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与先进文化

陈赫(执笔) 罗声求(参编) 时间:2011-01-18 来源:中国文明网

  ——读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感悟点滴(之三)
  有幸先睹了云杉先生的系列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中、下)》,获益匪浅。它从思想、理论、政策的高度给了我们认识当前我国现实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现象以整体性的启发。
  云杉先生的文章侧重于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应该怎样做”作了前导性的研究;从而启发我们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市场不应该怎样做”进行跟进的后续研究。
  我们的收获是整体性的;而我们的有的放矢则是一箭一箭射出去的,所以是“离散”的;而且这种感悟不一定能指出是受了云杉先生大作哪一段文字具体的一对一的影响。也许,将这些“离散”的收获串起来,就可能得到一条能反映我们整体意识提高的手链。
  面对不可回避的我国文化市场充斥着的“三俗”现象,我们从云杉先生的大作中找到了抵制的武器和“技术”性措施。
  事业与产业/市场,有一定的联系;但有很大的差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就更有质的差别了。
  先进文化不一定都只能是年轻的、新鲜的文化。苏叔阳先生在电视访谈中谈到,西方一位很有分量的学者(没记住他的名字)研究得出结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其代表民族(国家)有埃及、印度、中国,也许还有以色列。而以后的文化都是从这个轴心繁衍、发生开来的。后人对它们只能有敬畏的义务,而无鄙薄的权利!”
  实事求是地看,当时,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华文化与哲学虽不必说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至少也是与世界上文化最发达、最先进的民族(国家)并驾齐驱。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不仅仅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而且,经过传承、发展、创新,与时俱进到了今天,仍旧在衍生出、创造出新鲜的先进文化。
  2500多年前孔子的思想及其语录,就得到今天的美国有识之士的认同。200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了一项纪念孔子的决议。决议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也能促进人类和谐。这说明孔子思想中的精华不仅在世界上先进了2500多年,而且还在继续领先。美国与中国是两个在价值观上有极大分歧、甚至根本分歧的国家,孔子思想的精华却能为他们所认同,这不能不说孔子思想的精华有某种普适性和普世性的意义。
  要想割断一个民族的血脉基因,最彻底的办法是割断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
  而在我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几次几乎造成民族文化断流的“大事”,由此而造成文化失落的伤痛,几乎制造了整个民族的挥之不去的“养生病”。
  大约在1980年左右,一名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届的本科高材生问我:“老师,假如改革开放失败了,那会失败在“谁”——什么势力或什么力量之手?”
  因为那时的政治空气还不如现在开明,我们过来人还心有余悸,于是,我谨慎地回避:“改革开放是一个民族历史的选择,是不可逆转的,最终一定会胜利的。
  “当今,能问出你这样的问题的,也只有像你这样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又经过大学几年的学习、思考,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才问得出来,或者才会想得到。
  “至于,要权威地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没有能力、没有资格的。虽说不一定要小平亲自回答,但至少也要他的智囊人物才能回答。我是无能为力的。”
  学生笑曰:“老师,就凭您刚才的宏论,我看您心里一定有自己的答案——尽管不一定是主流意识认同的标准答案,但至少也会是有价值的、独立思考的一家之言。您能不能毫不保守、无所畏惧地用来教诲弟子呢?”
  我无法再推辞、搪塞。于是说道:“假如,仅仅是假如我们的改革开放失败了,那一定会是败在封建的家长制、家族制,甚至是家天下的封建遗老遗少的残余流毒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极端个人主义杂交而生的那个‘混血儿’手里!”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但凡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和成绩,无一不是这个“混血儿”未能顾及、染指的地方或范畴;但凡改革开放局部的失败、短暂的倒退,无一不是这个“混血儿”捣蛋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们并不敢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这样的言论。
  李瑞环同志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要丢掉自己许多东西,要学习别人许多东西;但是,丢自己的要丢坏的,学别人的要学好的。(李瑞环同志访问埃及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99年05月26日第6版)
  而这个混血儿,恰恰就是学来别人的坏的、丢掉自己的好的,再拿自己的坏的与别人的坏的,通过“基因重组”生产出来的有害的“转基因”文化饕餮大餐!它的任务是吞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就解释了在我国“文化”为什么长期被人冷落?“文化”为什么常常任人宰割?为什么许多有文化的人常常干出比没有文化的人还要没有文化的事情来?这是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在思考、也必须思考的敏感问题。
  带着文化失落的伤痛,我们在文化沙漠的边沿探求。
  小时候学欧洲历史,一看到“文艺复兴”四个字,第一反应就是:欧洲的文艺曾经一定兴盛过,后来也一定是衰败了。否则,为什么要复兴?从哪里复兴?在什么基础上复兴?复兴到什么程度?复兴出什么样式?到欧洲转了一些地方,有意无意地寻找文艺复兴以前和以后的遗迹,站在罗马的废墟旁,似乎感觉到了这历史的深邃、厚重和似曾相识!在与同行的几位北京的老教授的交流时,我们不禁发出了“欧洲只有文化和历史;美国只有科技和未来”的慨叹,居然获得宽容的认同。
  那么,具有五千年古国历史文明的我们,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没有文化?或者说变得这么不需要文化?悠悠苍天此何时哉?此何地哉!此何人哉!?
  于是,思绪的荧屏立即闪现出那“流氓无产者大革文化命”的荒唐岁月。
  其实,在我中华大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早就有过好几次文化几乎断流的危机。
  我们寻思:在欧洲是先有文艺复兴,后有工业化。仿佛是文艺复兴带来了思想解放,打破了中世纪神权和君权束缚的桎梏,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才导致工业化。
  我国的特色有点相反。是那“流氓无产者大革文化命”导致我国的经济跌落到崩溃的边缘,才恍然大悟要解放思想,要搞现代化,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四化建设;然而,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文艺复兴”准备不够充分下的改革,在取得GDP飞速成长、持续上窜的同时,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和无奈的尴尬。
  这就促使我们反思: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还有没有现实价值?于是,我们对历史上文化的命运作了回顾。发现,原生态的孔子及其学说可能比被后来的统治者改造过、阉割过和加油添醋过的“儒家学说”要更加可爱。
  回顾一下当权者或主流社会或主流意识对儒家及其学说的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体现为我中华民族几次几乎导致文化断流危机:
  第一次文化危机:焚书坑儒
  有一部电影诠释什么是英雄,看了之后总觉得非常牵强附会。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从主观愿望到客观效果都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秦始皇算不算英雄?用上述主客观条件一衡量,我们以为不是。倒是他的焚书坑儒,差点儿把儒家的典籍付之一炬,要不是那一堵著名的孔壁,我中华文化起码还要落后两千年!
  秦始皇为何要“焚书坑儒”?正史和野史有许多说法,扑朔迷离,不得要领。他们为了各自追求的效果——正统史学效果和票房效果,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儒家学说妨碍“祖龙”的封建专制。所以,这位千古一帝开了一个毁灭文化的最恶劣的先例,使我国的文化第一次大伤了元气。
  第二次文化危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总是喜欢给嘲弄历史的人以嘲弄。坑灰未冷,秦王朝就被汉王朝取而代之。大概是汉王朝认为经过改造的儒家学说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反过来搞了一个独尊儒术、废黜百家。虽然开了一个只允许一个声音说话和只允许说一个声音的话的先河,确实息灭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火爆局面,但是,它的国运却大大地超过了秦王朝。这种看似文化实是武化的文化霸道,毕竟还是压制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使我国的文化第二次大伤了元气。
  第三次文化危机:“打倒孔家店”——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掉了
  我国的封建社会强大而悠久,虽然朝代更迭频繁,但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生命力旺盛地延续了两千多年,大概还得归功于灿烂的文化。
  然而,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束缚着人性的张扬和社会的发展。一部中国的文明史却又是一部充满着斗争的人吃人的历史;加上列强对我国的入侵和瓜分,於是,爆发了著名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正面的历史功绩,历史已经给予了公正的评论,在此不赘。但是,任何一次历史的大变革总会有人对其作出违背其本意的理解并借以达到自己狭隘的目的。对五四运动来说,亦复如此。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当数“打倒孔家店”。
  “孔家店”,当然是对孔夫子及其创始的儒家学说的贬义的称呼。但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并非全是糟粕;而且,“原装”的孔子思想要比经过帝王改造过的、钦定的“儒家学说” 要好得多。对儒家学说的阉割到了明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然必须打倒;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完整地“打倒孔家店”的理念、口号和行动,却有意无意地在破除“儒家学说”中的糟粕的同时,也抛弃了其中难能可贵的精华——仁爱思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不可逆转、无法挽回的损失,已经不只是用可惜来哀叹得了的了!——这恰恰中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掉了!这种看似最彻底的“革命”,使我国的文化第三次大伤了元气。
  第四次文化危机:“我是大老粗”几乎成了革命的代名词
  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我国又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当家做主了!对长期受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统治的中国人民而言,这是社会生活的一次质的变革和飞跃。这次伟大变革的历史功绩,在中国的历史上,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然而,它也难免有不协调的副产品,那就是“我是大老粗”成了革命的代名词!加之这一历史阶段对知识分子“限制、利用、改造”的苛求,文化受到“野化”的冲击;思想改造运动本来就比较严酷,而在执行中,又大大地超出了善意、合理的初衷,使我国的文化第四次大伤了元气。
  第五次文化危机:“反右”扩大化
  何谓扩大化?假如整了100个人,其中20个人是不该整的,是被扩大了的,扩大率为20%;假如300万人里头,最后只有3人不予改正,那就是说扩大率为1-3/300万=1-1/100万=99.9997万/100万,近似于100%!这样违反常识的“扩大化”概念,不仅伤害了当事人,对许多党外的有文化的仁人志士而言,也起到了噤若寒蝉的作用。这就使我国的文化第五次大伤了元气。
  第六次文化危机:“反右倾”扩大化
  反右倾的扩大化,不仅伤害了许多党内的有识之士,而且,使我国的文化第六次大伤了元气。
  第七次文化危机:“流氓无产者大革文化命”
  差不多完成了对文化和有人化的人,以及文化史、文化遗产的彻底扫荡
  那场令人一想起来至今还胆战心惊、不寒而栗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流氓无产者大革文化命,不仅把我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沿,而且也差不多完成了对我中华民族所有的文化史无前例的、干净、完全、彻底的扫荡无遗!
  第八次文化危机:“一切朝钱看”对精神文明、思想道德建设的冲击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下海大发了。别人称赞他,他谦虚地表示:我有什么能耐呀!还不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机遇。有人下海大亏了,别人调侃他,他振振有词辩解:怎么能说我无能呢!还不是没有能逃脱市场那只无形的手的手掌心。“市场经济”真的是“万应灵丹”和/或“替罪羊”吗?
  “在商言商”变成了“唯利是图”的托词;“合理避税”变成了偷逃税款的遁词;“人有人的活法”和“他也是人呐,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活人呐”变成了一切缺德行为的“人性依据”;“一切朝钱看”变成了对“一切朝前看”的调侃!在这里,文化变成了侍奉资本的婢女。
  被某些商人津津乐道的“万能的、不可抵御的”、“无形的手——市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1994年在清华大学操办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学术年会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以一名系统工程工作者的身份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加强基础研究,逼近科学前沿》,宋健同志在谈到市场经济时,引用了西方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市场问题很复杂 ——它没有心脏,也没有大脑,既没有理智,更没有良心。”
  以上八次社会大变革的副作用,与它们的正作用相比,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除外)。但是,对我中华文化的伤害,却是不可忽略的。从现实的情况看,从企业文化异化为武化、退化、野化、俗化、痞化、黄化、神化看,可能已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短时间无法修补的损失。
  行文至此,传来“9.5米高孔子像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消息。经过2500多年来风雨兼程的与时俱进,我们有希望看到孔子及其学说的原生态,孔子及其学说有了新的起点,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还是李瑞环同志说得好:简单地说别人的东西都不好,或简单地说我们的东西都不行,都是十分错误的。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把他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他更好。(摘自1993年1月27日听取深圳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补课”。但看来,在我国,工业化之后,必须、也必将迎来一次划时代的文化复兴的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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