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

作者 王雷鸣 2009.12.17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有人向着一个年轻的余温尚在的女尸傲慢地射出冰雹般的檄文的后面,我们读到了这样感动天地的语言和思想:
  没有同情的出发点,理性将一文不值。
  这件事上,同情与否决定了理性思考的方向
  悲悯和同情不简单是邻家奶奶婆娑的眼泪,而是一种对生活深层体验思考后产生的人生哲学态度。所有的制度设计,政治实践都跟有否这种哲学态度有莫大的关系。
——frankk
  这股社会达尔文主义冷森森的霉味儿——这种不计过程只问结果的“优胜劣汰”的强者生存论,今天不仅成为强者的逻辑,奇怪地是也被不少知识分子所接受。难道他们不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吗?
——章文
  我不明白中国人如今也常常搞所谓慈善,开着车甚至坐着飞机跑到偏远山区去送爱心送温暖,可当身边出现需要拉一把的人的时候却能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不管不顾。
——张茵之
  没有分别心的悲悯才是大情怀。
——刘佳怡
  这样的思想为什么能感动我们?就因为当他们直面冷血而能从自己骨头里喷涌出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的情怀!
  以下转载的文章,虽算不得深刻,但足够启发我们的思想。
  人类从不乏相互倾轧的暴力倾向历史,但现代人人伦的丧失得益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教育。达尔文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发展的影响高于超自然影响,认为人类应象动物一样为生物学法则所约束,
  社会本能”如“怜悯”和“道德情感”以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些进化的结果使他们所在的社会得到增强。他在《人类起源》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达尔文确实相信社会现象也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
  由进化论衍生而成的兽性的信条——社会达尔文主义依据了他的哲学根据。
  社会达尔文主义借助强权暴力在人类社会简单而明显的应用,其逻辑是:强势者,可以不顾一切地压制甚至奴役弱者;而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这些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信息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后,导致了基督教所推崇的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在人类社会空前的委琐。结果,人类社会有组织有预谋的戕害生命行为变得更加惨烈和悲壮,直至令弱肉强食的野兽也自叹弗如。有人相信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特定的政治立场,但在19、20世纪却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对进化论的继承和发扬的理论阐述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地工具”和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把达尔文的生物物种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的成果,致使“阶级斗争学说”
  披上科学的外衣而肆意打压社会良知、镇压异己变得有理有据。在20世纪,自称“为了优先存在”的德国雅利安和日本大和民族,对犹太人和中国人、朝鲜人等肆无忌惮地进行的种族虐杀,造成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灾难。进化论使法西斯们知道,有史以来的人类进步都是依靠优越种族对近邻的控制取得的,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
  断乎可以说,无论是阶级斗争学说,还是种族主义思潮均与达尔文学说有着某种观念性的联系,它们以牺牲和剥夺人的生命价值和基本尊严为代价,将人性“恶”的本质发挥到了极限,是当代人类悲剧性意识的根源之一。
  纵观中国,达尔文学说随着马列唯物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而得到普遍认可的,其影响远胜于生物学本身。“适者生存”的信条后来被用到了对民族斗争的期望之中,导致了对民族团结的渴望。但是达尔文主义也是集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进化论使集权者让人们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是保障民族生存的有利屏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意识形态奇怪地并存,致使相关政策也很具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诸如“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于公平”等。
  “发展”和“效率”如果从经济学考虑,完全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的衍生和推论:既然“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就要铲除一切对社会构成危害的任何障碍,所以异己的行为和言论就要成为整治的对象;而“效率优于公平”,那么,对效率的追求,人文关怀、同情心、对弱势的关心就可以及少纳入考量的范畴。
  虽然在欧洲和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推崇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学说,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典型的的产物——自由竞争就等于自然选择。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欧洲各国均成为了贫富严重分化严重的弱肉强食的国家:富人们垄断经济资源;穷人们没有生活保障,听任无情的市场宰割。这些成了社会动荡不定并引发革命的基本原因。但正是西方的知识精英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发难,谴责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使得欧洲国家尤其美国(欧洲是二战以后,而美国是在20世纪初)屏弃了自由竞争理论,而转向自由主义统摄下的自由平等,即强调在高度个人主义社会中倡导合作,在贫富悬殊中宣扬平等。
  应当说,西方精英大都有着强烈的基督教所倡导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绝对不姑息人类任何不公不义的行为;他们人格是独立的,无须与现存政治保持一致,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体角色,就是最大限度地努力张扬人性,这一点与中国知识精英缺德的人性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知识精英,既没有严格的科学精神,又没有浓烈的人文情怀,更没有完整的人格。
  尽管80年代出现过以知识精英倡导的各种以尊重个体价值为主旨的自由主义思潮,但是这些思想“启蒙”显然是站在维持和稳固精英政治角度,而缺乏人本主义思想的支持;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与平等概念是从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可能疏离政治利益,进而必然陷入丧失独立自我人格价值取向的窘境。所以最后,在严酷的生存窘境下,从90年代始,没有“人道责任”的伪善精英阶层出现了与民众利益向背的倾向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的知识精英向来都是这般吊样,虽然他们经常自我标榜“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却从不注重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他们跟西方知识分子相比是非常畸形的,也是鲜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道德概念不仅归功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没有信仰和犬儒主义思潮对心灵的占有: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不缺德。
  当人民大学学者郭峰讥讽一个贫苦交加的“摩的”司机时宣称:“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时,其独霸文化的语境后面,是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自然原理演化为人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残酷风尚。郭峰那粗野的、蛮横的、没有人性的自残话语,在中国的精英界是非常代表性的,同社会达尔文主义鼻祖--赫伯特·斯宾塞所宣称的穷人“如果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生存竞争能力而死去,就让他们死吧。这对他们自己和对社会,都不免是一桩好事。”如出一辙。只不过,郭峰们与有着独立思想和人格的英国哲学狂人斯宾塞比起来充其量是个瘪三而已。
  可以说,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让中国成就了一个飞横跋扈的精英阶层。以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以满足权势集团的利益为己任。精英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垄断地位的巩固,更意味着社会道德沦丧日趋尖锐化的必然趋势。因为他们循着“力量就是正确”的思想,目标为了获取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必然强化弱肉强食的“强权就是真理”的强盗信仰。郭峰的逻辑就包含着这一需求,中国社会的残酷的现实也正在印证这样的判断。



返回主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