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是矫枉过正

杜维明 2010年04月02日

  李琳:在过去的100年里,即20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巨大变迁,从“五四”开始,许多学者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而同时一些国学大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底线,50年代以来,包括您在内一些学者通过努力又使得“新儒学”广为人知。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对这个过程感到非常好奇。
  杜维明: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过程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代会碰到不同的挑战。胡适的观点其实是“充分现代化”,虽然他开始是赞成陈序经倡导的“全盘西化”的。“全盘西化”有矫枉过正的意愿在里头,因为如果我们说要向西方学习50%,那么真正学习到的只有10%左右,所以说“全盘”学习的结果应该是20%而已,譬如自由主义重要人物李慎之晚年时说,现在是急需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你还讲儒学如何好。西方有人说21世纪要靠孔子,李慎之听了嗤之以鼻,认为即使完全致力于西化,我们也未必能达到一定水平,因为我们的民主科学底子太差,更不要说自由、人权了。
  在我看来,“全盘西化”往往是在悲愤心态下迸发出来的应对之策,强调对西方的文化有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这个观念到今天还有非常大的说服力,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方比较深刻的观念,不管是科学理性、自由人权,还是它最深刻的一些普世价值和宗教理念,我们都了解得比较片面。我个人多年来在美国认识了一些杰出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但即使如此,我觉得不要说西方文化的全貌,哪怕是一家一派、一个传统,要“食而知其味”,然后深入下去,都非常困难。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工作我觉得必须要进行,而且力度要更大。
  而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则强调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认同”,乃至“民族文化主体性”。他对民族主义的推崇,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宋明思想的继承都体现了这种主张。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古代诗词歌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不太读这些,但他的工作毕竟引起了一定的重视,所以现在有识之士开始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重视“国学”。
  这两种观点彼此对立,而这种对立其缺点在于,两种本来都是有价值、并进的观点,却告诉年轻人,你必须从中作出选择:要么向东,选择神秘的东方,要么向西,学习科学理性;要么就退回传统,继续保守,要么就学西方,科学进步。
  然而所谓的进步、保守,或者左翼、右翼,这些都是政治的论述,而不是文化的论述。举例来说,在美国,对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等问题提出深刻批评的往往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或者说宗教分子,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田立克(Paul Tillich)。这些宗教改革家或神学家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家,一个有虔诚信仰的人同时也有开放的心灵,希望环境有所改变。再比如我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他们都对西方文化有着虔敬的情感,为此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西方哲学,这些国学大师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顽固保守。了解西学的同时,他们又在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而这两种文化对他们产生的冲击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激发出创作的浪花。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李琳:那么,文化的观点应该是兼容并蓄的?
  杜维明:文化解释不同于政治解释或经济解释之处在于,它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有一定的敏感度,因此它也是更复杂、更全面的一种理解。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对立起来,因为文化是渗透在不同领域中的。没有一个制度可以没有价值、没有理念,即缺乏文化素质而能够建立起来的。另外,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研究一个政治现象,这里面必然浸润着许多文化的因素。文化是个比较全面的描述,在讨论的层次上更高、更复杂。
  (摘自《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张冠梓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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