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正义论

作者:刘长明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05.6

  大自然在亿万年的演变中化生的万物,都是其造物的杰作,都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万有存在理应和谐相处,平等相待。智慧的大自然不仅化生了万物,而且内置了调适纷繁复杂的万有存在之间关系的奇妙法则——和谐正义法则。和谐正义是万有存在共同体的自平衡机制,通过和谐正义的调适,万有存在共同体不断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作为大自然“得意之笔”(当然,这只是人类的一己之见)的人类,应当也必须超越自己,敬畏万有存在和万有存在共同体,在丰富多彩的万有存在坐标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宏扬和谐正义,以和谐正义法则构筑万物存在和演化共同的和谐基础,实现与万有存在的共赢。由“半截子正义观”——人类正义观升华为和谐正义,无疑是正义理论的延展。本文所揭示的和谐正义理论,将为我们所处的万有存在共同体提供一个适当、能最广泛地为万有存在接受的道德基础。由于和谐正义是一种全新的正义视野,因而,作者致力于和谐正义理论建构的尝试将涉及到新的语境和思维视角,相信这种努力不一定是卓有成效的,但一定具有充分的理论上的伸缩余地和回旋空间,并富有启迪意义。
  
  一、什么正义:一种全新的正义视野——和谐正义
  
  在远古最原始的社会形成时,有了原始劳动成果的分配,人们就开始了关于正义的思考与讨论。古希腊的正义女神像,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理解与追求。传说希腊神话里的主神宙斯,派他的女儿正义之神到人间的目的就是为了洗净人间的罪恶。在远古时代,人类与神都同样居住在地上,一起过着和平快乐的日子,可是人类愈来愈聪明,还学会了勾心斗角、欺骗等等不好的恶习,搞得许多神仙都受不了,纷纷离开人类,回到天上居住。但唯独正义女神未对人性感到灰心,依然与人类同住。不过人类愈来愈变本加厉,最后连正义女神都无法忍受,也离人而去。但她依然认为人类有一天会觉悟,会回到过去善良纯真的本性。在以后的比赛中,正义女神变了一棵树,这棵树有着红褐色的树干,苍翠的绿叶以及金色的橄榄,从中,众神无不体悟到洒向人间都是爱的真谛。宙斯为了纪念这样的结果,就把随身携带的秤,往天上一抛,成为现今的天秤座。于是,正义女神便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一手持天平,象征法律的公平;一手持利剑,象征法律的强制力;蒙着双眼,象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女神为什么要蒙住自己的眼睛?她不想看到的是什么?是人,是她必须面对的人!有关正义女神的传说恰好诠释了人类关于正义的解读。严格意义上的正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justitia,以往被局限于人类社会共同体内部,起初主要是政治学的主要概念。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政治学家们就把一个良好的社会视为“正义的社会”。而一个良好的社会首先应当是所得公平的社会。所以,政治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谁应当得到什么”(who should get what)?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正义是善,是美德;是完整的人。”还说:“正义是人类心灵中的内在之存在。”因为对正义问题的特别关注,柏拉图的《理想国》又称“正义论”。他认为,一个完善的人或者一个完善的国家必须具备“正义”这种美德,因为正义是人类心底中“天赋”的存在,是每个人心底的渴望。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现代汉语词典》对正义的注释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1](P1607)概言之,正义即公平、公正与道义,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自由、权利、权力、财富、休闲等价值在内的所有社会利益的分配之中,是用来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正义通常有“程序性的”(procedural)正义和“实质性的”(substantive)正义之分。前者指的是形式的正义,后者指的是真实的(或内容的)正义。
  美国学者罗尔斯《正义论》的成书无疑是一种使正义理论体系化的努力。所以,此书一出,很快就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被认为将列入经典之林。罗尔斯的正义,正如实际上他所注重的那样,被限定在“社会正义”这一基本范畴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只是“社会制度正义”或“社会基本结构正义”的简化,而且这种结构或制度,主要又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切入的。他说得很清楚:“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2](P5)至于何种行为与状态是正义的,用不同的标准、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其一,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其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基础上,罗尔斯还提出了如下更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2]应当说,罗尔斯致力于建构正义理论体系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狭隘的社会正义视角使其精心构筑的正义理论大厦经不起风雨。
  哈耶克在1976年出版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对普遍盛行的“社会正义”主张进行了极其尖锐的实质性批判,并在该书第二卷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在我早年致力于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进行批判的研究过程中,我始终都有一种无的放失的感觉;最后,我试图像每个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所应当采取的做法那样,先想方设法把支撑‘社会正义’这个理想的理据视作是正确的。只是在如此尝试以后,我才真正地意识到‘社会正义’这个皇帝原来没有穿衣服;这就是说,‘社会正义’根本就是一个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术语。就像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男孩所说的那样,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3](P2)因此,对“社会正义”的深入探讨没有给哈耶克带来多少愉悦,反而烦恼与日俱增:“十多年以来,努力探寻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含义,一直是我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我的这项努力已告失败——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社会来说,‘社会正义’这个说法实是毫无意义可言的。”[4](P177)我们能笃信这样毫无意义的“社会正义”吗?应当说,这种反思是纠正社会正义近视病的良好开端。 环境正义理论拓展了传统的正义视野,但说到底仍在人类的范围内兜圈子。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简而言之为:“由于环境因素而引发的社会(不)正义,尤其是关乎强势与弱势团体间不对等关系的议题。”环境正义一词源自于美国,起因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为抗议垃圾倾倒于其生活区域而提出的一种概念。由于环境种族差别主义,只有白人得以生活在健康的物理环境中,有色人种只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1991年10月,美国第1届“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袖会议”提出了《环境正义基本信条》,17条的条文主要提及了维护环境资源永续经营管理的重要、公民参与政策的权利、尊重各族群与多元文化等诉求。在1997年于墨尔本大学召开的环境正义问题国际研讨会对环境正义的内涵界定如下:减少在国家、国际间与世代之间,因不平等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环境影响。之后,人人平等享受环境资源与生存空间的环境正义观被推而广之。可以说,环境正义不过是有限度延伸了的“社会正义”,这就使得人们的正义诉求仍然停留在一个比较实际的功利性层次。正义的悖论仍然在困扰着人们。
  既然所谓的“正义”被明确地设定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或制度中,那么,如果我们试图超出这个领域,似乎不合时宜,甚至有节外生枝之嫌。问题在于,这种界定正确吗?正义固然是调适人类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仅仅将正义法则局限于人类内部,就会使神圣的正义大打折扣。人类的确拥有得天独厚的地位,通常把正义局限于人类内部的认知,就根源于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非人类存在的麻木不仁。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只是生态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不独立于生态系统之外,也不可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在生态系统中,与人类社会子系统相关的,还有非人之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人类、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圆融互润,共同构成了休戚与共、利益相关的化生能力强大的活生态系统。既然人类社会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既然人类社会共同体与非人之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互动共生,那么,人类就在客观上与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存在和发展共同体。随着存在和发展共同体范围的延展,就出现了一个人类、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的关系调适问题。怎样调适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相互联结的各子系统之间应确立的共赢正义法则是什么呢?
  任何对正义法则简单化的企图注定是肤浅的。为慎重起见,我们不妨首先把目光投向社会。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不管它以什么意识形态为名号,“每一个政治群体都必须顾及其成员的需要”,社会正义必须承认和维护的根本点就是和谐。和谐事实上成了凝聚社会成员的法宝。抽掉了和谐,“成员”便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身份,成员既无须再认同群体,群体也无权再强求成员的忠诚,于是,社会就可能成为一盘散沙。同样,智慧的生态系统也为万有存在预置了调适万有存在关系的价值导向:和谐——这是无形之手的作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系统中,万有存在的和谐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于是,和谐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自然平衡万有存在价值、调节万有存在关系的“正义之手”。所谓和谐正义,就是为了达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调适互为对象性存在的诸方面关系的共同法则。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正义是平衡万物价值的金规则,是整合程序上的和谐正义和实质上的和谐正义的平台。可见,和谐正义具有鲜明的和谐导向,能够被万有存在所接受,是万有存在的共赢选择。和谐正义的调适对象是万有存在,表明了人类与万有存在之间的一种默契。唯有在和谐正义的导引下,诸种存在才能在万有存在坐标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准确地进行角色定位,实现和谐发展。
  哪里有和谐,哪里就有正义。在和谐正义法则下,和谐秩序会褒扬亲和谐因素,赐予其适度成长的环境。万有存在都是带着自己的天赋权利进入这个世界的,这种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上帝比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委托人类管理万有存在——假定这种假设成立,做和谐正义的使者,是基于人类的美丽与正义。《圣经》云:“太初,上主造化了万物,在创造时分,分别了万物的种类。永远把自己的化工布置就序,连续给他们派定了统帅……他们彼此不相侵犯,永远不违背他的安排。此后,上主俯视大地,将自己的美善充满世界,用各种生物遮盖了地面”。“仁慈的上主,你用言语创作了一切,以你的智慧造了人,使他们统治你所造的万物,吩咐他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力。”由此可见,上帝赋予人类的得天独厚地位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人类应担当起更多的践履和谐正义的义务,而不是破坏和谐的权利。但是,如果人类异化为反和谐的因素,上帝会收回人类的管理权吗?我猜想,对于妨害和谐借以实现的失衡因素,对于导致和谐正义天平失衡的“恶”存在,大自然内置的和谐剃刀会谨慎、小心翼翼但又毫不犹豫地加以剔除。当年,上主吩咐我们以和谐正义(即“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我们却以自己的贪婪和私欲戕害她,并破坏美妙的和谐,如果上帝有否定自己的勇气,肯定不会坐视。
  
  二、谁之正义:和谐正义是万有存在各得其所的正义
  
  按传统的人类正义观点,只有人类具有正义资质,对非人类存在来说,无正义可言。归根结底,人类正义是一种漠视其他存在的单边霸王正义。这种失衡的正义视野使人类陷入无边的无知之幕中。而和谐正义的多元化主体界定则给我们指出了摆脱无知之幕的方向。
  和谐正义的主体是什么?换言之,大自然预置的和谐正义究竟是谁的正义?正如麦金太尔(MacIntyre)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一书标题中叩问的“谁之正义”那样,关于“正义”主体的解释一直是在人们诸种不同甚至是对峙的立场中展开的[5]。
  大千世界,万有存在,千姿百态,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利益;你有你的存在理由,我有我的活动方式;你有你的正义范本,我有我的正义解读。这类似我们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时,各类存在从自己角度出发得出的正义结论会相互矛盾。譬如,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单单站在人类的角度上看,某一行动似乎是正义的,但如果站在万有存在共同体的高度,却是不正义的——因为这一对人类有利的行动后果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在诸种对立的正义并存的情况下,以谁的正义为准呢?此其一。
  其二,某一行动从当前看似乎是正义的,但如果从长远看却无正义性可言——因为这一对当前有利的行动后果可能为生态系统的灾变埋下祸根。譬如,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超级世界工程,确实缓解了燃眉之急,或制造了显眼的“政绩”,但在可以预见的中期和无法预见的远期,极有可能是一大“败笔”——因为这一当前对人类有利的行动后果可能异化为后人的包袱。在现实的当前和不确定的长远之间,以何时的正义为准呢?
  能否解决上述两对矛盾,取决于能否正确解读和谐正义。所谓的和谐正义,是万有存在各得其所的正义,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空间结构意义上的和谐正义: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利益大致和谐意义上的正义。
  大自然预置的和谐正义,是为了调适相互关联的对象性存在之间的关系,最终求得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达到万有存在的共赢。这说明,大自然预置的和谐正义是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利益大致和谐意义上的正义,是万有存在共同体共同的正义,而不是某一类或某几类存在的“专利”。作为万有存在共同的正义——或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正义,惠及她的所有子民,从不偏爱任何级次的存在。因此,千百年来我们抱守的狭隘人类正义,常常异化为不正义。因为只顾人类而不顾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的所谓正义常常导致生态失衡,最终走向正义的反面。如果对人类自私的“正义”追求提供正义理论支持,显然是荒谬的。
  麦金太尔在探讨“诸种对立的正义”中意识到:“承认探究传统的多样性,并承认每一种探究传统都带有它自身特殊的合理证明样式,并不蕴涵各种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传统之间的差异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他们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是一个只有在预先理解了这些传统业已获得的本性之后才能理解的问题。从合理探究传统的立场来看,多样性的问题是不会取消的,但可以用一种使其成为合理解决的方式将之转化。”[5](P13)这给我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相统一的和谐正义法则,要求我们善于寻找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个体漠视万有存在共同体——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狭隘正义常常导致以偏概全的错误,使所谓的“正义”误入自私的歧途,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种失衡的“正义”;一种是以万有存在共同体取代乃至否定个体——这种以整体否定部分的泛正义观无视世界的多样性,使所谓的“正义”误入简单化的歧途,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种空泛的乌托邦式“正义”。既立足于万有存在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又充分考虑到个体的特殊利益,并且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存在也能得利,应是和谐正义的宽广空间视角。空间结构意义上的和谐正义,使万有存在在结构状态上达到了和谐有序,符合大自然的和谐安排。这种思想在《圣经》中就已得到了体现:“是他把所有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时间的始末和中心,冬至夏至的转变和季节的变更,年岁的循环和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鬼神的力量和人类的思想,植物的繁杂和草根的效能”。“一切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用途,这些受造物都喜欢遵行天主的命令。”这种思想,体现了和谐正义的广阔视角。
  (2)时间连续意义上的和谐正义:近期和远期利益大致和谐意义上的正义。
  和谐正义不但是大自然平衡万物价值的实现机制,而且还是大自然平衡近期和远期价值的实现机制。通过时间连续意义上的和谐正义,求得万有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理衔接。作为时间连续意义上的和谐正义,不但要惠及她现在的子民和子民的现在,还要顾及到她未来的子民和子民的未来。只顾眼前,“我死了以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所谓“正义”,归根结底是近视的“正义”。导致生态失衡的近视“正义”,常常走向正义的反面。科尔沁草原,曾是历史上保卫京、津的重地,如今却成了一片死寂的沙山。大草原在人们心目中牛羊成群、绿染天边的形象,已是“风到这里加劲,鸟到这里转头”的凄凉。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麻黄、甘草这样既是制药原料又是草原“卫士”的植物的野蛮采挖。然而,在这肆无忌惮的背后,却是“内蒙古中药麻黄浸膏粉畅销欧美市场”,以及“日本客商对当地甘草所含的各种药用成分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共签订供货合同150吨”等等“业绩”。殊不知,我们为此付出的却是“每收割10万吨麻黄,要不同程度地破坏200万亩草原”的代价。
  近期和远期利益相统一的和谐正义法则,要求我们善于寻找近期和远期利益的平衡点,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以近期遮蔽远期的功利“正义”倾向;一种是用远期否定近期的空想“正义”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会使正义走向异化。因此,既立足于当前万有存在的利益,又同时考虑到未来万有存在的利益,应是和谐正义的久远时间视野。时间连续意义上的和谐正义,使万有存在在功能状态上达到了演化有道。
  既然所谓和谐正义,是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近期和远期相和谐的正义,那么,只要我们寻找到个体和万有存在共同体、近期和远期利益的平衡点,上述两对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作为万有存在一属的人类,只有达到人类种属利益与万有存在共同体利益、人类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和谐,既使万有存在在空间上和谐并存,又在时间上连续继起,才算得上真正拓展了我们的正义视野,逼近和谐正义的至高境界。
  不难看出,在“谁之正义”的理解上,和谐正义与崇尚丛林法则的达尔文主义具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导向:大自然预置的和谐正义是万有存在共同的正义,惠及她的所有“子民”——这里,弱势种属的利益得到同样的关注,甚至得到特别关注,因而,完全能够实现正义最大化;达尔文主义崇尚丛林法则,胜者为王,王者君临天下,因而是强者的正义,至于具有同样价值的弱势种属,则被无情地排斥在正义的视野之外。达尔文主义(不管是自然达尔文主义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语境中的所谓正义,不过是强势种属的“专利”和强盗逻辑的别称。
  使万有存在各得其所的和谐正义,必须借助于法律规范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向来由法律和道德进行双重规范,并被视为法律的实质和宗旨。正义与法相得益彰,因为正义是法源之一,更是法的追求与归宿。在人类的意识中,法律和司法体系也被作为公正和正义的化身。《说文解字》就把“法”字解释为“平之如水”和“触不直者去之”。“司法正义将合理的确定性和法则的可预见性与适度的自由裁量相结合,这种形式优于实施正义的其他任何形式”[6](P498)。“司法通过程序揭开正义这张不可捉摸的‘普洛透斯似的脸’实现正义”[7](P252)。这句英国的法律格言对超人类正义的和谐正义同样适用。为了使和谐正义由“价值判断”升华为“事实判断”,担当起人类应有的天然责任,顺应大自然的和谐安排,必须实现和谐正义与和谐大法的联姻。这样,才能使和谐正义由“合理性”转化为“合法性”。正如司法不公的破坏作用非常明显,会动摇和摧毁人们对一个社会的正义体系和正义观念的信心一样,和谐正义大法的任何不公都会动摇包括人类在内的万有存在对和谐正义的信心。因此,公正性和公信力必须成为和谐正义大法的首要诉求,这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讨论。
  
  三、为什么而正义:为了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指向的正义
  
  在明白了正义的主体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大自然为万有存在预置的和谐正义有没有目的?如果有,目的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而正义?
  智慧的大自然分布有序,演化有道,她的任何创造都不是杂乱而错误的,皆有章可循,存在与合理之间总是具有某种逻辑必然的桥梁。直到今天,大自然的这种造物智慧我们仍然没有读懂,也许永远无法全部读懂。大自然衍生的万有存在具有目的性,为万有存在共同体预置的和谐正义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目的性。
  大自然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化生的万物,都处在特定的生态位上。欲要使纷繁复杂的万有存在各安其位而又相互联结,必须在万有存在之间设置一种各类存在都能够接受的游戏和互动规则——指向和谐发展的规则。这样,和谐正义便应运而生。可见,大自然预置和谐正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万有存在的互动共生,和谐发展。就像《独立宣言》将“人人生而平等”强调为“不言而喻的权利”一样,万有存在也都享有“不言而喻的和谐发展权利”。处在不同坐标位上的万有存在,只要遵循和谐正义法则,就能积极参与进化过程又不越位,各行其道,并最终实现和谐发展。可见,和谐正义的最终指向是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使“万马”在预定的进化轨道上奔腾。
  通过和谐正义的调适,万有存在便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黏结力强的和谐发展共同体。在这个互为对象性存在的共同体中,每一种存在都是具有和谐向度的万有存在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同生共存的其他存在共同组成联系之网与发展之链:
  (1)某类存在是与其相互联结的其他对象性存在存在和演化的必要条件,其他存在需要该种存在。某类存在是万有存在联系之网和发展之链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并与万有存在共同体浑然一体。也许,该种存在不是最耀眼的,但肯定与其他存在一样是非常精彩的。经过长期的磨合,该种存在已经能够与万有存在共同体实现能量互换,为与其相互联结的对象性存在提供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离开这类存在,其他对象性存在的演化就要受阻。当某类存在处在正常的“工作”状态时,我们很难准确地估算出它的价值。而只有当某类存在濒临灭绝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这种存在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只有这类存在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之后,我们才能粗略地估算出它的价值——其价值就是由于这类存在的缺位而给万有存在共同体造成的损失,或因为这类存在的缺位而不得不修复系统付出的生态代价。
  (2)某类存在以其他对象性存在的存在和演化为必要条件,该种存在需要其他存在。任何种类的存在不可能游离于万有存在共同体之外孤立存在和演化,而总是以其他对象性存在的存在和演化为条件。我们注意到,正是诸种存在的互联互动,万有存在共同体才实现了和谐发展,和谐正义的目的也才得以实现。亿万年来,处在不同生态位上的万有存在就是这样在和谐正义的调适下,默默无闻地为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工作”着——这个已经“工作”了亿万年的万有存在共同体是化生人类之母。要认识到这些,需要我们具有丰富的和谐伦理情感。离开其他对象性存在的孤立存在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自封为灵长的人类存在也不例外。然而,百万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坐享其他对象性存在对我们的默默哺育,甚至感到理所当然。今天,自以为掌握征服万有存在利器的人类似乎已经目中无物,狂妄代替了敬畏,冷漠代替了感恩,正在异化为“独行侠”。
  在“为什么而正义”的理解上,和谐正义也与达尔文主义迥异:如上所述,和谐正义是大自然为了万有存在的和谐发展而预置的正义;达尔文主义则是为强者辩护且必定导致万有存在失衡和畸形发展的“正义”。在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导引下,强势种群无限膨胀的过度需求被加以肯定,越位现象时有发生,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秩序由此被打乱。据估算,地球自30亿年前出现生命之后,曾经产生过25亿种动植物,到1990年时,已经灭绝了其中的99.9%,而被灭绝的物种有一半是在近300年的工业革命浪潮中消失的,这一半的60%,又是在20世纪这短暂的100年内消失的。人类滥用权利的更大代价也许还在后边。这不能不说是达尔文主义的悲哀。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P154)。我想,和谐正义就是人类行使权力的边际界限。首先,和谐正义是“有所作为”的尺度。诚如廖晓义所言:“有敬便有德,对于支撑人类生命系统的自然怀有感恩之心,小有借取,有借有还;有敬便有恭,明白人类在自然界中恰当的位置,尊重其他生灵的生存权利;有敬便有智,懂得遵循规律、趋利避害,发展环保科技、绿色产品;有敬便有节,取之有度,适度开发,适度消费。”[9]其次,和谐正义也是“有所不为”的尺度。违反客观规律,不可为;高污染技术,不可为;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开发方式,不可为;彻底超越生物性限制的冲动,不可为。
  
  四、怎样通达正义:以和谐法则、运用和谐手段、经由和谐路径通达和谐正义
  
  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是和谐正义的目标指向,问题在于,如何构建和谐正义的实现机制,以通达和谐的正义目标呢?换言之,和谐正义的蛋糕究竟如何切?
既然我们倡导的是和谐正义,就必须围绕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达到正义的和谐最大化。为此,必须将和谐主旨贯穿于万有存在互动的全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以和谐法则、运用和谐手段、经由和谐路径通达和谐正义,不断逼近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
  以和谐法则、运用和谐手段、经由和谐路径通达的和谐正义,与以丛林法则、运用暴力手段、经由你死我活的血腥路径通达的适者生存、胜者为王的达尔文主义,具有明显的不同。
  1.和谐法则是通达和谐正义的基本法则
  达尔文主义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抗是丛林法则的主旨。在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范式内,对抗被极度渲染和美化,以致对抗异化为目的本身。即使存在某种意义的和谐,那最终还是为进行更激烈的对抗做准备。这样,整个世界便成了杀戮的战场,本来相互关联的对象性存在变成了充满敌意的对抗性存在,一方的存在和发展被当作另一方存在和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前提条件。
与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同,在和谐正义的视野下,和谐法则被视为通达和谐正义的基本法则。和谐不仅是万有存在最佳的结构状态,而且是万有存在最优的功能状态,因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和谐是通达和谐正义的金规则。离开和谐法则,万有存在的互动机制就失去了准绳。完全可以想象,没有和谐游戏规则约束的万有存在之间肯定会杂乱无章,这样,和谐正义便无从谈起。虽然和谐法则并不排斥对抗和失衡,但那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这里,对抗和失衡被当作实现新的和谐状态的必经阶段。这种情况,不但不是对和谐法则的背离,反而恰恰是对和谐法则的深度理解和巧妙利用。
  2.和谐手段是通达和谐正义的主体手段
  与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适应,达尔文主义用以实现胜者为王结果的主体手段是暴力手段。在达尔文主义的正义解读中,强者自有强者的道理,暴力被奉为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甚至暴力本身就成了正义的化身。“我有力量,所以我凌驾于你之上”——这就是达尔文主义推崇暴力的强盗逻辑。工业文明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暴力被推向极致的文明: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文明自毁的力量,文明之间的敌意愈益加深,人文生态空前失衡;对自然的无度征伐,使得人类在不到300年的工业文明中就将自然生态彻底毁容,满目疮痍,一系列无法预知的生态灾难可能还在后面。
  和谐正义不但内置了和谐法则,而且赋予了通达和谐正义的手段以和谐内涵。我们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论者,和谐正义的终极目的——万有存在共同体结构状态的和谐有序与功能状态的和谐发展,决定了和谐正义借以实现的手段就应当是也必须是和谐手段。和谐手段自身蕴涵着和谐之道,无疑会被组成万有存在共同体的诸方面认同。当然,为了达到和谐正义,有时也要以暴制暴。一款源自日本的“正义小战队”游戏给人们展示了追求正义的各种手段。正义小战队由维护银河系安全与正义的五个九州人组成,他们除暴安良,拥有高超的武艺,善良的内心和酷酷的造型。“大家听着: 从今天起,我们要向所有坏人大声喊出:有我在,就不会对你们熟视无睹,随意放任你们的任何劣迹!大家同我们一同战斗吧!为了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是游戏开始时候的一段话,多么激昂!这也是该款游戏设计的初衷,希望借此唤醒芸芸众生的正义感。举头三尺有神明,实际上,我们人人都可成为维护和谐正义的一员。
  为了与其他存在化干戈为玉帛,达到万有存在的和谐,作为人类来说,有责任创造出亲和谐的手段。为此,必须做到:第一,坚决摈弃反和谐的黑色科学技术。人类的大多数发明和发现,对万有存在的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许多发明和发现,严重干扰了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常态运行。特别是工业文明中人类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而发明的疯狂索取的技术,对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弊大利小。我把这些反和谐的科学技术概称为黑色科学技术。譬如,曾被广泛使用的电击鱼技术,使所有处在电击区域的鱼类瞬间毙命。这样的毁灭性捕捞导致了鱼类的锐减。正是大量反和谐的黑色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万有存在共同体陷入紊乱中。对这些科学技术,我们必须坚决摈弃。第二,改造中性科学技术,赋予科学技术以鲜明的和谐色彩。通过改造,把中性科学技术转化为亲和谐的绿色科学技术,抑科学技术之弊而扬科学技术之利。第三,大力发展具有和谐向度的绿色科学技术。对具有和谐向度的绿色科学技术,要大力发展,广泛推广。因为,绿色科学技术是实现和谐正义的主要和谐手段,代表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和谐方向。第四,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误用可能造成的失衡后果要有足够的估计。科学技术是也仅仅是通达和谐正义的手段,不是目的,因此,必须破除科技万能论者的现代科技迷信,用和谐智慧与和谐理性去审视科学技术,以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偏离和谐的轨道。
  3.和谐路径是通达和谐正义的主要路径
  达尔文主义致力于追求的“胜者为王,王者君临天下”的理想境界,经历了你死我活的血腥之路,残酷的地狱之门终结了无数合理但弱小的存在。一些胜利者的狂欢不过是地狱门口的庆典,因为另外更强有力的竞争者可能正在对它们虎视眈眈。谁也不清楚,下一个灾难要降临到哪一种存在的头上。
  实现和谐正义的和谐法则与和谐手段决定了和谐主线贯穿于通达和谐正义过程的始终。一般说来,通过相互联系的对象性存在之间的互相制衡、交叉互动而实现和谐,是和谐正义的应有之义,唯其如此,和谐正义才称得上正义,这里,和谐被作为一种信仰的实现过程。和谐正义以和谐之道行和谐之事,尽管在通达和谐的道路上不全是鲜花、掌声和友谊,也常常布满了荆棘、坎坷和兼并,但从总体上看,和谐的不断实现之路充满了理解和宽容,即使某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被和谐剃刀剔除,踏上了不归路,也死得其所,因为那是为了我们这个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大和谐。
  五、和谐正义与科学不兼容吗:和谐精神既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和谐既是万物化生的根据和源泉,亦是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状态。中国古代的哲人说:和,万物生;而古希腊的哲人发现:和谐为美。和谐正义法则表达了人们对万物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的期盼,事实上成了真善美的最恰当表述,其中内涵着丰富的和谐精神: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这种和谐精神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哲学概括: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最佳状态和指归就是和谐与发展;文明绝不是无休止的对抗过程,而是一个和谐不断实现并在和谐中求发展的过程;“任何再生产——包括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和自然的再生产,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天地万物生生变易,但是,万物只要自觉恪守和谐的理念,就能生生不息,在丰富多彩的自然界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0]。这种和谐精神可以理解为是人类向无限苍穹发出的呼唤。
  黑格尔曾以思辨的形式尝试历史与理性的结合,然而,他却有把历史过程强行纳入他精心设计的逻辑范畴的倾向,这种强求一致的逻辑不仅可以被用来说明过去,也完全可以用来规定未来。作者汲取了黑格尔的教训,因而无意用和谐正义理论去规范万有存在,把万有存在强行纳入到和谐正义理论体系中,只是要求把和谐精神由人文推之于自然,体悟大自然创造万物的伟大与神奇,强调人类应当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这实际上提出了人如何处理与万有存在的关系,在宇宙中安身立命的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就必须敬畏万有存在及其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秩序。这也是和谐精神的基本要义。有了这种基本精神,许多导致失衡的伦理之恶,就无法在历史目的论的名义下通行无阻,并将现实的失衡之恶驱逐出最后的避难所。
  由上可见,和谐精神体现了真正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这种精神要求我们必须敬畏自然和自然秩序,而不能漠视大自然和大自然内置的这种既定秩序。作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统一的和谐精神,应是人类的基本精神,它即使不是一个宗教性的终极信仰,也是人类应有的心灵诉求。具备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成为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但是,现实世界中,我们却常常听到许多狂妄的无视自然秩序的杂音。遗憾的是,这些杂音有时竟然来自拥有一定学术地位的院士。印度洋大海啸,夺走的不仅是几十万人的生命,还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信心,使傲慢的人类的狂妄心态被动地强制性地得到收敛。正当我们为印度洋大海啸夺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而反思的时候,2005年第1期的《环球》杂志竟然刊发了一篇《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文章。文中旗帜鲜明地说: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印度洋大海啸余波未平,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侃侃而谈他对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显示出当代科学家对科学力量和作用的信心:“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一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无所作为的观点(我想,除了何先生之外,没有人会把敬畏自然理解为人类只能匍匐在大自然脚下而无所作为——作者注)……这个观点实际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了……这就在实际上走向了‘反科学’。”[11](P11)似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被伦理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化就成了“反科学”。继之,我们这位以反伪著称的院士言之凿凿:“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11](P11)这样,敬畏自然便被以插科打诨为业的何院士扣上了“反科学”、“反人类”的帽子。他在屡屡扮演“真理的判官”时怎么就忘记了爱因斯坦的忠告:“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何先生完全忽略了,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口号。“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人类社会的范畴内而且也只有在人类社会的范畴内,以人为本才是正确的和有意义的。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功能优化与和谐互动,是和谐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和谐正义,是调适万有存在关系的基本法则。因而,如果在没有限制条件的普遍意义上,我们只能以由万有存在组成的共同体为本。在这个范畴内,自高自大的以人为本无疑幼稚可笑。如果把以万有存在共同体为本理解为是屈从于大自然的奴役,实在是大错特错。从空间上来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从时间上来说,人类的产生时间与地球成形时间相比不过是一年中最后一天的后半天。为什么一有了我们人类,就要以我们人类为本?按照有些人的观点,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要为人类服务了。树我们可以砍,动物我们可以杀,江河我们可以想怎么截断就怎么截断。今天一个物种的灭绝对明天来说意味着什么?也难为我们这位“真理的判官”了,对生物链的常识,他似乎还知之甚少。如果把万有存在共同体看作是一种道德存在——事实上它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道德存在,那么,敬畏万有存在共同体甚至根本就无需论证,因为这不过是起码的反哺报恩常识。大自然孕育了人类,如果不以自然为母,不思报恩——以和谐正义法则处理与万有存在的关系,反以自然为器、只知向自然索求无度,这样的“以人为本”必然使自然秩序处于严重的失衡中。如果人类在反和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人类存在的合理性就需要重新反思。
  由万有存在组成的共同体恰似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不只有人类一个孩子,还有其他成员。人类再进步,科学再发展,大自然也不仅仅为我们人类而存在。我们的反伪院士大概忘记了,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产生、存在与和谐发展最深厚的基础。离开优化的生态系统,我们将一事无成!何先生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抵御能力很有限,所以一些进步思想家强调人定胜天。而实际上,人类的早期恰恰是敬畏大自然的。这在我们传说中有很多记载。像二郎神就是守护神,现在去九寨沟的路上有川主寺来敬奉。只是在有了一些发明之后,才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人定胜天,改造自然[12]。不知何先生的“历史”是从何而来的!自从在“科学技术万能论”的支撑下,有了征服自然的企图之后,我们吃的苦头还少吗?
  穷人类从生到灭的全部知识,我们可能也无法认清大自然的全部面目。对奥秘无穷的大自然,我们焉敢不敬,何敢不畏!如果我们没有敬畏之心,那是因为无知!无知者无畏。对自然的任何狂妄的呓语和破坏,经历时光的磨砺之后,都会受到惩罚!毕竟,人类对于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的长远后果的预见性,还是很肤浅的。就像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DDT发明一样,开始似乎是伟大的,但今天人们已经知道DDT的发明是最糟糕的发明,是肮脏的12种化学物之一!而且,DDT的毒素,将永远在人类的身体中千万年的流传下去,永远无法排解,这也是当今人类的遗传性疾病(包括癌症)的根源之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生态盲比文盲更可怕。因为生态盲缺少感悟大自然的情怀,且不知天高地厚,习惯于远离价值追问直奔利益主题,与他们侈谈和谐正义常常是徒劳的。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在经历了失衡的报复后,人类的先行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又回到了和谐正义的轨道上。法兰克福学派对欧洲启蒙主义的反思,就贯穿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阿多纳和霍克海墨在《启蒙主义的辩证法》一书中,说启蒙运动本来是要通过张扬人的理性,使人类摆脱神话和宗教教条的束缚,获得自由。这在神权和皇权统治的18世纪,是革命性的口号。到了20世纪,科学似乎进步了,人类似乎文明了,但是作为科学和文明基石的工具理性,给人类造成的束缚和带来的灾难,更甚于神话与宗教[13];1962年,一本《寂静的春天》唤起了多少民众的环保意识和政府的高度响应;十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所有这些,无不指向这样的理念:和谐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也必须以万有存在感受到的方式得以实现。难道这不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吗?从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到敬重、佩服、畏惧大自然,是人类和谐伦理意识的深度觉醒和对和谐正义的遵从。对科学的盲目信仰和对大自然的趾高气扬,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思想深处的价值危机和无所适从。
  对和谐正义与和谐精神的漠视源于人们偏狭的功利性短视,与真正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科学主义者以为,“敬畏”之说有迷信之嫌,殊不知,把科学推上神坛也是反科学,对科学的迷信也是违背理性的迷信,而敬畏自然的和谐“迷信”却暗合科学的道理。根本不考虑万有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是反和谐的伪科学与反人文的“科学主义”。和谐正义是正义的科学和科学的正义,不受和谐正义制约的科学,是危险的科学。畏者未必不作为,只是不妄为。敬畏自然不是不尊重科学,只是不迷信科学。所以说,奥秘无穷的自然是应当也必须敬畏的,被供奉在神坛上的“科学”也是可以反的。和谐正义的职责就是努力将科学从人造的神坛上赶下来,验证科技工作者的和谐伦理向度,并且让科学技术接受和谐正义的审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与其以科学之名反对和谐精神,倒不妨以和谐精神去约束毫无遮拦的科学。也许,人类在饱受自然的报复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和谐正义与和谐精神的奥妙之所在。
  和谐正义理论是一种超人类正义的理论,然而,一种不直接为人类服务的理论难免有乌托邦之嫌,甚至招致迷信、“反科学”的骂名。特别是在世俗化的浪潮面前,和谐正义话语与和谐精神倡导多少有些苍白。对和谐正义的期待及和谐的万有存在秩序安排,果真异想天开吗?无可否认,和谐正义是一个略显抽象的范畴,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其抽象性而适用于万有存在和古往今来一切时代,而且,就和谐正义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万有存在互动关系的产物,在万有存在的互动关系之中才能彰显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对这种意义,需要一种和谐精神的感悟和执著的追求。当年美国的女生物学家卡逊因为揭露了化学农药对环境的影响,而被当时的科学家和商业集团们冠之以“反文明反科学”帽子的时候,她没有妥协。因为敬畏自然是这些人类智者心中的尺度,这是一种有着生物学常识支撑的道理,也是由自然之子的真实情感生成的崇尚和谐正义的信念[14]。著名哲学家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甚至把这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他们要诠释一个时代的真理,有时不得不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在一个浮尘滚滚的时代,保持着敬畏自然、崇尚和谐这份不变的信念,是勇气,也是幸福。在和谐正义语境中,一切有关幸福的概念与一切有关和谐正义的概念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并不是空泛地要求人类成为《镜花缘》中(与非人类存在)争相让利的“真君子”,而是要求人类具有一种和谐精神,能够体谅非人类存在的处境,乃至敬畏它们。这种思维架构和令人信服的和谐正义向度,已经跳出了形式科学(数学和逻辑等)的范畴。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判定和谐的正义理论建构不过是一件“国王的新衣”,那么,我们注定要犯简单化的错误。这样看来,万有存在的和谐正义秩序如果同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行动结合起来,就能为像人类这样的种群提供某种理论架构,并为人类的复杂、多样性活动做出制度安排。这种理论架构即便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肯定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价值判断。况且,即使本文关于和谐正义理论体系的论述不算严密,也不应当作为把和谐正义这个婴儿与那些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由。在这个略显粗糙的价值判断导引下,我们为什么不能使“无知之幕”转化为“有知之幕”呢?我们为什么不能使这个理想状态的和谐正义转化为现实的和谐正义呢?
  
  六、和谐正义三原则:平等、平衡、共赢
  
  万有存在需要一种和谐的安排,问题在于,如何安排才符合和谐正义呢?和谐正义是一种美德,而道德是价值观的体现,所以,万有存在的和谐正义其实就是万有存在的共同价值观原则——当然,它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原则。为了使这一共同价值观具有可操作性,还有必要对和谐正义原则作简要说明。
  1.和谐正义第一原则:平等原则
  和谐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这就是说,和谐正义的理论设计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既然和谐正义具有囊括了万有存在的宽广正义视野,那么,万有存在的平等原则就理应成为和谐正义的第一原则。在一个和谐的井然有序的万有存在共同体中,平等原则是确定相互期望值的共同基础。
  万有存在生而平等——这是从本原意义上的解释。存在有理,天生万物必有用。天地既然化生了万物,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独到的内在价值——也许这种价值目前尚未被人类认识到,甚至永远不能被认识到。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万有价值论。这里的价值,是指某种属存在之于万有存在生态链和环境的意义。这一概括万物本原价值规律的核心思想是: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存在都是演进中的生态链条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都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就本原的严格意义上的价值链方面讲,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存在没有内在的价值等级之分,因而也没有种属优劣之别,她们都是大自然造物的“杰作”,都体现了大自然这个“造物主”的造物智慧;人类不是万物存在的尺度,因而,这种价值属性不以人类是否认识到或承认为转移。还在1835年,达尔文就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予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谦虚和真实的。”1871年,达尔文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类是从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他们与这些非常相似。甚至人的精神能力也没有给达尔文留下多少深刻的、与众不同的印象[15](P43)。任何存在,都是带着某种权利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江帆据此指出:“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人类与地球上的每种生物都有亲属关系,这不仅是在隐喻上或者情感意识上,而且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成立的,因为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物种拥有共同的祖先。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我们无法确定的数亿年前生存在地球上的细微的有机体遗传下来的。”[16](P21)佛经上的“众生平等”说,就很好地体现了和谐正义第一原则:平等原则。《圣经》一再惊叹造物主和受造物平等的美丽:“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就应明白:创造这些东西的更有能力;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凡是存在的就是美丽的,就看我们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美丽,原来也具有平等内涵。
  平等原则,当然包括人类之间的平等。因为人类都有同样的生物基因,有同样的生理结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精卵细胞结合然后经由分娩而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同样是赤条条地来,同样本能地发出啼哭和寻找奶乳,同样地感受痛苦与快乐,同样的需要吃喝拉撒,同样的会衰老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相同的,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把人种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是对和谐正义的亵渎。
  万物平等,包括生存权平等和繁衍权平等。就是说,万有存在都有按自己习性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认可和尊重。平等原则是和谐正义的第一原则,也是最高原则,所以它是衡量万有存在结构和状态正义性的必然标准。
  以上探讨的是空间结构上的平等,但这远远不够,时间序列上的平等也应是平等原则的应有视野。我们没有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的权利,不能以现世存在的最大福利为借口损害后世存在的应有分额。至于现世存在要为后世存在储存多少,要视对时间的偏爱程度、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和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等因素而定。
  这意味着,和谐正义的平等原则优先于功利主义视野中的利益和效率,我们追求福利的努力不能危及到其他存在和后世存在。如果漠视非人类存在和后世存在,不考虑非人类存在和后世存在的感受,那么,所谓的正义论就是不完全的。
  2.和谐正义第二原则:平衡原则
  作为和谐正义第一原则的平等原则,要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万物之间要和谐共处,互不侵害。但是,任何生命要维持常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能量,这同时意味着对其他存在和状态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侵害。譬如人类,需要衣食住行,这就不可避免牺牲其他生命和改变其他存在的存在状态。即使是素食者,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也会以牺牲其他生命为代价,不同程度地改变其他存在的存在状态。青菜、水果不也是生命吗?不同存在之间的平等权利常常会相互妨碍。不切实际地要求人类忍饥挨饿并不是和谐正义的初衷。和谐正义的平等原则与一些存在的合理需求之间发生了内在冲突。怎么办?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和谐正义的第二原则:平衡原则。既然和谐正义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存在的单边正义,而是万有存在各得其所的正义,是万有存在共同的宏观意义上的正义,那么,为了保全一种更有意义的存在而暂时牺牲另一种存在,有时是必要的。这种平衡机制是大自然内置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因而,我把这种平衡机制称为自平衡机制。为了万有存在的价值最大化,大自然内置的自平衡机制会自我平衡万有存在的价值,在各种存在价值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选择,损有余以补不足。平衡原则必须排列出各种冲突的利益的先后次序,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以便进行筛选,在平等的主体之间做出选择。筛选后,和谐正义的平衡原则会默认一些存在从可以允许的不平等中得益。显然,这种不平等是万有存在可以接受的和谐的不平等。丰富多彩的万有存在因为存在优先条件的差异,加上个体秉赋的差异,完全的平等实际上很难严格做到。这样认为,乍看起来有违和谐正义,实际上恰恰是和谐正义的必要补充。作为万有存在共同体的一员,只要我们同意进行这种和谐竞赛而且还从和谐秩序中获益,那么我们就负有道德义务去接受这种竞赛所导致的结果,即使这些结果对我们不利。由此断定,人类满足自身的合理欲望不能理解为是对和谐正义的悖逆。可见,万物平等,并不意味着任何存在和状态都无条件地受到保护,这种保护是有条件的,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有了平衡原则,才有万有存在的相互制衡,由此便解决了不同存在之间的利益尖锐对立。只有既承认平等,又承认差别,才能较好地体现和谐正义。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一种存在,即使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必须理智、谨慎、适度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谐正义的平衡原则会理解包括人类在内的万有存在的适度需求,但决不会容忍它们的过度贪婪。这促使我们反思,人类的幸福不应建立在非人类存在的过度痛苦之上。譬如,人类食用猪肉无可厚非,情有可原,但必须注意用更人道的方法运输、宰杀生猪,尽量减少它们的痛苦。而且,不应过量索取。如果因过度贪婪而影响到系统平衡,大自然内置的自 平衡机制(我把这种自平衡机制称为和谐剃刀)会反过来将该种存在剔除掉。
  平衡原则是和谐正义的第二原则,它服从于和谐正义第一原则,是对第一原则的完善和补充。虽然和谐正义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因而我们事实上常常将平等基础的建构置于首要的地位,但是,第一原则并不能替代第二原则,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而且,平等只能通过平衡近似地实现。离开平衡原则,平等就会流于空谈。平等是从本原意义上说的,而平衡则着眼于发展。强调平等原则是为了避免像人类等强势种群的专制极权,承认平衡也是为了维护万有存在的整体利益,平等与平衡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平衡不是对平等原则的背离,而是对平等原则的价值补偿,其中暗含了对境况不同的万有存在实行“差别对待”的内容。
  3.和谐正义第三原则:共赢原则
  有了平等、平衡的前提,就能很好地理解和谐正义的第三原则:共赢原则。道理很简单,既然万有存在生而平等,既然和谐正义是为了万有存在的和谐发展而指向的正义,既然大自然平衡万有存在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万有存在的价值最大化,那么,共赢就必然在事实上成为和谐正义的前瞻性原则。
  如果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是符合和谐正义的,那么,诸种存在就都有了一种在现存和谐安排下为共同体的优化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自然责任,互相联结的个体存活在和谐正义的万有存在共同体里,会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万有存在共同体就会呈现出一种和谐互动的状态;反之,互相联结的个体存活在失衡的万有存在共同体里,则表现出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对所有存在都是巨大的不幸。和谐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大自然永恒的主题;它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伦理基础,也是构建万有存在共赢机制的理论基础。对人类来说,只要自身致力于和谐的努力所产生的总利益超过我们可以采取的反和谐的其他行动所产生的总利益,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和谐正义。唯有在和谐正义的秩序中,人类这朵地球之花才能散发出迷倒万物的芳香;否则,就难逃枯萎的命运。其实,和谐正义的共赢原则类似于博弈理论中的完全博弈,即各方都会采取最理性、审慎的方案,力求使自己与对方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使彼此的福利逼近最大值,而不是孤注一掷,输赢听便。作为和谐共同体的一员,其幸福指数是可以预见的。和谐的秩序安排,符合每一种存在的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和谐正义的普遍认同,将转化为一笔巨大的自然资产,使万有存在无一例外都能从中受益。这样,和谐正义就在客观上成为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公分母”。
  和谐正义第三原则要求我们,在审慎地谋取自己的利益时,必须考虑到他人(或他物)的利益。如果仅仅考虑小范围的和谐正义,不过是对和谐正义的扭曲。和中国一样,一次性筷子是日本人外出就餐或吃工作餐的常用餐具。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的消耗量约为257亿双,人均消费200双左右。但是,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日本在生产一次性筷子时,采用的都是那些为了改良森林生长环境而“间伐”的树木和用于建筑、家具生产等木材的下脚料),其余97%都是依靠进口,其中从中国进口的一次性筷子占全部进口量的99%。这就是说,日本约96%的一次性筷子来自中国。日本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森林覆盖率不到17%,为什么日本还要从中国进口一次性筷子呢[17]?早在江户时代,日本人就发明了适合日本饮食习惯的一次性筷子。到1990年,日本国产一次性筷子的产量达到了240亿双。与此同时,由于一次性筷子消耗了大量木材,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一次性筷子是否破坏森林资源的讨论。一些厂商于是将目光转向海外,大量从中国、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等国进口一次性筷子。日本政府从1999年年初开始把一次性筷子的进口关税由原来的5.2%下调到4.7%。这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带有破坏他国资源性质的进口问题所持的自私立场。据日本一位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人士介绍,如果按一棵成年树木能够生产出一万双筷子计算,那么中国对日出口的200多亿双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250万棵树,需要砍伐掉数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国的森林因此正在遭到破坏。日本对他国资源的肆意掠夺,既违背了和谐正义第一原则——平等原则,也有违和谐正义第三原则——共赢原则。
  尽管和谐正义常常呈现出多元正义和复合平等的特征,大自然有时也会偏爱那些自己特别满意的杰作——这在平衡原则中可得到充分体现,但那也是为了万有存在的共赢,因而,在处理问题时,我们必须从能够使万有存在共赢的领域切入。作为和谐正义第三原则的共赢原则是和谐正义第一、第二原则的逻辑必然,是和谐正义函数的重要变量,体现的是万有存在的互惠理念。
  如果说平等是基于万物本性的总的正义原则,那么,平衡就是在平等的万有存在间进行价值选择的正义原则,而共赢则是万有存在价值实现和万有存在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正义原则。和谐正义三原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任何一个原则离开其他两个原则的支撑,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七、宏扬和谐正义,构筑万有存在共同的和谐基础
  
  在检讨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正义理论后,我们终于明白:维护和谐正义是我们基本的自然责任,道德人格将体现为使和谐正义由道德自觉升华为道德必需的能力。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宏扬和谐正义,让地球成为一个正义可以实现的地方,将和谐正义倡导内化成自我对和谐正义的体认?
  顺应和谐正义,表达了人类对于生命根基的敬畏和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和谐正义,不过是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间的道德底线,凸显了正义诉求的共性。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也仅仅在于利用和谐手段理智、谨慎地满足自己的适度欲望。生态系统蕴涵的和谐正义法则提出了人如何处理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自然和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和谐有序的万有存在共同体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人类的衣食父母。人们只有以谦卑的态度敬畏、博爱万物,同他人为盟,与禽兽为友,以山林为伴,宏扬和谐正义,才能真正构筑万物存在和演化共同的和谐基础,共生共赢,最终实现与万物的和谐发展。
  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和谐正义,是宏扬和谐正义的首要目标。在我们这个拥挤不堪的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未来,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孤芳自赏。因此,各个民族不能互相歧视,要学会互相尊重和敬畏,以和谐正义法则构筑人类协同发展的和谐基础。为此,必须扩展习惯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观念,由隔离的一国一地的国家、民族或利益集团共同体,扩展到全人类共同体。在进行任何行动时,不仅要考虑本国、本民族或本集团的利益,而且要充分估计到这种行动对他国、他集团、他人带来的后果。目前人类和谐正义意识的缺失导致了发展的鸿沟,动摇了人类共同发展的和谐基础。不到300年的工业文明给我们展示的是成就与灾难、发展与倒退、富翁与乞丐、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希望与迷惘尖锐对立的两极并行并存画卷,离和谐正义的总目标越来越远。尤其是从富裕与贫困的巨大鸿沟中,我们发现了和谐与失衡的较量。不可思议的是,困扰国际社会的贫困并不是由于人类生产的财富不够用(20世纪全球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财富增加了7倍,然而,增长成果只赋予了少数富裕国家,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反而越来越多),而是由于缺乏基于和谐正义法则而构建的公平分配制度。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已在工业化行将完成的时候治理了污染,并初步构建了国家内部的社会补偿机制。目前它们正将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自己环境良好的城市,而将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占九成人口的贫弱国家,在无知和无奈中变成了被富国操纵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原料的供应地。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但它们缺少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去治理污染。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使GDP得以骤增,一时引起世界瞩目,但马上就因为越来越大的能源环境制约而陷入无边的失衡中。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沿袭了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带来了内部社会更大的不公平。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又无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廉价地占有世界资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造成了城市膨胀,农村人口依然过剩,规模化经营没能实现,政府的财力难以对农业巨额补贴,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超过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发达国家不足世界人口的14%,却消耗着全球商业能源的80%[18]。为弥合差距,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向世界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占本国GDP的0.7%,并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年之后,资金援助反而由占GDP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普遍失信。新能源技术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曾经令人欢欣鼓舞的全球化没有给弱者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贫困的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和失衡的分配制度安排。贫富差距过大背景下的贫困,不仅是一个和谐正义问题,而且成为一个国际安全问题,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核弹头”。和谐伦理之光并没有普照财富增长之路,失衡的贫困,像一双无情的巨手,将一个完整的国际社会撕裂成尖锐对立的两极,动摇了人类协同发展的和谐基础。
  再看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原则,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官员们只看到前半句,对后半句大都视而不见。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尽管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依然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科学院曾算了这么一笔账,干同一件事,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1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18]。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达到3.2∶1。我国2003年的基尼系数为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我们渴望通过城市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但缺乏和谐正义指导的城市规模扩张,房地产快速开发,带来的却是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和推诿就业安置。失地农民不仅没有现代化,反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潜伏下更大的社会危机。拿环境投入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却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却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却付出了地力衰竭、生态不可逆退化的代价。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的巨额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城市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农村,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扩大到2000年的6.5倍。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区域发展也处于严重失衡中。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起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区域差距日趋扩大。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却相应下降。从人均GDP来看,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18]。如果有一天,在和谐正义资源严重缺失的情势下,社会不再随着经济增长而前进,那也是预料中的事。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我们的分配制度严重偏离了和谐伦理的轨道,有悖和谐正义。按和谐正义原则,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应该优先考虑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他没有为了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利益的义务;他的利益唯一可以被政府牺牲的理由是: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正义。而政府必须要从既得利益者那里转移财富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这不是既得利益者对牺牲利益者的施舍,而是牺牲利益者应该得到的。这是和谐正义内涵的公平优先论的逻辑必然。
  可喜的是,中国致力于和谐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和谐正义的曙光。中国人所追求的善治,就是社会的和平、利益的和谐。致力于培育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法治秩序,将使我们得到和谐社会的目标。 2004年的中国政治是以人权入宪开始的,以建设法治政府的构想为枢纽,最终形成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可以说,这三大理念已经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未来较长时期中国社会制度沿和谐正义轨道演进的方向。
  与非人之生和谐,也是和谐正义的应有之义。和人类一样,非人之生命存在也有在它们认为适宜的环境中自由自在生活的天赋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人类的理解和尊重。为此,必须扩展习惯意义上的生存共同体观念,把共同体的范围由人类扩展到所有生命存在,构筑利益攸关、协同进化的生命共同体。然而,当我们深入传统工业化模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背后,我们不得不为人类的生态野蛮感到汗颜。人类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继而为了生存繁衍与动物展开生死搏斗,最后完全主宰动物。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把动植物对象化的历史。由于我们没有把动植物视为与人一样能够感受到疼痛的活生生的存在,致使数不清的动物种类在人类的牙齿下濒危直至灭绝。杀生和随意干预乃万恶之首;惜生和适当干预乃善行之始。和谐正义,是万有存在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人类只有持守和谐正义,敬畏非人之生,放下屠刀,洗脱沾满其他生命鲜血的双手,还众生以本然的佛性,方能构筑生命世界共同演化的和谐基础。
  敬畏生命,就必须敬畏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支持系统——一切非生之物;对生命的伤害不仅理解为是对某一具体生命存在的伤害,而且应理解为对生命所依存的条件的破坏,因此,和谐正义的调适范围当然包括一切非生命存在。满目疮痍的大地,正在沙漠化的田野,污水横流的江河,浊浪汹涌的海洋……使人类不得不对曾经自以为是的思维哲学重新反思。敬畏万有,和谐古今,为张扬和谐正义请缨,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冥思苦想的结果。大自然是伟大而神圣的,人类永远无法了解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全部哲学,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嚣张和傲慢的态度,敬畏自然的力量。只有谦虚和尊敬,我们才可能在这个奥秘无穷的系统中求得一席之地。关怀自然万物是我们的终极关怀,万物和谐互动,方能通泰。人类只是处在生物链中的一环,自然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人类的衣食之母和道德之父,因而,人的基本道德信条中必须包括敬畏万有存在这一和谐伦理原则[19]。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视万有存在的人是道德的。在未来社会,敬畏、理解并爱戴万物,将成为一个人有教养的标志。和谐伦理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消毒剂,也是和谐正义的尺度。一个没有和谐伦理的民族是一盘散沙的危险民族;一个没有和谐伦理的人是自然的错误制造。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万念俱焚,不想再活下去,而最终使他站立起来的并不是理念的回响,而是俄罗斯的天空、草原和森林。这就是荒野的情怀和力量,也是和谐正义在和谐人格方面的本我体现。
  在人类文明运行史上,有文明在和谐中发展的经验,也有在对抗中自毁的惨痛教训。从文明兴起之路上,我们发现了“兴文明者,和谐也,非对抗也”的文明和谐崛起之道;从许多文明自毁的因果链条中,我们发现了“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文明覆亡规律。人类只有开启和谐正义之门,夯实万有存在共同的和谐基础,才能渐入和谐发展之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谐正义内涵着这样的警示:人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不在对其他对象性存在的征服和剥夺中,恰恰相反,在对和谐正义的自觉遵从中,在与其他同生共存的对象性存在的互动中,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利益,与万有存在一同创造共赢的和谐未来;先万物之忧而忧,后万物之乐而乐,是人类应有的和谐伦理觉醒。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万有存在的联系之网和发展之链上,我们不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我们直接致力于和谐的努力必然同更广泛的和谐正义安排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也会得到和谐的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个体致力于和谐正义的努力,其意义便一目了然了。由此可见,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或她)致力于和谐正义的努力,和谐的正义诉求,包含了人类作为万有存在普通一员的最朴素、最原始的报恩情怀,更是一种文明回归和理性升华,而这种和谐的正义诉求和报恩情怀,无疑正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宏扬和谐正义与其说是人类对和谐正义的拯救,不如说是人类良心的内省和对已经亏空的和谐正义资源的补偿。然而,对诸如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社会,追求和谐正义缺少信仰上的支持,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和谐精神的理性宏扬,这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因为这种理性宏扬对没有终极诉求的个体来说,毕竟存在着相对性和脆弱性,这也预示了未来和谐正义实现之路的漫长。
  有这样一幅铜版画:在工业文明的故乡英国,当第一列简陋的火车喘着粗气鸣叫着穿过宁静的田野时,一头正在低头吃草的花色奶牛被吓的狂奔,同样受到惊吓的牧童在追赶那头惊慌失措的牛。从此,大自然的和谐、宁静被肆意搅乱,天人对抗代替了“天人相依”式的古朴和谐,人类,也由一群调皮的“孩子”演变为桀骜不驯的“逆子”,屡屡违反作为万有存在操守的和谐正义规则——完整的国际社会被道道鸿沟阻隔,雨林在大片大片从地球上消失,野生动物还在成为人们垂涎的盘中餐,藏羚羊的栖息地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大自然已经几度对人类亮出了“黄牌”。毫无疑问,人类的出路就在对和谐正义的尊崇中,由万有存在的“逆子”重新回到“孝子”的生态位上,成为亲和谐的因素。和谐正义,是传统正义的拓展和升华,是正义的新视界。能够超越自己,小心翼翼地去思考和追求一种更高的道德原则与和谐正义境界,这应当是人类和谐智慧的最高表现。即使我们是一个价值中立者,也无法拒绝和谐正义的召唤。作为调适万有存在的金规则,和谐正义的光环惠及大自然的所有“子民”。“地无私载,天无私覆,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星光无私烁,水土无私润。作为“天地之心”的人类,头顶一方天,脚踏一片地,胸怀道德金律,只有很好地履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正蒙?西铭》)的崇高使命,师法自然之道,敬畏万有存在共同体,才能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中无愧于心,成为和谐正义的化身。
  人类正在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中,萌生着最强烈的增长冲动,理想和谐正义与现实失衡无道的冲突空前加剧。在严酷的功利化现实面前,和谐正义诉求多少显得孤独,与甚嚣尘上的工业文明不合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 一个张扬和谐正义的种群,必然不会掠夺弱势者及其后代的生存权;绝对不会容许将自身福利简化为付款机和存折的关系。和谐正义将有助于人类建立心灵的预警系统,医治自身试图把每一条河流都变成“印钞机”的狂热综合症,质疑所有的人类语法和所有的被编辑出来的奇观世界,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搭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以避免生态进一步失衡和由此引发的种种灾难。在和谐正义迟到乃至缺席的大背景下,单纯的伦理教化和道德批评也许无济于事,现在是我们诉诸和谐正义行动的时候了。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然而,人类如果不假思索,上帝必定会发怒)。无疑,本文关于和谐正义的思考仅仅是初步的。但是,我们关于“与天地同乐”的和谐正义理论最终必定能够感动上帝。也许我们无法确切地读懂大自然内置的和谐正义的奥妙,但这不妨碍我们具体感知和谐正义的存在,并为此而孜孜以求,疏通善意表达的渠道,编织完整的万有存在安全网。和谐正义注定是人类永远无法绝对终极实现的理想,因而,作者无意构建一种无懈可击的和谐正义论体系,并强行要求人们去遵守,更不会自封为“缔造了万有存在经纬”的大师,只是要求人类摆正作为自然之子的真实身份,成为亲和谐的因素、和谐正义的守望者。对和谐正义的信守就是对自然之母的忠诚。对万有存在,我们需常存和谐之情,常抱敬畏之感。咬定和谐正义这个阿基米德点,激情关注和谐正义,别让和谐正义崩盘,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如果有好斗的人将和谐正义讥讽为“冷冰冰的粗糙正义理论”,或斥之为随意性极大的“和谐正义幻象”,质疑它的“何以可能”,那么,我请他(或她)记住庄子的话:“天与人不相胜也。”在与自然的对抗中,人不可能是个胜利者——这既是一个实证的分析,也是一个思辨的概括,更是人类良知的觉醒。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 和谐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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