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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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持续至今的西化浪潮
  
  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这样一个口号,但是人们的心中是这样想的。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还在激烈地进行,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学者公开地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帜。比如说1933年年底的时候,当时中山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这篇文章里面,就把当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分成为三派。一派他称之为“复古派”,就是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还有一派他称之为“折中派”,“折中派”就是提倡调和中西文化的这样一些人;第三派他称之为“西洋派”,就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人。
  他自己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让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至于这样做的理由,他说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说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第二,他认为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
  从当时的情况来讲,我想第二点理由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认为现在世界的发展趋势就是西洋文化的趋势,无论愿不愿意,你都得接受,所以就应该完全向西方学习。如果要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只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只会阻碍现代化,这个观点是有普遍意义的,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大量的人是这样一个认识。
  而第一点就不能说对了,怎么叫做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呢?他对这一点有一点说明,这一点说明更是有点奇怪了。他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学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不仅如此,他说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面,我们也不及西洋人讲究。所以他的结论是,在西洋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找不出西洋的好处,这是他全盘西化的一个理由。
  虽然我们说这个理由有点奇怪,但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还是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现在社会整个的趋势,我感觉基本上还是全盘西化的趋势,尽管现在没有人公开地像陈序经这样讲:我们要全盘西化,有的人可能也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却是在不自觉地这么想。
  我就简单举一个我自己比较有切身体会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做学术研究时,人们也都认为西方的研究方法比中国的研究方法来得好,所以处处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会听到,或者都会感受到我们的中医已经不行了。中医不行了,这是什么意思?上面讲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用西方医学的理论去诠释中医的理论,结果是把中医的理论完全地解构掉了,它已经不是中医原来的那一套精神,或者那一套理论了。
  我们许多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样子。经过这一百年来的改造,很多传统领域里面的文化研究,我认为,可以说都已经全盘西化了,尽管我们没有这样去说,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思维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那么产生这样严重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认为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方法比我们先进这个不自觉的意识!
  最近我常跟人讲,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像禅宗里面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很贫困的人,怀揣着宝珠,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他只好沿街乞讨,在佛教传统里面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佛性就在你心中,可是你老是看不到自己心中有佛性,所以只好到处去求别人给你讲,怎么样成佛啊?你告诉我,你教教我。其实成佛就是靠你自己,因为佛性就在你自己的心中。所以他是抱着这样一个宝贝到处去乞讨。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宝珠,我们不看它,反而到处去求别人,别人的好像就是比我们的先进,比我们的好。
  刚才讲的中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中医的理论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可是不好好地去钻研,《黄帝内经》居然成了中医学院学生的选修课,而不是一门必修的课!还有我们关于戏曲的理论,明清以来的戏曲理论,那是丰富得不得了的一个宝藏。我们不好好去研究,却专门请一些导演来导我们的昆曲,而这些导演都是用西方的那套戏曲理论来导!结果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有那么丰富的宝贝不去用,却从这儿讨一点来,从那儿讨一点来,把我们的戏曲搞得不中不洋,不古不今,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二、传统的反抗:中国文化本位宣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个争论很有代表性。但当时这个争论并不是单项的,有全盘西化论,也有人提倡中国本位论。当时有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劈头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
  从文化的领域里面去展望,现在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而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这个话就说得非常尖锐,非常激烈,当然我想这是夸大了。因为这个话我刚才讲了,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现在放眼望去,大概在中国的领土上已经没有中国的文化了,但我倒不敢说在世界的领域里面也没有中国文化了。恰恰相反,可能在世界领域里面中国文化的问题倒是处处都在受到重视,只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反而没有被重视,是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我讲这句话的目的是想提醒大家,不能够一味地去追随、模仿外国,而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这个说法我想也很像我们现在倡导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这是1935年在这十位教授的宣言里面提出来的,而这宣言里面还有许多内容我想讲得也很有道理,它说: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肚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的,在七十年前,1935年时人们的一些想法,我想用到今天似乎也没有过时。
  接下来它还讲: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我想这个主张,这些东西都很有启发意义,可以说是很实在的。可是当时这个宣言出来以后,就遭到了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的批判。其中有一些人,说这个主张其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翻版。
  我们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洋务运动的时候,由张之洞提出来的。当时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学、西学这样的概念,还出现了旧学、新学、洋学、国学等概念。刚才我讲了,洋务派主张从器物方面去学西方,认为在精神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不能学西方的,还要固守中国的传统。所以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提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这个论点一经提出,立刻就遭到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批判,认为要革命,不仅要在“用”上进行改革,“体”上也要改革,他们提出来的理由可以说也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改良派的一些人,包括严复在内,就提出一个比喻,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就像马和牛,有马之体就有马之用,有牛之体就有牛之用,你怎么能要求牛体而有马用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体”和“用”是不能分开的,应该一致。牛之体只能牛用,马之体只能马用。我们现在要改革,不可能以牛之体去求它有马之用。
  这个讲法应该说很有道理,而且在当时来讲,改革是必须要触动根本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精神层面的,所以这次批判我想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这个比喻应该说也并不完全恰当。牛、马是很具体的东西,而文化是属于精神和器物两个层面的,这两个层面并不一定要完全一致。不能说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这样最先进的“用”,我们脑子也一定要像计算机一样。不一定是这样。有可能一个完全遵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观念的人,他同样也可以很好地去利用这个计算机,利用这个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这个比喻,在当时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但在现在来讲并不一定完全如此,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器具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器具跟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体”和“用”可以不完全一致。就像我们有一首歌唱的,身上穿着洋装,但是我只有一颗中国心啊,这我想是可以的吧。并不一定我穿着一个洋装,我就一定是一颗西洋心,不一定是这样。
  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问题提出来后,有的学者就讲,如果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这个话说得也很绝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自主性,是绝对不可能吸收他族的文明的,只能是被他族所征服而已。所以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才能够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
  所以当时他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必须要先建设中国的本位意识,要不然,“那我们一切的努力就会归于白费了”,我今天讲文化交流与文化主体意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在里面。
  
  三、中国与西方:剪不断,理还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文化热。什么文化热呢?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中西文化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还是要弘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想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信仰真空和信仰危机。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信仰的坚定性,产生了很多怀疑,很多人不知所措,于是当时人们就认为是出现了一个信仰真空、信仰危机。找什么东西来填补呢?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就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当时的文化讨论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其来源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性的衰退。
  在这场关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争论中,又出现了很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比如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开放性、没有创造性,等等。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河殇现象,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河殇现象。《河殇》就是要打破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回归。据他们讲,当时的中国人还纯粹陶醉于自己所谓的优秀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河殇》就是要说明所谓的这个优秀文化全都是黄土地文化,而不是蓝色的海洋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抛掉这个黄土地文化,去拥抱海洋文化。《河殇》当时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要让中国人来惊醒,不要沉迷于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过去,而要去拥抱海洋文化,对不对?是这样一个问题吧,这是一次大的讨论。
  到了九十年代又有过一次所谓的传统文化热,这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2年我们北大成立了一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对此有一个采访,然后他结合了北大成立这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跟当时整个社会上的许多动向写了一大篇报道,登在《人民日报》上面。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整整一大版报道,就是“国学热在燕园悄悄兴起”,大概是这么一个题目,记不太清了。这在当时并不是北大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因为在《河殇》出来以后,大家对《河殇》有许许多多的批评,对于《河殇》中的很多说法也有不同的看法。
  而近几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国学热。那么这些不断的讨论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变革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化、跟外来文化有了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记得日本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叫做永田广志。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传统这个东西,我们想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永远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想把它彻底地砍断,这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千丝万缕地跟现在牵连在一起。我想这个看法是辩证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从上个世纪,可以说从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以来,就始终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讨论。
  
  四、文化也一定要全球化吗?
  
  如果说在一百年以前,我们注重中西方文化时代的差异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更应当注重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类型上的差异,只有意识到这种类型上的差异,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主动地去寻找它们相互之间的那种互补,也就是说取长补短吧。
  我刚才为什么特别提到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西洋文化这三个概念呢?是因为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人把现代文化跟西洋文化画上了等号,其实这个等号是不能成立的。刚才我就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讨论里面也有很多人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化不等于欧化,或者西化。所以有的学者这样讲了,他说科学化、近代化和欧化不是同一个意义。所以我们虽然需要科学化、近代化,但不必欧化。还有学者这样讲,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
  我觉得这些观念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现在还有很多人脑子里面把现代化跟西化划等号。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真正地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也是我们现在正确地来认识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大障碍。我想后面这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确实是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障碍;可是为什么又要说它是我们真正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呢?这可能就不太好理解了,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对于文化差异性的认识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差异,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或者当时来讲主要是欧洲文化,现在是欧美文化的差异,常常被我们看做是时间上的差异,或者是历史上的差异。很多人讲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现在是信息时代的文明,所以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这种差异是一种时代的差异。
  这个对不对呢?我们不能说它是错误的,确实是有时代的差异,但是这种文化的差异是不是仅仅只是时代的差异呢,那就不尽然了。因为文化的差异除了时代差异,还有类型的差异。而且文化的差异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不能够延伸发展到另一个时代,并不是说农业文明时代创造的文明,只能适应于农业文明时代,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文明、有的文化具有超时性,它并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存在,那个时候就不能存在了。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很多文学艺术,我们能说王维的画、李白的诗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没有一点意义,我们一点都欣赏不了吗?实际上,古人的诗画杰作,无论它是何时创造的,都有一种可以超越时代的价值存在。
  应该说相对于时代的差异,中西文化类型上的差异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我们只是时代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变革和观念的变革去迎头赶上,乃至于可以消除这种差异。但是文化类型上的差异,它是不能用赶上这种方法去解决的,而且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差异是永远不能够消除的。因为这个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凝聚了这些地区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因此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一直主张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对于文化发展要进行认真研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思考,或者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肯定是无序的、混乱的。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美国有文化发展战略的专门研究机构,欧洲许多国家也有。亚洲像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它们在这个方面也都非常重视。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是远远不够的。
  对这种不同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应当强求一致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就不需要进行交流了,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就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只有存在着差异,才有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差异,还交流什么呢?
  从古至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断地在进行着的,互相融通是一种交流,互相冲突其实也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总是以一种文化作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主体意识是不能没有的,否则的话就会出主而入奴,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一个附庸。如果说在一百年以前,我们注重中西方文化时代的差异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更应当注重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类型上的差异。只有意识到这种类型上的差异,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主动地去寻找它们相互之间的那种互补,也就是说取长补短吧。
  所以并不是消除它们之中的不同,也就是不要走所谓的文化趋同。不能像经济全球化、一体化那样,要求文化也要全球化、一体化,我想这样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以强势文化去取代弱势文化。
  
  五、出路在何方?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千万要防止走上土耳其那样自宫式的路,只有认真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那么我们这个现代化才是有根的。
  
  (一)、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一个事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于是,就开始在文化上进行反思。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增强了人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认真地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它们,所以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文化的寻根意识。
  在文化趋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这并不奇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它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我们打造的很多文化产品,应该更多地具有中国的民族性,这样拿到世界上去,人家才会承认你。
  如果你打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跟流行艺术一样,人家还看它干什么呢,看他自己的就可以了。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酝酿怎么样来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但是一定要记住保护遗产并不是要你去把它变成跟现代流行的文化一样的形式,而是要求你去保护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的特色,让它呈现出它的世界意义来。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之前,没有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
  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尽管我们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所以我觉得树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以传统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传统中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艺术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有这样一种样式形态存在。
  如果你把这种样式变成现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欣赏的,那也就失去了这种样式的意义。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到现代化是不是一个西化的问题,传统跟现代是不是截然对立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割断传统?是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包袱?我想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个民族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都只有根植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才行!
  刚才我提到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去欧洲考察,回来写了一部《欧游心影录》的小册子,反思对西方的看法。实际上,他当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叫做《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他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当时土耳其一心一意地想脱离亚洲跻身于欧洲。土耳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总统叫做凯末尔。他当时就用他的权力全面地来推行土耳其的西化,或者说是欧化,要彻底地摆脱原来它作为伊斯兰国家、亚洲国家的背景。因为土耳其确实也比较孤单,它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地方,一直面临着是走欧洲的道路,还是走亚洲的道路的问题,就像蒙古一样。我九十年代初曾经到蒙古去了一次,见了他们国家的宗教局长。他当时就跟我们讲,蒙古很想回到亚洲,因为蒙古毕竟还是在亚洲,继承的是亚洲的文化传统啊。
  而土耳其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想的就是要走向西方、要西化,所以它彻底地改变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生活形式上,都彻底地改变了。比如,我们知道伊斯兰的妇女出门都要蒙一个头巾,但土耳其就取消了这个要求。到后来,它甚至取消了土耳其一直用的阿拉伯文字,而改用西方的文字。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它推广以后,彻底地改变了一代人。这一改革,实际上是中断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能读传统的典籍了,读不了,阿拉伯文不认识了。就像现在在中国,我们要找出能够很顺利、很精确地读古书的人,不容易,在全中国能够找出多少来?不多了。
  我刚才讲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语言文字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八十年代初期,欧洲着急什么呢?着急他们的语言文字里掺杂进去了许多的英语、美式英语,所以西班牙当时就提出要纯洁语言。这个问题在日本是最严重的,日本语汇中外来语很多,而外来语的变化又迅速得很。日本的很多学者就常常跟我讲,他们如果出去待个一两年,不接触国内的文献,回去以后很多书就看不懂了。
  中国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视历史的。近代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叫龚自珍,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常常引用这句话。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从中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它的历史,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了,那么还有这个国家吗?没有了。
  而所谓的“灭其史”,也就是灭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改掉了,它自己的人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字都不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知道,还会认同它吗?而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本国文字和本国历史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我们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你说一定要让他爱国,有的时候是很难为他的,他没有认同感啊!所以爱国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于本国文化的认同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是对本国历史的认同,对于历史的认同也就是对于文化的认同。
  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吧,不是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要保卫汉语的纯洁性吗?当然,我觉得我们汉语虽然有问题,但还不至于到土耳其那样的状况,也不至于像韩国。韩国,还有朝鲜,它们自己的民族情绪很高,所以就废除汉字,不让用汉字,害得现在韩国和朝鲜的年轻人读不了古代的文献,这不就是割断历史吗?所以九十年代的时候,韩国发生了一次包括朝野各界的激烈讨论,就是讨论汉字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应该保留?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学里教孩子们认汉字?其实,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
  土耳其一心要挤入欧洲,成功了吗?没有。实际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没有把土耳其看成一个西方国家。土耳其大概是在1952年成为了北约的一个成员,后来它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能够挤进去。而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欧洲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原来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被欧盟吸收了。可土耳其努力了几十年,人家还是没有接纳它。
  实际上,土耳其成了一个“人格”撕裂的国家。它形式上要走向西方,内心却又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的撕裂。
  这种情况在中国有没有呢?其实也有。我常常讲,中国近代许多人的人格是双重性的。刚才我提到的吴虞,他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他批判传统的文化、儒家思想,是批判得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有两重性,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日记(已经出版了),从他的日记里就能看到,他实际上一方面要反叛,要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内心又觉得很空虚,打倒孔家店以后怎么办?要找到东西来填补啊。完全用西方的文化来填补,他又觉得接受不了。怎么办呢?信佛吧。所以他在书斋里面布置了一个小佛堂。这当然还只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矛盾,虽然批判传统文化,但他自己还要讨小老婆;虽然批判国家的专制、家长的专制,但他的女儿要自由恋爱,要结婚,不行!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矛盾啊!
  再拿鲁迅来讲吧,他是近代的一面旗帜,是对传统批判得最激烈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内心也一样啊,中国传统的孝道,他还是非常遵守的。所以他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出资刻了《百喻经》。
  又比如,胡适先生可以说是先进的吧,但他就娶了一个小脚女人做他的老婆!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人实际上都有两面性。
  土耳其实际上也是这样,表面上是彻底西化,内心其实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所以不行啊。但当它想回到亚洲时,亚洲这边的人也害怕啊。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土耳其要回来,却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集体谴责。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把它看成是亵渎了神的国家,坚决拒绝它。所以把它弄得里外不是人,很可怜。这就像《庄子》里“邯郸学步”的寓言说的那样,学了半年回来,那边的没学好,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给忘了。
  
  (二)、传统是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源泉
  
  所以传统就是刚才我讲的,你要想彻底割断,是割不断的,它跟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你要想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去发展传统,传统才会有它的生命力,但是这个根子是绝对不能够断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扎实的根基就是在它的传统里面。从这方面来讲,传统就是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传统决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这个观念必须要树立起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跟古代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西方走向现代化有两个大的事件,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从十四世纪开始一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都复兴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它就是要冲破欧洲中世纪神权决定一切的文化。那么从哪儿去找力量?去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就是要倡导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
  启蒙运动也反对这种中世纪文化,它和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大量地汲取了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因为当时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有一批传教士来到了东方。其中一些人到了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正是这些人把东方的文化传回了西方。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候,他们把很多中国的典籍也带回去了,像《周易》、《论语》、《史记》这样一些典籍当时都被翻译过去了,这在西方社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它们让西方的改革者看到了一个理想的途径。当时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以道德而不是神权来治理国家的,而这正是西方改革者所向往的。所以在那时,中国是西方人心中最理想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走向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仅从它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还从外来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它的近代文明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在汲取了这两个方面的营养以后,再创造的。它并没有割断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对中国人来讲,认同、接受传统文化,其实有两个最大的思想障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当时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两个东西——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所以一谈到我们要走向现代化,都认为必须抛弃中国的传统。
  我觉得这种看法其实是需要重新来检讨的。人们往往认为西方文化中好像本来就有民主,但实际上,刚才已经说了,西方近代的民主也是在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接受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它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中国古代反而有很多这方面的思想萌芽,比如古中国就有“民为邦本”,“民为贵”这样一些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并不等于现在的民主的概念,但如果从欧洲走向近代时,中国的这些人文的精神所起的作用看,这些思想对于发展现在的民主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西方人都能够用这些“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发展出他们近代的民主思想,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呢?
  我们如果仔细地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印象那样,好像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确实,皇帝是有最后的决策大权,但还有各方面的制度对他进行约束和规定,并不是皇帝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有人常常说中国缺少法制,可是在历史上大概法律书籍最多的就是中国,而且规范得非常细致。但我们没有很认真地对待它,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些都是维护封建社会的,都是维护三纲五常的,不值得看。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法跟情到底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讲法就一定不能讲情?法不容情,我们的理念中似乎都是这样的印象。但过去是不是这样,有些情是不是应该合理地吸收在法理里面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三)、内忧外患的中国文化
  
  我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传统已经进行了一个彻底的铲除,把根都挖掉了。我刚才讲过,对传统文化,这一百多年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开始是从器物方面变革,接着从制度上变革,然后又从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伦理领域里进行变革,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没有触及到根子。为什么呢?因为文化最后是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去的。所以尽管其他方面有很多变化,但是我们的生活习俗可能还是相当顽固地在延续。
  可是,这种传统的习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彻底破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破什么四旧呢?旧思想、旧观念,这还属于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接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就是根上的东西了。它彻底地把我们生活习惯中的许多传统观念和那些已经凝固在我们生活习俗中的东西破除了。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香港人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可能比我们要西化得多,但在很多的家庭生活习俗上,却比我们要保守得多?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一番破除旧风俗、旧习惯的洗礼。台湾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家庭里面确实已经很难有这样一些东西了。我在韩国的时候,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当然这个朋友年纪比我长一点儿。到他家后,他就让他的儿子向我跪下来行礼,因为我是他父辈的朋友。于是,尽管这个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但还是跪下来向我行礼,这一点,我想在中国大概已经找不到了。
  我们现在常常是这样,家里来了客人,就会让自己的孩子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过年甚至还会让孩子给长辈磕头什么的。这时,受礼的人肯定会说,“不用了,不用了”。这大概和中国传统的谦虚的习惯有一定关系,但这样一种谦虚的习惯恰恰会让这些孩子们忘掉这个传统,忘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长幼关系。所以我常常讲,该接受的礼就不要推辞,别人对你这样恭敬,那么你就要对他爱护,要还过去。这样他就知道了,慢慢地习惯后,社会的人伦关系也就能建立起来了。
  当我们在生活中把这些传统习俗都破除掉以后,现在要重新建立起这样一种习俗是相当困难的。有的时候学校里会教导孩子要这样做,可是回家后家长就给他破除掉了,跟他说,不用这样。有时候在家里面形成了这样的习惯,结果到了社会上又给他破除掉了。所以现在要重建这样一些东西很困难,但是社会上能没有这样一些礼吗?不能啊。
  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地呼吁,很多人也在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对传统习俗的恢复,比如现在有很多人在提倡儿童读经,还有很多人则是像我这样,在讲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还是在不断地衰减。而且可以说是一代一代地在衰减,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现在尽管有些人也很想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些人的整个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能不能够正确,或者说准确地来诠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古琴、昆曲,那么有很多人现在也想去弘扬它,这是好心啊,没有错。但是由于人们的观念已经被西方的思维模式支配了,所以这些人往往会想一些方法使所谓的昆曲,或者古琴来适应现代社会,也来个现代化。我想这样越努力,恐怕越会使得这些东西失去它真正的价值。所以,虽然我很敬佩这些人,但是我也很担心他们。
  
  (四)、重树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即便一个人常常会想到自己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如果他同时又认为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那么这个传统就是他的一个包袱,就是他一个阻力。
  不过,我想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些文化遗产,并没有规定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而不能那样去理解,也没有规定我们只能取这些,不能取那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动权全部在我们现代人手里。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所以会如此,都是祖先造成的,是他们留下的传统使得我们这样,我想这就是在推卸责任。
  曾经有一个人,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如果以一个接力赛跑来打比喻的话,前三棒的人都跑在别人的前面,你最后一棒跑在别人后面了,你说是前面的人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啊?
  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过去常常讲一直到十六世纪)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后来我们落后了,然后我们就去埋怨祖先们如何如何,这对吗?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前三棒都跑得快,都跑在前面,你跑最后一棒却落后了,你说都是前三棒不好,这公平吗?所以我说这是在推卸责任。我们把一切过错的原因都归咎于传统,但传统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学它什么东西,一定只能拿它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改变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从传统中去找那些对今天有启发意义、有鼓舞意义的东西,那么这几千年的文化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前进的动力。
  如果确定了主体意识,我想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在没有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看待自己的文化常常用一个非主体的,或者是别的主体意识去看,一天到晚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可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上来看,也许就可以看到传统中很多好的地方,就会发现财富原来就在自己这儿。我觉得这样一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一个改变中,文化主体意识的确定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像土耳其当年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自宫式的现代化。自宫我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要练一种最上层的武功,首先要自宫,自宫了以后才能够练成这种武艺。土耳其的做法就是这样,要把自己的文化根子给砍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现代化。所以好多人提出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千万要防止走上土耳其那样自宫式的路。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才是有根的。
  现在我们经常提倡要创新,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确需要不断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继承得越好,就会创新得越好。我还是要举个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不管你学戏也好,学画也好,学书法也好,你说我既不要临帖,也不要临摹,也不用向老一代人好好地学习,我就自己创新,那你能创新出什么东西来呢?有可能创新吗?但你如果各种帖都临得很熟,我可以说,你不想创新都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体会了。
  中国文化也就是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地令我们有体悟,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画画也是这样,要不然所谓的创新只能是一种表面的粗糙的变化,只能是一种新奇,一种猎奇。而这种猎奇性的创新,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只能够让大家有一时之快,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就会觉得实在是不耐看,经不起推敲。而如果你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那我想一定是生命力旺盛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发展就是这样来的啊!我们历史上哪一个有名的书法家、画家,不是在艰苦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所以我常常讲,中国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医学。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了许许多多西方医学的理论,西方的医疗手段、方法,而我们自己又有那么深厚的中医传统,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越我们!可是我们自己断根了,中医的东西都不要了,只知道在西医屁股后面拼命地跑,追也追不上,而自己的根又断了。所以我们的医学现在在世界上地位不高,本来是最有希望的地方,现在却落后了。
  这个经验教训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有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人家把我们的东西拿去了,做出了成果,我们觉得,哎哟,不得了,这个是先进的,再拿回来一看,实际上就是从我们这儿拿过去的。
  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我们说要向英国学习,英国却说我们就是从你们中国学来的。很多管理的手段,我们也想向人家学,结果最后发现,他们也是从中国学去的。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就是无为而治,弄得很好。
  这就是出口转内销啊!一出口转内销就身价百倍,我们自己却好像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讲,不要再学禅宗公案里讲的那个贫儿,身带宝珠却还要沿街乞讨,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发掘我们自己的宝珠。
  但是也千万不要排斥别人的好东西。我们提倡主体意识,绝不是妄自尊大,但也绝不是妄自菲薄。现实的情况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妄自尊大,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妄自菲薄。我想,只有主体意识树立起来了,才不会这样走极端。因为一旦有了主体意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看得很清楚,对别人文化的长处自然也能看清楚,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使之恰如其分。
  而失去了主体意识呢?不是盲目的自尊,就是盲目的自卑,看不清别人的优点在什么地方,自己究竟缺的是什么,这时候去向别人学习,就会把什么东西都一块儿拿回来,这其中可能垃圾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化交流的潮流中,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想可能就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它。
  1993年我到韩国去做了一个考察,就是想看看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还有什么影响。我从韩国的民法和刑法里面发现了一个针对窝藏罪的条文。窝藏罪就是你偷了东西,或抢了东西我给你窝藏起来,最后发现我是窝主,那是一定要治罪的。不仅偷的人要治罪,窝藏的人也要治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这个窝藏者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子女呢,则可以从轻发落,如果本来是判10年的话,可能就只判5年了。这个条文马上让我想到了《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也”。父亲要为子女隐,子女要为父亲隐,而且讲“直在其中也”。我又想到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父母要揭发子女,子女要揭发父母,这个阶级立场要坚定,哪能互相包庇?
  反过来在韩国的刑法当中又发现了另外一条,伤害罪。如果是不相干的两个人,或者一般的朋友,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当然要判刑了。父母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母,则不仅要判罪,而且要重判。同样的伤害罪不相干的人判5年,父母伤害了子女,或子女伤害了父母,那就要判10年。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很显然,韩国是将儒家的思想运用在情与法的关系里面了。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它是儒家的思想就否定它,它有一定道理。在儒家思想里,血缘关系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常常讲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和谐了;家庭混乱了,这个社会也和谐不起来;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不尊重、爱护老人,那么这个人到了社会上也不可能尊重、爱护别人。这是儒家的道理,推己及人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家庭里面对长辈的尊敬,要父慈子孝。这其实是一种双方的关系,要建立起这种家庭关系来,破坏了这一点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这种观念应该根植在人们心中,在法律上也要体现出来。
  我想现在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思考,而在韩国这种思考已经在法律里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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