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真空,以至于信仰灾难

作者:何妨 日期:2007-11-12

  “在老到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之前,我们要尽情地享受每一天!”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这么暗暗地盘算着。这一现象对中国领导层而言,既让人感到欣慰,又使人感到担忧。欣慰的是,中国人正在抛弃过去几千年来所持有的古老观念,不再像先辈们那样,终其一生做勤俭持家的“守财奴”,而是以“我”为中心,成为“消费主义”的现代公民,从而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似乎也因此而正经历一场让人不寒而栗的信仰危机。因为,拥有上述想法的如果仅仅是普通百姓,也许问题还并不严重。可大量的官员和其他的社会工作者如果也拥有同样的想法,那么这个国家就将陷入一场灾难。如今,越来越多的官员贪腐事件以及民间对其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为这样的担忧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
  正如某些观察家所言,中国的改革所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自九十年代邓提出搁置“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之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似乎就已经停顿。甚至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对近期目标的关注就已经导致了对其终极目标的日益模糊。我们注意到,近20年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字眼,在最近的历次党代会的官方文件中越来越罕见,甚至于悄然消失了。在一个如此重视官方宣传的国家,这样的变化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它似乎在说明,党的理论部门在形成报告的时候逐渐意识到,加入“共产主义”的字眼,只能使报告显得更滑稽而不是更庄严。的确,在一个政府逐渐地演变成“经济人”、演变为“公司董事会”的背景下,再提什么“共产主义”确实显得滑稽。“共产主义”所代表的庄严内涵,使得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不堪重负,因为那意味着要继续“背包袱”,要继续保证人民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而这些事情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都是属于只赔不赚的买卖,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政府的看法立即获得了来自于经济专家们的声援——”国家不能大包大揽“。这种缓慢的、量的、逐日的变化,最终将一定导致一种性质上的改变。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以共产主义命名的政党,现如今却不敢或不愿大声读出自己曾经奉之为圭臬的崇高理想。
  古人云:“罡风起于青萍之末”,意思是说所有重大的改变都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必定起始于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变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一纸诏书,千万知青可以返城回家了。这一事件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德政受到了广泛的热烈拥护。然而,在人们兴高采烈的憧憬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政治家对这件事的处理有失谨慎——在允许知青返城的过程中同时否定了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所有积极作用,从而在使改革拥有了第一批坚定的支持者的同时,却制造了一个信仰彻底崩溃后、满怀怨恨并急需补偿的庞大群体,这导致了整个国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由起先的信仰真空,逐渐演变成了一场信仰灾难。
  当然,共产主义信仰大厦的事实上的坍塌,其全部责任都由改革和改革的实际操作者来承担也是不公正的。改革只不过是它的原因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它的历史当然的承担者。中国建国后将整个国家逐渐地意识形态化,并在文革期间进入不正常状态的结果,才是使事情开始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转变的根本原因。“物极必反”和唯物辩证法就是其最好的解释。
  同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运动始,中国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重新审视,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成功,这一运动逐渐地演变成了一场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巨澜,至文革达到高潮。共产主义加上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使处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戒律森严的寺庙,在其中活动的任何生物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发现,一不小心就会出错,而出错之后所需要承担的代价是让人望而生畏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在以邓为首的、那些劫后余生的“文革靠边站”派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才得以改善。随后,在新的中央领导层指导下,中国便开始以一种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计后果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持续了近30年的凝固状态。禁欲被解除之后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也确实使国家重新具有了生命所应有的颜色,但同时也让那些久被压抑的欲望以一种无法遏制的态势,冲破了所有的道德伦理底线。国家逐渐被一群几乎没有信仰的人所把持,他们领导下的人民也因此而成为了一群不知道该相信什么的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被我们自己所“阉割”,而传统伦理道德却由于长期的被否定也像阑尾一样的处于了半退化状态。于是,国家由一个以信仰至上的极端,骤然进入到了没有信仰的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极端。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发展需要最起码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需要最起码的信仰。中国过去能够维持近2000年的封建时代,所依赖的就是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奉的对儒家思想的信仰,这使得中国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成为了世界上最稳定的政治体。即使在当前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也仍然是维系这个国家不至于崩溃的最基本的信仰保障,虽然它目前已凋敝不堪。法论功这种不值一提的组织,居然也能在中国大地上兴风作浪说明,信仰问题已严重到了何种地步;同时也说明民间对信仰的渴望和需求,并不是仅仅通过物质的丰富而能够获得满足的。信仰建设的荒废而导致的真空,必然会让那些不健康的、不受控制的力量趁虚而入。
  虽然目前的状况还不算无可救药,这固然来源于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对安定生活状态情不自禁的依恋,但是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那么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间对当前鲜廉寡耻的现状的痛恨,几有溢满之势;面对泛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人们正逐渐地失去耐性。以网络为纽带的、自发的各种左翼论坛和讲座、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口号的组织在中国各地的蓬勃发展,就是人民对重建信仰大厦的迫切要求。最近一届的党的代表大会显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还看不到将在信仰重建的工作上有什么积极的努力,但新增加的社科类政治局委员将主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也许就传递着某种特殊的信号。
  但这绝不是说我们需要回到30年前,回到那个动则得咎的年代。改革受到起先的热烈拥护说明,一个欲望被彻底否定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是不值得留念的;而当前对改革的某些激烈的批评则说明,一个欲望不受任何制约的社会也同样谈不上不健康,同样会遭到人民的厌弃。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当我们否定了过去的时候会无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走过头,而我们否定现在的时候,则并不是要重新肯定过去,而是要将过去和现在的合理部分进行重新组合,过去时代的公正、信念和当前社会对生活的热情才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
  我们坚信,中国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从来都不缺乏智慧,经过各种危机的洗礼,人民共和国必将国祚绵长,她的未来注定将和她的历史一样,让所有的中国人引以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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