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基于胡适“全盘西化”论的思考

许曦明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摘要:“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等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给国人留下了文化自卑的缺憾。文章简要分析了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其历史成因与“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并论证了它对日后中国文化力式微造成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跳出文化自卑的阴影,增强文化自尊和自信。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同步,健康发展。
  关键词:文化自卑;文化自信;胡适;“全盘西化”;“缓慢渗透”
  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实体。在我们常常欣慰于国家经济繁荣的同时,又时时困惑于非同步发展的文化国力。资料统计,在国际文化市场的份额中,中国所占的比例还比较低,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大国的形象形成了不和谐的反差。毋庸置疑,这种不和谐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力的式微。本文拟对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其“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化力式微的历史成因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论证,以期汲取历史教训,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使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同步,健康发展。
  
  一、综合国力式微下的文化切割
  
  截止到1500年,中国还是一个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3%左右。从1500年至1800 年,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西方国家工业化起步早,它们在19 世纪末就赶上并超过了中国。仅在1820 年至1850 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同西方的差距就迅速加大,欧洲人均GDP 由对中国人均的2.1 倍猛增到10.5 倍,美国则猛增到15 倍。[1]鸦片战争之后,传统文化随着国力的下降已经呈现出颓势,西化思潮开始孕育和累积。
  最初能为国人所接受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谓之“师夷长技”。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举国上下震惊。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制度性障碍表现出了极大不满,思变求变的社会呼声及现代性诉求逐渐强烈,晚清的“戊戌变法”就是很好的明证。崇尚西方在19 世纪末虽说尚未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但却为日后激进的西化思潮打下了基础。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的枪炮不仅瓜分了中国的领土,而且彻底瓦解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心理优势和文化优越感。“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的社会精英们认为,惟有借助西方的文化才能改变中国不合理的政体,才能构建一个崭新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体系,进而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西化促使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切割、疏远自己的传统文化,西学很快作为新学而成为中国社会意识的主流,传统旧学逐渐成为被边缘化的隐学。仰视西方日益成为主流社会的心理趋向,唯洋是从弥漫于中国大地,洋货成了时髦之物。
  对这种自觉、主动的西化行为,叶维廉认为是国(第1 期 许曦明: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 53)人在“亡国在即”的绝境中被逼无奈的选择:“早期的知识分子不分皂白地拥抱西方……最早是出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需要,即以侵略者的蛮术来治他们的蛮行的需要。知识分子作这种选择,是中国行将被西方列强灭亡的危机和中国人受尽空前凌辱所逼出来的。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觉到中国已经濒临绝境。”[2](199)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痛切地感到,中国古老文化中有许多落后、封闭甚至是野蛮的东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迥然不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的是腐朽和没落,西方文化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显然,认同西方文明揭示了民众追求现代化、期盼国家振兴富强的心态。仅仅“夷之长技”难以从根本上动摇顽固的传统文化,只有“夷之文化”才能带来思想上的革命,观念上的更新。为此,必须学习西方文明,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诚如李欧梵所言,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3](236)
  用西方思想来消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有效利器。这种全盘西化的移植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致命的,它不仅确立了新的文化模式,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并摧毁了传统文化的格局与体制。在社会精英们的引领下,民众自觉认同了以下两点:(1)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必须全盘否定;(2)西方文明属于进步的现代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认同随世界潮流而确立,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颠覆传统文化与倡导文化进步必须同步,不能调和。由此而引发的负面作用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甚至自虐的民族心态,因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4]再加上“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5]于是,“全盘西化”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刻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到了30年代,知识界的各派人士,无论持激进文化观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所使用的概念、逻辑和理论都是西式的,即使是反对全盘西化者,在心理深层亦有着不可排泄的崇洋情结”。[6](40)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赵立彬解读说,“西化”就是“以西方为典范和模型,主张学习和模仿西方已有的文明成就,并以之来作为评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西化’实是一初始的动力。这一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6](15)认可西方文明是中国跨入现代化的必由门径,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共识,也是中国人渴求进步的情结,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以西方文明为样板和发展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对西方“文化输入”的认同是国人自觉、主动的集体行为。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对称、不平衡是日后文化“集体健忘”的必然结果。
  
  二、“缓慢渗透”的长期效应
  
  在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看来,提倡全盘西化和彻底反叛传统是不可调和的。依陈独秀之见,“学西洋文明与尊中国文化是绝不可调和的: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7]因此,要倡导西方文化,首先要彻底抛弃中国固有的旧文化。胡适分析说,中国有一种固有的“文化隋性”,这种惰性根源于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也就是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的。因此在多种文化冲突中绝对不能采取折衷的态度,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42 号)。
  胡适的论点似乎前后矛盾,但细究起来,又不无道理。他所谓的不可调和,说的是西化的态度决不动摇,实现西化的策略必须果断。即使这样,中国西化的实际效果与理想中的西化效果还是有差距的。在他看来,只有采取极端的西化策略,即所谓的“矫枉过正”,才能根治中国固有的“文化隋性”,才能使中国跨入理想的文明国度。就其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而言,胡适这一(54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五四”运动前后,旧的体制和权威摧毁了,新的体制和权威还没有建立,因此造成历史危机中的文化结构软弱无力。随着传统文化被切割,被否定,人们的文化精神处于一种被放逐的状态。但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根基还是挥之不去,他们显然处在或扬弃传统文化,或照搬西方文化的两难抉择中。胡适将这种境况下的文化碰撞称为“发散渗透型”或“发散吸收型”,意思是“长期曝露与慢慢渗透造成的文化变动”,“我们实在是让一切观念、信仰、制度很自然地与西方文明慢慢接触,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响,于是有时起了一步步渐进的改革,也有时起了相当迅速或激烈的变动”。[8](475)这种“发散渗透型”的特点是自然的平稳过渡,循序渐进的演变。通过“长期接触”和“缓慢渗透”,民众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和影响,逐渐了解西方文化的优越和好处,然后再慢慢消化吸收。于是乎,西方文明可以缓慢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观念、信仰诸方面,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明显,中国的这种文化转型是在主张全盘西化的精英们的引导下,以劝导和教育的方式实现的自觉改革。“往往是先有少数几个人的提倡,渐渐得着些人赞成,最后才有够多的人相信这些观念是很合用或很有效验的,于是引起来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8](475)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或继承或摒弃是没有清规戒律的,而是自发的。经过长期接触与碰撞,西方文明不仅可以改变民众的观念,而且还可以影响传统文化并使之获得新的活力。但由于缺乏协调性和连贯性,这种转型有时又是盲目的。在胡适看来,这种转型虽然缓慢,有时甚至痛苦,但最终可以逐步达到创建一种新文明,一种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精神文明这一目的。
  然而,胡适一味强调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而没有考虑到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在他看来,“那种种自动的革除淘汰,那种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我决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8](475)因为他认为,西方文明属于进步而又强势的文化,中国传统属于落后而又弱势的文化。弱势文化要想赶上并超过强势文化,全盘移植和模仿是必不可少的基础。通过“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这听起来也不无道理。如果“要不得的成分”不“革除淘汰”,西化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可能还会倒退到原有的文化惰性状态。胡适拼命走极端的西化目标以及“长期曝露与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的确印证了文化切割的长期效应,然而,在当今国人文化自卑感的观照下,“那种种自动的革除淘汰,那种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却成了自相矛盾的悖论。根据胡适的论说,文化的本位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其他。有论者这样解读他的观点,“那无数无数的人民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中国人还是中国人”。[9]不过,胡适的文化“本位”观在文化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那里却成了谬说,“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灵魂”。
  据此说来,切割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清空了自己的灵魂,清空了自己的灵魂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本体。
  
  三、文化自卑的缺憾
  
  一百多年来,中国从西方“抄袭”、“拿来”很多东西,其中有被迫的,但更多却是主动、自愿的。西方文化虽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但它毕竟不属于中国的本源文化,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充满了比附西方的内容,所以造成了今人与传统文化的切割与断裂。正如桑兵所解读的那样:“今人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是被条理过的。近代学人已有比附西学的偏向,今人治学,更加喜欢追仿外国。这虽然是学风不振所致,其知识架构已被西化,则是深层原因。……国人不查,舍己从人,既不能发挥所长,又容易误读错解方法和问题。
  长此以往,国人不可避免地只能跟随在欧美后面,亦步亦趋。学得越像,反而离中国历史文化越远。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找出理解中国固(第1 期 许曦明: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 55)有的思维行为的门径,则虽有自己就是中国人的自信,对于中国的认识,反倒会出现依赖外国,却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尴尬。”[6](19)
  诚然,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一味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人的文化自尊与民族自信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伤害。长期的西化诉求使国人患上一种“集体遗忘”症,造成身为中国人却对中国文化似懂非懂的尴尬处境。这一点分明印证了胡适“缓慢渗透”的预期效应,也见证了胡适逐渐西化的构想。传统文化给颠覆了,理想的文化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中国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也有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的一面。西方文化虽有鼓励竞争进取,尊重首创精神的积极层面,但也有可能引发个人至上、人欲横流、秩序混乱的消极层面。早在20 世纪初,梁启超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宣扬西方的民主思想,一方面又斥责西方文化,认为“欧洲人过于依赖科学和物质文化”,全盘西化“将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泯灭,因为科学的发明是建筑在贪婪、控制和战争之上”。[2](205)“然而,也正是这些外来的信念,在当时甚至在现在,仿佛都已染上了神话的色彩,极大地触扰了中国本源的感受性,造成一种延续不断的异化感与隔离感”。[2](203)客观地说,西方文化确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但一味地盲目照搬则造成了西方文化大量倾销中国的后果,这无疑也是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呈现不平衡态势的症结所在。
  正确的文化策略无疑当是扬长补短,和而不同。其实,学习西方文化与弘扬中国文化并不矛盾。胡适早年也持有这种观点,他在1917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如果“新文化不是被旧文化有组织有系统地吸收同化,而是突然全盘替代旧文化,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肯定将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换而言之,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为此他建议“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成功地融合”一体。[8](16-17)假如胡适不改初衷,与其他先驱们一起采取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之路,中国的现代文化史恐怕就得改写。但他日后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改部分肯定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一味贬损中国文化,“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说:在世界上最唯物的、最下流的文化之中,中国文化要算数一数二的了”。[10](516)对此,用“数典忘祖”来形容胡适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似乎并不过分。早在他反复强调要“全心全意地接受新文明”时,就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今日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全心全意接受新文明,而是复活我们自身文明的精华,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中国评论》1930 年1 月30 日)。这看法与胡适早先的学术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持这一观点的其实并不在少数,但在中国却最终没有成为主流声音。
  历史似乎给中国开了一个国际玩笑。胡适在出国演讲中的确讲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虽说西方文明有那许多令人敬慕的美德,但儒学及新儒学哲学大师所教道的旧道德仍构成中国民族、中国文化的脊梁,不能贬弃”。[8](177)但他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却是“矫枉过正”的颠覆论,其目的是为了根治国人的惰性,其动机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由此看来,胡适本身就是一个困惑的矛盾体,难怪有学者这样评价他的文化观:“在胡适参与国内的中西文化论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有浓厚西化色彩的胡适,是一个尖锐批评中国文化惰性的胡适;而在胡适发表的英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又是他的中国情怀,一个为中国辩护的胡适。这样一种矛盾性集于一个文化巨人身上,是一种多么有趣而又值得人们嚼味的文化现象!”[8](3)
  的确,胡适的障眼法犹如一个无解的魔法,忽悠了几代人,因为国内的普通民众只知道他的不可调和论。
  从胡适的中国“文化劣根”说到今天的文化国力式微效应,从150 年前国人自我迷恋的一个极端到今天自我迷失的另一个极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我迷恋造成了“天朝上国”的心态,自我迷失导致了疏远传统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源自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但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针对这一问题,何兆武教授尖锐地指出,我们国(56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家的民族心态总是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极端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自己自高自大”,另一个极端就是“一种自卑自贱的心态,认为自己百不如人,什么都比不上人家”。[11](27)“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摇到这个极端就是崇洋媚外,摇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排斥一些洋的东西”。[11](26)
  
  四、文化自信的重建
  
  胡适等对传统文化的切割是无奈的,对西方文化的拥抱是自觉的,对全盘西化的后果是未知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两种文化体系,从中理出一个最适合中国之情的政治、社会、文化的架构”。[2(] 199)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领导人适时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得到了世人的一致赞同,许多学者也在致力于文化国力的重建工作。
  其实,文化的复兴和重建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就此而言,中国重点发展经济的战略无疑是英明的决策,然而,经济发展之后的文化考量则是一种更富远见的战略眼光,因为文化力毕竟是综合国力中最基本的要素。一个国家的和谐发展既要关注科技层面,也要顾及文化层面,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偏废任何一方都会制约国家的整体发展,甚至发生国家灾难。托夫勒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已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掌握未来的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在文化重建上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贾海涛阐释说,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力是国力的源泉和灵魂。文化是强国之本,增强国力的根本在于大力发展文化。“国力的竞争最终将是文化创造能力的竞争,文化力才是最基本的实力和最重要的国力”。[12]
  为此,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升文化重建的意识,强化文化重建的力度无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西方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催生、更新了弱势国家的文化内容,但另一方面又削弱甚至毁坏了弱势国家的文化根基。强势国家的文化渗透,使弱势国家的文化处于更加被动、更加边缘化的境地。“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大量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占领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西方的文化渗透使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这将最终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改变”。[1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文化力的整合和重建,他们“都把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认同作为维护自己民族存在的武器,以文化抗争回应西方文化的压力和入侵,而且日益将文化升华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产生了捍卫文化即捍卫主权的强烈文化主权意识。许多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宣传和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抵御西方消极文化的人侵”。[13]作为和平崛起的中国,无疑有理由使其和谐的文化理念在国际竞争中发扬光大。
  重建中国的文化国力,我们必须解决好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正如阎真所述:“现代性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没有现代性诉求就不会有历史的进步;民族性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没有民族性我们就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点。……丧失了民族性,现代性的意义将大打折扣。现在,历史是不是提供了一种机遇,使我们能在现代性进程中,保持我们民族性,使我们不但是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14]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力的重建既不能回归传统文化,也不能照搬西方文化。虽然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东西很多,但也有不少落后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才迫使许多有识之士奋起而攻之。因而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和甄别,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质言之,传统文化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根基和源泉,是我们自身文化的身份标记。对华夏子孙而言,它没有异质感和陌生感,却具有无形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因此,只有认同自己的文化,国人才有归属感、安全感乃至自豪感,才能使文化国力日益厚重,且不断增强其在国际交往中的竞争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屡遭被批判、被切割、被抛弃的命运,这无疑是造成国人疏远自己文化的主要原因。要传承自己的优秀文化,的确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经济建设经过(第1 期 许曦明: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 57)较短时间的努力,或许能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文化国力的重建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不妨采用胡适“慢慢渗透”的策略,从加强基础教育做起,通过循序渐进的引导,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使国人恢复对文化传统的记忆和热爱,增强国人的文化传统意识和文化凝聚力,提升国人的文化品位和道德素养,使和谐发展的文化传统逐渐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习惯、道德信仰和伦理观念诸方面。
  胡适等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给国人留下了无奈的缺憾和难言的苦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是为各国提供的交流平台不是要削弱、消解弱势国家的本体文化,成全强势国家的文化霸业,而是弘扬各个民族的文化精华,实现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诚然,尊重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前提和保证。要重建中国的文化力,一方面要树立国人的文化自尊和自信,增强国人对祖国文化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必须善于学习和吸纳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扬长补短,与时俱进,增强文化竞争力,重铸中华文化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西“互体互用”[J]. 文艺研究,2004(2):109-117.
[2]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6.
[3]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4] 胡适. 请大家来照镜子[N]. 生活,1928-09-30.
[5]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J]. 新月,1930(4).
[6] 赵立彬. 民族与现代化追求:20 世纪20 - 40 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7] 陈独秀. 答佩剑青年[J]. 新青年,1917(3).
[8] 胡适. 中国的文艺复兴[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9] 李毅. “全盘西化”文化观的再认识[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2):64-69.
[10] 胡适. 胡适书稿及秘藏书信[C]//耿云志主编.论中西文化. 合肥:黄山书社,1994.
[11] 何兆武. 文化漫谈——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 贾海涛. 综合国力系统论刍议[J]. 暨南学报,2002(4):21-37.
[13] 柳士发. 树立文化国力理念 打造世界文化大国[J]. 决策与信息,2004(5):22-25.
[14] 阎真. 汉语是我们的文化身份[N]. 光明日报,2005-09-02
(责任编辑 李亮伟)



返回主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