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喧嚣——二战历史笔记之二

江建国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12日 第十六版)

  《现代性与暴力》的作者特拉维尔索教授指出的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大屠杀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本身,并非是他故作惊人之语。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早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叶,随着著名的科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和《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自然选择和物竞天择的理论很快就被一些所谓的学者移植到社会领域,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广泛流传在欧美各国,成为欧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理由、雅利安人是优等人种等种种谬论都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继承来的,甚至连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的论断也不是希特勒第一个提出来的。例如1901年至1909年在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他在其《赢得西部》的著作中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北欧人种的一个分支,占领美国西部是日耳曼人扩张的继续,它完成了“种族发展的历史权利”。
  其实在达尔文本人的著作中就已包含了不少错误的、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肆发挥的论点。因此,特拉维尔索说,仅仅认为达尔文被曲解、被滥用是不够的。达尔文一向赞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所谓“低等种族”是“活化石”,是随着文明的进步注定要消亡的历史遗迹的观点。达尔文曾经写道,开化民族和野蛮民族之间的斗争、野蛮种族的灭绝,犹如南美洲的土生原始马被西班牙马取代一样。因此,虽然不能让达尔文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负责,但如说两者毫无联系显然是错误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接为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服务。例如,1850年当美国大举向西部扩张之时,美国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克诺克斯赤裸裸地说,消灭(印第安人)只是“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的一个法律”。欧洲大陆则鼓噪“低等种族的灭绝”。这种谬论被当成重大的科学发现,成为当时极为时髦的“科学讨论”题目。1864年,伦敦的人类学协会开会讨论这个题目,一个博士在其论文中断定,欧洲命中注定“要在全球重新移民”。与达尔文合作共同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的阿尔弗雷德·鲁塞尔·沃伦斯在会上声称,在生存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种族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精神上不那么发达的各个民族的灭绝。
  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初,主要目标是对准殖民地人民,那么,后来演变和发展成针对本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阶级种族主义”。劳动阶级被当成“下等种族”的怪论风行一时。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个政论家著文称,城市中的穷人是“文明社会中的四处游逛的部族”,“带有一切低级种族的特征”。法国的心理学家居斯塔夫·勒邦在一部著作中竟提出这样的分析结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精英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区别“如同白人和黑人一样大”。这些并非完全是科学骗子的学者们还开始研究穷人们的“种族特征”,如颧骨是否偏高,下颚骨是否突出等等。纳粹德国通过测量头骨、鼻梁等尺寸鉴定“标准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正是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阶级种族主义脱胎而来的。
  这些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论,并非到此为止。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种族优生学”和“种族卫生学”的理论和实践“应运而生”。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优生学与当时的“优生学”有本质的区别。“种族优生学”完全是服务于欧洲中心主义、服务于欧美统治世界的宗旨。
  19世纪末开始,欧美的所有大学,都开始设立种族人类学和种族优生学学科,美国和北欧尤甚。对精神病人强迫绝育的措施1907年从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先开始实施,继而扩展到其他州,20世纪20年代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纷纷效法。1899年,美国科学家邓肯·麦金发表主张“安乐死”的文章,但他并不像当今主张安乐死的派别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的痛苦,而是强调把它作为“人为选择居民”的手段,以便“重新培育人类种族”。19世纪末这种优生学和卫生学也进入德国,不少学者建议把优生学和北欧种族学结合在一起,主张把“安乐死”作为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之一。1905年,一个医师在柏林建立了“种族卫生学协会”,其鼓吹的所谓种族卫生原则得到不少支持。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中,竟出现鼓吹以战争手段达到自然淘汰“低等种族”目的的蛊惑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就颁布强迫绝育的法律,1934年在莱茵地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占领该地区时黑人士兵同德国妇女生的黑白混血儿实施强迫绝育,1935年颁布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纯洁法,直至对精神病人和残疾者实施所谓的“安乐死”。且不提希特勒后来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大屠杀,仅从这番源流的梳理中,谁能否认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纳粹的暴行准备了理论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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