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缺乏信仰?

李鸿雁律师 微博

  信仰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精神上的渴望和需要。哲学教授邓晓芒在《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一文中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体,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和需要”。 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信仰,是一种社会心理,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结构;它一般需要特定人群的支撑,因此一种信仰往往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性的。譬如,中国人追求了很久的科学,科学这种事物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它同样具有社会性。国家出了一两个出色的科学家,不等于这个国家就崇尚科学并具备了科学精神。所以,本文认为的“中国人没有信仰”,是一个社会问题、传统文明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大代表性的宗教,它们就是不同种类的信仰。这些宗教往往是一种代表性的文明出现了的标志。因此,信仰与文明母体不可分离,在这个文明母体之下的人们,一般都会成为相应的教徒。例如,传统美国社会中的美国人一般都是基督新教的信奉者。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一旦成长、进化,往往会与自己的母体发生一定的分裂。所以,当下的文明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人们的信仰;因为信仰与文明母体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可以认为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信仰有原始性、原生性。我们可以比喻地说,信仰,就是一种回忆,是女性祖先的子宫内的混沌、有待分娩的状态,它代表着温暖、舒适和生命永恒的希望。因此,不同的环境可以产生出不同的信仰。原始图腾多种多样,鸟兽虫鱼、石头草木,成为了不同部落顶礼膜拜的对象。
  宗教都有种族性、区域性的特点,它一般都有自己的神灵。这些神灵创造世界,发布教义,指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犯罪,目的就是维持一种人世间的社会秩序。世界上几大代表性的宗教都产生于文明社会(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宗教应该是更早的原始宗教发展的产物。而原始宗教又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留下来的。所以,所有的宗教也是一种民族记忆和回忆;不同的宗教也由此成就了它的种族性和区域性。由于宗教是一个区域之内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结构,因此,各大宗教社会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但由于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扩大,这种国家模式终于又被人们打破了。可见,宗教也是一种族群意识。族群意识的觉醒既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坏事。在《群氓之族》一书中,作者伊罗生认为: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人类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趋于分裂,在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之前,人类再次将目光往历史的深处探寻,并试图借此来消解精神的彷徨无助。寻根意识的兴起,其实就是寻找精神家园、信仰和宗教。但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根在哪里,往往不可求得。个体的人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就像一根漂浮在河流之中的落草。寻根不得的结果,就是皈依宗教。在一种模糊的历史意识和来世意识之中,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我们应当清醒的是,真实的世界却是向死而生的。人,本来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他的命运在于群体的关系和结构之中。生、死本身也没有多大区别,你、我、他、她,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认为“众生平等”。但是,这些宗教同时告诫信徒“不要信别的神”——它也是摩西十戒中的第一戒,然而,这个教义恰好表明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神存在。因此,它在逻辑上是非常矛盾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正如摩尔根所说的一样: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是,理性无法代替宗教信仰,二者大多数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当代社会的危害来自理性的泛滥,而现代以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导致了人类的巨大冲突和历史悲剧。
  但是,“不要信别的神”的教义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简单地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在世界逐步走向融合的今天,坚持自己的“神”、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又不至于彼此侵犯,肯定是好事,是价值多元的体现。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诸神并存的社会,尽管信仰不再像过去那样“迷魅”,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趋向理性。但是,理性并非惟一的,非理性同样有存在的理由。例如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宪政,往往是以欧美为典范的。但是,一味地追随西方的结果,可能反而被西方所抛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欧美的价值观和文化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其结果就是被渗透的区域失去了自己,包括自己的价值观、文化,以及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就是一个信仰别的神的典型。中国经济的外源性就是例证。我们在依赖国际资本的同时,民族产业却每况愈下,更加致命的是,中国几乎被外资经济垄断和控制了。可见,信奉自己的神是否能够坚守,需要一种民族竞争力。合理的民族主义是需要的。
  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了自己的神。信仰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中国却缺少这样的培育信仰的社会结构。而且,中国人既没有民族精神,也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个中缘由,乃宗法伦理和政治权力的渗透,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除了伏羲女娲,中国是一个神话很少的国家;尽管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但是信史却只能从公元前841年开始计算。这大概是“文王演易”、孔子删改历史的“功劳”。自从孔子之后,中国人就“敬鬼神而远之”了。儒家学说是所谓的“入世”学说,注重的是现世的人伦实用。而且,中国学界主流至今都不承认,中国人是从非洲走过来的,我们坚持着中国人种的独立起源说。在抹杀原始记忆的同时,我们却树立起了若干个活着的“圣人”。这是权力作用下的“造神运动”。而这种“造神运动”不过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不承认古始和真实。因此,中国人的“神”是“不务正业”的,它主要的功能是驯化百姓。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朝着“文明的罪恶”高歌猛进的时候,西方人却在返璞归真。不仅现代如此,近代西方文明的世界征服也是从打破基督教垄断世俗权力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杜撰”出了一个人类的“自然状态”,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都是典型的寻根现象。而在后现代西方,人们在承认诸神并存、价值多元的同时,更发现了人类的同源和同构。在上帝死了的震惊之后,人们发现大写的人也死了。这些西方思想,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像布什所说的那样:权力被关进了笼子之中。这是文明的真正的进步。以现代的这种文明,我们才可能发现古始的“道”。也就是说,人类可能通过这种渠道,返回到人类远古的女性共祖的子宫内,找到足以安顿心灵的和谐故园。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国家尽管出现了这样的了不起的思想成就,然而,国家作为迫不得已的恶,仍然在为资源和利益而争抢、侵略甚至杀戮。同样是那个被关进了笼子之中的布什,却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可见,一切权力的不当利用,都可能制造罪恶。因此,在人类越来越趋同、正在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反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伊罗生在《群氓之族》中写道:“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很多人担忧中国出现了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根的民族主义和虚热的爱国主义,它并不可怕,对社会建构也毫无价值。“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在20世纪末终结了,中国人已经没有力量在这个方面兴风作浪了。中国要兴起,在文化观念上,应该允许国家统一下的民族主义——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同时,在政治形态上,中国应该实现更多的地方自治,培育地方政治的实验场。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充分发展,就是在“矛盾”中寻找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增强族群认同的意识。这就是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真正涵义。但是,如果将权力视为一种图腾,如果权力失去了公共资源的特性,如果权力不再亲近生命个体,我们就无法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表面和谐实则分裂的社会。哲学教授邓晓芒的观点之所以不完全正确,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中国人由于没有信仰,缺少族群认同的意识,所以自我中心主义特别发达,这是回应权力作为图腾的最狡诈、最不道德的策略;反之亦然。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消解权力图腾的过程,就是一个树立各自的信仰、发育各自的生命力的过程。“不要信别的神”积极的政治学意义就是,不要由权力来规定信仰——这种权力无疑是指来自任何国家和势力、集体的垄断性的权力。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如果需要进化,就必须克服历史虚无、民族虚无、信仰虚无、法律虚无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恢复生命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传统,不断地接近世界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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