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作者:田居俭 时间:2009年08月07日 来源:《求是》

  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把握今天、创造明天”,全党全社会发扬中华民族“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三个规律”的认识水平和运用能力。然而,在这昂扬向上的主旋律中,竟掺进一串极不和谐的杂音,这就是时起时伏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倾向,从形式上看有虚有实,虚是理论拼凑,实是历史解读;从内容上看有整有零,整是总体否定,零是分体曲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本不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却摆出一副执史坛牛耳的派头,用主观臆想的世界历史改写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一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就是把虚无的触角伸向中华民族远古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源头上否定中国历史。
  近年出版的两本“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书,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作者将《圣经·旧约》中的传说与我国“三星堆文化”穿凿附会在一起,说“人类其实只有一个‘文明子宫’”,即“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北非、巴比伦、犹太人以及希腊人”,断言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后妃夏甲建立了“夏后朝”,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又名以东、红色)与其妻简狄建立了“殷商朝”,亚伯拉罕另一个孙子雅各(又名以色列)12子中的“但”建立了“周朝”,“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就是因为“但的图腾是龙”。
  作者的立论就是这么轻率!仅凭《圣经·旧约》中的传说和对“三星堆文化”的“猜想”,就贸然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一笔勾销,并慷慨地记到别人祖宗的账上。这是对中华民族先祖们创造的历史的挑战,也是对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代学人治史成就的挑战。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历史是从中国土地上出现人开始的。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劳动特别是制造生产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留下的化石与文化遗存表明:“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而人却能“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5页)根据劳动创造人、创造历史的原理,“在安徽繁昌癞痢山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石制品等人类文化遗存,与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为在亚洲地区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刘庆柱、朱乃诚:《新中国考古学五十年》,见《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3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资料的综合研究,厘定了中华远古历史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由“猿人”(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古人”(广东韶关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和“新人”(广西柳江人和来宾麒麟山人、内蒙古和宁夏的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三个阶段构成原始群时期,经以河南仰韶文化和浙江河姆渡文化为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以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典型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唐尧、虞舜、夏启、商汤时期,再到奴隶社会发展鼎盛的殷商、西周时期,以及此后奴隶社会衰亡与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家更证明:“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即使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外因决定论”的西方学者也有人承认:“不用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千百万年中,中国一再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和对于古代传统的忠诚。在这个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土著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译本〕第366—36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猜想”“三星堆文化”的论者,却对中国文明是“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具有百分之百的土著性”的事实和结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执意重复在上个世纪就已破产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不仅有悖于中国历史的演变,也有悖于世界历史的演变。中外历史学者的研究证明:古代世界曾先后存在六大文明,即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古文明,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后来,前五大文明或因社会内部矛盾发展到自身无法解决的绝境(如希腊、罗马),或因其文明共同体过于狭小(如西亚、北非、印度和南美),无力抗拒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侵袭而中断或中衰。惟有中华文明这个“巩固的大一统体”,靠内部各族的融合力和联合力,吸纳迁来的外部民族,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发展壮大。世界六大文明演变的历史说明,尽管多元化的世界文明相互间发生影响,但其消长的根本原因还在自身,无论“中国文明西来说”怎样变换包装,都经不起科学分析和历史检验。
  
  二
  
  就是这样两本毫无科学根据和学术价值的书,却得到某些出版单位和媒体的吹捧。有的出版单位明知其“不乏臆断、附会、甚至曲解、累赘之处”,也不“完全赞同书中所有的观点和表述”,却极力推崇作者“大胆探索与想象的精神”,赞扬这是“一场思想与学术的革命”,表现出“脱离了当下盛行的低级趣味与浮躁的、回归学术天真与淳朴本质的追求与激情”,甚至把这种“追求和激情”提到“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胸与自信心”的高度。面对这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研究光靠“大胆探索与想象”,就能脱离“低级趣味与浮躁”,“回归学术天真与淳朴本质的追求与激情”吗?历史学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我们当然提倡大胆探索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又应当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离开了科学态度的探索,越是大胆,离真理的距离就越远。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被虚无了,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或灵魂被抽掉了,其“自信心”又从何而来呢?难道容忍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被虚无,就是“心胸”开阔吗?人们有理由发问:鼓动这样的“思想与学术的革命”的目的究竟何在?
  有的出版单位欣赏作者论述“整体人类与中国夏商周三代之间的特殊文化纽带”时,“没有选取中国的典籍”,而“耐人寻味”地“使用了《圣经》这一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典以及最古老的历史文本”,强调这是“传统学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又不禁让人发问:研究中国远古历史和中国文明起源,不以“中国的典籍”为支撑,而用基督教的《圣经》为依据,这不是弃本土人文求诸异邦神祇,用外国的神话传说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吗?结果会怎么样呢?只能是南辕北辙,治丝益棼。
  某地一家刊物载文说:一位民间女学者,“最近大大冒犯了一回史学界。她提出的‘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论,新奇大胆,占尽风流。尽管那些见解遭到了正统学术界的鄙夷,但却获得了普通读者的支持,从而引发出新的疑古风潮”,“互联网、出版商和资本逻辑声援了这场学术叛乱”。
  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页)而“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作者却与此背道而驰:仅凭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与红海地区某些文物的表象相似,就断言“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仅凭《圣经》这部“以色列人的家谱”,就解读出“中国夏、商、周的起源”;仅凭“不乏臆断、附会、甚至曲解、累赘”的两本书,就要引发一场“新的疑古风潮”,掀起一场“学术叛乱”。这是何等的异想天开和学术浮躁!借用这位论者另一本书的拟名,可谓“历史也疯狂”矣!至于说这是一场“新的疑古风潮”,莫如说这是一次历史虚无主义回潮更为确切。至于说这是一场“学术叛乱”,未免言重。说是一场“学术混乱”,倒是恰如其分。最令人忧虑的还是,这场“疑古风潮”和“学术叛乱”,得到了“出版商和资本”的“声援”。试想,学术研究若为“孔方兄”左右,后果将会如何呢?
  有关出版单位和报刊的评论,还涉及怎样培养青年作者的问题。70多年前,鲁迅曾谆谆告诫文学青年:“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有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鲁迅全集》第4卷第184—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番告诫,如暮鼓晨钟,迄今仍令人振聋发聩。“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作者及其支持者当援此反躬自省,尤其要铭记:只有“不断的(!)努力”,才能“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而“用力抹杀别个”,会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否则,不论出版单位和报刊怎样揠苗助长,结果都适得其反:即使“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作者天资再聪颖,最终也会被“捧杀”。
  
  三
  
  从“猜想”“三星堆文化”两书的主要论点及有关评论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虚无历史。虚者,模糊歪曲也;无者,抹杀消除也。其思想根源在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86年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其阐述唯物史观的名篇《史观》中曾指出:“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他大声疾呼:“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李大钊史学论集》第69、7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联系“猜想”“三星堆文化”两书,笔者感到“宗于神道”的唯心史观至今仍未绝迹。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的史学研究者要清醒地认识到,捍卫唯物史观,应对唯心史观的挑战,是何等任重而道远!
  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不是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或剪裁,凭借“新奇大胆”的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历史。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64页)历史虚无主义凭借“零碎的和随意挑选”的事实,进行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的“研究”,根本谈不上学术“创新”。即使如此,对其危害也不能低估,因为历史虚无主义极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沦为“中国文明西来说”的俘虏。
  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再次提醒人们:史学研究者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智慧和精神动力。
  (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原主编)  责任编辑: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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