过程中显示出了高度的文明”,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人表现出的大勇无畏、大爱无私,都让西方人看到了“人类精神最光辉灿烂的一面”。这种反应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意义,是人道主义与普世道德。
  这是最初的、直接的、纯粹情感性的反应,所谓“深度报道”尚未开始。此后,道德意义上的同情淡化,文化反思出现。有人开始在集体抒情的浪潮之外,进一步追问,那种面对灾难的无畏,面对他人的无我,究竟是因为勇敢还是懦弱,人道还是不人道?这种动人的壮举在哲学或文化价值上的意义是什么?困惑开始出现。西方人注意到一种令人震惊的集体主义激情,正通过抗震救灾运动席卷中国。这种激情的起点是高尚的道德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主义,而终点可能是危险的政治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一些西方人甚至将此上升到意识形态,在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中,他们发现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壁垒与“中国威胁”的阴影。
  集体主义激情在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相矛盾,同时也唤起了西方传统的中国形象记忆。启蒙思想家奠定的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基础强调个人,主张个人价值优先于群体,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任何要为他人或汇集他人之名的集体牺牲个人的提法或主义,都是骗局。这是个被追问的哲学或文化价值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牺牲,那么谁又是那个他人呢?
  西方现代文化在确认个人主义价值基础的同时,也开始在东方与古代寻找排斥性的“他者”。他们认为,集体主义道德为集权主义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西方现代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东方的专制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从波斯帝国到中华帝国的专制君主,总是别有用心地将统治建立在民众无条件的自我牺牲精神上。比如说治水,因为面对巨大的灾难,组织巨大的运动,都需要“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指挥中心”,于是,封建专制帝国的权力中心就出现了。
  分析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关键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是揭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其知识与价值的背景或根据是什么。在西方现代文化无意识中,集体的力量有洪水猛兽排山倒海的强大,这种力量既可能创造奇迹,也可能摧毁人。个人在集体激情运动中的高尚表现,往往不是因为无私与勇敢,而是因为无知与恐惧。个人意识不到个人的价值,仍在蒙昧中无谓地牺牲;巨大的灾难带来的恐惧难以承受更无法担当,懦弱恐惧的个人只能逃避到貌似高尚勇敢的集体主义中,寻求庇护与安全。所有这些对集体主义的理解,当被用来解读中国崛起时,必然会引发观念与价值观的冲突。
  当西方媒体开始在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意义上讨论中国抗震救灾事件时,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伦理,也不仅是哲学与文化问题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哲学认为集体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都将导致集权主义,而所有的政治集权主义都以模糊的道德集体主义为基础。某些西方人士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察中国的观念,从中国强大的抗震救灾运动中,看到的不是集体主义的力量,而是对集权主义的担忧,还有这种强大中蕴涵的“中国威胁”。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在抗震救灾的运动中表现出的那种洪流般的集体主义激情,可以让人战胜灾害、忘记痛苦,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力量,挑战西方霸权。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汶川地震,起初西方感动,既而开始反思,最后竟然发现恐惧。
  西方人在西方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中看中国,很难理解东方的集体主义,很难理解中国人对集体主义的认知,尤其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激情。面对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三类反应或意见,我们不能只看他们说什么,还应该设法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了解他们面对中国、评说中国的知识与想象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了解西方与我们的差异之处何在,并逐渐设法让他们了解我们。(作者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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