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崛起从文化复兴开始

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三智道商国学院名誉院长 汤一介

  和汤老先生一席谈,感受到的是他的乐观、开放,不仅仅是性格,在学术研究上同样如此。这位学贯中西的老人,婉言谢绝了“国学大师”的称号,而对时下颇有争议的“国学热”又有着包容的心态。尽管年事已高,汤老的逻辑却极其清晰,对历史脉络有着清晰的认知,对未来发展也有明确的判断,提起《儒藏》编修的事业,更是满腔激情。
  
  文化复兴与新轴心时代
  
  在20世纪最末的一两年,也就是1998年、1999年的时候,似乎在世界好几个地方都同时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个观念来。比如在美国,哈佛大学提到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法国,巴黎大学也提到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恰恰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费孝通先生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也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那之后,香港杂志《21世纪》也连续发表了三期关于新轴心时代的讨论。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因为我们看到,在21世纪,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雅斯贝尔斯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每一次文化上的飞跃都会燃起新的火焰来,像在欧洲、中国和印度等等这些地方,会出现一种文化复兴的状态。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种民族复兴的状态中,而民族复兴一定要有文化复兴作为精神支柱,所以在中国,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文化复兴的出现。从21世纪初开始,国学逐渐热起来,国学研究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不仅在中小学、大学,在社会上,例如一些社区、街道也有国学热的状况。出现这些状况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才行,如果不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那就很难实现民族复兴的要求。
  在欧洲,前几年出版了一本《欧洲梦》,书中要求一种不同于美国状况的欧洲精神。20世纪的后半期,首先是出现了解构主义来解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自由经济,如果经济完全没有控制,就会导致像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样的问题;又如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理性主义如果做不好,就可能变成工具理性或者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消减,所以《欧洲梦》首先是要解构它,这个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只是把现代新的弊病解构掉,可是并不知道到底要建设什么东西。他们就借助过程哲学,主张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因为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大问题,战争、工业的发展等等事情把地球破坏了,地球被破坏的结果就是人的生存条件受到损害,所以他们主张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倡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其中特别有一个观点认为,人只要过相对舒适的生活就可以了,不要过奢侈的生活。因为现在的状况是一部分人过奢侈的生活,从而引起人与人之间很多的矛盾,所以它一方面主张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又主张过舒适的生活,这可能预示着欧洲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印度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国家,这从国大党再次当选就可以看出来。国大党的纲领就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印度教的国家,使印度教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起到一个主导作用,也等于是要回归传统文化。中国要回归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道路,印度也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自己的道路,欧洲是要以区别于美国的形式来发展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最后提到这三个地方有一个文化上的复兴。因为轴心时代指的是轴心文明,因此我看新轴心时代应该会在21世纪逐渐地形成,现在只是萌芽状态,还没有真正地完善或者形成。就中国来讲,虽然国学被大家提倡,但是并没有造成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欧洲梦”也还是个梦,并没有实现,因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还不是西方的主流文化,西方主流文化现在还是现象学、结构主义思想等等。总体的形势可能是这样一个状况。
  
  中西交流使文化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哲学上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型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内在超越型的文化。西方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发展过来的,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哲学来看,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二分的,两者是没法沟通的。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西方近代,特别是发展到笛卡尔哲学,认为人和自然或者说人的精神和物质是两个世界,研究一个可以不研究另一个,研究精神可以不研究物质,研究物质可以不研究精神,研究人可以不研究自然,研究自然可以不研究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传统主张二分,比较强调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方面,所以说是物质和精神或者任何自然是二分的状态。他们要超越,从西方讲,要靠外力来超越,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世界,人自己是没有超越的力量的,必须靠上帝拯救才能超越。靠人的自身力量是不能超越的,必须要靠外力。
  可是中国恰恰相反,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是主张内在超越的。儒家倡导经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可以超越自我,超越世俗。比如《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一切以修身为本,身修好了,就可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且,儒家认为,通过自己的修身,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人的精神境界可以达到跟天地合在一起了,这是靠人的自身力量,不需要靠外在的力量。再说佛教,中国的佛教实际上与印度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能代表中国佛教的是禅宗。印度禅和中国禅有很大不同,印度禅是靠禅修来超越自我,所以印度的禅宗是主张“静”,通过静来提高境界。中国禅则是主张“觉”,“一念觉即佛”,只要觉悟了就可以成佛,并不需要坐禅,也不需要念经。这就是一种内在超越的东西,完全靠自身的超越。
  道家,特别是道教,有一句话非常形象,“我命在我不在天”,我的命运靠我自己,而不靠天,不靠外在的力量。所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是外在的超越,因为人和自然是两个世界。而中国认为这就是一个世界,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在这个世界就可以成佛;修身修好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了,就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上面;通过养生修炼,我的命运靠我自己掌握,不靠外在。这两套哲学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路子。
  不过,这两套哲学应该是可以互补的。从内在哲学来看,可能会产生一个困难,也是一个问题,对社会的治理是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因为法律是一个外在标准。但是靠人治是靠自己,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的传统有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历代基本上都是人治社会。但是西方是一个外在超越型的社会,人不可能在现实社会里实现理想世界,可是如果人不可能在现实世界里实现理想世界,那么人追求的目标就要落空了。所以,我一直想能不能把这两个哲学汇通起来,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我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了,可是也没有再继续把它深化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是一年、两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能做到的,因为这两个传统都有2000年的历史,要把这么长时间的两个传统汇通成一个传统,要花很大的力气。因此,对于中国哲学,要看到我们的优长在什么地方,但是也不能看不到人家的优长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的优长而看不到人家的优长,那么我们的发展会受到阻碍。
  罗素有一段话很有道理,他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每一次人类文化的交流,都使得文化有一个大的提高。比方说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我们才产生了宋明理学。而西方,原本在希腊传统下,后来希伯来文化进入西方,又刺激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常常说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即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不管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要有外面的力量的参与,然后才有一个发展。可以说,我们遇到了印度佛教是一个很大的幸运,今天我们再次处在这样的状况。现在我们遭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就要看我们的本事,看我们能不能很好地消化西方文化。如果能消化西方文化,那我们的文化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不要害怕西方文化的进入,问题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进行吸收。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一方面我们就不能发展自己文化,另一方面也没有能力吸收其他的文化。
  
  用西方理解的方式诠释我们的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提升,很多人开始去寻找主体意识。他们在中国文化中寻找能让自己、让国家、让民族安身立命的力量。但是同时,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不吸收人家文化的长处的话,就不能适应整个全球化的要求。其实文化的发展,既是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如果仅仅是民族的,不可能解决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联系到一起了,不能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民族化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也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接受。因此,文化实际上是有一个“源”和“流”的关系,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很长的文化流程,同时,我们的文化也有我们文化的源头。我们的源头是夏商周三代文化,就是现在的《五经》,《易》《诗》《书》《礼》和《春秋》,以及已经丢失的《乐经》。这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就像一条大河从源头开始流,一定要有很多支流丰富它才行,如果它只是一个源头,水不会太大。长江之所以为长江,是因为有嘉陵江进来了,有汉水进来了,很多的支流使得长江越来越宽,越来越大。从文化上讲,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也是多元的,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才组成了春秋战国的文化,到汉朝的时候把它们统一成为大的汉文化。后来佛教进入中国,现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我们的文化也从源头流下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广。
  现在的文化环境,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的。比如对儒学,到现在为止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要把儒学变成儒教,也有学者认为恢复儒学就是历史的倒退。这两种极端的思想都存在,我认为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在这些不同思想的冲突和撞击中来发掘和找到正确的道路。如果想现在就把哪个定为一尊,恐怕是不行的,时机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首先是现在做不到,而且做到了也没有好处。
  我们只能通过各种途径,让人们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了解世界的形势。如果仅仅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容易变得封闭。我们同时也可以借助世界各种学说,比如现在的过程哲学认为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其实和我们天人合一的思想非常相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借助他们的思想来讲我们的思想呢?比如说到天人合一,西方人就不太理解,我们可以说,其实你们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就是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样就比较容易被他们接受。我们提倡和谐社会,从和谐社会推广到和谐世界,这个和谐理念是儒家的基本观念,《易经—乾彖》里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说天道不是固定的东西,是在不断变化的,让所有事物都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保持最完满的和谐,乃立身之本。出土的《楚典》对六经各有一个说法,对于《易经》,说的是“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要把天道和人道汇合起来,不是二分的。这些观念要让西方人接受,也应该从西方类似的观点出发,这样他们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所以,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思想介绍到西方去,也需要做一些现在的诠释才行,否则人家不好理解。
  
  发扬中国文化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
  
  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中国的传统来说,儒、释、道,都是关注社会的。孔子希望天下有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就是说他是要有作为的,要改造社会、为社会献身的。其实关注社会同样可以对学术发展有很大贡献,从中国历史上看,很多大学者都是关怀社会、参与社会的。比如老子无为的思想,就是在关注社会。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是从道德的角度,“我不要总去干涉,百姓自己会消化”,“我无事而民自富”则是“我不去干涉百姓,百姓可以自己富足起来”。至于庄子,他的顺应自然,追求自由等等思想都是针对社会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有的学问可以只是为学问而求,有的可以为关怀社会而做,还有的可以是某种政治目的来做,这些都可以。中国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可以有多条道路。
  就如现在的“国学热”中,有很多商业化、娱乐化的过程,但好的方面是使国学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被更多人接受。我并不反对这些,但是也确实应该有一些学者踏踏实实坐下来好好做研究。我现在正在主持编撰《儒藏》。明清时期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儒藏》,但都没有实行,因为工程太大。我现在可以做,第一是从我们国家财力来看有一些可能了,第二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需要。如果没有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就会落空,所以要从各个方面来促使民族精神和文化建设发挥其作用,这些基础的工作必须去做。
  《儒藏》现在到了必须做的时候。现在有《佛藏》、有《道藏》,却没有《儒藏》,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是中国的主流思想,比佛教和道教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更大,若不把这份宝贵的遗产总结出来,是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后代的。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最重要的精华本,大概有两亿字,但是精华本的全部书籍至少也要到2015年才能够完成。2015年之后,我们想再做一个大全本,大概15亿字,比《四库全书》要大很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事情总应该做,总要有人做。中国的书是非常多的,比如《论语》这部书,日本人对《论语》的解释有3000多个版本,当然现在散失了很多。我们现在编一个《儒藏》总目,大概了解到的就有600多个版本,那么就要挑选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去做。古书都没有标点,所以就要把他们标点出来,并且需要校勘记,可是古书各不相同,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就需要我们做出判断和说明,这些事情是很繁琐并且费时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做出一个好的出来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其实,真正能看懂《儒藏》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定本。比如《论语》,我们会选出最好的版本进行编辑,呈现出来。我统计过现在至少有24套《佛藏》,比如《大正藏》《龙藏》等等,现在主要被利用的版本是日本《大正大藏经》,因为《大正大藏经》是排印本,只有它有校勘记和断句,以高丽藏本作底本,宋元明本作校勘记,所以比较有用,并且做成标点排印本,可以电子化,可以在电脑上用,比较有利于国际化。我们以后做《易经》也要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们在国外有很多孔子学院,主要任务是教语言,但仅仅教授语言是不够的,还应该教授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源头便是《五经》,要探讨的是如何把《五经》翻译成各国文字。《圣经》被翻译成无数版本和文字,可是《五经》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外国文字翻译。把《五经》翻译成多种文字,让全世界共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需要我们好好努力。(文字整理/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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