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信仰缺失与社会道德危机

作者:范今朝 来源:联合早报 时间: 2010-11-11

  7月17日,读到早报刊载章星虹文《义与利相撞的三十年》,提及“近来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情,又水污染,又黑砖窑,又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让人不禁想问:今天的中国到底怎么啦?”进而引出“这可以溯源到这30年来‘义’和‘利’的剧烈碰撞”这样的思考。
  的确,今天中国大陆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似乎都失去了道德底线、伦理底线;愈是精英阶层,愈是肩负引领社会潮流,承担“传道”、“教化”、管理之责的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等,愈是缺德,甚至寡廉鲜耻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何以至此?前引章星虹文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和判断:“一个成熟的社会也许应该是这样的:官员也好、公众也罢,都应上有对精神信仰的敬畏(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下有对制度约束的顾忌。而当今中国社会,这两个方面均极度缺失。”
  
  一、头上星空与心中道德法则
  
  章文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但笔者非常不理解的是,章文缘何在“上有对精神信仰的敬畏”后,特意在括号中加个说明,称 “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作者当然有所思虑,方做此说明;是否因为作者以为“宗教信仰”在当代中国有先天的“政治不正确性”,对“什么主义”又极度失望,故而刻意回避之?然则,大可不必。
  其实,笔者恰恰以为,这种精神层面的敬畏,就是某种“宗教信仰”,就是“什么主义”信仰。而且,这种对宗教的、主义的信仰,或者精神层面的敬畏,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正是奠基于此,道德始成,制度乃立,而人之为人的底线方能持守。
  关键就在“敬畏”二字:或畏天谴,或惧审判,或怕转世轮回;或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或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或相信从小康而至于大同社会。总之,有超越此生的敬畏之心,有躁动心灵的永恒归依之所,方能压抑人性之恶,平复内心焦灼,而结出良善之果。反之,缺乏这种敬畏,则再好的道德宣教和制度设计,也会堕成伪善,沦为具文。
  西方社会、西方文化中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影响尽人皆知;伊斯兰社会更是如此。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宗教或宗教性的信仰一样长期存在,也一样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释、道三家并存;中世、近世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又断续传入。不论是儒家的敬天、道教的崇道、释家的礼佛,还是对上帝或安拉(或称阿拉)的崇信,中国大地上的不同族群、不同社区的居民,都以此为基,而形成自身的道德伦理、法律体系、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并经由代代精英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而播布于民间和平民百姓,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和公认的道德标准。
  如此,才会有东汉号为“关西孔子”杨震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贿之声。也才会有今日台湾的司法英雄、检查官陈瑞仁毅然起诉阿扁弊案,说:“我虽是深绿,但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了颜色。”是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怎能枉法?
  所以,康德才发出这样的浩叹:“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的确,没有了对头顶星空的敬畏和追寻,就不会、也无法持守心中的道德法则。
  
  二、信仰缺失造成社会道德危机
  
  中国大陆今日之问题,根源就在于缺少了这种敬畏之心,缺少了信仰体系的支撑,也就是说缺少了宗教,尤其是对精英阶层而言。
  其实,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原本并不缺乏宗教情怀;而且,相较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还有其独到之处,即官方所持守的儒家信仰既“畏天命”,又“敬鬼神而远之”,对各种其他宗教或信仰采取一种相对宽容、兼收并存的态度。
  1949年之前的时期,大多数时段里,都是呈现一种主流信仰与多元宗教并存。尽管近代以来,因为各种主义之争,而屡屡唇枪舌战乃至兵戎相见,但不论精英阶层还是民间百姓,其信仰仍存(尽管各有不同),则就总体道德层面而言,仍持有基本规范与底线。
  就是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政治运动、斗争不断,但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其的信仰,依旧维系了基本的道德规范。不应忘记,大陆也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也有过舍小我、顾大家的高尚情操,也有至今仍然让人感动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而社会各阶层,也仍然保有较高的道德操守。当然,其失也很明显,即在强制归于一,而杜绝了其他信仰、宗教流布的空间。只有一种信仰,一种主义,则一旦这种信仰出现问题,其主导地位被质疑、被颠覆,就无以替代,整个社会就会陷于信仰缺失的状态。
  不幸的是,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就是陷入了信仰缺失、甚至信仰真空的状况:共产主义理想仅能停留于官方宣传,各种宗教活动又受到诸多极大的限制。尤其对精英阶层而言,更是整体上由于体制的限制而无从获得宗教信仰;而少数具备宗教情怀的精英,也难以突破体制之限而将其自由传播于社会,故而精英与民间都随之出现信仰缺失的状况;则整个社会的种种无德之行,也就“良有以也”。
  
  三、自由选择与主流价值
  
  当然,宗教或信仰,如果毫无节制地任其泛滥,并非幸事。这里的关键,是不能与世俗政权结合过于紧密,且不能“定于一”。换言之,不论是宗教崇奉,还是主义信仰,都应该是个人、群体、社区、党派等自我选择、自我传播、相互竞争又相互尊重的过程。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政教分离,可为借鉴;而中国,自古就有兼容并蓄的传统。
  因此,首要之点,即在于允许各种宗教的自由传播,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基石。同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又不能没有主流价值体系;在中国,过去的儒家思想,今日的共产主义信念,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重建主流价值的资源。
  我们经常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冠之以所谓的“中国特色”,而实际上成为拒斥人类普世价值、共同文明成果的借口。其实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能恰恰在于和谐,中庸,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就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国信仰缺失?真空?是的。现在看起来有人缺失,有人真空。但还有人一直信仰着,无论过去现在:有人信仰共产主义,有人信资本主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近60年。回望历史,中国前30年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后30年致力于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这样呢?既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搞不懂,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又从何说起呢?可是,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不清的时候,资本主义者,却清清楚楚地讲着资本主义,他们只争朝夕,不失时机,全力以赴,企图构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还能有其它原因吗?确实有人,自1979年以后,信仰渐渐迷失,真空。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解构,同时又不具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者他们的社会意识落后于他们面临的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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