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浅谈中西文化之异同

中华论坛 zhsx 发表于 2009-11-28

  一般认为,世界文化体系可以被大致分为四类,其一为西方文化体系,覆盖整个欧美及澳洲;其二为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体系,分布在西亚、中亚、北非、中非及南亚和中南亚;其三为印度文化体系,主要覆盖了南亚并极大的影响着东南亚;其四就是中国文化体系,覆盖并影响着整个东亚。在这四大文化体系中,与我们现代生活有着密切相关的就是中国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了。在社会开放,文化互通的今天,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之处,对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合理吸纳外来文化以改造个人,融入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就中西文化的发生来说,应该是两种各自独立成长起来的产物,他们有各自的原始土壤。因此,作为两种独立的文化体系,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首先作为一个独特的名词,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更迭,它实在是有着丰富的含义。早在先秦,“中国”一词是京师的指代,《庄子·秋水》云:“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可以见得,中国一词的含义在庄子处与今日之理解是迥异的。隋唐以降,“中国”一词开始成为在中原定都的王朝的疆域的指称,元代便是这么做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地理学上的意义,即世界之中,中国人的基本心态,就是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中心之国,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中心意识的体现。
  西方,一词也包含着许多的概念,以政治概念为主,除了是一种地理方位的指称以外,便是古代的“西天”、“西域”等作为行政划分而存在。到了现代,由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东西关系”、“东西阵营”等词语的出现,“西方”又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抛开辞源上的中西之别,中西文化在其起源上是有着异同之处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化体系,中国在地理上,东临大海,西北是漫漫戈壁,北方是无尽的西伯利亚,西南矗立着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绵延万里的喜玛拉雅山脉,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是隔绝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只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起源与发展。因此我以为,那种持埃及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唯一源头之说的中国文化“外来说”,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臆断。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明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产物,希腊地处地中海,国土狭小,农业难以发展,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以及迫于粮食交换的需求,必然导致航海技术的发达,加上希腊作为民主精神的摇篮,使得周围各种先进文化得以汇集并在此孕育。我们因此说,希腊是一个偷窃文化的国度,其实一点也不为过了。
  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各自民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一种封闭的环境,促使了农耕文化的发展,并进一步催生了家庭本位的家族体系宗法制度及其相应的伦理规范的出现,以及农耕文化的重要思想结晶——天人合一与顺天应物的产生。后一种开放的地理及社会环境,诸如希腊,由于物质生活的艰难,不得不对其他国家的粮食形成强烈的依赖感,终导致天人相分与征服自然的主客思维的产生,理性精神及个人本位的凸显。
  尽管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我以为仍有一种文化的起源在东西方应该是共通的,这就是宗教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人类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伴有极其落后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迫于无奈且严重受到自然力的左右,完全失去独立生产的能力,不得不对自然力绝对的依赖。久而久之,从早期人类的原始意志出发,在无形中对自然力不自觉的进行人格化的膜拜和敬畏,对神秘力量进行崇拜。在长期的崇拜中形成一套模式、规范并有组织的、有定期的举行祭祀活动,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原始宗教。我觉得,这一普遍性的存在,就宗教的起源来讲,中西方的宗教发生是有其共性的。早期的原始宗教诸如: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几乎都是出于对物质文化的极度需求,转而向神灵祈求精神上的寄托。如《山海经·中山经》云:“(阳水)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才豺身,乌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其邑大水。”这是动物人格化崇拜的典型,是古人对于洪灾的害怕而拟的神灵并加以膜拜。所以我认为,宗教的发生在中西方是有其共性的。
  当然,我以为两种文化之间还是异大于同。
  中国文化是一种庞大的农耕文化,在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的古代社会,农业首先是一种靠天吃饭的基本行业,天与人的关系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基本关系,中国人对天与人的诠释就是“天人合一”。“天”的概念在中国被理解为一种最高的主宰,并且它是一种人格神,当然中国人并不满足于此。在中国人看来,人是万物之灵长,是连接天地之纽带,人的脚着地了,但人的头并没有碰到天,于是在西周时,引进了“德”的概念,在理论上将人与天联系到一起,这也是一种将人道与天道互通的有效方法。
  《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体现出了一种,对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又见《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表述,可以见得“天”的意义与自然的意义是相通的。甚至董仲舒在教育帝王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把帝王的心智和行为的善恶与自然界的灾荒相联系。在理学家那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而“气”是万物与“理”的“挂搭处”,天人合一的基础。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着中国思想史的全部,然而,这里的“人”已经被看成是纯粹的“自然人”,而非社会人,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表述中,都成了天与自然的合一。我认为,天的概念就是一种自然的回归,最终把天、自然、人三者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庄子·天道》云:“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可见天道是蕴含在万物之中的,天、人、自然在庄子看来理所当然是一个整体。人不是能够独立于自然而存在的,人必须回归到自然中去,《庄子·至乐》云:“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也许这就是一种回归自然的实践吧。
  天人合一是有它的社会学意义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家长制社会,即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君是民之父,天之子,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天是臣民的曾祖父,中国社会是一个私天下的大家庭,甚至天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君是在代父行使责任。可见天人合一是君王治理这个国家的理论基础。
  其实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重要思想的真正作用具体体现在中国医学之中,亦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基础。这是一种充分吸收了整体性思想的感性思维,是完全建立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的科学。它不但把人本身与天地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且把人的生理与精神看作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人绝对是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人的运行统一到天地的运行中,天的运动变化就直接关系到人的运动变化,这样在治疗中,对人不是进行一种割裂的治疗,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人置于天地中以治其本。
  《黄帝内经*八正神明论》:凡刺之法,必侯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
  这段论述就集中体现了法天则地,合以天光的思想。这样,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不光有它的世界观及社会学意义,更有它的科学意义了。
  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恰恰是一种与“天人合一”截然相反的“天人相分”的思想。在西方人眼里,人与自然始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诸如雨果的《老人与海》,所要的表现的主题就是老人如何征服自然的。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主题就是单个的人与自然的抗争。西方文化主要是把自然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
  也许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常年的海上征战的生活,必然导致了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形成。主体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认识客体与征服客体上。
  一但讲到认识,就不得不运用到理性,理性是认识的源泉。在征服自然,培养科学意识的过程中,西方人特别重视理性思维的发展。在理性的探索过程中,就要冷静地思考、严密的推理、精确的分析,以揭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根本任务,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最终认识人自己。正是因为高扬了理性的旗帜,人们才能冲破中世纪崇奉信仰、愚昧无知的樊笼。
  和中国相反,理性的作用最终促使个人本位的思想产生,而非家族本位。正像西方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的姓名中,是先名后姓的,和中国人先姓后名的对祖宗的尊崇是截然不同的。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高举“以人为中心”的大旗,宣传科学,反对神学,倡导人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的现世利益为最后原则,强调科学、自由及个人解放的人本主义。显然,这与中国的人道与天道的会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云:“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沙幕之下,处在睡眠或者是半醒状态。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义大利,这层沙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他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
  西方的个人是独立的精神个体,是有别于他人的,这种个人本位思想,对于促进个体的奋斗来发展自身是特别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这种理性主义也有它科学上的重要价值。同样表现在医学上,以原子说为基础,试图在人体中寻找到最小的实体加以研究。在天人相分的指导下,对西医来说,生理疾病与人的精神状态是分离的,生理上的疾病在他们看来是由外在的不良因素导致的,与内在的心灵状态关系不大。并且西医的研究方法,本着理性主义的精确分析,严格考证下,更多的是采用解剖法,试图对人体的结构有一个清晰的经验性的理性的认识,最终是要通过数学的方法,加以准确地量化,来追求一种绝对的精确,其中无不透出一种理性的思维。
  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促使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人对自然是顶礼膜拜的,融于自然被视为是审美的最高境界,甚至是个人修为的最高境界,达到这样造诣的人被尊称为“圣人”、“至人”、“神人”,因此,那些破坏自然的科学技术,中国人是万万想象不到的。然而,征服自然的天人相分思想,却造就了西方人的“在实验室里捶打自然”的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使人与自然的鸿沟愈加深刻了。这也正应验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观点,所谓文明,是指电话、电车、电灯等物质生活;所谓文化,是指哲学、宗教、历史等精神生活,西方文化之所以没落了,是因为文明的进步,致使人与自然的距离越发远了。而中国正相反,与自然打了几千年的交道,回归的心态成为一种传统而被继承下来,对于有损自然的工业的发展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以至于科技水平的落后,然却换得文化的富足,想来却也是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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