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竞天择的一些思考

作者:陇上乞士 时间:2010-2-22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中国一问世,即取得了神圣的地位,似乎只有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才是科学,并且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价值观。这一观点出自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经过严复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进化论部分将这一观点介绍到了中国,严复给他的译著起名为《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成书于1894年,其中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事实上严复只是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进化论一部分,而并未将另一半伦理学译出。他所译著的《天演论》不仅有赫胥黎“进化论”的内容,亦与《易经》、老庄、《大学》《中庸》等中国经典相融,而表现出融合东西方学理的以明道的特色。就是书名他也用“天演”来代替“进化”,足见译者严复对此自有一番见解,他试图借助于生物学的理论探讨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问题。由于出书的时间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两年,所以中国的大部分读者只是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与危机哲学等方面加以诠释,称为“思想启蒙”,却忽略了对“进化论”作为一种世界前沿最新理论的学术探讨,这种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来对待新思想,亦足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虚弱。
  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信心开始崩溃,很多人开始将失败的根源归咎为传统文化,全然不理会历史和现实的区别与联系,草率的将中国的现实问题全部归咎于历史传统。同时对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有了极大地兴趣和信心,这个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转折点。这时候严复的《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深刻影响了现代学术思想的走向。他的好友、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居然亲笔抄写《天演论》全文,善加保存。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亦是推崇有加,誉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些激进青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进化”等同与进步和科学,“进化论”战胜了“礼义廉耻”在相当一个时期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进化论的观点在中国受到如此的欢迎,我想这是达尔文和赫胥黎所没有想到的,在一百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在达尔文的家乡英国很多人不相信进化论,甚至不知道进化论,可在中国进化论却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在欧洲因为突破了基督教关于“上帝造万物”的传统观念,尤其他关于“猿变人”的观点,激起轩然大波,遭到欧洲人基于传统观念的强烈攻击。在经过论战后,首先得到了欧洲科学界认可,很快被一些所谓的学者移植到了社会领域。从学术理论的观点来看,进化论作为一种生物学的理论,它产生的影响自然首先应该在科学界,但这种观点的影响却更多的集中在社会领域。人们早已忽视了科学理论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等具有本体论层次的理论架构,误以为,“进化论”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达尔文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事物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一种学说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免不了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本身作为对生物界自然规律探究的一种学说却被泛化到人类社会。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正沉浸于科学的飞速发展之中、而且又值欧洲各国挟工业革命唤起的强大威力在全世界的掠夺处于势如破竹之中,因此,像“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这样一些原则,正好为欧美的种族灭绝进和殖民主义提供了辩论的理论支撑,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低等种族的灭绝”。这种用种族主义的观念看待人类社会的思想,在社会大众和公共舆论中,十分流行。不仅欧美的政府提出了与以往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不同的法则,似乎他们的侵略行径是在“替天行道”替上帝完成人种的优化,19世纪末欧美的大学普遍设立种族人类学和种族优生学。更有甚者如美国科学家邓肯 麦金居然主张安乐死来实现“重新培育人种”的目的。
  这种根本不讲道德的种族主义思潮,最终将欧洲带入了灾难般的“世界大战”。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也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导致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重要的原因。
  达尔文等人作为科学家,他们或许想揭示自然之谜,达尔文终生沉浸在构筑他“生物进化论”的艰苦探索中,但是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了不少错误的、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肆发挥的论点,比如他曾经写道:“开化民族和野蛮民族之间的斗争、野蛮种族的灭绝,犹如南美洲的土生原始马被西班牙马取代一样。”因此,虽然不能让达尔文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负责,但如果说两者毫无关系显然是错误的。(2005年4月6日<人民日报>江建国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喧嚣_二战笔记之二》)赫胥黎作为达尔文学术上的同道和战友、作为“达尔文的一条斗犬”,试图捍卫“达尔文主义”在学术上上的纯洁性,赫胥黎又为回击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到处发表讲演。其中的一篇,就是流传后世的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
  赫胥黎在他的著作中清楚地讲述“进化论”的范畴适用于“生物界”,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道理,也就是“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区别与界限。可是,道理虽然能够讲的清楚,但能不能被人接受又是一回事了,在很多情况下,人信服的往往是习惯的力量而非道理,哪怕这种习惯是无知的。即如佛教并不去讲如何创造世界,佛陀只不过想通过开示,让众生能够认清并去除自身存在的“贪、嗔、痴”的恶习,以及这种恶习的根源——“无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愚昧,进而提升众生的生命品质。但众生的‘无明’却往往产生巨大的力量,只能使众生在六道中轮回而无法超越。当时的欧洲社会大众正处于一种优势文化的地位,全然不顾弱者的哀鸣,即使有赫胥黎等人的努力,道理被一些人明白了,但到口的肥肉岂能轻易放弃,欧洲普遍的社会心理只看到了“进化”,却没有理解“伦理”,他们以文明的名义强暴了世界,最终也祸及自身!两次世界大战欧洲都是主要的战场!
  《天演论》在中国的出现同样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事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灵魂一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而流传。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评判说: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而基本上被从科学或博物学的传统中剥离出来。我们再看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在时隔若干年后的《四十自述》中对当时的回忆:“《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贡献,他们了解的只是“优胜劣败”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中国屡次战败之后,这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却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 1986年 第一集 53-55)。“进化论”在欧洲制造了“种族优越论”,在中国成为呼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振奋人心的源泉。似乎在中国的影响更符合道德,因此取得了相较于欧洲来说更大的话语权,“进化论”长期成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的真理而存在!
  不管一种理论如何的符合真理,我们都有必要去检验和思考他的合理性,而不是盲目的迷信,即便这种理论曾经如何辉煌的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都有责任去用事实和逻辑研究其中的规律。事实上是不管欧洲或是中国流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同达尔文、赫胥黎的本意,甚至译者严复的初衷都相去甚远。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居然在中学课程中讲授世界前沿的理论!我想无论如何中学生都无法全面理解这一理论,更分不清一个科学理论的适用范围。如果在当时的大学去探讨这一理论可能更符合这些理论的创立者的本意。中学时代是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年代,中学时代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进而影响社会的思潮。可能将这一理论带进中学课堂的人更多的是想宣传一种主张,而不是一种理论!
  言归正传,撇开社会流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我们再看严复这位中国天演论的创立者,译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天演论》的本意,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观点和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吴展良在他发表在1999年《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一文中指出:“严复所引进的天演学说确实符合了当时救国保种、追求富强的迫切社会需求,严复本人译作《天演论》的真正用意不仅在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或应因危机等一时的目标,而更在于本乎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并结合中国固有的道理,以指点出人文演化必须遵循的自然道理,与中国文化所应发展的方向。”吴先生在该文中着重探讨了严复译著《天演论》的基本作意“并非仅是救国保种、追求富强,其根本用意在于本乎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并结合中国固有的思想,以指点出人文与社会进化必须遵循的自然道理及中国文化所应发展的方向。”甚至《天演论》在当时社会公开的发行并不是严复的初衷,而是在吴汝纶等人的一再请求下才付梓出版的。严复在1898年沔阳慎始基斋本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曾讲了译著《天演论》的一些缘起:“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故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殆书成,吴丈挚甫(吴汝纶)见而好之,……,故为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急,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梁启超)…诸君借抄,皆劝早日付梓,……”(《严复集》1323页)。显而易见,严复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应用,《天演论》是作为学术思想来“探赜叩寂”,而“非当务之所急”他的本意是在于整合西方和中国学术思想。正如在《天演论》的序言中,严复讲“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用“证诸”二字更显示了严复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学者的严谨!如果只是“启蒙”严复就不必这么用心来“证诸”了。可惜后来出的通行本和删节本太多,到了中学课堂的《天演论》就不成为严复的《天演论》了,只能成为启蒙或是斗争的号角!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定都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在《天演论》出版之前,严复于189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但这些并非后来严复译著《天演论》的全部意义。即使在他针对时局所写的文章中同时表达了文化反思、提倡新学术、与以道济世等深刻的思想。他提倡救亡,却没有失去一个思想者的理智,更不忘“谋国之道,标本兼治”主张以增进民德、民智、民力为一切富强治平之根本,反对躁进。在《原强续编》中分析日本轻动躁进,违反天演的道理,并不可畏;中国可籍战自强。他的这些分析充分显示了严复作为一代学人的真知灼见和为国为民的深谋远虑,自非一般人能比!
  他在译著《天演论》公开发行之后之后,很快就担忧国人可能会群起而效之,产生某种不必要的副作用,于是又着手翻译《群学肄言》,以弥补《天演论》某些理论上的不足或不妥贴。严复试图通过《群学肄言》探求如何结合散漫的中国人已达成现代化的群体生活。但当时的中国在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天演论》中“优胜劣败”的公式确如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更给了无数人一个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大棒。在这种情况下,决少有人能沉下心来探究《群学肄言》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面对这种局面严复无不忧虑的说:“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贡,不幸风云已成,而朝宁举措乖谬。”(《严复集》第3册第678页)。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严复晚年被人称为保守派的境遇了,举国皆醉他独醒,他痛惜国人对天演论的误解和急功近利的做法,但“不幸风云已成”也就难怪严复在自己的诗作中自称是“孤鹤从来不得眠”!世人只认《天演论》而并不知《群学肆言》;他想明道以救世,可偏偏被理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而激发各种激进思潮的涌起;他认为天演论是“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急”,可偏偏成了一种普及性读物和战斗的号角;他对各种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激进运动的批评和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又被人理解为“已由先进的启蒙思想家蜕化为顽固反动的偷坐老人,”(王拭:《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国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集》第2册第360页)愈加坚信有选择地损益旧法才是中国发展的正常道路。遗憾的是,严复积毕生经验而获得的这一认识如同他一生中的一系列主张一样,并没有引起国人的应有重视,反而认为是严复的蜕化。各种激进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严复即被认为是新文化的启蒙者,又被认为是新儒家的代表,世人对他的理解是对立和矛盾,但这种对立和矛盾同时出现在一个思想者的身上,难道我们的思想者就这么肤浅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我想这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学者的理智和冷静之后的思想精华,必有深刻的意义!
  严复一开始对西方近代文明就不像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特别是1905年再赴欧洲,通过对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英国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已敏锐的感觉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严重问题。到了晚年,他更将这些负面效应归之于进化学说:“自物竞天择之说兴,大地种族,各以持保发舒为生民莫大之天职。则由是积其二三百年所得于形数质力者,悉注之以杀人要利之机。”严复对于现代性一以贯之的批判,足以证明他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严复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对西方思想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种族主义这个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映成趣的理论,却是与西方文明与之俱来的产物。2005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江建国先生二战笔记之一《苦苦寻求的答案》一文中提到“法国学者恩佐.特拉维尔索在其著作《现代性与暴力》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货真价实的产品。”历史上欧洲小国林立、杀戮不断,欧洲史就是战争史。在西方人所引以为豪的罗马帝国的统一时代不过是种族对立的典型,甚至为欧洲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揭示“罗马征服了远近多少邦族,建立其伟大之罗马帝国,而罗马人——此为一族亦为一阶级——却只限于其原来参加宗教典礼之家族而不增加。罗马所扩充者,一为统治对象,一为其国土地;至于被征服的人则不予承认。换言之,他们始终被视为外人或敌人。他们要求做罗马人,而被罗马斥为万分不合理。至于流血革命以求之,发生所谓’社会战役’仍不得解决。间有一些曲折办法,如先自卖为罗马人的奴隶,再经合法程序,以辗转跻身于罗马公民,皆甚费事。”(学林出版社 1987年 第179页)。可笑的是罗马的奴隶法制却成为现代人的法律崇拜!当然欧洲罗马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向罗马那样强盛的统一的局面,这个答案只能由现代的西方人去反思罗马的一切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包括种族主义已经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而被抛弃,种族优越论的理念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正如严复认为天下大道是相通的,西学所发现的宇宙公理与古代中国哲人所阐明的大道可以交相映发。2500年前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世界语言,人类社会反对霸权,主张平等对话,以及对一些弱小国家的保护不正是中国古老思想中“兴灭国,续绝学”的现代版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道并行而不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是不是就是各持一词的极端呢?我想这两种思想在自然界都是存在的,动物界中为了自己种群的繁衍的确有弱肉强食的现象,但更多的是“相育而不相害”即各种物种的共存,狮子并不因自己的强大而灭绝弱小,他们不像人类会贪得无厌的占有,他们只是生物链的一环。尚没有听说哪个物种灭绝于自己的天敌,倒是人类的出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灭绝。
  达尔文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在国家内部,人民的行为要受政府的法律约束,作为国家公民的欧洲人,当“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不应妨碍他人的自由”的理念渐入人心。因此,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并不是毫无节制的弱肉强食。不过,在国际社会,情况就截然相反。当欧洲人走向世界、越出国家的范围时他们完全以一种优等民族的身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下,欧洲人的“自由”,不仅凭借社会发展进步中占得先机而在竞争中居于优势的力量,而且由于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意志——法律的约束,他们完全忽视乃至无视被侵略国家民族的尊严。因此,他们作为公民在本国内表现出的道德水准,当在作为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者出现的时候,就丝毫不见了。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对他的同胞“火烧圆明园”进行过愤怒的道德谴责,但谴责归谴责,雨果事前阻止不了暴徒们的暴行,事后也无可奈何,法国的法律同样丝毫不追究英法联军在海外的暴行。法国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时,曾有一位法国的将军泄露了“秘密”,他要求其部属把在法国军校学的那一套统统扔掉,因为他们在阿尔利亚的任务是打败全体人民,而非军队。
  欧洲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种族屠杀的借口;而我们中国人因为对“进化论”理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主要体现在自己国家内部,我们可能会对外国人讲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自己却仍然在相信力量是绝对的优势,上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六七十年代的动乱、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困惑,恐怕始终有一个优胜劣汰的逻辑支撑着。
  我们不能说西方人在国际间完全摆脱了“优胜劣汰”的思想,但至少已表现的不像当初那样明目张胆。在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把天演论或进化论还原到他的创立者的本意做为一门“探赜叩寂之学”来看待,不应该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奉为神明了。事物并不完全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老子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取决于创造,而非竞争。《大学》有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以错误的方式(不舍而得,少舍多得,甚至伤天害理,不择手段)进来,必定以错误的方式出去。保得住今天,保不住明天;保得住此生,保不住来生;保得了自己,保不了子孙。所以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扩张的野心到头不也是没有得逞吗?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所以能引发东西方社会的共鸣,恰恰证明我们人类内在原始的恐惧与害怕,当年强大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是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吗?这不是源于自身的“恐惧与害怕”吗?我们总想过多的占有和一劳永逸,我们总把害怕别人的侵占,看不到别人存在的价值,却以为别人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利益的威胁。因为人们相信有人会阻挠我获得财富,或者抢占我的财富。这只是“贪”在作怪。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不也如过眼烟云而已,没几年就退回老巢——“大不列颠”那几个岛上去了。试图为自己优秀的种族拓展生存空间,到头来生存空间不还是那样吗?“优”没有完全的胜出、“劣”也没有完全的淘汰,这就是现实。一切基于竞争的暴力与征服并未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财富与安全,《中庸》讲:“万物相育而不相害”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奋、劳动、智慧与创造去获得自己想要的财富,而不是依靠竞争和对于他人财富的占有、偷盗、掠夺,这就是老子的“为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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