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为本就是以人为本

作者:付涛 发表日期:2006年3月3日 来源:2005年01月20日新京报

  我认为何祚庥院士的一些观点比较片面,而且背后隐含的“科学决定论”值得警惕。
  何祚庥院士在文中“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作者的回答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但也是为了人。”显然,作者的观点中充满了手握科学利器唯我独尊的“科学决定论”的意味。作者还把人与自然循环往复、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简单归结为对立关系,似乎以人为本,就不能以生态为本、以环境为本。却不知道在人类和自然的历史关系中,我们既能够看到相互冲突带来的悲凉惨痛,也不乏和谐相处之下的田园牧歌。
  云南“三江并流”地区22个少数民族共同构建的多样性文化与宗教相互融合,使得各民族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实现了长期和谐共存。事实上,今天在我们拥有的很多已经被边缘化、非主流的,甚至被科学或者现代工业文明嘲笑的文化遗存当中,都可以发现人类以自己的智慧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例子。近在眼前的如印度洋海啸,据泰国《民族报》报道,南素林岛摩根人的65岁村长萨马奥,见海水疾退,联想起先辈说的“如果海水迅速消失,同量的海水将卷土重来”,于是赶忙带领181名村民逃到一座山上,大家遂幸免于难。在这些例子中,人们并不靠科学,而是靠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获得生存的方式并规避风险。这些非科学的、通过实践成为经验并积淀成为文化的东西,正是人类宝贵的生存智慧的来源。
  从历史上看,它们的辈分要比科学高很多。
  何院士把人和自然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恰恰是生硬地割裂了环境与人类共性的一面,而代之以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事实证明,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当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其破坏自然的能力也就越强。征服自然其实是孩童期人类懵懂之中的一种幼稚幻想,已经步入成熟期的人类应该从先贤的智慧和文化中汲取精髓,展拓自己成熟宽广的胸怀,理性地看待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我们不可因科学的负面影响就因噎废食,放弃对科学的追求,但认为科学就能搞定一切,和因噎废食同等狭隘。
  何院士在文中对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不符合人类的利益”。我不禁要问:“人类的利益”到底是谁的利益?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各种贸易、专利保护的规则,围绕转基因农产品、艾滋病药物专利产生的种种激烈争议,使我们在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时候已经不能够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视而不见,因为这已经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对中国而言,环境和资源问题背后的社会公正问题也已经凸现。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公共决策中,公众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被排除在决策机制之外的现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谈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不得不谈到人与人的关系、环境权益利益格局调整、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问题。
  显而易见,这个社会层面的深层次问题断非科学的工具理性所能解决。和气一团谈人类的共同利益,回避其中潜伏的冲突和矛盾,是当今可持续发展舆论的一个软肋。科学需要人文关怀,没有人文导向的科学,势必误入歧途,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缺乏人文修养的科学家,难免会站在科学之“巅”俯视众生,一方面生出人定胜天的感觉,一方面对弱者的利益视而不见。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维护社会公平的机制,才能使科学的应用惠及众生。
  总而言之,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以自然为本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缺乏对自然平等尊重、毫不顾及自然与生态承载力的以人为本,其本质还是为所欲为的人类中心主义。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尊重传统知识和文化遗产中对生态保护具有独到价值的精华成分,是保证强势的科学不至失去理性、误入歧途的底线。何院士使用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恰恰抽离了其中蕴含的民本思想和公平观念,忽略了这个理念的精髓。我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恰恰是把以人为本作为依托,正确协调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在环境和资源分配方面的诉求。以近期引起广泛争议的大坝建设为例,正是因为我们需要以人为本,才要慎重考虑大坝可能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已经纳入法制的轨道,在重大工程中引入社会影响评价已经势在必行。
  细细品味以人为本的深层含义,确实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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