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否走出丛林法则?

言平心 博客 2009-12-19

  于建嵘、许志永、郭建梅、李方平、范燕琼、郝劲松、佟丽华……越来越多的公益维权律师涌现出来。他们如果以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加入狮群、狼群,在饕餮大餐以后悠闲地舔着毛,沐浴在阳光与意满志得的好心情中。可是他们却偏偏加入了羊群,这显然是违背了丛林法则。也与主流文化近年来充斥的厚黑学、基因自私论、“狼文化”、阴谋阳谋论、“职场兵法”以及所有教唆人学坏学奸学糨糊的东西,格格不入。由此,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人类能否有希望走出丛林法则?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指出“如果世界只剩下这些冷静、冷血与自私的处理方式;如果没有人急着先对兄弟伸出援手,事后再来询问他是否值得被帮助;如果没有人愿意因为怜悯做错事的人而湮灭私怨;如果没有人宁愿屡屡受骗,也不愿活在对人的猜忌中;如果没有人宁可热情冲动地对待他人,也不愿用审慎精明的法则与人相处;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比现在坏上无数倍而不堪居住。”
  的确如此,于是我看到了说服自己寄予希望的乐观理由:
  ★ 交换
  我不是在这里为资本主义唱赞歌,而是在肯定我们人类的一种进步。狮子等社群性动物在围捕猎物时会齐心协力,但是食物一旦到手,就撕破脸穷凶极恶地你争我夺,狮王更是霸道,基本上不参加狩猎却要占有最大的份额。但是我们人类,远古时代的人类,却开始懂得了交换。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用资本的杠杆将交换意识灌输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对交换的狭隘理解与制约,使交换意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长期处于农耕传统文化下的人们,是很难理解这种进步并对此给予正确的积极评价。交换意识,可以说是人对丛林法则的第一次挑战,交换意识伴随的是协商、妥协与和平,而丛林法则却充满了专制、阴谋与战争。没有交换意识的不断完善,联合国也是不可能的,WTO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发展依靠的全球化经济实惠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人类的这种超越,尚还不成熟,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从最初简单的关于食物的原始交换、信息的交换(如什么地方果实熟了),到后来涉及文化艺术、制作技术等的更大范围的交换,再发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交换意识。例如,“代议制”是不是一种交换意识的“契约”?社群性动物一般都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政变来进行首领的更迭,成本很高,甚至导致种族的分崩离析。而人类社会的民主宪政,其先进意义是引导对动物性超越的一种努力。结果是政体稳定,种族繁盛。
  ★ 一夫一妻制
  无可否认,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人类对丛林法则的又一次超越,也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纵观社群性动物,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这是有利于雄性在激烈的争斗后,将最强者的基因,获得最多的遗传机会。这样的优胜劣汰,保证了物种进化。人类的早期,也是如此,不论是母系社会,还是父权社会,强者占有更多的交配权。例如印加部落首领可以拥有15个妻子,国王后宫佳丽三千等等。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呢?平民百姓,乃至残疾人,都享有爱的权利、婚姻的权利、为人父母的权利。任何强势的权贵都不可以剥夺这种权利而独占基因遗传的资源。这种人类内在性的调谐,事实上并没有造成人的物种退化。恰恰相反,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明显比那些固守传统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国家先进发达,人的文明程度、综合素质也高的多。现代文明社会,能否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使强者主动放弃了这种生命本能而选择了平等?(这个问题太大需要另文专门论述)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次倒退,非理性的倒退,它以进化论的科学名义,企图将丛林法则全面导入人类社会,曾经制造了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苏联对顿河领域哥萨克的种族灭绝等等……。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新法西斯主义的崇拜在欧洲的死灰复燃,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东方的坚持。
  ★ 使命感
  在澳大利亚,发现了3万年前的人类骨架,上面撒有人为处理的土黄色铁矿粉。早期人类这种对死后世界的关注所形成的仪式,后来衍生为宗教的最早的信证。对终极真理的探索,是人类不断克服困难不断自我纠错不断进步的精神驱动力。纵观所有的动物遵循着丛林法则,只关心活。只有人类会去思考死亡,并且因为思考死而去思考生的意义。而丛林法则是无所谓意义的。
  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哲学家穷困潦倒,或贫病交加而死或自杀,成为现实生活中丛林法则的失败者。虽然他们的基因没有能流传下来,但是人类社会还是会不断产生这样的天才,然后这些人又被丛林法则淘汰……,以至于尼采、卡夫卡哀叹“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是作为另一种反衬,许多的丛林法则的优胜者,竟然放弃了财富、地位、名声和情人等等,只是为了去追求某种精神的东西。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而现代屡见不鲜。为什么“人具有形而上学的秉性”(康德)……,因为这又不是丛林法则的应然。连孔雀也知道,除非为了求偶繁殖的特殊需要而开屏,否则当尽情表演孔雀舞的时候,正是敌人最容易下手的机会。所以人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显然并不来自于丛林法则的生存压力。
  谈到生存压力对于物种进化的意义,在人的世界里好像又有问题了。科学家近年来对社群性动物蚂蚁的研究,十分着迷。蚂蚁作为几百万甚至上亿数量组成的大家族,也有农业(例如种植真菌)、牧业(例如与蚜虫的关系)、蓄奴现象等等。虽然没有政府机构、官员、警察、城管,1200个蚁巢(每个蚁巢相当于一个部落)组成的庞大社会,团结协作,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从而使生存压力的阈值降到了很低点,因此蚂蚁二亿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而人类短短的历史,却充满了不断的探险与创造变化。其实无论是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还是中国早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领域文明,都显示了在地球这样的环境中,人类这个物种无疑已经是在所有的动物中处于最佳的安全状态、最高的文明程度,也意味着面对最低的生存压力阈值。人类完全可以像蚂蚁一样,二亿多年就一直这样地生活。并没有必要从原始社会去进入农耕社会,再走向工业社会,再走向信息时代。是什么引导着人类的这种永不止歇的脚步和使命感的激情?(“使命感”原来的英文意思是“神召”。)这种让我们的奋斗从蓝色星球延伸到月球、火星乃至宇宙太空的使命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标签,生命的特殊属性。读索洛维约夫(苏联解体后复又得到尊崇的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的学著,我看到了与韦伯提倡的一样的进化论,那是人类所特有的进化论:兽性→人性→神性。虽然目前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唱主旋律,弱肉强食,腐败犯罪,尔虞我诈、核威胁与战争的阴云……。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告:人是可以走出丛林法则,走向充满爱、自由和神性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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