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复兴——修身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熊春锦


  全文目录:

  一、道德治世神州显
  二、道德流失祸之端
  三、背叛道德祸循环
  四、偶崇道德奇迹现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各位教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年的老子圣诞节以及清明节都已经过去了,这次所讲的内容其实是在老子圣诞节之前准备好的,是作为向今年老子圣诞的一份献礼而准备的。但是因为在讲学的时间上安排不过来,就移到了今天,在这里讲一下这一篇的内容。

  由于这一次的内容,涉猎到了5000年漫长的历史阶段,所以就比较长一点,可能要三次才能讲完。请大家还是在三调以后,处在松静自然的状态当中进行听讲,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的复兴》,副标题是《修身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主要是将:

  五千余年文化史,钩陈一篇论雄雌;

  厘定泾渭评道德,复兴民族弘老子。

  一、道德治世神州显

  世界东方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文化沉淀最丰厚的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从有文字记载相传的炎黄时代算起,中华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

  5000多年以来,东方的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热土,自豪地称之为“神州”。“神州”的意思有多种解释,但是都离不开以下几种意思:这是一块大道畅行尊道贵德的土地;是天神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沃土;是最利益于人类居住繁衍发展的净土;是能够培育众多道德人才成为神仙的福地。

  披阅历史的记载,对比西方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东方这块土地在古代被称为“神州”——名不虚传。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文明。

  精神文明,始终是社会健康发展的灵魂,是物质文明正确发展的导航人。古老的中国之所以被称之为“神州”,依据老子对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分期的揭示,我们不难看出,神州期就是道治、德治社会和仁治社会的时代。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老子·德道经》)

  《老子·德道经》是一部百科全书,包罗万象。老子在“德篇”开卷章中,就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六个阶段的必然性。道治、德治社会时期和仁治社会时期,社会细胞的人类祖先们处在德性淳厚尚未朴散的状态,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境界,人们心中崇敬、信仰、顺应“无(○)”的大道,尊顺、服从道,恪守德的规范而展开行为。心灵和行为都充满着上善,心中无善无恶,所以德性完整而且淳厚,没有分解朴散开来,那时就是自然的无为而治时代,道治、德治、仁治三个社会发展时期,就是中国精神文明的神州时代。

  “无为而治”的本义,是一种唯道而治,是唯道独尊而以德作为恪守不离的思想行为准则进行治身和治国的方法论。“无”,是老子虚无生万有,用一(德)就足够了的“道”。“无”,是道的一种代称。“无为而治”,是道为而治,因为道生德养,道并不司理直接治理之职,故用“无”字表述尊道而治。当时的人类通过修之身,天人合一,而能够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在道之下,人人一律平等,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善恶美丑之别,人人都自觉地慈爱万物,平等相待。万物都是“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老子·德道经》),道生德养,在唯道独尊的自然信仰中,众生平等,人与人都是兄弟姐妹,物我一体,没有分别。“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而恒自祭也。”(《老子·德道经》)。只有道是最崇高至上之尊,而人类无贵贱,尊道而礼祭大道是社会共同自然信守的共识。

  当人的私心欲望逐步滋生以后,由于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实践的普遍性开始降低减少,能够达到修之身而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数也同样逐步减少,这就使人们对道的绝对信仰开始产生动摇。由于当时社会的领导者仍然是修之身天人合一的佼佼者,他们在民众的公推下担任公职管理社会,因此社会的主流仍然是“无为而治”。当人们的心灵和行为的德性品质开始下降,进入德的崩解初始状态,这时整个社会就下滑进入了仁治时期。这是道治、德治转折过渡到仁治时代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仁治时期,人类就需要“法”的规范和制约,维护心灵德性和行为不离道德。因此作为五帝之先的轩辕,这位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世的黄帝,依据大道的规律法则创立了符合大道规则的人间法律,并且撰写了一部修身治世的经典之作——《黄帝四经》。尊道贵德,顺天应人而维系着整个五帝时代的仁治社会状态。

  古代中国的神州时期,在道德治世开极和仁德治世开极时期,各诞生了一位大智慧的圣人级人物,这就是伏羲和黄帝。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大道无为化生的必然结果。

  伏羲,修之身天人合一步入道境而创造了东方震旦的易道文化;黄帝,修之身天人合一步入道境而创造了法道文化;易道文化和法道文化为中华道德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DNA,就是唯道独尊,尊道贵德的道德文化。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超越了细胞水平,发现了生物的基因DNA,才使得人类进入了生物工程时代;而物理学超越了分子水平,发现了原子、电子、中子、质子等物质基因,才使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

  人类的精神文明要想进一步飞跃,就必须找到人类文明的文化基因,找到文化诞生的源头活水。由于任何基因都是产生在它本身的原生态之中,而中国文化的原生态只要展开历史的画卷,就不难发现她并不是春秋战国文化,不是义治、礼治时期的封建文化。依据老子五千言开篇中的揭示,义治与礼治时期的封建文化只是次生态文化,并不具备中国根文化的全息性,它只是全息性基因的一种蜕化变质。所以,只有代表道德文化最高形态的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因文化。基因文化不能全面把握,那么社会发展也就必然残缺不全,社会的偏残缺废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系统性上,是一部道德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儒学文化,道德文化的历史远远早于儒学文化数千年之久,并且道德文化是儒学文化的源泉。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也是世界各宗教理义中的最高境界之一。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上溯其祖根,是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成形于轩辕黄帝的“法道文化”;成熟于老子创立的“德道文化”。这个“易道”、“法道”、“德道”,全部都是唯道独尊。“抱道无离论天下”、“执一以为天下牧”的学说和思想,她们共构成“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的三部曲,非常完美地构成了中华道德文化大系统。

  道德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也是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灵魂,同时也是后世各家学派诞生形成的生命源泉。道德文化这个基因,主宰着中华民族250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她的升降浮沉、残缺重拾决定和影响着25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社会进程的迭荡起伏。

  中国道德文化之肇始,易道文化之发明:

  太昊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圣明帝王,又名太昊、太皞、宓牺、庖牺,风姓,以木德(仁)而王,是为春皇,都陈(今河南淮阳),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太昊伏羲葬于陈。神农氏践位。

  伏羲以龙纪官建制,自号龙师,其部落的子民也就是龙子龙孙。这些龙子龙孙繁衍生息,数千年之后演变成如今的中华民族,故华人就有“龙的传人”之称。因此,伏羲为“人文始祖”,“以木德继天而王”。

  班固在《白虎通德论》曰:“谓之伏羲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覆后,卧之去去,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伏则观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治下伏而化之,故曰伏羲也。”

  汉代《遁甲开山图》云:“女娲氏殁,大庭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矢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15代,袭庖羲氏之号,1260年”。可见伏羲氏又代表原始氏族,并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有万诸候”。

  另据《竹书纪年·太昊庖羲氏》,载太昊伏羲氏“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以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谓龙师而龙名”。这些记载,说明伏羲氏族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较大的部落群体,并以龙为氏族图腾。龙在当时也肯定是一种广泛存在而尚未绝迹的动物。

  伏羲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国人确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如《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期的有关伏羲的记载,多散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自秦汉至明清约二千年间,至少在将近数十部的经史古籍中,保存着伏羲事迹。

  据文献记载,太昊伏羲氏继有巢氏之后,早于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为百王先”,为“三皇之一”,列五帝之首。在人类社会文明进化时期,伏羲尊道而修身,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慧识和智识同步双运,具有丰富的科学创造力。他通过修身运用内求法证出身内的河图,从而天人合一感悟出无相的大道自然和有相宇宙的真理,从而演画出八卦,成为易道文化创始者。据文献记载,在中华民族流传的人文始祖中,燧人发明火,有巢发明居,神农发明农业、药物,惟有伏羲,他几乎集中上古时期所有的发明创造,立下了齐天功绩,后人因此称他为“始祖”、“斯文鼻祖”。“太昊”,即是人们对伏羲的赞词,意为伏羲功德无量,像日月那样光明无私,是道在人间的化身。

  《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犧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犧。”《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暤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里面记载了伏羲氏的出生。

  由汉儒戴圣整理的《礼记》,又称《小戴记》,是较多记述伏羲事迹的儒家重要文献。如《礼记·月令》,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执伏牺牲”。《礼记·曲礼》,载:“伏羲作琴瑟以为乐”。《礼记·乐记》,载:“伏羲乐名《立基》”。

  《汉书》、《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记》等古代文献中,仍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伏羲史料,弥足珍贵。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说:“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汉书》叙事周密详尽,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班固在这一部史学名著中认为夏、商、周三代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可以上溯至伏羲时代,对伏羲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记》载:“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之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以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十一年崩”。司马贞的这段记载,主要以《帝王世纪》记载为依据,对伏羲的生平、功德和传说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成为目前研究伏羲事迹的主要文献。

  伏羲是中华文明的肇启者,以画八卦为标志,将中国历史带入新的文明时代。然而伏羲画八卦又是建筑在河图的基础之上,关于河图历史上众说纷纭,在此有必要作出一点探讨。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之根,是中国道德根文化初始的基因文化,是八卦灵感的源起,是阴阳五行术数文化的发端。河图洛书诞生于伏羲天人合一深度状态的真知中。他是在运用修之身内求法,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后,通过体之于身获得此图案,然后绘画成可观性的图形进行保存,一直保存至周末而被毁。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贵德修身、天人合一的内求法,已经在社会上明显隐退,能够通过内求法获证至内境出现河图而与宇宙外河图相应的人,明显稀少下来。人们都开始外求于前人书画记录下来的河图进行探索研究。按照传统的说法,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找到最原始的河图、洛书就等于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源头。直到周成王时代,记录下来的河图、洛书还在皇宫陈列着;经幽王之乱,西周的国宝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图、洛书从此也就不见踪影。

  孔子因为没有掌握系统性修身的内求方法,只知外求于历史的记录,因此天天祈盼河图、洛书能够重新再出现,但是他一直等到晚年也未能得见。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们在上古时代有什么用途?历史文献未能记载下来,成为了千古难解之谜。

  河图洛书,是中国道德根文化中来自上古时代修身内求法而产生的图案,伏羲正是通过修之身而内求,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以后,观察到而诞生出这一图案,并且记录下来,并且由此而产生易理哲学而画出八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源生于此。它们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易经、风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数、择日等占卜学中。

  “河图”一词,最早记录见于《尚书》,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尚书》记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书·顾命》有“天球,河图。”传云:“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时“河图、洛书”是指什么?尚无记载。《周易·系辞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因此孔子从古籍中记载得知,河图为伏羲时代黄河出现一匹龙马,其身上有文采图案,谓之龙马负图,伏羲将其文字记载下来,因其出于黄河,谓之“河图”。另外于《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礼记》中的这一段解释,将古人在修身内求法中的观察所得,移植成身外的实景现象,颇为有趣。其实,在修身内求法中,本身就将心意比喻为龙马,而肾气之精则喻为神龟,当实践至金水分形阶段时则会呈现龟形的全息图像。人体脊髓内的脑脊液循环系统则喻为漕溪黄河。拴心猿锁意马,进入深沉的静定之中,心液(擒龙、伏意马)下降,肾气之精(神龟)上升(亦称伏虎),心内阳中阴精与肾内阴中阳精自然结合以后,必然会自动进入黄河漕溪的脊髓之内运转,逆行而上进入大脑,在脑中呈现图像,少数人可以在大脑出现内河图全景图像,类似旋极图。当内河图稳定以后,必然会由光点产生光柱冲出头颅而与宇宙全息星象相连接;宇宙中的河图亦同样形成光柱下降,与这些光柱相连接,从而在心身了了若无之中,产生更为细致的全息图形与图像。记录下来也就是河图的产生之源,这就是古代修之身内求法而获得河图洛书的秘密,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修身状态。

  中国的道德根文化,完全是一个“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真文化,也就是一种通过修身而达到天人合一,获得自然、宇宙真知的文化。古代中国的文字以及历史记载,都紧密地与修身实践的结果相连。但是从夏启以后,由于整个社会开始离道失德,家天下的“天下为家”取代了“天下为公”,人的私心贪欲与日俱增,修身文化才逐步退出主流社会,流传于民间。而主流社会则纯以后天智识为用,缺乏修之身的实践。所以对古代修身实践下所诞生的文字以及文化记载,逐步失去准确的解读能力。这些现象早已萌生于夏启时代,逐步严重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自此肢解、歧解文化的现象日增,发展至近代似乎已经面貌全非。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像栩栩如生,与近代几无差别。河图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而且墓葬主人在被埋葬时已经预知必被后世所发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像,距今约5000多年。可知那时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图、洛书之数了。据专家考证,形意墓中之星象图可上合二万五千年前。

  这一考古发掘成果,更为明显地验证出中国道德根文化完全是诞生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内求法之中。青龙和白虎以及朱雀和玄武的图像,全部都是在修之身而内求实践之中,在人身内身国中可以完全呈现显示的图形,并且具有活力性。当修身进入内求法深层时,不仅四象可以呈现,整个宇宙的图形皆可出现,这就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之境。所以古人才有“人身一宇宙”之说。

  在宋朝之前,太极与河图洛书的记述只有文字,一直到道家一代宗师陈抟,他又号称“陈泥丸”。“泥丸”即是人体大脑中央区域,整个大脑又全息地与整个自然宇宙相对应。他采用此名,说明他的大脑中天人合一状态极为完整细致。由此修身内求法所得,他才提供出了久已失传的河图、洛书、太极等完美的图案。但是近代的研究者,却罔顾陈抟是一位道家的宗师,弃道家修真运用内求法,获得天人合一的体验于不顾。妄言和误导后学,推测陈抟老祖曾经在中原地区进行长久的考古工作,将道家一代宗师描写成了挖别人祖坟的“盗墓贼”,说他可能是因挖掘出伏羲、神农乃至黄帝时代的古文书,而破解了太极图与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

  陈抟首创“龙图易”,融合了汉朝至唐朝的九宫学说以及五行生成数的理论,提出图像,名之为“龙图”,始将消失两千多年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后天图、阴阳太极图重现于世。

  陈抟老祖提供出河图洛书,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宋代及明朝时期,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完整性,将会由于儒家理学派的出现使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再次出现严重的文化“基因突变”,使传统文化向离道失德方向堕落更远。理学派根本没有承传系统性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身内求方法。理学派只知仅凭后天聪明的智识,从古籍和道家学说中移植文字所记载的理论,装扮充实自己的理论。如果河图洛书仍不出现,理学派将会使中国的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彻底丢失,畸变成难以想象的形态。陈抟正是由于修之身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以后,具有超前的预见性,才将自己的实证所得贡献于社会;从而在将来理学出现时,能够保护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不至于彻底败丧于理学的绝境之中。为后代接续道德根文化基因,恢复尊道贵德的根文化留下了一线光明。

  “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方法,在尊道贵德的前提下,自古迄今不易不替。伏羲当年,同样是依据修身而天人合一获得河图,依据河图而画出八卦。据《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这短短72字,是有关伏羲生平活动的最早记载和描述,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中记载完全一样。“以通神明之德”,则是易道文化的灵魂之所在。以易为工具,以修身为基础,才可能跨弦通灵,通灵达神,而明明其德,遵循其德而行、而为。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记载,知上述72字乃孔子所为,并且在出土的《帛书〈二三子问〉》中同样得到了证实。

  我们从孔子的评述中,也不难看出孔子当时修身的层次和天人合一的状态,还只是“志于道,据于德”,而远不及于伏羲、黄帝和老子。他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概念模糊,未能阐明“修身合道”之意,孔子曾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这一段话足见孔子并不沉迷于易术的高尚品格性,但也反应出孔子缺乏修身内证的逆向求证,只能用后天智识观察吸取易中之德,而未能见易中之道。所以,他未能直接揭示出伏羲的易学源于道,就是易道文化。以易尊道、论道、证道、合道;以易演化“道生德养”万物之义,天下循道而治理之理。

  作为《易》的基本组成部分,八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道家文化的创始,同时也影响了儒家几千年,所以《易》又有“中华文化之源”的说法。八卦的诞生,是伏羲易道文化的结晶。《贲》卦《彖》曰:“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由此发源,因此八卦是中华文化文明起始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化史的首创,源自于肇始文明的伏羲。太昊伏羲氏时代,“不设法度而天下不乱”,所依靠的就是人们自觉信仰尊奉大道的心灵和八卦的经天纬地之功用。

  八卦易道揭开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八卦是古老一元四素学说(德与道为一元,象数理气为四素)的完美体现,她既是道的规律性,又是德性能量物质,又是数,又是象,又是术,又是理,又是气,又是方位。人们把八卦的八个符号称之为“无字天书”,把“易术”称之为“天机”。其有广大悉备的体系,囊尽道○、德一、太极、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万象之体用。八卦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一断一连两个爻符号,建立了“一阴一阳谓之道”,即一虚(道、○、无相)一实(德、一、有相)表述着“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的真理,是修身治世实践道学的源头体系。中国古来史家奉《易经》为“群经之首”,是“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八卦高深精奥的理论,即使在六千年后的现代,当代世界的一流科学家也无不为之惊叹不已。

  《易》为中华文化群经之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支派,无不起源于此易道文化。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易经》这部古籍文献使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国君、百姓均对其特别关注,千百年来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钦定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其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易经》是七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源头活水,被中国三大学宗奉为圭臬:道学尊其为修身治世天人合一秘笈的奠基之作;儒学奉其为《十三经》之首;佛学也推其为“理宗”;而且她也雄居世界著名经典之列。其地位之显赫、声誉之崇高、影响之深远、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谓之为“天下第一书”。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和空前绝后的。

  欧洲的哲学权威荣格,在英文《周易》再版序言中说:“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周易》(八卦),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周易》(八卦)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有相同的地方。”

  瑞士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

  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G.W.F Hegel),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美国哲学家卡普拉(F Gapra),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说:“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几千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才可以相比。”

  丹麦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在1927年建立了互补原理,引起世界轰动;但当他在1936年到中国讲学时见到《易经》太极图时,便惊叹“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互补的理论思想,并以图形表示”。他手捧《易经》如获至宝,将太极图定为其族徽勋章的标志图案。

  日本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时,统御大权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阁。”正如唐太宗开国宰相虞世南所云:“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德国现代生物遗传学科学家申伯格(M.Schonbergr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一文中说:“首次发现的六十四个生物遗传密码的‘词’,与六十四卦相对应。”

  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说:“我们说《易》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原点和源头活水毫不为过……”

  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中国类似《易经》等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易经》推动西方科学发明的发展,创造产生了丰厚的成果。莱布尼茨(Gottfled Wihelm Leibhiz 1646--1716年),率先翻开了西方易学应用史的新篇章。

  莱布尼茨,是德国人,他是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大数学家和微积分的奠基人。1666年获阿尔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因长年研究数学的结果,与牛顿同时获得微积分创始人的殊荣。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11月间,莱布尼茨收到了他的朋友寄给他的太昊伏羲氏的“64卦卦序图”与“64卦方图”。寄件人,是他的好朋友在中国的传教士鲍威特。这位苦于研究二进制的世界著名大数学家看后,大吃一惊。原来,他大半生所研究的“算术二进制”,中国的太昊伏羲氏在六千多年以前已经解决了。莱氏以连画为一、断画为零判断,不但在这儿发现了数字和符号的涵义,而且由八卦的八个符号的写法悟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数值意义与数序关系,从而发现了二进制的二元算术理论。

  后来,在他给鲍威特的信中说:“我的二元算术和伏羲易著之间的关系,人们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王,是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中华帝国、东方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代科学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六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并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惊叹道:“中国人,了不起!”

  莱氏正是运用太昊伏羲氏的“算术二进制”,继续做出了“二元命数法”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他对“加法器”的改进与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更重要的是,他首次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演绎出著名的“数理逻辑”。今天仍为国人所仰慕不已、并引以为自己行动圭臬的西方“数理逻辑”思维,其渊源竟来自于中华的古老易学!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莱氏的“数理逻辑”迸发出八卦的慧灵,并未就此遏制,假借莱氏之手又传到了英国。1854年英国昆士学院数学教授布尔(George Boole LLD,1815--1864年),发表的《思想研究》一书,“对逻辑作一数学分析”,就是莱氏数理逻辑思想的继续。

  然而,对“二元算术”的认识是一码事,利用“二元算术”大律掀起波澜形成潮流又是一码事。直至1938年,这个尘封六千年的“二进算制”八卦,被美国一个名叫冼能(GlandeE.Shannon)的硕士班研究生所接受。这位硕士研究生以非凡的天才,产生了“火花放电”的世界科技划时代效应。冼能将二进制逻辑应用于电路中,著为《替续器及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论文,打开了伏羲八卦二进制实用尘封的闸门。即阳连画为一,阴断画为零,逢二进一,终于使“手摇计算机”发展成了“电动计算机”,乃至电子计算机,也就是当今风靡全球的电脑。终于,人类打开了电脑时代的闸门。

  八卦的魔力,在6000年后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乃至数理逻辑学永远载于世界文化宝库中,使冼能跃居于“落实于电路之中”的首功地位。太昊伏羲氏也被推举为世界尖端科学舞台的巨擎!

  太昊伏羲氏所创画的八卦,作为当代世界尖端科学的标志,被嵌在完成于1946年的世界首台电子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上,成为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氏对世界尖端科学贡献的历史见证。

  正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世界其他尖端科学亦籍以迅速拓深和发展。当代世界尖端科学,诸如混沌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理论、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理论、地球经络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理论、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理论、宇宙全息理论、生物64种遗传密码破译理论、人类基因工程理论等等,其中就有十三项的母体理论皆源于“八卦”原理。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人们盛赞“八卦”,称之谓“无字天书”,这种说法的确不是空穴来风。正因为八卦以大道最简洁、最直观、最简易的象数形式,高度概括涵纳了天地万物的变易气理,才使她具有了无中生万有的无穷生机和魅力。

  这些智者的真知灼见,以及无可辩驳的科学成果,都充分反应出《易经》中具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包的易道真理,一个阴爻“○”和一个阳爻“一”中所蕴含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真理,既简明扼要又丰富万有。居于○而用于一,才是驾驭宇宙万有的根本之道。离开道○和德一而研究万事万物,必定自生歧途万端,最终还是必然要回归于道○德一,从而整体纲领性地把握自然之道。与其迟归,不如早归速归。

  再次回顾这些史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十六世纪后西方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科学文明创造成果,而屡屡将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了。当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抛弃尊道贵德,遗弃“修之身其德乃真”以后,在大肆篡改割裂古人道德智慧文章,并且痛加否决毁灭之时,她却悄然西游欧洲和世界各国,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西方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凭借着西方精神文化信仰尚未沙漠化的土壤,结出了令国人惊羡不已的辉煌科技成果,至今也仍为炎黄子孙们所仰以鼻息。

  我们离道失德丢失文化基因的病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罹患,在汉代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开始侵入肌肤,在明朝的“八股兴而经说亡”之后就已经病入骨髓,在国家教育中彻底背叛了易道文化、法道文化和德道文化,异化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离弃了自己精神文明的源头活水,衰败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华文明肇始的易学,在国内至今仍仅以街头摆摊卜筮的末流身份苟延残喘地寄身于中华大地,我们羡慕西方文明中的科技发明创造成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人才辈出富于科学创造力,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将自己民族祖先通过修之身而在天人合一状态下获得的科学成果,视为迷信和糟粕。这,的确是民族丢弃道德根文化的剧痛和科学的悲哀。

  道德文化之发展,法道文化之诞生:

  翻开《史记》第一卷,太史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尊道贵德、依法修身、法治昌明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共有五位贤君圣主统领天下,协和万国,他们分别是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

  三皇时代的道治与德治社会,随着社会人们私心和贪欲的增加,尊道贵德的信仰与信念开始在私心贪欲的阻隔中相对道治和德治时期有所淡化,不能保持住纯真的“少私寡欲”的状态。不能无私无欲,也就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见素抱朴”,也就不能毫无条件地尊从顺应大道。此时,易道治世也就失去了道德心灵并行不悖的稳定支撑。仅凭易道就难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发展。

  此时,在整个社会离道失德出现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修之身而治天下的一位奇才,他就是轩辕黄帝。黄帝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掌握着无所不包的道法,依据道的法则,创造制定出世间法、人间法、社会法规范心身,实践天人合一以明大道之法。他创造出法道文化,针对人们离道失德而产生的身国内现象和社会国家的共象,进行符合自然大道法则的规范性制约,使中国社会离道失德的现象不至于失控而迅速衰败,法道文化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要脱离大道。这就是他所创造的法道文化,他的法道思想、修身而治天下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保留在他的《黄帝四经》一书之中。

  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黄帝为少典之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黄帝时各部落之间互相侵伐,百姓受苦,黄帝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依道法治理社会,他整顿军队,用武力统一各部落,于阪泉战胜炎帝,又于涿鹿擒杀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得到各部落的拥戴,被拥为联盟共主,建立道法为治基础上的民主联盟共和国。

  黄帝法道文化与伏羲易道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都是源出于修之身天人合一以后,感悟自然大道法则规律诞生的大智慧和科学创造力。例如伏羲氏“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造琴瑟”;而黄帝则招纳以道修身而有造诣的人才,共同进行“造文字,定干支,作甲历,作音律”等,这些都是在先祖伏羲易道文化的基础上,全面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黄帝轩辕氏带领先民开发原始农业,研讨医药经典,发明指南仪,制造干戈、战车,烧制陶器,冶炼宝铜,立铜为币,定历法律率,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立干支算数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依据史载,在太昊伏羲氏作甲历之后,就只有黄帝这位远古帝王制作甲历。在中国历史上,伏羲氏和轩辕黄帝作甲历,中国的纪元与纪年就正式开始了。

  从太昊伏羲氏至炎帝神农氏,从炎帝神农氏到黄帝轩辕氏,中华古姓氏伴随着龙的图腾一脉相传。至黄帝轩辕氏之后,一直到舜、禹,个个古帝,皆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即龙的子孙。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姬氏。”

  《尚书·序》记载:“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藉生焉。伏羲、黄帝、炎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从《尚书》的“言大道也”和“言常道也”两句纲领性概括之中,大道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祖根,是文化的源头活水。自从中国有了历史的记录,我们就不难看到,东方文化史就是一部尊道贵德而修身的文化史。尊道贵德修身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德修身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永远也无法抹去。一旦分裂开来,也就无法正确地解读中国文化史。社会的发展一旦离开道和德,也就必然误入歧途。

  《列子·汤问》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但是稀见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江浦之间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虒俞师旷方夜擿耳俯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

  这个故事并不是寓言,也不是神话。它就是一个修之身,突破有相宇宙环境以后,与道同体进入无相自然的高维空间内(古代亦称为“虚空”、“法界”),亲身观察体悟所得。只有修身才能“徐以神视,块然见之”、“砰然闻之”。在古代人们惜纸墨如金的时期,祖先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史实详加记载呢?这不就是要告诫后人:有相的世间之外,还存在着无相的自然环境,昊天之上,存在着道的环境,只有修之身才能知晓吗?!

  正如这段历史记载所言,黄帝就是一位历史上杰出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成功实践者。据史料所载,黄帝生有异于常人的禀赋,早期即遇到广成子的一位徒弟而初识“至道”。他29岁改姬王而称玉王时,就以德令行天下。并且亲自前往崆峒山拜广成子老先生为师,“再拜稽首”其“至道”,前后达3个多月。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大约十年后,宁封子在青城山著成《龙腾经》,黄帝专程前往拜读,并筑坛于山祭拜大道而领受经典,他赐封宁封子先生为“五岳丈人”。其间又垂问宁先生真一之道的奥义,宁封子则指引黄帝寻找峨嵋山天真皇人,轩辕遂又前往峨嵋山请问“真一之经”。《抱朴子内篇·极言》篇中介绍说:“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

  轩辕黄帝在位时,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作乱,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全长着猛兽一般的身躯,铜头铁额,以沙石为食,凶猛无比。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兵器,侵略奴役别的部落。黄帝征调诸侯的军队,在涿鹿之野与蚩尤进行一场决战。蚩尤令风伯雨师纵风雨和大雾弥漫战场,正在危急关头,九天玄女将兵信神符授与黄帝,最终使蚩尤兵败被擒。平定蚩尤叛乱后,黄帝巡行天下,又获得上天赐给的宝鼎,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用以制定历法,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并驯养鸟兽蚕虫。帝德广布于天下万民,“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忧天下九州之不治,竭聪明,尽智力,营百姓,形色憔悴而斋戒三月,经过刻苦修身,进入天人合一境界而对至道“知之”、“得之”。黄帝在58岁左右确立中国最初始“联邦共和国体制”,保留12氏图腾,作为黄帝所属之“相”,亦作为天下人之属相,12氏与10天干相配,一年一个值班。黄帝对史传的“河图”同步内观外应,以应天象,画野分州,以分星次。自此百官以为“星官”,12相及28宿均“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封神”。并且与仓颉研究已发明汉字的规范和文字的创造规律,仓颉发明的汉字已经在各部落首领与巫师间推广流行。

  黄帝自己同时亦对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理天下的经验进行著述。《汉书·艺文志》载其典籍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君臣》10篇;《黄帝铭》6篇;《杂黄帝》58篇;《力牧》22篇等共计12类26种。其它还有《黄帝内经》等等。黄帝的学说和思想是一个“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庞大系统型文化体系。其中以《黄帝四经》论述法于道而修身治天下,最为全面,在汉代时与《老子·德道经》并称“黄老学说”,被皇室所用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辉煌,在历史上最为著名。

  《黄帝四经》既是一部“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宝典,同时也是一部尊道贵德、民主法制的全书。也正是因为她具有符合大道法则,民主与法制和谐并行,修身治世兼备的特点,这就被独裁和专制所能不相容,因此才会在汉武帝时期被汉儒董仲舒与汉武帝联手剿灭,使黄帝所有与政治治国相关的经典全部都骤然地从历史中消失无踪。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行为,不仅使中华民族一直赖以实现天人合一,从而明彻大道修身治国的宝贵文化在国家教育中丧失,而且使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发展突然发生鸿沟般的断层,以至于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法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诞生时间,并且招致封建独裁和专制社会奴役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久。
1973年,在湖南长沙市的马王堆3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佚书中,终于发现了《黄帝四经》,从而使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黄帝四经》重现于世。《黄帝四经》分《经法》、《十六经》、《称》、《道源》,合称《四经》。《四经》的理论严谨,系统周密,逻辑分明,约一万一千余言。这在惜墨如金的古代,这部经典也算得是长篇巨著。《黄帝四经》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精神文明,不仅仅是中国精神文明治国之大成,而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精神文明道德治世的专著,是一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著。

  “尊道贵德,修身治国”,在《黄帝四经·五正》中有详细的记载。黄帝问阉冉说“我想布施五正以治理国家,你看如何起始去施行呢?”,阉冉说:“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通俗地说:顺应大道,欲以道德治理国家,首先必须修身,内治于自己的身国。身国内的道德环境达到“中气以为和”而符合道的法则,然后才能运用自己的“正善治”施治于外环境和他人。这样外与内都在道法原则的基础上衔接互动变化,才是正确地使事情圆满成功的方法。

  “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渊,以求内刑。内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通俗而言就是:后天肉身的智识还没有达到自知而明道的法则时,就需要以道修身进入深静深定;在虚静深定之中,求证内身国法道变化转换的规律和法则。性命之身内部完成了人法道的变化,身国内的形名都获得了向大道的真实转化,也就必然自知尊道贵德,恭服于大道而谦躬其身地行事于世间。

  “黄帝于是辞其国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黄帝于是安排好国事,辞别国家的大臣,独自登上博望山,依照天人合一、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清静苦修了三年之久,内证自己身国中的法道治理全过程,而使“内形”已得。

  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尊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

  《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的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

  《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

  《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

  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

  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

  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

  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

  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

  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二、道德流失祸之端

  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载,尧、舜、禹皆因为尊道贵德敬畏大道,遵守民主选举而择贤禅让。可是,当禹将君位禅让给益的时候,天下人竟然不跟从益,却去朝拜禹的儿子启,高喊着: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我们君主的儿子!因此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离道失德弃仁的时代。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从那时起,整个中国就逐步远离大道,只敬畏崇拜血肉之躯却握有权力的人,父传子,家天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就在神州开了先河,“神州”的本义开始黯然失色。

  历史发展至此,“天下为公”突然演变成“天下为私”,“神州”骤然蜕变成“人州”。这个社会健康剧变病症的病因到底在何处呢?几千年来智者们众说纷纭,观点多样,莫衷一是。有的诿过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有的在精神文明中寻觅,有的从人性中进行猜想。但是遍观各种分析,却都似乎难以切准这个社会健康演变的脉搏,难以说明白、道清楚其中的病因。

  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社会健康演变的脉搏,那么寻找社会健康骤变的病因也就不难。近代社会的人们钻在太极白中研究万物,不肯抬起脚来向前迈进一步。只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研究社会健康演变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哲学界历来对社会发展力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的认为是科学技术,有的认为是资本,有的认为是精神文明。然而睿智的老子却说:“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文子·道原》)。什么是“一孔”,什么是“一门”呢?如何“一度循轨”呢?老子又告诉我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道和德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万物都是道生德养,社会也毫不例外。离开道德必病患,远离道德必沉疴,丢弃道德必丧亡。“天下为公”之所以沦为“天下为家”的病根,就在于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全面离开道德。

  大道本身是虚,是○态。道生一,这个“一”在老子的心中就是德。然而老子指出这个“一”中又含有“孔”、“门”、“轨”。,这个“孔”、“门”、“轨”又是指的什么呢?这是在强调这个“一”具有一体两面性。这个德一的另一面,就是黄帝所阐释的“道生法”的“法”。“德”与“法”都是“一”,都是道所直接化生,“德”与“法”是“一”的一体两面,同样都是生二、生三、生万物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基因。

  关于这个“法”,由于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已经用一万一千余言将道法与常法阐释于老子之前,所以老子在他的五千言中也就未作详论。老子在自己的五千言中只有两处五次提到了“法”:“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德道经》)。指出道法和常法的关键,是要引导人们——特别是“人之王”自己,要法于天地的无私,法于道的大公,法于自燃而为万物照明镜。老子同时尖锐地指出:“法物兹彰,而盗贼多有”(《老子·德道经》),离道弃德而只知一味单纯地运用常法刑律治世,是舍本逐末,法规刑律越彰显,就越说明社会乱象丛生,盗贼猖獗。

  同样,由于黄帝所处的时代是“失德而后仁”的历史转换时期,社会刚脱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德道经》)的状态,社会人心所急需的是用“法”来维护人们不要离道失德。因此《黄帝四经》侧重于论道法和刑法,对德的阐释就并非重点,他在一万一千言中用“德”字,使用了45次。《黄帝四经》中,同样是高度地重视德与常法(刑)的主次关系的。他高度强调:“先德后刑,顺于天”,“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等等尊道贵德、以刑相辅的至理明言。他甚至强调和揭示出:“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独知王术,故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玄德,只有修身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后才能具备。具备玄德的王者才能真正懂得帝王之术。真正懂得王术的王者轻松驾驭天下,但是天下人并不知道其中是道法显于王身的秘密。

  这些重德、修德、守德的叮咛告诫,虽然都极为关键而重要,但是与整部《四经》中阐法的细腻和广度相对比而言,仍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关于“法”,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在中国文化中它是分为“道法”和“常法”两大系统,其中常法中又包含刑法。这些概念如果不掌握好,也就难以解读《黄帝四经》和中国文化史。

  “道法”,又分为“道法则”与“道法术”。“道法则”,是虚相结构环境中的法律,也就是老子所讲的“孔”、“门”、“轨”;而“道法术”,则是辅助修身者接近道境和进入道境的技术方法。中国的根文化是道德文化,尊道贵德,修身证道,天人合一,一直是2500多年前中国文化的主流。修身文化流传至今,在这个离道失德已经处于智治时期的社会中,我们的修身文化内部,其实同样如同禹传启时期一样,对这个道生一的“一”,始终存在着两大流派。一种流派重德一,一种流派重法一,而且重法一的流派最容易兴旺发达,人们趋之若鹜。然而重法一的流派,由于抛弃了“一”的另一面,不论在社会上如何具有市场,却鲜有能真正进入道境者。

  在黄帝时代,人们之所以能够仅凭道法进行修身就能进入佳境,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大环境还是尊道贵德的时代,人心淳朴,信德丰厚,少私寡欲,德性未朴散为五常,所以容易依法修而进道境。今人的心境就连三王时代都差之甚远,不修德心又怎么可能仅凭法修而直趋佳境呢?!以史为镜,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几千年以前,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在世时也仿效尧、舜,荐举益为继承人,并且“任之政”,但是,诸侯们皆去益而朝启。天下人竟不跟从尊道贵德修身而贤明的益,却去朝拜禹的儿子启,高喊着: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我们君主的儿子!禹虽然传位于益,但是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了首领的位置。

  当时各部落的首领和民众,为什么不拥戴禹举荐的伯夷和后来确定的益,而相反选择禹的儿子启?因为自从黄帝创立法道文化以后,历经数代,人们以法论道,研法证道,日渐趋向唯重其法而不以德为贵。法显德隐,人们离道失德越来越严重,最终弃德而单纯重法,这就是病症之所在。疾患,就发生于对道生一,对这个“一”的一体两面整体性的把握片面追求和盲目追随于法而弃德。

  历史记载中,据说启的耳朵上挂两条青蛇,驾两条大龙,曾经三度登天,窃取了上天神曲《九歌》和《九辩》,在千仞高原上为自己演奏。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民众弃伯夷、离益而拥戴启的一些端倪。启的行为是三次驾龙上天,私入天界进行偷窃天宝。这种偷窃行为本身就是丧失德性之举,应当被当时社会所不耻。但是,他能乘龙上天的法术本领却掩盖了他失德偷窃的耻辱,他为一己之私而在千仞高原为自己演奏,反而成了他通天本领的炫耀。由此为发端,人类的私心贪欲就开始公然窃取天道的荣耀利己利私。“失德”与“自私”这两种背叛大道的行为,在世人只重眼前利益的心灵中,完全被法术本领所取代,掩盖了背道失德的可耻行为。

  禹的时代,人们的尊道贵德,从启的行为之中,其实已经昭示着整个社会已经渐行渐远。已经陷入一生二的阴阳漩涡之中旋动不已。脱离仁治社会时期,滑入义治社会的时代从此就开始了,“天下为公”也就蜕变成为了“天下为家”。

  在古代唯道独尊,天道独尊,蜕变成汉代的“独尊儒术”以后,在“唯儒独尊”长达几千年的洗脑过程中,在人们丢失了修身法宝,就一直都不愿意正视自己民族的根文化。对道德根文化既陌生、也盲目,对于文史中记载的一些史实的真实性也就常常嗤之以鼻,那么对于证道的方法论也就知之甚少。

  黄帝的法道文化,其实内含“心法”和“法术”两种方法。只有以“心法”修身为帅,“法术”为辅地修身,才是完整的修身方法。从启的行为分析,他只是一位重法术修身而丢心法修身的人,他不是神,而是一个充满私心贪欲的凡人,他以法术窃取天道的荣耀为炫耀。他如果不凭借龙作为乘御的工具,也就根本无法上天偷窃,启是依靠法术招龙乘御上天完成偷窃。据史载,禹的父亲鯀为了完成治水的重任,也曾经上天偷窃过一种名为“息壤”的物品,用于拦截洪水。古希腊的记载中,也有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帮助人类生存的故事。中国的鲧盗天帝的息壤为人类治水,被天帝派祝融殛于羽山。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被宙斯锁于山上,让鹰啄其肝脏。鲧与普罗米修斯都是为人类牺牲自己。

  对于天帝和宙斯为什么不让偷窃天宝用于人类,人们一般都难以站在道○的高度去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只知站在人类本身集体利益的小范围内进行甄别,赞美他们为人类牺牲自己的美德,因而也就更加加重人们心灵上本质性的离道失德。夏启的盗《九歌》与《九辩》,因为纯粹是为了一己之利、个人之贪欲;虽然不见人敢于赞美其行为,但是在当时,人们羡慕他的本领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史载的故事并非全然都是神话,我们分析一下龙的消失,也许能明白其中一二。

  龙,在古代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动物物种。这就像中国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来源一样,都是选取客观存在的动物。而且作为古代氏族的图腾标示,不可能选择子虚乌有构想的图案而确定,其它部落不可能承认虚无缥缈图腾的共识性。中国龙之所以在上古时期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与人类和睦相处而存在,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敬畏天道,从不敢杀戮龙这一带有特殊灵性的动物。龙突然从历史中消失,就是因为人们的离道失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龙存在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距今约10000多年的洪荒年代,先民们就对龙顶礼膜拜。在三皇五帝时代,龙与人共存,和睦相处的信息就广为存在。人文始祖伏羲氏号称“龙师”,前面我们曾引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龙族”,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而且都以龙为本部落的图腾标志,在渊源上各氏族皆自认由龙所“生”,由此而开启龙的“传人”纪元。修之身而进入相应阶段层次者,都不会否认龙的存在性和“龙的传人”的客观性,因为人类的脊柱骨和脊椎间隙组织内分别携带储存着龙纪和鱼纪的信息基因,在内证中能够被启动并且呈现全息图像反应。

  龙,《说文》:“龙为长麟虫,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龙的这些特点充分反应出:东方的龙,只可能是因为历史上某些特殊原因造成它们的消失,但并不是物种的真正灭亡。“龙”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甲骨文中有36个不同写法的“龙”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龙”字都属于象形文字。罗振玉释作“龏”,郭沫若释作“龚”,该字呈双手捧龙之象,具有崇敬龙的含义,明确表明龙的形象与先民对龙的尊敬。《博雅》说,有鳞的叫“蛟龙”;有翼的叫“应龙”;有角的叫“虬龙”;无角的叫“螭龙”。《瑞应记》说,黄龙是神精,是四龙之长。《述异记》说:蛟千年化龙,龙五百年化角龙,千年化应龙。这些记载说明,龙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龙的层次有落差,品有高下。所以有人认为龙有“六大区系,九种原龙”,这个认识比较有见地。

  龙,在尊道贵德、修身治世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它能幽能明,隐显自然,通达于天地之间,遨行于宇宙与法界之间,所以它是那个历史时期修身有成者往来于幽明天地之间的坐骑,是人界与法界交通的工具,也是天人交流的信使。迄今,修身界仍然保留着许多与龙进行交流的方法,包括招龙、升龙、降龙、止龙等乘驭的诀窍以及如何辩识天龙与地龙,哪一种是可以供给乘驭的种类,乘驭时身上绝不能携带任何金属等等密传技术方法。黄帝当年“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抱朴子内篇》),乘龙升天,而只留下衣冠冢。黄帝乘龙上天这段记载,到底是指肉身的升天,还是单指当时人们神运观察到的场性现象?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也不应当轻易否定前一个现象存在的可能性。

  龙,有天龙与地龙之别。传说中的天龙,具有司水布雨、利益农桑、调节气候的功能,具有镇邪伏魔、保境安民的职责;地龙则具有滋养地灵、孕育人杰的本领,所以古人把龙看作是人类生产、生存的恩赐者、护佑者。当人们因为离道失德,普遍丢失了修身方法,不能直接感格天道以后,人们就以时隐时现的龙为瑞符、吉祥,于是龙成为千古吟诵歌咏、膜拜推崇的主要题材。

  《九歌》中对龙的赞颂令人景仰,《云中君》的“龙驾兮帝服”,《湘君》的“驾飞龙兮北征”、“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大司命》的“乘龙兮辚辚”,以及《河伯》的“驾两龙兮骖螭”等等,无不把人们引入龙的世界;唐宋时期的赋中还有“龙赋”,例如白居易的《黑龙饮渭水赋》、王安石的《龙赋》、宋欧阳修的《百子坑赛龙诗》、陆游的《龙挂》等,都着力描写龙的神奇与威武。

  龙有善龙与恶龙之别,物种并不相同。东方的龙与西方的龙,也不是同一概念。西方传说中的龙(Dragon),是一种类似巨型爬行动物,是一种身有双翅、嘴生獠牙、口中喷火的恶兽。它作为西方神话里财富的守护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形象而存在,是邪恶和暴力的标志,也是战争的象征。圣经《启示录》中的龙,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英语国家文化里具有“恐怖”和富有“恶性攻击”的涵义。西洋龙无论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精神实质上,都无法与中国龙所具有的悠久、祥瑞、和谐、尊贵和繁荣等因素媲美。中国龙无论从其基本概念、历史渊源,文化效应、民族心理影响方面,都与西洋龙差别甚大,它们是神性与邪性、吉祥与灾殃、和平与暴力、进步与倒退等的本质区别。在对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人以“Dragon”称呼中国龙,这是他们错误的解读,没有深入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研究,更缺乏中国修身文化实践的底蕴。我在德国运用《老子·德道经》传授东方修身的方法,指导纯粹的日尔曼民族血统的人进行修身实践。其中有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从自己体内证出整条脊柱呈龙的形象飞出体外时,他充满了惊恐与不安,他搜遍网络上所有东方、西方有关龙的图形画片,与自己体内所出现的龙形进行对比筛选。他发现自己体内的龙形不是西方《圣经》中和西方传说中的龙形,心理才稍微平静下来,但仍然要求我作一次专题性解答。我指出了东西方所讲的龙存在的三点不同之处,并且解释了其中的历史原因和生物进化原理。他非常激动地拥抱感谢,恐惧顿失,并且对修身充满了信心,此后他又在自己的五脏中验证出了五条颜色完全不同的龙形全息图像。另一位国家歌剧院的著名女歌唱家,不仅同样内证出自己体内的龙形全息图,而且在怀孕期间内视到自己胎儿的龙形全息图像,她兴奋地将自己的孩子起名为“小白龙”。

  这些发生在西方白种人身上的修身内证实例,充分验证了中国道德文化的无比科学性和普适性。我们民族完全没有必要随声附和于西方对中国龙的强名,不必被自己的愚智和浅薄所戏弄,更不应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残酷的自戕和践踏。国内不断掀起甚嚣尘上的“去龙化”、“去中医化”等现象,都是因为我们离道失德太远、太久,“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的文化教育被长期抛弃所造成,这些现象都令人无限感慨。

  中国龙的显与隐,与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存与失息息相关。龙的显与隐,在历史上似乎发挥着一种信风球的标示作用。它的显,预示着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还并不明显;而它的隐,却昭示着整个社会开始急剧地离道失德了。那么曾经与人类长期和睦相处的中国东方龙,为什么逐渐从社会的视线中消失了呢?

  司马迁是一位严谨而具有文化良心和责任感的学者,他虽然畏惧于汉武帝的淫威对汉史不能禀笔直书,但是对既往的历史却撰写得极为认真。特别是对有关龙的现象,他居然作出了颇为详细的记载。前有夏启驾双龙上天偷窃,后有家天下的孔甲烹龙肉以为美味。《史记》上的记载说,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骄奢淫逸,亵渎神明。那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孔甲非常喜欢,找来一个叫刘累的人进行驯养。后来雌龙死了,刘累为了取悦于孔甲,就将龙肉做成肉酱献给孔甲食用,没想到孔甲吃了还想吃,眼睛就盯上了另外一条龙。谁知那条雄龙灵性识人心,当孔甲想捕而杀之以食其肉时,它早已经不知去向。

  周太史也曾经读到过历史上的一份记录,记录上说:夏朝衰微的时候,有两条天龙降于朝廷,赖着不走。夏帝陈列了玉帛,取了天龙的唾液,用木柜子收藏起来,天龙这才离去。这木柜子辗转经历了商朝又传到了周朝。周厉王好奇心起,打开来看,不料龙涎如黑漆流了遍地,涂抹不去。厉王叫宫女们赤裸身子对着龙涎大声鼓噪,那龙涎就变成黑色的蜥蜴,蹿来蹿去,碰到了后宫一个侍女,这位侍女就莫名其妙地怀了孕,生下一个女婴急忙扔掉了。这女婴被褒国一对夫妇捡回家,长大后容貌出众,献给朝廷,名字就是褒姒。读到这里,周太史掩卷长叹:祸成矣,无可奈何!

  从以上史录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夏朝以龙为表象,演绎着整个社会急剧地离道失德、对大道的敬畏向“忠信之泊,而乱之首也”(《老子·德道经》)的典型转折。昭示着“家天下”的专制与独裁,必将导致天道与人类远隔,“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自以为是,以人代天,必将造下无边恶因。驾龙偷窃,杀龙食肉,裸体亵渎,只是整个迷失尊道贵德大恶因中的一个小环节。以此为契机,整个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时期,就陷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这个苦难的根源,并非单纯是由龙而引起,深层的本因是整个社会不再唯道独尊,而是背天离道,远弃修身,家天下为私。

  周幽王宠爱的妃子褒姒,天生沉鱼落雁之容,妩媚娇艳,只是她从来不开笑口,这令幽王伤透了脑筋。直到有一天,幽王别出心裁,令人无事生非地点燃烽火台,让诸侯们率领大军风风火火地赶来却不见入侵的敌寇,褒姒脸上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从此幽王就不时地点燃烽火,褒姒果然笑口常开,这烽火却也失去了它的信用。后来,当申侯发兵来攻时,尽管烽火连天,却不见诸侯救兵的影子。周幽王和褒姒皆死于山下。这就是历史非常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一笑能倾国”的故事。

  据《史记》记载,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因为要报复而投的胎。后人受汉儒们的文化影响,似乎都将国家败亡的责任诿过于褒姒和龙。《河饬》一书和电视剧的作者更是如此。这公平吗?不公平!即使褒姒是那条龙的灵魂托胎而来,那也只是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必然,谁也无法抗拒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公平公正。“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德道经》)。万物皆是道所化生,众生平等,杀他者必被杀,欺他者必被欺,辱他者必被辱。只有尊道贵德,众生平等,才能规避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循环往复。“家天下”,既导致整个社会尊道贵德彻底远离,同时也是皇权独裁专制腐败的温床。这才是一笑倾国祸患的病根之所在。正如黄帝所言:“背天之道,国乃无主。”(《黄帝四经》)

  “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石。商朝成汤伐桀的时候,曾经写下《汤誓》说:“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作乱,因夏桀无道,我畏惧上天的怒气,不敢不去征伐他”。周朝武王伐纣前,曾两次向天道祈祷,他说:“纣王罪恶深重,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一举成功进入都城时,百姓们夹道欢迎,武王只传下一句话:天道赐福你们!五帝三王时代,兴兵不以杀戮为事,而以天道为先,兵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孔子极为仰慕和称赞的周公,他辅佐年幼的成王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咛教导成王:呜呼!敬哉!上天不可欺瞒,君臣不得放肆。呜呼!跪拜磕头了,大夫们!

  “天下为公”之所以蜕变成为“天下为家”,其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尊道修身的迷失。家天下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反过来又加速着整个社会离道失德的渐行日远。尊道贵德信仰的崩塌,在于人心私欲贪婪的不断膨胀,社会缺乏稳定的教育制机进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化工程,修身实践体道未能普遍推行于世。人心的欲望失去大道的规范制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必然狂奔、猛突、践踏,直至不可收拾。

  周幽王背天之道,在腐败中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从此中华大地的诸侯们各霸一方,展开了一场炎黄子孙们头一次最为惨烈的、长达五百多年漫长岁月的窝里斗、家里反,干戈不息,自相残杀。从此,演绎出了一个巨大的、民族性灾难的因果周期律循环怪圈。

  三、背叛道德祸循环

  大约2500年以前,当她距离今日恰好度过了一半的岁月时,由于社会与大道日行渐远,在这块神州的土地上,突然发生了一场空前绝后、翻天覆地的大变故、大灾难,华夏大地陷入了血与火,卷入了长达500多年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当这场持续了500多年的战争最终降下帷幕之时,大道在这块鲜血浸染的土地上真的开始隐没了。有道者隐退于山林泉下,尊道贵德蜕变成了“尊皇贵权”,“神州”失去了昔年的风貌神采,从此也就真正全面地向地道的“人州”转变。

  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一降临于世间,整个中华大地就完全蜕变了。一时间,东土大地上冒出了一百多个国家。大道之光终于逐步暗淡了下来,再也看不到尧舜禅让的谦恭,只见到为了争权夺利,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吞此吃彼,弱肉强食,烽火连年,尸横遍野。杀戮背后,乌云诡诈。再也想不起古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的谆谆告诫。杀出一条血路称王称霸,成了社会的共识。道德降格为包装品和装饰品,聪明与阴谋结拜成兄弟,仁善献身给功利作了婢女。清纯与古朴被腥风和血雨所取代,私心和贪欲肆无忌惮地膨胀,到处都是唇枪舌剑,尔虞我诈,强行称霸。人们争权夺势,献媚取利,甚至血缘亲情也成了名利的祭品。儿子杀父亲,父亲杀儿子,弟弟杀哥哥,妻子杀丈夫在社会上反复上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而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背离天道平等、慈爱、互助、共生的丑恶行径充斥着整个战国春秋史。

  有一次,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菜太好吃了,我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不知道味道如何”。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杀死蒸熟了,献给齐桓公。还有一个叫竖刁的大臣,得知齐桓公对自己的后宫不放心,就毅然地割了自己的生殖器,专门去后宫服侍齐桓公。这位为了名利而舍身的竖刁,可能就是后来太监们的“始祖”。齐桓公的“背天道”,并没有逃脱自然因果周期律的现世报。齐桓公得了重病,要饭吃,宫女说没有;要水喝,宫女说没有。他便问:这是怎么回事?宫女说:易牙、竖刁作乱,封锁了王宫,什么也运不进来了。齐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人理会,尸体腐烂,直到蛆虫爬到宫廷,人们才察觉国君已经死了。背天之道,人心无主,人心要多凶残就可以多凶残,要多卑劣就可以多卑劣,结果也就异常悲惨。

  道德根文化,道根德干,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她们却因为社会的离道失德而朴散,人们只取其枝叶为利己满足贪欲所用,仁义礼智信就成了强权者餐桌上的菜肴、迷惑民众的诱饵工具。

  晋文公称霸进攻邻国之前,将百姓训练了两年就准备开战。儒士狐偃献策说:这还不行哦,百姓们还不懂得道义。于是,文公就广行道义教化。狐偃说:还不行,百姓还不懂信用。文公就培养信用。狐偃说:不行,百姓还不知礼仪。文公就推广礼仪。后来,晋文公率兵出击,果然就一下子称霸诸侯。孔子还曾经赞叹说:这是施行道德教化的结果啊!

  儒家的亚圣孟子,他也曾向齐宣王献策说:“我知道大王您想称霸天下,那么,您就应该用仁政招徕四方民心。一旦民心在握,谁还能与您对抗呢?大王啊,您追求霸业,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入手呢?”

  请看,离道失德弃仁以后的社会仁义观,那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被肢解,被贪图称王称霸、一统江山者,作为手中玩弄的工具。仁义礼信成了强权者的嫁衣裳,漂亮外衣包裹下的是一颗“尊皇贵权”的丑陋灵魂。各路诸侯们在自相残杀的同时,也无情践踏着尊道贵德的神圣、永恒与崇高。诸侯们并无一人真正具备道德的心灵,也未见哪一个诸侯是修之身证道而代天伐恶,全都是背天之道而逞一己之私。功利取代公义,假借道德而从事非道德的事业,唤起百姓的善良而去酿造杀戮的罪恶,牺牲百姓的生命来换取国土,背叛昊天大道的恢宏,建造起一个又一个功名与野心的“丰碑”!彻底背叛大道,赤裸裸的、伪善而狡诈的投机功利主义,在不知不觉沁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侵入进每一个善良国人的心灵。

  背离大道,丢弃修身,私心贪欲没有扼制的膨胀,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盲目地彼此敌视,相互仇杀。但是,却还在仁义礼信的艳丽旗帜之下,以为这一切就是“正义”,就是“忠孝”,就是“大德大勇”、“大仁大义”。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恶性的因果如海之汇江河,凶残杀戮的因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沉重的负担,镶嵌在民族前进之路上,构成可怕的自然因果周期律,可是世人却浑然不觉……

  全面离道失德,使整个中华民族顿时深陷于血雨腥风的造因循环之中,经过三百多年相互残酷的杀戮和阴谋计算,一百多个国家只剩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雄,它们仍然相互虎视眈眈。

  正确反思百家争鸣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兵戈相见、鲜血成河、杀声震天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在文化上各家学说并出、百家争鸣的时代。金戈叮当之声与振臂疾呼之声一起震荡在中华地域的天空,齐相辉映,震耳欲聋,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取合诸侯”的人物,主要是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当时诸侯争霸不休,这些学者们便周游列国,既为自己的名利谋出路,同时也为各路诸侯出谋献策。到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诸子之中,唯独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超然于百家之外,并不参与到“取合诸侯”的行列之中。

  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都是“志于道而论天下,执五常以牧天下”(五常:指孔子执常仁,荀子执常礼,韩非执常法,墨子执兼爱等等)。他们都是从伏羲黄老的道德学说思想系统中,吸取局部营养而形成的不同学派。他们与伏羲黄老相比较,最关键的差距在于“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同。虽然他们都同样提倡修身,但是尚未达到居于道“○”,运用德“一”而观天下的境界;而只能依据伏羲黄老所开创的大道之文字理论,从中凭后天智识摘取局部,而构建自己的学说。这一特点,其实就是古代文化产生非常道与常道分野的重要原因,也是庄子批评非道学系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百家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辅根,而并不是主根。

  近百年以来,我们学术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春秋战国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诸子百家就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果真如此吗?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我们如果轻率地将诸子百家视为中国的根文化,那么前一半的2500年的中国文化我们又将置之何处?如果从基因学的角度分析,难道诸子百家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DNA的全部基因而不是基因片段吗?!

  我们观史之时,切莫忘记当我们像珍藏传家宝一样,自豪地珍藏着诸子留下的遗产,并且将它们视之为精华瑰宝的时候,诸子之首的孔子却在哀叹:“天下无道已久矣”!

  从孔子的悲叹之中,我们应当不难发现,两千五百年前战国春秋时期所形成的诸子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华民族最真实、最美善、最地道、最古老悠久的那一部份。它们并不是中国文化之根,更不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基因,她的深根不容置疑地应当是孔子所言的大道!就是道德文化!

  在生物学之中,我们知道基因是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根据其是否具有转录和翻译功能,可以把基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它具有转录和翻译功能;第二类,是只有转录功能而没有翻译功能的基因;第三类,是不转录的基因,它对基因表达起调节控制作用,包括启动基因和操纵基因。对于生命而言,基因是不能够轻易改变的,它必须完整地转录和翻译,生命必须接受基因的调控和操纵,才能健康成长和生存发展。基因不能缺失和异变,缺失和异变都是生命的灾难。基因一旦缺乏,就会导致人的智力缺陷;容易患白血病和各种癌症;能够造成男女不孕症。华裔科学家陈景虹曾经指出,滥杀无辜的马加爵,他的暴力倾向就可能与缺失MAO基因有关。基因缺失和突变是人类众多疾病、异常心理、残废缺陷的根本祸因,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那么,我们的文化基因呢?我们文化的基因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否发生过丢失和异变?中国的文化基因无可争辩地就是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共同组成,并且经过老子运用五千言全面转录和翻译,以德道文化加以系统化而共同构成的道德文化基因。战国春秋的诸子百家,有几家学说对道德根文化基因具有忠实转录和翻译的功能?我们又能找得出几家?除了老子的学说和庄子的学说具有完整的三类功能以外,是不是全都发生了缺失和变异了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除去孔子的学说接近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志于道,据于德”之外,其它各家都是从伏羲黄帝学说中寻章摘句,脱离道德之根本而加以功利性发挥而已。这不是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又是什么呢?!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自从夏启之时就开始发生,它不仅仅只是发生于道德根文化在诸子百家手中的全面异化,而且在道家内部本身中也发生了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化。由于离道失德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道德根文化中本身固有的方法和技术,同样也未能经受起私心与贪欲的诱惑,逐步开始与尊道贵德的根本基础和原则相脱离。道法中许多本为修身复归德道而生成的方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蜕变成“方术”而进入社会之中,提供给社会,为满足人们的私心和贪欲所使用。“方术派”盗天之功,窃自然之能,与封建文化同流合污,为人们满足私心贪欲所用。由于方术派本身在心灵上已经离道失德,无法真正进入天人合一之境,他们的技术虽然明显超越世俗社会的一般水平,但是并不能达到上乘境界。所以方术派既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同时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例如,历朝历代的君王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和房中术等等,吞服“方术派”术士运用铅汞所炼的所谓“金丹”,招致慢性中毒而死亡的占有极大的比例。就连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这些著名的皇帝也毫不例外。

  道德根文化中所蜕变的方术派,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大行其旁门左道,与封建文化同流合污,为“尊皇贵权”服务,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严重败坏损伤道德根文化的清誉,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迄至当今社会,方术派的内容仍然甚为被人们所追求,将其视为道学正宗加以鼓吹和兜售。这都是道法本身同样由于离道失德,在文化基因上发生异化后产生的歧变,根本不能视其为道家的正宗。正宗的道学不离道德,离道失德,皆非道学。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封建文化的畸形诞生,所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构成整个社会的沉疴顽疾、畸形发育、癌症难愈、心智愚蠢、暴力滥杀的罪魁祸首。2500多年以来,我们中华大地不就正是在这种文化基因缺失和变异所产生的恶果中长期挣扎吗?!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具有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文化作品与缺失根文化基因文化作品的差异性。《尚书》这部经典,她的字里行间处处都荡溢着巍巍天道、荡荡公义。然而一部《左传》呢,它却充满了累累罪恶和斑斑血污。一部《战国策》充满了心智的诡诈和人心的险恶,然而《诗经》三百首却流溢着纯洁无邪的馨香气息。一部《诗经》呼唤昊天大道之名达四百二十一次之多。孔子都赞叹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真善美的思无邪,那就是尊道贵德的忠信!

  也正因为战国春秋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与异变,道德根文化全盘异化成封建文化,学问成了争权夺霸的工具,学术成了“尊皇贵权”的奴才,也正是这些学说思想才造就了250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公然将自己凌驾于天道之上、弃尊道贵德于不顾的封建帝王天子。从而使整个社会饱受顽疾的折磨,长期困卧在病榻之上挣扎。

  老子留下他的五千言终于走了,孔子奔走一生也失望地相继离去,诸子们继续为迷失道德、缺失文化基因的病态文化而奔忙不歇。伴随着封建奴才文化的不断完善,人心离道日远,失德更显,狡智阴谋更加丰富,为七雄的相互残杀准备好了更为冠冕堂皇的精神食粮。中原又见证了二百多年更加残酷的、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厮杀和更为狡诈的谋算。又是一番血雨腥风、冤魂遍野之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吞并二周,扫灭诸侯,“招八州而朝同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七雄最后只剩下一暴。秦赢政灭六国而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而一统天下。秦始皇以武力一统中国,完全凭借大兵团作战,以杀立威,每一用兵,动辄斩首数十万人。“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营造的不义性杀因极为沉重,也同样也极为难以化解消逝。

  秦赢正统一中原以前,他的太尉尉缭曾经说:“我从秦王这个人的长相和声音可以知道,他残忍而少仁德,中怀虎狼之心,一旦得志于天下,百姓皆为鱼肉矣。”不幸的是,尉缭的确言中了。秦赢政认为自己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其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乃采三皇五帝之尊号,自称“始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并无修身之德,却将皇天大道的名份以及权柄全部予以剥夺。人治彻底地取代了大道的天职,将人间帝王将相根本无法承担的天任据为已有。“尊天道”置换成了“尊皇帝”,彻底的离道失德就由此全面展开,人间的造神运动也就由他而始,尊道贵德被他抛弃得一干二净,新兴的就是“尊皇贵权”的漫长时期。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是阉割黄帝法道文化之“道”、而仅取其法中的刑畸形发挥而形成的学说,它是丢失道德基因文化最为严重的学派。法家的治国,纯靠权谋、杀戮和酷刑。一部《韩非子》,其诈术阴谋波谲云诡,只见威而不见德,只知利而不知义。韩非子本人即是个“口吃”者,心开窍于舌,结舌者即反应出心灵中智强慧弱。这种生理性残缺,从他《解老》而不通老中即可以明显看出。韩非子相信,孔孟那一套都是虚幻不实的玩意儿,唯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梆梆的人间正道。

  然而,秦始皇却正是全面采纳了法家的严法酷刑治理万民,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一家犯法,邻居连坐,绝无道德教化。“事皆决于法”,“以吏为师”。酷刑的滥施和刑狱的无限扩大带来无尽恶果,秦朝人口一共两千万,囚徒却有两百万之多。为了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将国土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将天下所有的兵器收集起来,在咸阳销毁,铸成十二个重达十二万斤的铜人。并下诏改年始,易服色,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钳制思想言论。

  秦始皇曾经五次巡行。每次登山,阿谀奉承的文人墨客都像哈叭狗一样为他树碑立传,赞诵他的神明圣达。秦始皇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抛弃道、德、仁之治则。不准人们信仰大道,他惧怕先祖们的道统,禁止诵读《尚书》、《诗经》,为了确保自己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过秦论》),不惜制造千古遭唾骂的“焚书坑儒”事件,对传统道德根文化进行全面毁灭。

  秦始皇,不愧是春秋战国五百年历炼而造就的一位枭雄,他身上表现出的是人的力量和意志的巅峰。但是“背天之道,国乃无主”的自然法则,毫不留情地令秦王朝二世而亡,这是人的藐小与可怜的写照,也是人的狂妄被天道碾得粉碎的昭示!可惜,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由于五百年无情杀戮沉淀积累的因果惯性推动,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潜在能量没有能够使东方中国真正重新回归到先祖的大道根文化之中。在汉朝初期短暂回返之后,又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之中,整个民族从此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人杀人、人斗人、人治人,家里斗,窝里反,反复重演着自残自虐,一共穷折腾了漫长的两千多年,迄今仍然阴魂不散。

  从战国春秋至汉武帝以后,封建文化日臻完善。整个社会在离“天道”日远以后,“人道”也就逐步精细起来。尊皇贵权的利益相争,最终也就使“人道”演变成了“兵道”,成了“霸道”,主宰中国社会命脉的始终都是法家和兵家。史实无情地应验着鹖冠子的一句无名格言:“人道以兵为先”。既使好不容易才跻身于国家教育“独尊儒术”地位的儒学,也只能成为法家和兵家的“嫁衣裳”和盖丑的“扑面粉”。两千五百年来,任何一个朝代的天下都是依靠刀枪剑戟拚杀而建立,使用专政淫威来进行维系,运用改良儒学加以粉饰打扮和掩盖。以人为本的自省自救,终于成了以兵为本的自残自虐。

  总揽历史的时间表,我们不难看出从周幽王“背天之道,国乃无主”败国之时起,整个中国就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周期性自残自虐:反复在四分五裂中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然后又在专制一统的平静时期,又自虐式地相互摧残。孟子曾经说“春秋无义战”。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五百年连番不歇的非义之战,才构成了长达2500年循环不息长期反复的不义之战,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之链中滚动。
2500多年以来,这个自然因果律的周期性极为惊人地相似:

  第一周期:春秋战国,自相残杀了五百多年;经秦朝过渡,进入汉朝约四百年的大一统。

  第二周期:魏晋南北朝,自相残杀近四百年;经隋朝过渡,进入唐朝约三百年的大一统。

  第三周期: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相互残杀近四百年;经元朝过渡,进入明朝约三百年的大一统。

  第四周期:满清统治和西方入侵,近三百年;先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一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个自然因果周期律怪圈,一直像羊癫风的痉挛一样定期发作,时间一到就将整个社会抛入周期性的大震荡中抽搐挣扎。这个因果周期律的共性特征,是“兴短衰长”。尽管汉、唐、明三次大的封建专制一统都有三、四百年之久的时间,但是每一个周期律的兴盛期却是短暂的;而且都是仅仅在开国之初平息权争之后才开始兴盛。汉朝的兴盛,在第三、四代皇帝时期;唐朝的兴盛,在第二、三代皇帝时期;而在明朝时能够称得上平静的日子,在三代帝;如果将满清入关统治中国所带来的平静计算在一起的话,同样也是在前三代帝。封建专制一统的历史规则,似乎是大因果周期律中的小周期律,普遍都是从第四、五代时就开始迅速腐败变乱,然后就进入长期的相互自虐式的内耗残杀,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与苦难之中,直到演变成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或者落入外族人之手。

  这,就是封建专制的周期律和不治之症。

  但是,中国人好像从来不愿意从这个久久不醒的周期恶梦中惊醒。没有人思考如何砸断这个反复将整个民族带入深重灾难的因果周期律链环;没有人主动去寻觅这个可怕的因果周期律链环的发生之端、祸起之源;没有人能够主动去探索她这沉疴顽疾的治疗之本。

  儒学的鼻祖孔子,曾经无比凄凉地叹息说:大道之行的日子,我虽然没赶上,可古书里有记载。那时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精于常道的孔子,他一生虽然长期不懈地努力,想一展抱负以仁义礼来恢复昔日神州的风貌,但是他失败了。垂暮之年的孔子,曾经绝望地说:“凤凰不再飞来,我也梦不见周公了;天下无道已很久,我行道的希望也破灭了”。

  通于大道的老子则超然于精于常道的孔子,他早在这个因果周期律链环形成的那一刻,就已经洞悉因果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解决之道。他早在250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皮取此。”(《老子·德道经》)。

  老子在这一段预言般的揭示中,不仅将中国社会发展的病因完整地揭示清楚,而且对社会因果周期律大循环的症结也开示得明明白白,同时还指出了治疗之法,砸断因果周期律链环之技术,以及彻底根治之道。

  “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一切社会祸乱的病根,全在于“忠信”的淡薄!那么这个“忠信”应当如何解析才符合老子的本义呢?这个“忠信”二字,对于常道中的百姓而言,只有具备信任、信仰、信念才能进而表现出“忠”。如果信德未立起来,或者不厚实,那么这个“忠”也就没有依凭,愚忠也就容易生成。由于东方古文化是修之身的文化,是天人合一为前提的文化,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文化;所以,这个“忠”字的象形表意,我们需要提取出来解析,才能明了和掌握整个“忠信”一词的本义。

  “忠”,由“中”和“心”共同上下构成。“忠”所象形表意的是:用“心”将自己阴阳复合的生命与道相连接,绝对尊从大道,恭顺大道。上面的这个“中”字,是指一气贯通阴阳,连接天地大道的象意。修身而天人合一贯通阴阳、显隐为“中”。“中”连接在“心”上,构成“忠”字,也就是修身实践天人合一,心与道合,唯道独尊,服从大道,尊道贵德,而立世处事,恭顺做人。

  由此可见,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论,才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基因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修身也是道德文化基因转录、翻译、启动、控制的最佳机制。通过修身实现和保持天人合一,尊道贵德是为人处事修身治国的原则。只有真实地在自己的身国之内,通过修之身具备这个“忠”才能生成最正确的信德,从而培养信德的厚土,牢固确立对大道的信念,维护对大道信仰的永不动摇。使人能成为尊道贵德之人,社会能成为尊道贵德的社会。缺乏这个修身的“忠”,那么“信”也就极为容易淡化于无形之中。在老子的学说中,“忠信之泊”,就是丢失了修之身,不能够天人合一,不能感格、体悟大道真理,而不能尊从顺应大道,对道的信仰和信念丢失和淡漠,对天道丧失敬畏顺从。“忠”与“信”这两种最宝贵的精神都淡薄,对大道的“忠”丢失于前,就必然丧失信德于后。对大道“忠”和“信”的丢失,这才是人的身国内混乱和社会动乱“乱之首也”的根本原因。

  五百余年的战国春秋大混战,使整个社会对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忠信,全部浸泡在腥风血雨之中,蚀失消融,淡泊虚化。同时,道德根文化基因全面发生基因缺失和异变。尊道贵德的信仰雪崩,导致封建文化病态性的畸形崛起。封建文化的生成,取代了“尊道贵德”,而蜕变成为“尊皇贵权”。精神文化,从“唯道独尊”扭曲成为“唯儒术独尊”的皇权文化;社会文化,则异变成披着仁义礼信智外衣的奴才文化。

  皇帝取代了自然天道之职,凡人剥夺了大道的权威与荣耀。“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的人类和万物,都是道所同根生,天德能量所共养,本应当是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封建文化的扭曲中,却全部成了皇帝的奴仆,皇帝充当起人间的上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国家、社会、民众全部都成了他羊圈中可以随意宰割的羔羊。道德基因文化的丢失与畸变,封建文化的形成既锻造出2500多年以来因果周期律循环的死结不解,同时严重阻扼着道德文化的回归,屏蔽着文化基因的修复整合康复。

  封建文化畸生而取代了道德文化基因之后,由于封建文化的始作俑者全都丢失了“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的实践,一切知识都是依靠双眼在外部世界寻觅而得,因此也就不能正确“转录、翻译”道德根文化时代的文化基因,对古代圣人在修身而天人合一状态下获得的真知文化,也就难以解读。只能站在封建文化的窠臼里,全面对道德根文化经典的遗产,进行篡改和歪曲性的转录翻译;对道德文化基因全部进行改头换面,让道德文化为封建文化服务,为“尊皇贵权”所利用,为“儒术独尊”所遣用。

  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当年曾经对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尊皇贵权”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司马迁学识渊博、通古晓今,为什么从未考查过皇帝大权合法性的根据在哪里?他随意阉割臣民的权力是谁认可的?为什么皇帝可以做出冲动自发的、无理性的、不可预测的行为,臣民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投诉的法庭?

  西方学者的这一疑惑,是由于他们是在信仰上帝的精神文化土壤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众生平等心和法制和民主早已经深植于灵魂之中。而中国在历史上,却恰恰在2500年前这一期间,将黄帝所创造的尊道贵德的法制与民主文化,不仅未加继承发展,反而予以彻底毁灭,“唯道独尊”在五百年鲜血的洗涤冲刷中淡化,并且同时用“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完全取代了“尊道贵德”的道德文化。西方学者用西方的君主帝制观念套用于中国的东方帝王制,当然也就百思难解。

  当然,费正清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的西方学者,最后终于还是找出了其中的差异,看出了门道。他在他的《中国历史新论》中分析说:中国的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间的上帝”,他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即上帝的作为(An Act of God)。相信永生的西方人都敬畏上帝,而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却只是害怕触怒皇帝。中国人的上帝就坐在京城皇宫的宝座之上。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断裂,修身实践的丢失,封建文化的崛起,人为造神而取代天道。使根本不修德、不识大道的人却成了人世间大道的“代言人”;使那些有罪的人却冠冕堂皇地充当起“正义之神”;使德性品格和能力有限的人却握有无限权力;使自私藐小可怜的人却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封建文化取代道德文化,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总导演。

  封建文化,是这2500年恶性因果周期律循环不息的催生婆。由于窃取了大道威荣的“真龙天子”一手遮天,不容异己,道法不尊,刑法不约;臣民要想伸张正义,除了阴谋计策和反叛操戈,也就别无它途。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加重了皇帝的恐惧心理和血腥独裁。两者之间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使得中国即使在大一统年代的社会环境中,也没有多少平静祥和的日子。

  秦朝和隋朝的暴政造成民不聊生,冤魂遍野,史书详载。汉朝开国时期,刘邦这个以仁义自称的帝王,先是论功封侯,但不久便开始逐一运用各种罪名借口,将开国功臣全部诛杀干净,让自己的儿子们一个个地取而代之。唐朝开国,李世民“玄午门兵变”杀死了有望继承皇位的兄长李建成,并逼迫老父退位,以成就王朝帝业。明朝开国,朱元璋杀功臣,废宰相,前后有几十万人被卷入而遭殃。宋朝开国,赵匡胤对开国功臣处置别开生面,那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杯酒就解除了所有亲信将领的兵权。但是,却使宋朝从此有兵害怕用将,北部边防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外敌入侵南迁。
2500年之中,因果周期律循环反复,四大周期性的“治而乱、乱而治”重复上演。打得血流成河,杀至尸骨如山以后,新朝开国,每个朝代都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平和安定一个时期,但是却总是一阵子而已。从第四代和第五代开始,就避免不了再起祸乱,家里斗,窝里反,大打出手,一直闹到帝国分崩离析,全国血雨腥风。

  以史为镜,前汉虽有文景之治的辉煌,但是接下来却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紧接着王莽篡权,整个汉朝帝国混战了二十年,中国人死了三分之二。后汉虽然诞生出光武中兴,可是好景并不长,又是外戚与宦官相斗的如火如荼,几度彼此斩尽杀绝,最终引发了三百年的大内战,直至灭亡。

  在历史上,被世人称赞的大唐,前唐有贞观之治的荣耀,可是紧着就是武则天的篡权,导致长达九年的宫廷残杀。后唐虽然有开元之治的中兴,可是紧接着却是唐玄宗痴迷于杨贵妃,又导致长达九年的安史之乱。中国人从九百万户锐减到二百万户,四分之三的百姓死于战乱。

  明朝的现象同样是前朝的翻版,虽然有朱棣之治带来一时的喘息。但是紧接下来便是一代接一代的昏君、奸臣、宦官迭起,昏庸暴虐,民不聊生。最后暴发李自成的揭竿而起,吴三桂引清入关,全国混战长达半个世纪。

  清朝是满人入关,却也难逃中原帝国因果周期律循环的怪圈。清初有所谓的康乾之治,但是紧接下来同样还是腐败、堕落、苟延残喘。最终列强破门而入,百年之间战火纷飞,人间炼狱。

  春秋以来的2500间,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大动乱的日子全部相加在一起,还不足1000年时间。而且,那怕在这种拼凑在一起不足千年的专制一统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平安、详和的日子,也不过只有三百年左右。其余的七百年,仍然还是离不开窝里斗、家里反,自相虐待。例如外戚之祸、宦官作孽、党锢之争、藩镇割据、东厂西厂、冤案恐怖、残酷劳役、政变、兵变、民变、文字狱、这反那反,等等……中国社会始终还是生活在自相残杀、自相虐待、互为旧的因果报应释放和新的因果生成之中。2500年以来,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所谓的大治,在时间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就必然还是又要回到天下大乱。长治久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甜蜜梦幻。

  从春秋到民国,八十一个朝代几乎全部都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而且每次朝代交替时,身在其时的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毒药和囚禁。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这面古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文化严重的弊病,它盲目地缔造人间的“上帝”,而且没有法制和民主对这位反复登台的“上帝”进行牵制和制约。封建文化,它背叛了道德根文化,造成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正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才造成整个社会深陷于可怕的因果周期循环律之中,它没有止境地在自然因果周期循环律的怪圈中滚动不息。

  中国人相互杀戮,中国人相互虐待,中国人相互专制,中国人相互谋算,中国人相互坑害,直到自己把自己折腾至精疲力竭、气息奄奄。此时,外寇则乘虚而入、横扫中原。从宋朝开始,契丹、女真、蒙古、满清,都先后骑在了这个天朝帝国的头上,八十一朝竟然有五十五朝被攻灭。

  中国社会也曾经有过稳定和强盛的时期,但是若将这种稳定和强盛统统加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那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秦朝、隋朝、明朝都曾经有过稳定,但是眨眼之间就陷入动乱。汉朝、唐朝、清朝都曾经有过强盛的美好,但是却很快全都步入了衰败的周期。

  中国的封建文化不可谓不强大,它曾经在2500年间在中国社会中造神无数,树立取代天道的人间天子,并且全力维护他的权威,他们的权威不可谓不是至高无上。这段历史中前后诞生出六百多个“真龙天子”,可是却有一半是被赶下台,另有一半全都不得好死,还有剩下的将近一半却都是所谓的“蛮夷”之辈。

  中国丢失了道德根文化,在封建文化的形成中和确立以后,也曾经有不少智者进行反思,例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等。但是,孔子却历经了长达十四年之久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还“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也未能一展抱负。孔子一生竭尽心智而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到头来竟被他的徒孙辈们扭曲成了“尊皇贵权”的装潢粉饰、独裁专制的外套。儒家理学的创始者朱熹跚然而来,他提出要用天理抑制人欲,可是由于他自己缺乏修身的方法,不能天人合一,自己也不晓得天理究竟在哪里,只能在故纸堆中寻觅,转着圈子说人心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心。于是,这莫须有的“天理”在赤裸裸的人欲、私心、阴我面前,更加恶性膨胀,使中国的文化离开道德根文化更为遥远。朱程理学其实就是根文化基因的又一次更加严重的异化性突变。

  明朝的王阳明,开创新的学派,不言“尊道贵德”,他说人们只要像猫逮老鼠一样,不放过任何一闪而过的私欲,就可以心底无私、天理纯全。他当知县时候,还真的率众操练起猫逮老鼠的内功心法,但是却并无功效。相反境内“贼民”四起,这位夫子立马率众操练起兵法,赤膊上阵,最终还是屈从于“兵道”卷入了血腥的杀戮之中,并且立下显赫战功,还当上了南京皇家的兵部尚书。历史上其它智者,离开道德根文化而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中寻求出路者,同样没有哪一个不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都难避开被腥风血雨吹来荡去,随势苟安。

  两千五百年的中华大地之上,人才辈出,并不缺少聪明睿智的人杰贤才以及隐藏于尘市和山林之中的大智慧者。但是由于整个社会丢失了道德根文化,缺乏道德根文化的国家教育机制,在文化基因缺损和变异后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他们都没有回天之力,都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

  两千五百年以来,中国历朝各代都曾经诞生过改革者。例如: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异军突起,自己却被车裂而死;王安石的青苗法,却遭遇数次罢相丢官;晁错忠心为君削藩,呕心沥血,却死在自己得意门生汉景帝刘启的腰斩屠刀之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光绪年间的“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倾心运用“议会”文制总统独裁的先驱宋教仁等等……他们全然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全都成了“尊皇贵权”封建文化的活祭品。

  中国2500年的历史中,同样诞生过从社会最底层脱颖而出的无产者革命家。朱元璋、李自成、毛泽东,他们都是革封建文化之命的成功者。但是,朱元璋成功了,却难逃封建文化的窠臼,还是登上了专制独裁的塔尖。李自成,同样还是像自己的敌人一样走向了独裁而失败。1944年底,前清举人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主席: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兴起也快,腐败也快,你用什么办法跳出这个周期律呢?毛泽东主席回答:靠民主!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他对这两个字噤若寒蝉,只有尚未进入北京的毛泽东才能响亮地说出这两个字。但是,道德根文化不复兴,封建文化不退出历史舞台,也就说易行难。
2500年以来,中国不是没有正义者和民族英雄:韩信、杨业、岳飞、于谦、卫国英雄袁崇焕,……,可惜全都成了帝王专制独裁的牺牲品,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他们都无法超越封建文化锁定的这个周期律的因果怪圈。

  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首先是使整个中国社会远离了“尊道贵德”这个根本,人心失去了依托,人的精神丢失了道德滋养,“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黄帝内经》)。“天德养精神,地谷养形身”,这是道德根文化揭示的健康生命的奥秘。不尊天道,德能就难以获得。人的精神系统没有天道所赋予的德能营养,就会发生扭曲变异,私心贪欲就不可能扼制。
2500年前的离道失德,丢弃修身证道,未能坚持仁治社会时期“修之身,其德乃真”的社会普遍性实践,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精神营养严重匮乏之中。因而在严重的精神营养不良状态之中,“诸子百家”才共同拼凑诞生出一个文化基因严重缺损而且基因明显异变的文化畸形怪胎,这就是统治中国长达2500多年的封建文化、尊皇贵权的文化、法家兵道文化与改良儒学混血而成的畸形怪胎文化。

  观射父曾对周昭王说:古时候人是人,神是神,人神不杂,天下和谐。后人僭越神明,以人为神,遗下无穷祸害。

  然而,封建文化却正是将凡人塑造打扮成人世间的“大道”和“上帝”,赋予这个血肉之躯以最高的绝对权威。这些凡俗的假上帝、伪大道,由于毫不修身行德,不畏天道,还将社会和民众视为囊中私物。他们自己本身都严重地精神营养不良,毫无德能的滋养,那么这个绝对权威也就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绝对腐败。这个人造的“大道化身”,必然因为自己的失德与缺德、有罪和有限,一次又一次带来全民族的苦难和无穷的浩劫。

  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之中,私心、贪欲、权力、名利、金钱成为人们心中的最高追求目标。不论如何运用仁义礼智信加以粉饰打扮,都难以掩盖其本质。人们毫无敬畏天道的恭虔之心,没有大道的慈爱平等宽恕之善,那么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人斗人、人治人”也就是必然客观现象。缺失道德对人体精神系统的滋养和品格的规范,人与动物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弱肉强食,窝里斗、家里狠,就是司空惯见的必然。敌意和仇视,也就必然时刻潜藏在每个人的心智之中。由于整个社会都深陷于周期律的恶性因果循环之中而不觉,那么不相信永恒正义的存在,嘲笑大道和天地的无私慈爱,不能理解感格大道的终极关怀,不能尊信大道的自然法则,缺乏感恩心和慈爱心,也就是必然的社会共性现象。

  三国攻伐、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在那三百年的腥风血雨之中,佛教曾经昌盛一时,似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当时连诸多的皇帝们也纷纷皈依佛门,诵经拜佛。然而,佛学虽然同样是东方的一门世间绝学,但是,这些现象由于都未能找准东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基因,没有找对先祖的道德文化的这个主根!佛学也未能真正承担起转录、翻译、调控道德文化基因的全部遗传密码的功能。人们没有识破封建文化诞生的基础是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因此,良药不对症,这些努力也就难以突破封建文化本身异化基因的禁锢。尽管一代又一代的佛学出家人,付出了他们的巨大虔诚,虽然各朝各代都不乏佛学的大德高僧出入于皇宫内苑,却也未能改变这个泱泱大国在沉重杀业因果周期律中的浮沉,长期挣扎也难以脱困的历史命运。

  在长达2500多年的四次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无情滚动中,伴随着腥风血雨中国的文化也曾经试图寻觅社会的出路。第一次长期大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文化阵营诞生出了儒、道、法、兵、墨等诸子百家;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道学、儒学皆遭冷遇,相反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的法家和兵家反而成了坐上宾,人道以兵为先。文化学术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和奴才。大周期律中的第二次战乱中,魏晋南北朝共约四百多年时间,佛学与佛教吸取大量道学的内容和儒学的内容,从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但是却仍然未能给当时社会或者后世带来历史命运的改变,杀戮似乎反而更加凶残。在大周期律中的第三次战乱中,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将近四百年期间,理学将佛学、道学和儒学的内容加以揉合,弄出了一个四不象的学术。使根文化基因,在封建专制文化系统之体上完全消失,反而产生了文化的基因癌变。

  在四大周期律的反复出现之中,有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当大道昌盛行世之时,必定预示着大治的盛世出现;但是每当佛学在社会上畅行兴盛之时,却又常常昭示着社会上将会大乱;而改良儒学在社会中大行其道之时,却总是必然会将好端端的治世引入乱世之中。这种现象粗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特别是佛学兴盛时总是伴随着社会乱象的同时出现,使许多学者难以解析。其实从因果释放的规律性而言,这种现象的责任并非是在于佛学本身,而是因果释放关键期的必然需求。

  道学、儒学、佛学这三大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像一个铁三角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体系。这个“铁三角”,不论是顺转滚动、还是逆向滚动,当它们进入社会主流文化领域彰显以后,都会昭示和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治、由治入乱、乱”三步曲的滚动性变化循环。这种规律性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我们应当透过文化现象的表象而进入文化基因中进行综合解析,才可能寻觅到正确的答案。
2500多年的历史反复重演,是在无情地告诫后人:只有复兴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近代,我们可以看到,改良变相儒学其实始终稳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佛学又开始在民间光大兴盛起来,但是道学却始终处于低迷不振兴的状态之中。这种铁三角滚动的情况,同样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和重视。所以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民间也有这种说法,那就是说:当佛学非常昌盛的时候,那肯定是将要乱的时候;如果道学昌盛的时候,那肯定就是社会将要大治的时候;如果儒学非常昌盛了,那肯定就是要由治进入大乱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人们警惕的一个历史周期怪现象。

  西方的文化,从根本上而言是宗教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曾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经正式介入中国文化,试图取代封建文化而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西方传教士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但是那时他们没有市场。在明清时期,由于儒家理学畅行,连诵读《易经》也被无情地取消了,只允许诵读精神营养能量极低的《四书》。“八股兴而经说亡”,将整个中国社会弄得精神营养贫乏不堪,他们才有了立足之地。在清朝康熙年间,因为传教士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成果,将科学与宗教捆绑在一起推荐给康熙,也就真正立下了足跟,掀起了西方文化与封建文化进行的一次较量与比拼。结果,以洋教的失败而告终。

  公元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西方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两副匾额,还作诗称颂耶稣。当时,传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又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康熙大帝每日请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人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康熙还开了海禁,使中国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国洋行。

  但是,好景不长,西方洋教却触动了封建文化最敏感的神经。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嗅出了这谕令中的弦外之音和潜在危险性,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教皇却还是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又再次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康熙曾经十三次接见他,寻求解决的办法,见毫无变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几年后,雍正皇帝终于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雍正说: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艘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

  梵蒂冈教廷的刚愎自用,对中国道德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孤陋寡闻,不识封建文化中“忠孝”二字对维护皇权和社会人心稳定的双利性,盲目坚持“唯上帝独尊”,却不识中国封建文化既然能够将自己民族固有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独尊”,轻而易举地替换成“唯儒术独尊”,这该是多大的势力和能量性!并且,这个“唯儒术独尊”全盘取代“唯道独尊”已经苦心经营了2000多年,具备着牢固的根基,梵蒂冈教廷想仅凭两道谕令就予以撼动,自取其辱也就是在所难免之事。西方最后也只好凭借武力破门而入,用枪杆子撑着脊梁宣传“福音”,而对中国古代道德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固有的“上帝”一词,戴在Deus头顶上是否合适,也不了了之地采取了默认。但是不许祭祖之类,迄今也未见变更。

  以史为镜,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由于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这个文化怪胎的疾病,并不是“外”科所能医治得了的,还是需要“内”科治理和调节。

  中国东方的文化,其实应当自己救自己,自己医治您那自己因为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所产生的疾病,而不能仰人之鼻息,“外”科难以医治“内”科的疾病。因为您那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才是东方震旦文化之根!修复道德文化的基因,使道德文化基因中的三项功能全部恢复勃勃生机,将遗传信息完整地转录和翻译,并且迅速分布于每一块组织器官和神经之中,那么自我修复也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完成,各种顽疾都将不药而愈;而且,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链环也就必将断裂开来,不再困扰这个多灾多难长期自虐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中国封建社会:这真是一块活的顽石!那么这块顽石也就必将会在道德根文化的复兴之中,转化成为玲珑剔透的瑰宝!如果在21世纪初,中国能使道德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全部完整地转录、翻译、调控,您就必然将会获得新生,成为新世纪在东方重新崛起的巨人——道德文化昌明的巨人!

  四、偶崇道德奇迹现

  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从夏朝启的“家天下”开始之日就出现迷失,从“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蜕变之时就开始丢失。然而,整个社会“唯道独尊”的逐步淡化,并未影响自然大道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终极关怀和慈爱。在社会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自然大道似乎都在悄然做着出人意表的安排。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现时代的人》一书中说过:2500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各自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影响了两三千年的社会。雅斯贝尔斯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那么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就是西周、春秋、战国先秦诸子的时代。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的确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但是这种轴心时代的转型,东方文化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

  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文明也突然兴起。希腊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许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这些东方和西方的智慧者却创造了一直绵延至今的两大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

  不可思议的是,在亚里斯多德以前,这些哲学家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竟然与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心有灵犀自相通。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第一个介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万物都充满了神”(《西方哲学史》),这与中国“万物有灵”的说法不谋而合。东方和西方的大智慧者,都曾经观察到万物的内部存在着精神主宰着物质的存亡。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万物都是数”。这种哲学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学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当牛顿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数学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更无可动摇了。然而,伏羲却早于西方数千年,用一个阴爻代表“○”,一个阳爻代表“一”,表述着万事万物的变化之道。中国的老子也更为细致地揭示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德道经》)。但是,伏羲和老子的学说却由于中国文化的“独尊儒术”,而长期未能对中国科学产生体系性的奠基作用。

  毕达哥拉斯相信:“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西方哲学史》)。这一观念与中国道德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如出一辙,与佛学中的“六道轮回”颇为近似。古希腊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气、火和水”构成的(《西方哲学史》),这又与伏羲黄帝学说中的“水、木、火、土、金”五德(气)相胜学说极为接近,只是东方的五德相胜学说更为全面而已。

  与毕达哥拉斯处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为中国道德根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说:“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德道经》)。毕达哥拉斯与老子也有着相似的看法:“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西方哲学史》)。他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种人:“商人”、“运动员”和“观众”来比喻,倡导超然物外的观察,并说只有这种“无所为而为”才能达到“最伟大的净化”,并跳出轮回。

  毕达哥拉斯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

  老子亦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

  佛学则认为:“天下之苦无过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无量。”《法句譬喻经卷三》

  上堂课,我们比喻了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的老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这一批大智慧者都是运用“内求法”来寻觅宇宙自然的真理。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坛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结果却不理想。他是被关在雅典城邦的监狱中,衣衫褴褛、散发赤足,面容却镇定自若地接过狱卒端进来的一杯毒药,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可能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类的西方圣人的这种遭遇跟东方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西方的圣人,号称圣人一级的也不外乎就是基督,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苏格拉底是被一杯毒酒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圣人都坦然地面对死亡,去面对着自己新一轮的新生;但是他留给世人的这一个影响和教育却是无比地深远的。这些特点,同样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现象也具有同样大的差异性。这点上,我们应当把握,不要认为西方的文化现象和中国的文化现象没有什么不同。古希腊文明的香火,又从苏格拉传到了柏拉图的手中。因为当时他的弟子柏拉图当时就坐在床前,亲眼目睹了这么惨烈的一幕(——《西方哲学史》)。

  柏拉图同样并不认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测和学习,也就是说,他与我们老子所说的一样。后天的智识是日日新知,“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而是来自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柏拉图是这样讲,他把太极黑里面的那种更高级的思维称之为“理念世界”。柏拉图说:“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而至于如何才能回忆起“理念世界”,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西方哲学史》)。用这个“闲暇”,把它翻译成“闲暇”也是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身要闲下来,心要闲下来。要留出一段空余的时间给自己的灵魂,进入到自己的“理念世界”当中去进行回忆。所谓“闲暇”,的确与老子的“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德道经》)乃是异曲同工之妙,心身清静就是开启“理念世界”的钥匙。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又从没有相互进行交流,而且都是各自民族最为杰出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对宇宙和生命的观念却都是这么样“英雄所见略同”,这个巧合绝非偶然。为什么这些圣者、先知者,他们的意识是那么地高度一致?是他们愚蠢,还是我们现代人聪明?还是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这种慧性灵觉,远比他们愚蠢得多呢?我觉得,很可能还是我们现代人并没有这些祖先们的智慧来得更深远、更深长。他们的方法,才是最简单、最容易、也能够最直接地、根本地去认识这一个宇宙自然的根本性的方法。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同样地一直到亚里斯多德以前是一个界限,他们的科学方法中同样具备着修身而内求法的因素。然而这些修身内求法,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方法系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系统的文字存留下来。当时应该是有文字留下来的。你看苏格拉底当年,有时站在那儿仰望着天,他可以静静地、默默地站一天的时间,而他的弟子就围着他,等他从那种所谓的“理念世界”中复苏过来,就那样悄悄地等他。应该说,他既然能够进入这种深的无为或者说无不为的状态,那么他的经验和方法应该有所传承。

  但是当柏拉图死后,苏格拉底传给柏拉图,柏拉图死了以后,而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却突然带领着整个西方文明完全抛弃了清静内求的这种“闲暇”的方法,与自己前辈的理念分道扬镳了。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掌握他的老师、他的师爷这个验证“理念世界”的方法。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科技五千年》),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几乎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系统的探索,也就是都进行过运用自己后天的智识进行、观察和实验。这与反对观察和实验,甚至以观察为“禁区”的柏拉图完全相反。

  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现代西方科学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学上做过许多错误的论断。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说:“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斯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见亚里斯多德已经只是一位智者,智者他只用后天的意识就难免不犯错误。而且,看来他的错误还不少:“几乎每一种认真的知识和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开始的。”那么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他们这几个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科学就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道路。只依靠直觉与灵感展开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将内求法同样地完全丢弃。

  这一点与东方的文化转型现象有点类似相同,两者都是发生在这个“轴心时代”期间。我国道德根文化基因流失最严重的现象发生在两个时期,也就是所谓学术(我们现代学术界所说的)最发达的两个时期:一是周秦诸子,二是赵宋诸儒。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我国学术最发展的时期。但是如果站在道德根文化的角度来看呢?它并不是学术最发达的时期,而是学术上基因丢失最严重、基因畸变最厉害的时期!周秦诸子时期,是学术界对道德根文化进行肢解瓜分,各取所利,根文化基因散失的时期;而赵宋诸儒时期,则是儒学对道德根文化基因进行全面异变僵化的时期。

  西方的分道扬镳,属于一种理性的分手,各走各的路,并不互相干扰;而且,西方文化是向科学方向发展,并没有拼命往皇室之中进行钻营,也未曾对灵感和直觉思维“理念世界”的学说进行清除与封闭。然而,东方却截然相反。在转型的初期,孔子的儒学对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还是处于一种求知学习探索的态度。但是孔子也像亚里斯多德一样,并未能掌握中国道德根文化中早就存在的修身内求法,他的弟子颜回的坐忘水平都要比他高出一筹,孔子曾感叹说“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水平只能随在学生的后面向前跟进了。但是颜回的这个所谓“坐忘”的修身水平,却也未真正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过早地亡故了。这也可能算孔子一生的重大损失吧。

  东方中国文化的转型,似乎大道特别眷顾这块东方的大地。在整个社会严重放弃“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不再通过天人合一而获得事物的法则和真理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全都仅凭后天“为学日益”的智识,从伏羲易道文化和黄帝法道文化中采撷只言片语进行发挥创造。当智者们纷纷逞智显才之时,在这一大批智者涌现之中,却同时诞生了一位大慧大智的圣人,他就是老子。是老子用他那通天彻地、纵贯古今的大慧大智,上承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转型的“轴心时代”中,为了不使中华道德根文化枯烂,避免道德文化基因的彻底异变,他悄然地来到了这一个“轴心时代”,创立出无比精湛的德道文化思想,撰写出《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用她既作为最精辟的东方哲学宣言,同时又将至简至易的修身方法隐藏于五千言之中,从而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根文化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不至于断灭的瑰宝。成为轴心时代东方文化“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老子·德道经》)的真正轴心,然后又悄然地离去。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24年,孔子已经27岁了。有一天,他忽然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守藏室的史官老子,是个博古通今之人,他明白道德的根本,我要去拜访他。”就这样,南宫敬叔架起一辆马车,不远千里,送孔子求教于老子。

  孔子对老子说:“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而人生苦短,我为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而感叹呢!”。老子回答说:“天地无人推动而自行,日月无人点燃而自明,星辰无人排列而自序,禽兽无人制造而自生,此乃自然大道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大道作主。恭顺自然大道之理而思,遵从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 。这是老子当年对孔子的一段开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临别前,老子又告诫孔子说:“我听说,‘良贾深藏若虚’,就是说好的商人、优秀的商人深藏若虚;君子有高尚的品德,外表却谦恭得像一个愚钝的人,你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子听了这一席话就回去了。

  孔子回到鲁国后,三天一言不发,只是沉思。弟子觉得奇怪就问之,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罗网可以捕获野兽,弓箭可以射下飞鸟,丝线可以钓到游鱼。至于龙,它乘风云而上天。我见到的老子就是一条龙啊!”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说:“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求学,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有所成就。”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27岁时问道于老子,在随后的三年中对老子开示的思悟,还是获益非浅的。但是,孔子的学问却始终未进入慧识科学领域中探索,他对《易经》的研究也只是智者的参悟。

  公元前5l6年,周朝王室发生内乱,老子看到周敬王和兄弟相残,就离宫归隐,骑青牛,欲出函谷关。函谷关守将尹喜夜观天象,见东方紫云聚集,其长三万里,形如飞龙,正滚滚向西而来,心知老子将至,就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尹喜对老子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写一本书留世”。老子于是写下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德道经》五千言,然后飘然西去,“莫知其所终”(《史记》)。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而去,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久矣”而病殁于鲁国后不久,整个社会就全面陷入战争的金戈之声和百家争鸣的更激烈的振荡之音中。

  中华民族所万幸的是,老子在临行前留下了一部《德道经》五千言;孔子则采善贬恶,笔削《春秋》。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共同凝聚成东方中国道德根文化系统得以保存下来;孔子的著作中,也同样保存着大道光芒的余辉;共同成为在大乱后恢复大治时,后世君王开创盛世的最后一点精神文化的保障。

  老子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以来,由于整个社会完全丢弃了“尊道贵德”这个根本,抛弃了老子所说的“尊道贵德”、“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这个实践修身的法则,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进行感格、体悟,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所留下的五千言,意境深远,高深莫测,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玄妙无比。如果说它是一部自然大道的真经也毫不为过,因为五千言中只字未提中国或外国的人物、事件、朝代和地域,这一点我们注意到没有?五千言当中根本不涉及中国或者外国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事、朝代和地名、地域。五千言所阐发揭示的是人世间一切学问中无出其右的“绝学”。正如老子自己所言:“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德道经》),只要真实地实践圣人之治的方法论,“修之身,其德乃真”,去实践“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在道光德能中保持住朴素无华,忠信厚实,扼制清除过分的私心贪欲,就能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永无忧患苦厄!

  他告诫一切读者:“为学日益,闻道日损”,每天通过后天认知学习积累掌握的经验知识,并不是人类最高的学问。“会当临绝顶”,要掌握人间绝学,就应当通过修身而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通过修身而天人合一,攀登一切学问的绝顶。“绝圣弃智,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德道经》)。这都是老子的五千言当中的原话,怎么样去正确解释呢?当掌握了绝顶的圣人之治的学问,能够“无为而无不为”时,能够“无之以为用”时,人们拼命追求后天智识的积累,实现大智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绝圣弃智,民利百负”。当“修之身,其德乃真”,进入到仁性的绝顶“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境界时,整个社会也就慈爱、平等、大公、大同,复归于“尊道贵德”的社会状态中,也就不需要运用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这一套学问来规范制约了,这就是“绝仁弃义,民复畜慈”的正解。能够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时,一切科学发明创造的灵感巧思就会自然迸发,科学创造发明中什么应当发明、什么不应当发明,也就了然于胸,“无之以为用”进行自然调控。那种仅凭后天智识进行盲目地发展,盗天窃地,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违背自然道德法则,以及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错误取向,以及仅用智谋进行取利、益己之私的现象,自然就会放弃,盗取剽窃也就自然绝迹。这就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正解。

  非常可惜,由于社会上丢失修之身的方法远久,人们对老子说的这个“绝”字难以正确解读,居然解读成老子“竟然自称抛弃智慧、拒绝学问”,这种误读错解,流毒甚广,几乎遍及现代的各类文章论文之中,对复兴道德文化为害甚重。无怪乎,修身的前辈们都要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未修身时莫解老”!

  老子的一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老子·德道经》),似乎谁都知道,又似乎谁也都不知道;似乎谁都能解释,但又似乎谁也解释不了。其实老子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老子·德道经》)。一个“可”字的本义和衍生义,就将隐喻藏诀的秘密全部包涵在其中,至简至易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圣人之治技术方法也同样隐藏于其中!

  不仅如此,老子的五千言给中国社会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谜团:两千多年以来,不论朝代如何兴亡更替,凡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出现时,竟然没有一个不是遵循了老子的学说而治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迷团。只要用了他的学术,或是接近他的学说,那就能够产生太平盛世。这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其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必然因素呢?

  两千五百年间,几位遵从老子之说、顺应大道、尊道贵德而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他们都成功地创造了自己历史的辉煌。就这么两三百年时间——在两千五百年当中,都没有离开老子,老子的思想就把这仅有的九分之一这么一个短短时期的历史上锻造的辉煌,他都全部囊括在他的思想当中了。这些辉煌,都与老子的思想密不可分。

  在整个社会经历了春秋战乱、秦朝暴虐、楚汉相争将近六百年的苦难之后,刘邦采信黄帝五德相胜学说而一统天下。汉朝的前几代皇帝都并未尊孔学而治国,而是只重黄老学说。学士陆贾曾经向刘邦建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可见当时黄帝的学说和老子的学说,在朝廷中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刘邦虽然没有全面贯彻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但是到刘邦之子孝文帝执政以后,在酷爱老子学说的窦皇后和老丞相陈平、曹参的扶助下,文帝就开始了专以老子学说为师,尊道贵德,无为顺道而治。虽然文帝仅仅只是运用黄老学说约束心身,规范言行,而并未全面按照黄老学说运用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像黄帝当年那样在自己心身内、心身中展开全面、深刻的修身实践,却也产生了巨大的修身效应,从而使天下进入了清平和谐、人心安定、社会祥和发展的太平盛世时期。

  据史载,文帝犹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与民休养生息。汉惠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马和服饰,在刘邦为帝的基础上一点都没有增加,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有一次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找来工匠一计算,需要上百斤黄金。汉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人家的产业,实在是太贵了”,就没有动工修建。每当有天灾人祸、边境不宁的时候,文帝就反思自己的道德心性,进行忏悔祈祷。他废止了肉刑和诽谤朝廷的罪名,招贤纳谏。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文帝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银、铜、锡,只用瓦器;没有高大坟茔,保持山川原貌。文帝的遗诏说:百姓只需服丧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诸事。后宫眷属,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部都遣散安置回家。

  汉惠文帝在治国方略中采取德信宽容,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废除了秘密监视,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当惠文帝听说祝祷官在祭祀的时候只为他祈求而不为百姓祈求时,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昔日先王献祭从来不求自己的福份。今后祭祀上天,不得为我祈福。

  文帝之子景帝继位之后,在窦太后的督责下,依然持守黄老学说规范心身而治国。当时人心纯朴,天下丰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时,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以黄老学说治世而带来的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为“文景之治”。

  汉朝在景帝之后,由武帝继位,因为武帝喜好儒术,从此运用黄老学说修身治国的方略就被逐步抛弃。汉武帝不满太皇太后祖母的管制,在武帝六年时,孝景后之弟的武安侯田蚡向汉武帝献策曰:“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史记》)。而且一位“弃孔学仁治之灵魂,独采义治为法用”的改良型儒学者董仲舒亦向汉武帝献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以“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分等级的观念,完全取代“道生之,而德畜之”的万物平等、和睦、慈爱共生观。同时,也替换了孔子正儒学中的仁政观,彻底否定了亚圣孟子的“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

  就这样,在轴心时代的尾声之中,在学术上,一个“狸猫换太子”般的巨大转变悄然地在中国社会中发生。文化学术专制的枯井,在“尊皇贵权”的奉迎之中赫然诞生。伏羲黄老学说和孔孟正统的儒学,全部都被取而代之。黄帝所有有关修身治国的经典也同时消失无踪。老子五千言中的一些关键字句也被加以篡改,例如将“中”改为“冲”等等影响儒学“独尊”的字句。汉初时期,那种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从此夕阳西下,整个社会从此进入了最保守而且最顽固的封建文化时期。在国家教育和学术研究以及仕进前途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独统,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不仅禁锢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而且由于个性思想被奴化,严重制约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汉朝从汉武帝逐步抛弃黄老学说治国以后,好景不长,就遭逢王莽篡权之祸。王莽以繁文缛节托古改制,引起三十年大血战,国人死了三分之二。直到光武帝刘秀收拾残局建立后汉,再次遵循老子学说,以柔道治国,史称“光武中兴”,也是历史在封建专制文化社会时期的第二次启用老子学说用于治国。

  有一次他宴请皇亲国戚,一人对刘秀说:你小时候柔顺和气,没想到还做了皇帝。刘秀笑答: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道。他心地宽宏,不计恩怨。有一次缴获了不少部下当年毁谤他的信件,刘秀非但不看,更令当场销毁,以解除部下的忧虑。刘秀自认无德、不明,常下“罪己诏”忏悔反省,不敢多事。有儒生建议刘秀像汉武帝一样封禅泰山,刘秀说:百姓怨气未消,我这样做是想欺骗上天吗?我要大赦天下,减轻赋税,裁减官吏,释放奴婢。将来我的丧礼也要仿照文帝,一切从简。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调整统治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但是,继任刘秀的明帝和章帝,又开始渐渐离弃了“柔道治国”,奉行“以儒治国”。这个转变恰似从文帝、景帝“无为之治”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转变。章帝招集儒生在白虎观撰写了《白虎通义》一书,将“三纲”,“六纪”列为国家教育和取仕的普遍法则。然而好景不长,便引发败局乱象,随之而来的竟是长达三百年的战乱和暴虐。正是:道主治,由治到乱全是儒。

  正当东汉由中兴再次转入腐败,明帝与章帝背弃尊道贵德,重又倡行改良儒学之际,并且组织国力埋头于对历史进行“修篡”,将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依照封建文化儒学模式进行全面修订之时,整个社会精神文化重新又进入了混乱时期。背离大道的旁门左道,邪说淫祠大行其道。此时,中国本土宗教民间道教的缔造者张道陵(公元34—156年)应运而出现了。他博通五经,精于儒学,洞悉着改良儒学背叛尊道贵德而沦为“尊皇贵权”的必然性,以及“儒术”必将长期独霸精神文化领域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转而开创道教,将道德根文化以民间宗教的形式保存延续下来,使整个民族不至于脱离道德根文化遥不可及,让社会民众仍然能够吸收“道生之,而德畜之”之中“德畜之”的精神营养,从而维护人们的精神营养不至于断源枯竭。

  张道陵创立这一民间宗教,大约诞生于东汉顺帝年间(126—144)。民间道教奉老子为教祖,以《想尔注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我们以史为镜,应当了解和把握住,在中国历史上是道德根文化的长期自然信仰,被“儒术”强行取代以后,才退而诞生出宗教。因此本土宗教的道教,绝不能全面代表历史悠久的道德根文化。是老子的学说诞生了中国道教,而不是道教诞生老子思想。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法、老子德道文化,三位一体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基因。道德根文化以及其中的《老子·德道经》并非宗教典籍。《老子·德道经》,是一部大唯物主义的哲学宏著,是人类精神的食粮。

  老子尊道贵德、无为而治的学说,恰似一剂能治大乱的良药,当历史推进到封建文化社会第三次启用老子学说治国时,又迎来了大治的时期。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说“我兴起是靠的佛法” (《国清百录》卷二), “老庄学说没有言明业报,也没有讲透因缘,还是佛教为高” (《唐文粹》卷三十八)。因此,佛教俨然成为隋朝国教,一时间天下风靡出家,佛经多余其它经典数十倍(《隋书》经籍四)。但是,他的儿子却并不畏惧业报,杀戮嗜血,隋朝很快败坏灭亡。

  唐高祖李渊,将老子李聃视为自己的祖先。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达了遵循老子、崇尚大道、道先佛后的诏书。唐太宗李世民在登上帝位前,曾办学馆专心致学,他反省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痛定思痛。一部《贞观政要》,记下了李世民尊天顺道、大治天下的秘诀。

  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国中之大权,受到极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远离奢侈,以简朴为本。君臣无事,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何必劳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尽聪明能事,却背离了无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读你的奏章,通宵达旦,忘了疲倦。”(《贞观政要·君道》)

  李世民问大臣王珪:“后来的帝王不如先前的帝王,这是为什么?”王珪说:“古代的帝王一心崇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引自《老子》),后来的帝王则不顾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李世民回答说:“是啊,我日夜孜孜以求的,就是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五谷丰年,百姓安乐。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不去摇晃树根,枝叶才会生长茂盛。君王清静了,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贞观政要·为政》)

  李世民又对群臣说:我秉承天命,要至诚至敬地祭祀上天。近代拜五天帝、五人帝,不是神州道统,现在通通废除,只拜昊天上帝。

  李世民说:人们以为作了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错了!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敬畏皇天。皇天虽然高高在上,却聆听卑下者的声音,我怎敢不恭敬呢?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怜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

  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我除了需要一些人帮我做些洒扫之事,要那么多妇女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后宫及掖庭前后三千余人放出宫外,为他们择偶。

  据史所载,当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所称赞。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从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都是一致地褒扬。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曾写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杜甫也有诗曰:“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但是,由于道德根文化中“修之身,其德乃真”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和教育方法,未能在国家教育和全民中切实长期展开,“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体制未发生任何改变,独裁专制的温床始终存在着。因此单纯应用老子学说的德治,就难以确保天下大治的持续效应。一旦时机成熟,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必然反扑而上,将德治的社会成果全部摧毁。

  李世民去世后二十年,他那削发为尼的小妾武才人,被前来进香的继任皇帝李治看上,细心的皇后一片慈心,便把武才人接回皇宫伺候皇上。没想到一年之后,皇后被武才人诬陷,砍断了手足,投进酒缸哀嚎而亡。武则天登上皇后之位,待李治一死,武则天就罢黜自己的儿子,自己当皇帝,改唐朝为南周。武则天篡权,在她在位期间任用酷吏,以强硬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她用酷吏酷刑处死所有质疑他的人,包括自己的舅舅、两个儿子和小孙子。她的亲信发明了一本《罗织经》,专讲怎样确定、告发、逮捕、逼供反对者,直到“坦承不讳,自动招认”,然后灭其全族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武则天在精神文化领域,一反贞观之治的尊道贵德之风,只取佛法为用,改为佛前道后,如同隋朝视佛教为国教(《唐会要》卷四十九)。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常召佛僧进宫讲说佛法,佛僧则阿谀奉承撰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她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简明中国佛教史》188页)。她以菩萨显身而自居之,却又残忍无情,心狠手辣,风声鹤唳,引发了九年宫廷内的残酷自虐式杀戮。在历经几十年暴政战乱之后,直到李隆基率禁卫军冲入皇宫,拉开开元之治之序幕。李隆基恢复尊道贵德,大治天下。这就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尊道贵德,无为顺道而治,史称“开元之治”。

  开元二年,“令僧侣还俗”(《资治通鉴》)。开元十年,又设立中央学术机构“崇玄学”,在京城和各州招生精读《老子》。又在京城和各州开办太清宫、玄元宫、太微宫等,召生研习《老子》。二十年,下诏书规定士庶之家必须备有《老子》一书。二十三年,他亲自批注《老子》 (《封氏闻见记校注·道教》) 。

  尊道贵德,必然崇尚平等、慈爱、自由。唐玄宗在倡导道德文化之时,并没有禁止佛教,开元二十二年他还敕令注释《金刚经》,使此经流传天下,并且以密教不空三藏为自己的挚友相待之。

  道德文化的昌明,同时带来了全方位的繁荣。李隆基提倡节俭、朴实,一度销毁了皇宫中金银玩物,宫妃以下不得穿戴珠宝锦绣,禁止淫乐,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纪下纪论》)。正所谓“君俭则民富”,那时家家存有数年的粮食,国家的粮食沉积至腐,不可校量(《元次山集·问进士第三》)。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必然又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其中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具有显著成就。诗人李白此时被召入京,供奉翰林院,后来“赐金还山”。他欣然咏唱:“问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盲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这就是对开元之治的赞誉。杜甫也有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李隆基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可惜在六十一岁时,情钟于二十六岁的杨玉环,封为贵妃。从此,“承欢侍妾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诗)。后来终于引发“安史之乱”,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行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的都惨死在战火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新唐书·杨国忠传·安禄山传·本纪六》)。

  从此盛唐一去不复返,整个社会重新又被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儒家在盛唐的一百多年期间内,倍受压抑,默默无声之后,终于在唐朝步入衰败时发泄喷爆出来。韩愈力排道家和佛家,断定神州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此后便无人相继。韩愈说,老子小看仁义,是坐井观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为而成,岂能无为而治?君王发令,臣下从命,百姓劳作,君臣父子,天经地义,佛道竟然不加区别,一概而论清静寂灭涅磐之类,成何体统?还要烧毁一切佛道经典(《原道》)。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李适、李诵二帝相继启用儒者,以求有为而成,但却是回天乏术。全国藩镇(军阀)割据,混战不已,朝廷宦官作孽,朋党相争;天下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短短的百年安定,随即又被数百年的战乱所完全吞噬。

  五代十国你死我活地拚杀了几十年,进入宋朝时期。宋朝崇儒学,使儒学的文化基因再次异化,诞生出理学,高度为“尊皇贵权”服务,对内凶狠、对外懦弱。先后向契丹辽人和女真金人巨额献贡,苟且偷安。直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铁骑彻底扫荡了神州,中国完全落入异族之手。辽、金、蒙古三次异族的欺凌和统治,长达四百年。明朝虽然收回了主权,却又自相残杀,暴虐于内更为狠毒,与明朝暴政共始终的是遍地暴动。李自成最终推垮这座腐朽的大厦,清军在李自成迅速走向自己的反面时,乘虚长驱而入。

  清朝初期,康熙大帝以少数民族那种原始古朴的形态,以及未受儒学严重影响而轻省简约的统治风格,入主北京故宫。他虽然未曾力倡以尊道贵德为治国方略,但是他的思想和行为都颇为接近老子学说范畴,因此出现了康乾盛世的景象。

  康熙大帝,天纵聪明。八岁称帝,十六岁智擒鳌拜,二十岁开始平定三藩叛乱。后又收复台湾,三次亲征蒙古噶尔丹叛乱,北抗沙俄入侵,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近代中华版图赖以粗定。《清史稿》上说:康熙大帝“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更难得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深知“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康熙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圣祖实录·卷40》)。康熙指责理学家说:“终日讲理学,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在诏书中,说“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奸佞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他颁旨将皇宫的宫女从九千人一下子降至一百三十四人,减了98.5%。宦官从十万人,减至五百人,少了99.5%。金花银每年97万两,全部减除。脂粉钱每月40万两,全部减除。这一切深合道家思想的治国方法,开创了中国封建文化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

  从以上引据解析反省历史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全息性地转录和翻译着中国2500年以前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以及它所揭示的原理,含有具大的能量性和潜在的救失补偏性。她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的历史进程之中,在自然因果周期律大循环的污泥沼泽之内,一旦“偶然”被较为开明、私心贪欲稍轻的封建帝王所效法和使用,依据其理论和方法内律己身,外用之于治国,那么就都能迅速产生一个时期的“东方净土”效应,使社会治理进入国泰民安一段时期。给人们带来冲破因果周期律,长治久安的希望和曙光。但是一旦丢失它,被儒术所取代,却又必然重陷于因果周期律的泥沼之中。文景之治是如此,光武中兴亦如此;贞观之治如此,开元之治亦复如此。

  代表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老学和原生态的孔学,与丢失道德根文化基因的道家方术派以及异化的儒家董学派以及理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前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却始终透发出强大生命力的光辉,为社会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后者却永远只会将整个社会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泥潭。这些现象,都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我们近代的学者,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愿意从自己民族本身精神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和反省中国的文化历史,而是千篇一律地按照西方和苏式的观念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行剖析,因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之内而不觉。这,大概就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环境固囿效应吧。

  “偶崇道德治世安”,这一现象并不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谜团,而是一种必然。因为老子的学说全息地携带着春秋战国以前二千五百年甚至更久远历史时期中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全部基因,她既没有基因缺失、也未曾发生基因异变;她就是轴心时代以后,中国社会本来应当坚守并且尊顺长期执行的文化瑰宝。可惜,我们历史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老子的学说虽然能促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诞生,却又不能确保这种繁荣盛世期的长治久安呢?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整个封建文化的实体系统,在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乱中已经全部牢固地形成封建体制。“尊皇贵权”的社会文化格局,已经全面破坏和取代了“尊道贵德”的社会文化基础。“天下为家”,已经完全取代了“天下为公”。封建型国家体制一旦确立之后,由于它迎合了人性中的私心贪欲,再加上封建文化的全力维护装扮粉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500以年来,这种封建体制从未发生过一次真正能触发其根本的彻底改变。孙中山虽然提出“天下为公”的口号,并且进行艰苦卓绝实践,去摧垮这种国家体制。他的尝试当时只是短暂地成功了,还未能全面进行贯彻之时,胜利的果实却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两面三刀的袁世凯,将民主与法制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还是重归复辟帝制的老路。蒋介石后来当了总统,却仍然是旧瓶装新酒;以总统之名,行封建体制之实。

  由此可见,中国的封建体制,在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帮衬之下何其坚固而难以摧毁!精神文化是社会的基础,精神文化渗透于人的灵魂之中,极其难以改变和清除。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在中国道德根文化这个文化基因中,丢失基因片段、扭曲异化以后产生的病态文化,是不符合自然宇宙法则,是离道失德的畸变文化。由于这是一种属于文化基因导畸生异的病因,那么基因病只有应用基因修复进行对症施治。只有运用完整而健康的基因,才能够修复丢失和畸变的基因。只有全面复兴传统道德根文化,尊道贵德,修身明德,在文化领域正本清源,整纲肃纪,才能彻底清除专制封建文化。封建专制文化遗祸彻底根除之时,道德根文化全面复兴之时,才是封建机制彻底消失之日。

  道德根文化的真正复兴和长治久安,离不开社会体制的尊道贵德,离不开社会具备三皇五帝时期的那种民主和法制并行不悖的社会机制。父子相替、子孙相传的世袭型家天下封建体制以及各种类似型的体制,所有不能扼制人性中私心与贪欲的体制,根本无法确保道德根文化的持续入世,以及充分长期发挥修身治世的作用。

  老子曰:“不辱以情,天地将自正”“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老子·德道经》)。

  老子曰:“事物不符合道就会很快夭折”。纵观中华二十四史,桩桩件件无不都验证了尊道贵德的重要性。顺道修身治国,则四海归心;悖逆于大道,则天下大乱。守之则治,离之则乱。老子学说,世间绝学,无出其右。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以史为镜,展开中国离道失德的历史画卷,当我们运用《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中的圣人之治方法论进行纵览时,当我们运用《黄帝四经》法道文化进行反思和剖析时,不由令人掩卷叹息。三皇五帝时期虽然悠远,但是她却曾经为古老的中国开创过天人合一、尊道贵德的古代文明。那古朴清纯的联邦民主共和体制,以及尊道贵德的精神文化滋养心身,曾经使东方的这块土地被祖先美誉为“神州”,自豪地加额相庆。“天下为公”,曾经使这片土地成为人间的乐土。《诗经》三百,仍然散发着昔日“思无邪”的香馨。

  人类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贪欲和私心,纯洁心灵对大道自然信仰的蒙尘,终于使祖先们顺应自然大道而开创的文明扭曲变型。离道失德,使整个社会从此不再顺天应人,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从此开始丢失、异化、变形。“天下为公”蜕变为“天下为家”,蒙蔽了人的灵性,全面地张扬和放纵了人性劣根中的阴性。这一切互为因果愈演愈烈,终于使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深陷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陷阱。当三王时代顺天应人的法则被彻底抛弃,战争、专制、强权与酷刑就成了整个社会滚动的轴心。

  春秋战国五百年反复残酷杀戮的血腥,凝聚成浓重如墨一般的乌云,从此笼罩在整个中国大地的上空,渗入到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成为因果周期律反复重演的祸胎和病根。与此相伴随同步的是,诸子百家用人心的利刃将道德根文化的基因毫不留情地一一瓜分,基因的密码从此被改写和重拼。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失去昔日的清纯和天人感应的本真。丢失基因和扭曲基因的学说集约凑拼,从此构成封建文化的阵营,成为专制帝王的坚强后盾和滋生战乱的病因。

  尽管天道慈悲诞生老子,留下五千言阐明德道文化之路是社会的根本,留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老子·德道经》)的谆谆劝诫警示,并且指明“修之身,其德乃真”。以身修德,是观察人、观察家庭、观察社区(乡)、观察国家、观察天下的唯一标准。然而,由于“忠信之泊”的社会共性,五千言的金玉良言难以注入人心贪婪的沟壑,将这个巨大坑洞填平。社会上多见的,反而是对老子五千言的曲解、误译、乱评。老子的五千言,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四次冲破封建文化的重雾阴霾,给中华大地带去清明和盛世的辉煌效应;却由于封建体制的壁垒森严,难以长治久安,全面发挥出其人间绝学的全部效应。

  自从秦始皇公然剥夺大道的威荣,二世而亡以降,楚汉相争、七王之乱、王莽改制到三国攻伐;从西晋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到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从唐朝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到五代十国;从宋朝契丹、女真入侵到忽必烈的铁骑;从明朝靖难之役、宦官为祸到土木堡之变;从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自从道德根文化基因失落异变以后,漫漫悠长的2500多年历史中,在中华大地上四次循环反复的自然因果周期律一再重演,鲜血淋漓,尸骨如山,冤魂遍野,触目惊心!而黎民百姓真正安居乐业,大地不被鲜血浸染的时光,满打满算地加起来也不足300个春光,只占九分之一。其余九分之八的漫长岁月,兵连祸结,不是战争的拚杀,就是各种天灾人祸的席卷大地。中华大地上,历经江山易主,分分合合。煌煌二十四史中,难见几次天朝盛世的繁华,却听不尽国破家亡的悲音。“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牡丹亭》)。正如《红楼梦》所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些历史现象与西方各国的历史相比较,我们这个民族在离道失德以后,的确被卷入了长期的深重灾难。孔子那一声“天下无道已久矣”的叹息,无比沉重而悠长……

  今天,我们有幸处在这个因果周期律中相对平静区间之内。中国大地之上,虽然已经没有春秋拼杀惨淡的剑影、魏晋烽火连天的硝烟;然而先祖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却早已经无踪无影,尊道贵德的自然信仰早已荡然无存。天下依然寡信,人心仍旧无道,社会仍然离道失德。那么,这个困挠中国社会长达2500多年的自然因果周期律已经崩断裂开了吗?这个因果链环怪圈循环滚动的机制和能量消失了吗?这,的确值得世人深思,值得社会反省,值得人们关注!谁能保证两千五百年翻来覆去、撕心裂肝的周期性大痉挛,从此再也不会重演?

  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仍然七零八落,现代精神文化并未完全摆脱封建文化的阴影,某些方面比封建文化离道失德更为遥远。自从信仰雪崩以来,尊道贵德的信仰尚未重建,崇拜金钱名利的盲目,却已经使精神领域误入干枯的沙漠多年。步履艰难的跋涉,漫无方向的寻觅,人们渴望能早日找到滋润心灵的清泉。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的这股清泉,她的源头就是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这个中国道德文化的主根,她深植在2500年前中华大地信德厚土的深层!
2500年以来,四次因果周期律的大循环,腥风血雨,恶业无边,它太沉重,太辛酸!尽快将其彻底砸断,阻止它继续循环,复还道德根文化的朗朗青天,是我们的责任之所在,是历史使命的必然!在今天,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时,各民族的文化正在交融互动,取长补短。世界各民族正在走向中国,中国同样正在逐步拥抱世界。世界各国的精英,特别是科学界,他们全都敏锐地跨越中国的2500年,直扑道德根文化的源泉,紧盯着我们的道德根文化,视为智慧的井泉,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丰富科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

  日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科学家汤川秀树,说:“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或者这样说更为正确:老子当时就已发现了一种趋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形势,但事实上二者都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了《老子》这部奇特的书。不管怎么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老子则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

  世界都在走近老子在2500年前为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开凿的大慧大智的井泉。这是我们共同将中国社会因果周期律彻底砸毁的最佳时间。

  世界需要中国的道德根文化,中国自己更为需要这个自己文化基因的全部信息,重建全新的道德文化系统,从而将因果周期律全部砸断,使其不再循环。恢复完整而健康的文化基因,使文化基因完整而健康,从而治愈中国文化中的遗传病、异化病、癌症病,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求、历史发展的必然!

  复兴道德根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根治文化基因病的一场严肃挑战。近代生物基因学说的长足发展,使我们对人类健康开拓了视野。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解开人体为什么会患病这个难题。事实上,除了外伤、极度营养缺乏等状况,绝大部分人类疾病都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引起的。而基因,作为生命个体最为独特的标记,其结构和功能出现异常往往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基因突变。据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估计,人体基因数目约为5万到10万个。目前已知人类大约有4000多种疾病与基因有关,其中约1000多种引起人类各种疾病的基因已得到确认。基因突变可以发生在体细胞中,也可以发生在生殖细胞中。发生在体细胞中的突变一般是不能传递给后代的,而发生在生殖细胞中的突变则可以直接传递给后代。绝大多数的人类遗传病,都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

  中国文化,伴随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发展了五千余年,文化与生命同样具有基因性。文化的原生态中就含有全部的、健康的文化基因。中国道德根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生殖细胞”。

  以史为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化发展之中,同样是道德根文化遗传因素和封建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发出道德根文化向封建文化的异化和突变。它的渐变发生于夏启时代,而突变就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此使整个中国在病态中挣扎发展,并且由此而跌入因果周期律的怪圈。不仅如此,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三纲五伦”,就是封建文化之体的体细胞中发生了严重的基因突变。从西汉至今,“三纲”一直被历代皇帝推崇为孔孟之道的精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董仲舒对孔学文化基因的异化突变。孔子主张“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历史流传的“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与孔子的理论完全相悖。而且,宋明理学的生成,也就既是体细胞中基因的突变,同时也是异化导致封建文化中癌症的生成。“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就是封建文化体系因为“体基因”突变生成文化癌症而不可救治的最典型表现。

  古学根文化的抛弃,《易经》诵读教育从国家教育和文化体系中的剔除,使封建文化体系彻底与道德根文化的连接性完全断裂开来,精神营养能量来源顿时急骤下降至最低点。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科学发明创造,全凭人的灵感与直觉而产生,而灵感与直觉的生成,又与根文化经典的精神营养作用息息相关。“弃古学,亡经说”,也就同时导致人们直觉与灵感的迟钝和麻木。封建文化癌症,从此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向低谷,成为东方的病龙、睡狮。

  由此可见,根治文化基因之疾病,就必须回到根文化历史的源头活水之中,全面复兴道德根文化。修复原生态文化中的文化“生殖基因”,才能彻底根治文化的遗传型疾病。如果单纯只在文化“体细胞”的基因上进行修补,并不能彻底清除中国文化数千年以来的沉疴顽疾。然而近百年以来,我们国人的一切努力,恰恰却都是局限在对封建文化体系的体细胞基因进行分析修补和在儒学中进行扶本性医治;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地“妙手回春”,使中国文化的病态霍然顿失。

  从以史为镜的系统分析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什么是中国文化体系的“生殖基因”。这个基因库,无可非议地就是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共同凝聚而成的道德根文化。我们不应当仅仅在儒学的扶正上单轨而行。

  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库,全部都囊括在《易经》、《黄帝四经》、《老子·德道经》三部著名的经典之中,既丰富又简单。进行文化基因的修复,绝不可以离开这三部经典而论。道家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肩负着这三部经典的守护使、传播者之责任;但是,道家同样未能逃脱社会环境的制约,以及封建文化对道家的侵蚀毒害。道家内部同样也产生着基因丢失和异变,丢弃尊道贵德而生成旁门左道,依法不依理、重术不重德的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正本清源,整纲肃纪,恢复道德根文化基因,进行根文化基因的修复,绝不能离开三部基因库而进行转录、翻译、解读、调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道德根文化基因完整、正确、健康地全部修复。

  中国道德根文化基因,既是人世间的一门圣人之治的无出其右的“绝学”,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简单、最平易的一门学问。这个基因,简而言之:在伏羲的易道学说中,就是一个“阴爻”,一个“阳爻”;在黄帝的法道学说中,就是一个“道”,一个“法”;在老子的德道学说中,就是一个道“无”,一个德“一”。这就是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秘密之所在。至简至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自然和宇宙的一切法则,全在这个基因之中。

  老子德道文化的基因,就是使每个人掌握圣人之治的方法论,掌握他所推荐的人间绝学。应用“双可教育法”进行实践,通过实践中出现的“见素抱朴”,从而使人真正稳定地、持久地保持住“少私而寡欲”的道德人生观,继而自然地进入和达到“绝学无忧”的圣人之治的境界之中,全面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每个人真实地实践“修之身,其德乃真”,进而实现天人合一,而达到心居于道“无”之“○”态之内,运用德一驾驭万事万物的生、住、成、灭。“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恒德不二,德不二,复归于无极”(《老子·德道经》)。

  运用“道生之,而德畜之”中德的畜养功能性、营养中和性,放牧天下万物。使宇宙中的一切,都能具备德的品格性,从而获得德的直接营养,并且实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下正,其至之也”(《老子·德道经》)。虚无的道化生宇宙的万有,用德一进行营养和管理就足够了,这就是老子圣人之治方法论的精华之所在。

  老子曰:“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德道经》),老子所揭示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人是万物之一,都是大道所化生,德能所养畜,既然万物都是道所化生,道下的万物众生,贤愚良莠,善恶美丑,皆是一体平等,没有等级之分,都是兄弟姐妹。在精神世界,没有尊卑奴主,都应当同修德品,获得德能,共同信仰尊崇大道,接受大道慈母般的终极关怀和无限慈爱,同时相互关怀和彼此敬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朋友与异己一体相互尊重,胜利者与失败者和平共处。只有认识、真信、承认、尊从“道生之”的真理,那么在大道面前,人与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才能自觉地承认每个人都是五德不完整的人,通过尊道贵德修之身而相互制衡争夺主次高低以及亲疏。

  只有认可都是大道的儿女,才能彼此接纳,无怨相亲,包容化同。只有在大道面前,所有人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人,既不会有人被捧成为神主,也不会有人被棒杀为贱民。歧视仇恨、弱肉强食,只有在大道面前才会荡然无存。只有尊道贵德,才能将犬儒的“三纲”彻底清除出人们的灵魂,还孔子原生态儒学的本真,重建传统道德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独尊”。

  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就是道和德。道处于虚无之境,德一的完整态是“上德不德”。从数学表述而言,就是“○”与“一”。一个完整的一体化文化基因系统,在社会不断转变的历史长河之中,由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老子·德道经》)等等因素,她在离开根文化德“一”的完整状态以后,必然会发生朴散。这个朴散开来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种基因分解和丢失的过程。而且,这个德“一”在社会进程中,一般都会分解成政治、文化、科技、艺术、宗教五大子系统,然后在这些子系统中又再分化无穷,越分越细。

  在五大子系统各自形成之后,社会对五大子系统的需求性,五大系统的传播力,通常都与其本身的真实价值构成反比性。根本性的系统常常被社会所冷遇,产生本末倒置现象。也就是说,越是不重要的成份,反而越受欢迎,越是受到重视;越是重要的成份,越被排斥。比如,科技就比文化更受社会和人们的青睐和关注,传播起来更为快速而且广泛。这种对最小价值成份作最大、最快、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是人类离道失德以后,心智受限而产生的一条不幸的定律。老子曰:“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德道经》),看得到、摸得着的有相的物质和一切,都能给人们带来短期的眼前的切身利益。这个“利”字,屏蔽着人们的心智。看不透、把握不住“无”中的“虚有”,那才是最根本的、最有用的物质。

  例如,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这两者之间,物质文明即是“有之以为利”的系统,而精神文明则是“无之以为用”的系统。物质文明能够使人感受到真切的利益,然而精神文明却没有那种直接明快的感受。因此人们和社会常常就会低估其作用力,不知道她才是真正决定社会健康发展最为有用的系统,也是确保物质文明成果不会流失毁损以及正常发展的保证。

  如何真正正确地“用无利有”,是整个人类在2500年以来都未能良好把握住的一个大失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的2500年,异化型的儒家对于这个“无之以为用”是牢牢控制于掌心,丝毫也不放松的。因为它是从道德根文化基因中异变而生成的,它知道精神文化对自己的作用性和它在社会中实现控制的有利性。但是,可惜它是一个病态的精神文化、专制性的封建文化。“独尊儒术”中的这个“儒术”之中,严重缺乏道德根文化的精神营养性和科学创造力,它反而成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极大障碍。

  英国李约瑟博士经过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以后,曾经说:“我们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从儒家很容易转向它的劲敌道家。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其所以有必要强调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这两家的政治对立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是承认封建社会的,而道家则强烈予以反对。”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和科学的观察研究,其洞察力真可谓入木三分。

  李约瑟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家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能寻觅到道家的足迹”。“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他有一段经典名言:“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

  李约瑟坚持认为:“在古代中国人中道家的自然知识最广博。道家文献不应被神秘主义地阐释。道家的自然知识被兴盛的儒家学派埋没了。”李约瑟把这种伦理学派淹没自然主义哲学学派的原因归为汉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李约瑟相信:“在中国发展近代科学失败的原因应该归结为,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环境不同于欧洲,而完全不是中国人对科学有什么固有不适应。”

  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就常常否定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其不具备科学的成份,缺乏科学的基因性。果真如此吗?!读不懂自己古汉文的先生们,李约瑟的这段话,不禁使人又再次想起老子的一句名言:“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在这里提出的“绝巧”之“巧”字,不正是古代文化中的“科学”之词又是什么呢?

  “巧”:形声。从工,丂(kǎo)声。“工”有精密、灵巧义。本义:技艺高明、精巧。《说文》:“巧,技也。”巧夺天工,能工巧匠,精巧的构思、设计,工巧(能很快发明的创造力量和品质)。

  老子的“绝巧”之“绝”,也并非“断绝、取消”之义,而是穿越、超越常道之义。“会当临绝顶”,才是老子这个“绝”字的本义。因为他在五千言中,同时还赞美了“绝巧”:“善数者不用筹策,善闭者无关钥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纆约而不可解也”(《老子·德道经》)。“绝巧弃利”中的“弃利”,因为掌握了科技的绝学,“无之以为用”,自如地“用无利有”,那么“有之以为利”的智识追求已经失去价值,也就自然放弃。

  老子的“绝学无忧”,同样并非反对与取消学习,不然他就不会提出“我将以为学父”的壮言。他的“为学父”,就是在五千言中要传授世间绝学——圣人之治方法论。一部《老子·德道经》,就是一部完整的圣人之治绝学的教科书。得其一,万事毕。人世间的一切学科,全部都被老子的道○和德一囊括无遗!只是我们缺乏修之身的实践,读不懂她的真谛而乱解、瞎释其义而已。这种胡批乱解形成社会共识以后,不仅误己,而且害人。长期使老子以大慧大智隐藏在五千言中的中华绝学,都未能完整地解析开来,从而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复兴以及长治久安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复兴道德根文化,离不开运用圣人之治的方法修之身。

  中国的道德根文化,她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与欧洲轴心时代柏拉图的观念和方法都是相通的,都是走的一个“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内求法”方向。包括印度的佛学,也是同样如此。因此,在根文化中他们认识宇宙和生命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就是以在自己的身国之内进行体悟验证为主,而以外在的实验证实为辅。主次分明,绝不颠倒。因为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真知,最符合自然客观规律性,准确率高,消耗的资源和时间比外求法要少得多,可以有效地避免无效性劳动。

  道德根文化,是心居于道而用德一,尊道贵德而不离不弃。研究和认识事物之时,“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二;德不二,复归于无极”(《老子·德道经》),对有形有相世界的万物,只须了解掌握,做到“知”以后,即应当及时切入它的无相世界之中,在肉眼不可观的境界中,运用内求法展开对它的深刻认识。运用德“一”尚未朴散开来的标准,进行解析与分析,掌握其能够进入复返性变化,重新回归到大道无极的本源之境中。中国道德根文化中的这些特点,与柏拉图的“闲暇”方法,都是一理相通的一种哲学方法。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背叛了柏拉图的内求法以后,创立了单一的外求法,观测、归纳、建模、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亚里斯多德的外求法,从此就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主流方向,内求法反而逐步消失在无形之中。

  在东方中国,由于伏羲的易道以《易经》而流传,黄帝的法道以《黄帝四经》而指导(汉代后消失),老子的德道以《老子·德道经》而存世,这三部经典的存在,就使修之身而内求实践,都具备着理论和方法的可学习、可操作性。中国的修身内求方法,具有系统的可实践性。因此,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的外求方法,虽然同时存在于社会中,但是在中国的哲学和科学领域中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社会虽然保存着修之身内求法的精华,可以用于指导哲学与科学向最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这三部经典的社会性应用,长期被封建专制文化所扼制、压抑、封锁着,“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内求法,在哲学和科学领域长期不能产生出新的机制,只能长期停留在三部经典作者所阐释揭示的真理之内而局限性地加以运用;而未能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和科学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引领者,从而全面发挥“无为而无不为”的功用。

  《老子·德道经》这部奇书,由于隐含着修之身的方法,虽然她本身是修身入世、治世与修身出世、证全真一体而论,但是在封建专制文化的挤迫之下,历史曾经导致她仅作为修身出世证全真单纯而用。某些专家认为《老子·德道经》只是出世之作,具有消极性。那么,你们又如何解读:“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爱民括国,能无知乎?”(《老子·德道经》)这些用德治世、无为而治的呼唤?我们难道就不能从中解读出老子那修身治世、复使天下重归德道之治的博大胸襟和关爱社会百姓的高尚情操吗?

  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那些大慧大智者通过自己天人合一的实践体验,都认为人类的智慧来源于每个人的自身,携带在自己的精神灵魂之中,或者说潜藏于与生俱来的智慧种子中。因此,要想成就无上的智慧,就必须走一条修之身而返还本性的内求之路。老子说:“不离开家门,就知道天下的一切;不用看窗户外面,就能知道天道;离开本性越远,智慧就越少。所以圣人不用动却什么都知道,不用看却能观见其形名,不用做却什么都能做成”(《老子·德道经》第十章)。释迦牟尼佛在开悟之后,观察到“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大方广佛华严经》)。由此可见,人类的大智大慧都潜藏于每个人的精神系统之中。人们只有具备大智大慧,才能把握自然宇宙中最正确的规律性,顺天应人地正确发展。避免愚智的局限性、聪明的盲目性,从而使整个社会长期和谐地发展。

  但是,人类的精神系统如同肉体一样,需要精神的食粮进行营养,才能具有充分的活力,打开自己的智慧之门。黄帝曾经揭示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黄帝内经》)。天德养精神,地谷养形身。老子曰:“道生之,而德畜之”。由此可见,“德”具有精神营养性。“德”,就是人类精神的食粮;“道”,就是人类精神必然的归宿。人们只有尊道贵德,培养德的品格性,才能获得德的能量,从而营养自己的精神系统,通过道德心灵的构建而开发出自己的大慧大智。

  中国道德根文化的三部著名经典:《易经》、《黄帝四经》、《老子·德道经》,既是道德根文化的完整文化基因库,同时其中也包含着基因工程的全部方法论,也具备着丰富的道光德能,其中的精神营养能量极其丰富。因此,老子在五千言中道篇的第一章中,就直接揭示出通过诵读道德根文化经典的简易方法,就能获取充沛的德能,营养诵读者的心灵和精神系统,从而使诵读者逐渐步入“众妙之门”。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老子·德道经》)。这句世人熟知的经典名言之中,除了丰富的哲学内涵之外,其实同步隐藏着走近道德根文化,接触道德根文化基因,吸取营养充沛的德能,进入众妙之门,掌握道德文化绝学的方法。——那就是老子圣人之治绝学中的“双可教育法”,也就是诵读道德根文化经典与呼唤非恒名同步教育法。诵读与呼唤双向同步,以道德根文化经典为必修课,高度重视在诵读与呼唤中出现的回应(噭)和妙(眇),就能进入众妙之门。(以上内容因另有专篇讨论,在此不作详细说明。)

  诵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掌握文化知识的最基本、最简单、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黄帝内经》中,早就提出“请授道,讽诵用解”这种学习经典的方法。这里雷公所讲的意思,就是:请求黄帝传给他医道,他愿意用“讽诵”的方法加以运用和解析。“讽”,就是背诵、朗读。“讽诵用解”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我们古代一切教育文化知识承传的重要方法,字字值千金。“讽诵”,那就是掌握中国道德根文化的一种教育和学习的法宝;“讽诵”,就是古代教育中,针对文言文的特殊性,信息含量全息性而创造的学习和应用的最佳方法;“讽诵”,就是古代道德根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一把金钥匙;“讽诵”,就是中国古代一元四素方法论中开启慧智心灵的重要技术和手段。

  “经书熟读千百遍,内藏真意自显现”。学习传统道德根文化,重点在于培养身感心悟,而不在于意识的多知,因此不主张过多讲解。“大道甚夷,民甚好解”(《老子·德道经》)。《黄帝内经》当中记载,雷公在诵读中,诵读久的竹简绳子都磨断了;读之更久者,由于手在上面反复触摸,垢迹污满。可见,雷公是通过长期反复诵读的方法掌握经典的神髓。

  老子的圣人之治绝学教育方法,却恰恰又牢牢地把握着、运用着这一基本方法。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道德根文化经典的诵读,通过潜移默化的过程,运用上善治水的原理,就能净化心灵,清静心身,开慧益智,进入众妙之门,从而步入圣人之治的绝学佳境。修之身,使其德真实不虚地营养性命,使人既具备道德上善的心灵,同时具有智慧的头脑,富含科学创造的潜能。内可以修身,外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人诵读则己治,一家诵读则家治,一乡诵读则乡治,一国诵读则国治。学生诵读则学生易教育,教师诵读则教风能正派;百姓诵读则百姓知善行,干部诵读则干部清廉;全社会诵读则社会和谐。

  借用黄帝的一段话而言:“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黄帝四经》)。也就是说,将道德根文化的三部经典,作为全民教化的必修课,进行民俗化、通用化、普及化、晋升提级考核常规化,进入民俗习惯之中,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行为准则;那么,只需要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将对道德根文化经典诵读的方法全面社会习俗化;坚持二年时间,通过经典诵读而德化的结果就能初步显现出来;开展三年,全民就能从诵读中获得明显的德治效应;持续四年时间,民族精神凝聚力将会形成,政令将会畅通无碍;五年时间,法治就会清明简略,刑正合德而成为全民自觉遵循的法则;六年时间,全民必然会自觉地尊道贵德,敬畏大道而自觉修德,由被动教化接受,转化成为主动需求自觉;坚持七年,推行经典诵读就能够执一以为天下牧,使整个社会走向符合自然大道客观规律的正确发展之路。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盛世,也就必将会出现!真正的无为而治必然将会出现,而且成就将会远远超越文景、光武、贞观、开元之治,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五次正真的、更为灿烂的辉煌!我们应当坚信,21世纪中华道德根文化必定能够复兴,创造历史中最伟大的辉煌!

  这些并非痴人的梦想,而是以史为镜而可以借鉴。只要比较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时他们都并未能破解老子五千言中“双可教育”的秘密,对于老子五千言的应用,只是理论上的尊行,但是却已经能够创造历史的辉煌。那么,如果将道德根文化经典教育,列入国家教育和社会全民教育之中,真正像西方犹太人的古经典那样“入其俗”,成为整个国家民众必读之书,必须遵行之经典,进入全民族每一个人的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等等人生六大阶段之中;那么,《易经》总揽宇宙的科学性,《黄帝四经》的修身治国、道法平治性,《老子·德道经》的修之身,圣人之治身、治国、治天下性,都必然系统性地展现开来。

  道德根文化完整而又系统地“入其俗”,全民的精神面貌必然会出现彻底地改变,我们祖国的科学发明创造能力,必将会像16世纪以前一样,重新远超于世界各民族,再次进入领先地位;我们祖国的政治和文化,必将会出现清明致远,从而被世界各国所敬仰和学习;艺术的发展,也必定会广泛地登上世界的前茅;宗教也将会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必将成为世界的典范。

  以史为镜全面进行反思分析,以文化基因学说进行探讨,这些效果都是不难以预见的必然现象。而且,困挠中华民族长达2500多年的自然因果周期律,也必定会在这一个过程中彻底地被粉碎于无形之中,从而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良性发展周期律之中!

  孔子当年虽然悲叹:“天下无道已久矣”,但是大道却始终并未离开人世间和社会,只是“道不远人人自远”而已。天下无道,只不过是因为人心思邪,贪欲过甚,而自取其咎。通往大道的基因密码,全部都储存在伏羲黄老的道德根文化经典之中,需要社会和人类持握着“少私寡欲”的钥匙进入其中。掌握老子的圣人之治绝学进行修身实践,修身治国,将三部经典作为必修课,永不离心身,那么“天下为私”、“天下为家”的歧途必定会转换成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社会也就自然永无忧患!

  以史为镜,展开历史,纵揽之余,又使人想起了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的源头起于雪山,是那么圣洁清纯,饮之也甘甜沁人心脾。那不正恰似我们的道德根文化之源吗?!然而,她却在滔滔不绝的奔流不息之中,开始变化了,变得混浊不堪,再也不甘甜了。这也恰似道德根文化进入了2500多年的历程之中,在中途被扭曲、被掺泥夹沙。但是,黄河最后终竟还是要进入大海的怀抱之中,大海处下,有容乃大,她上善治水,沉淀泥沙。还黄河源头之水以清澈明亮,升华黄河之水飘入天际,然后又布洒于天下。道德根文化,必定会像祖国的母亲河——黄河一样,最终复归于清明,滋养天下国家!但愿她复兴之日,黄河同样也变成全程清澈甘洌,永远不再掺入泥沙,以清亮明澈的身姿奔腾不息,直入苍茫大海;贯通中国大地,滋养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华夏!

  让我们共同走近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道德根文化,去与老子居,与黄帝居,与伏羲居;与老子谋,与黄帝谋,与伏羲谋;让我们与圣人们同在,与道德同在!

  谢谢大家!这一课的整个内容,就分三次讲完了。由于牵涉的面比较大,挂一漏万的地方还不少。

  但是,只要大家基本上把握住了这个道德基因文化的特点,落实和修复道德文化基因。把握了这个“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这个原则,掌握了她;那么,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道德根文化,复兴我们的道德根文化,用好修之身这个瑰宝,利用好“双可教育法”,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修身实践就必定能首先在我们自己的身国之内复归于德和道!

  也祝福大家早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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