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思维的困境及当代思维的转型

作者:冯毓云

  在西方近代史上,月下的世界和月上的世界、自然与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悖立对峙,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思想、经典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二元论及二元对立思维。普里高津在被阿尔文·托夫勒称之为“作为当今科学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页。)的《从混沌到有序》这本书中指出:“经典科学的问题所在,就是它在其自身之中说明了西方思想史中贯彻始终的两分性”。(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0页。)同样,在《确定性的终结》中,普里高津更加明确指出:“把我们与自然界分离开来,是现代精神难以接受的一种二元论。”(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思维定势,尤其是矛盾的两极观被奉为神圣的定论,其影响“直到现在仍困扰着西方思想”(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使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总在“为自动机的世界与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之间不断地摇摆”。(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
  可幸的是,当人类进入20世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问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相继兴起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混沌学、分形理论等复杂科学,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真实而多彩的世界,揭示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进化中的显著特征”(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Ⅰ页。),成为“我们重新考察科学的目的、方法、认识论、世界观的一个杠杆”(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页。)。“古老的盟约撕成了碎片”(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7页。),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的终结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一、从二元分离走向多元统一
  
  二元论最显著的特征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离。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莫不如是。笛卡儿被称为典型的二元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灵和物。灵魂的本质在于思想,物的本质在于广延,二者的本质不能互换,不能决定、不能派生,彼此完全独立。笛卡儿的二元论建立在世界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的本原的基础上,其哲学思维方式即是典型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方式。
  黑格尔虽然试图通过“实体就是主体”的命题去克服主客分立,建构辩证的两极矛盾观取代二元分立。他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矛盾组成。矛盾又是由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两方面组成。事物的发展变化正是基于对立的矛盾双方不断斗争的结果。黑格尔辩证的两级矛盾观的合理内核在于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是,辩证的两级矛盾观的基本形态只是“矛盾辩证”,它并不能包容复杂系统形态,揭示多彩世界的真实图景,何况它仍然建立在主客、心物、灵肉、无有二元性的基础上。最终也未能逃出二元分立的樊篱。当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的分裂无法弥合时,黑格尔不得不借助臆造出来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行使调合统一的神圣职权。在这一点上与笛卡尔“以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强调“我思故我在”的绝对可靠性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它们都不可能具有回天之力改变二元分裂的局面。正如普里高津指出的:“西方哲学史总的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历史,其特征是在为自动机的世界与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之间不断地摇摆”(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这种特征被李约瑟讽刺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病”(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近代经典科学同样染上“痴呆病”的痼疾。它的“问题所在,就是在其自身之中说明了在西方思想史中贯彻始终的两分性”(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在西方近代自然哲学中,生命的月下世界和非生命的月上世界从来都是二元分立的。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力图使二者统一。比如柏拉图“从几何图形的‘活跃’和‘僵死’的基础来解释生命的变化过程”(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26页。)。“亚里士多德主要以活的有机体如植物和动物的功能为基础,来阐述他关于自然的均衡”(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26页。)。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由于成功运用牛顿、莱布尼茨和欧拉等人的数学工具,揭示出支配天体运动的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于是断言:只要给一个初始条件,按照牛顿的数学方程式,就可以精确无误地预测出月上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宇宙在经典科学中仿佛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按照确定的、必然的预设程序,沿着时间可逆的方向自动地、有规律地不停运转。由于经典科学的巨大成功,导致了机械决定论的泛起,生命的运动、进化、人的意识活动、社会的进化统统源于物理的机械力的作用。“所有的活的机体都是一种神圣的机器或天然的自动机,它无限地超过了一切人工的自动机”(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02页。),“人就是机器”,月下的生命世界被月上的无生命世界综合。其实这只是经典科学的一个幻觉而已。一个自动机冰冷的世界与一个充满了生机和自由选择的世界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在牛顿的宇宙里实际上根本无法统一,正如康德讽刺道:牛顿力学运用于生物学,“不可能找到解释青草叶片的牛顿”(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03页。)。正是这种主观的综合,带给人类“文化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即“两种文化的对立”(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由于经典力学“为人们揭露了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程序中描述的规则不停地运行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与自然的对话把人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密切。”(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经典力学给人类所描绘的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世界”。(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4页。)正是由此致命弱点,“科学像是文化体内的癌瘤,它的增殖还威胁着要破坏整个文化的生命”,“它不仅威胁人的物质存在,而且更狡猾地,它还威胁着要破坏最深地扎根于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和经验”(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5页。)。于是人文主义崛起,并与之抗衡。人文主义要寻回人的价值,探究非理性世界,重视生命、存在、命运、人性、自由、自发性的研究,力图用“质的和感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生活着、爱着和死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1页。)。“于是科学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变得陌生了,并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而这生命的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就形成了西方文化上两军对垒的潮流,彼此你消我长,我消你长,交替更迭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二者对峙分立的局面始终有增无减。李凯尔特严格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认为:“在研究自然实存时,一般说来,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而在专门科学研究文化生活时一般说来则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注:转引自周昌忠《西方科学的文化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胡塞尔强调人文科学必须摆脱科学主义的哲学实证主义的误导,而接受人文哲学指导。克罗齐只主张“用艺术即直觉这一定义,否定艺术具有概念知识的特性。”(注:克罗齐:《美学纲要》,载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直到本世纪90年代美国的昂利·拜尔仍主张:“任何一门科学也不能按照另一门科学的样子来裁剪;科学的进步在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它们每一门服从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学史要想具有一点科学性,首先就应该避免滑稽可笑地模仿任何个别科学。”(注:[美]昂利·拜尔:《方法、批评及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上述种种观点,在强调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问题上不无道理,但是因此而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立不容就有失偏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悖立对立的深刻根源就在于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
  普里高津指出:“人类的历程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西方科学诞生在17世纪的文化环境中,而当前西方科学的发展已经在这个文化环境的外面打开了自然与社会通信的渠道。我们相信,科学今天携带着更为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接受的普适的信息。”(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的确,随着20世纪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复杂科学(指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混沌学、分形理论)的问世,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科学研究“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注:宋建主编、惠永正副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综合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综合化,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边界,扩大了各学科研究的版图,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这一切为结束三百年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军对垒的局面,奠定了科学的、思维的坚实基础。事实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为此奋斗了一生。控制论之父维纳明确表明:“我在今天的生物科学和工程科学进行研究的那些过程中,找到了许多相似的东西,因而力图使用这样的词汇,把不同的东西相似性表示和指明出来。……我的目的就在于把各个科学领域中进行的努力联合起来,使它们都致力于相似问题的划一的解决。”(注:转引自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维纳本人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吸取邻近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据说,在20世纪30~40年代,维纳参加了罗森勃吕特组织的每月一次聚餐形式的科学方法讨论班。参加这个会的人有从事医学、物理学、数学等方面研究的学者与专家,他们精通自己的专业,对邻近的学科也较为熟悉。这样就促使维纳思考数学、统计物理学、通讯理论中的内在联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维纳所承担的任务,使他注意到生物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他运用类比方法,揭示出人的智能活动和神经系统同技术装置之间存在的一定的相似性(注:王雨田:《控制论 信息论 系统科学与哲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这就为控制论的诞生找到契机。完全可以断言,维纳的控制论实现了人机对话,完成了生物学和物理学、无生命与有生命的综合,这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贝塔朗菲经过多年的研究,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遇到一个出人意外的现象:在差异极大的一些领域里,都独自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现象”,“现代科学的各种不同的学科,已逐渐形成相似的一般概念和一般观点。”(注: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正是以此出发,贝塔朗菲才创立了作为元科学的系统论。阿尔文·托夫勒说普里高津花费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就是为了“将生物学和物理学、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组装到一起”,(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26页。)实现科学史上更深刻、更大的综合。所有这一切,表明了自然科学之间、生物世界与物理世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宏观与微观、极大与极小、人与自然都存在着同一性。科学的任务就是在于发现这种同一性,从而揭示出宇宙演化的规律,重新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文艺学,虽侧重探幽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生存、人的精神生活,素有“人学”之称,是否服从于宇宙演化的总规律?普里高津热情地呼吁“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他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就是要把生命,包括人的活动嵌入地球的自然史之中,为人及其生命在自然演化之中与自然结成联盟奠定理论基础。20世纪现代科学令人信服地证明文艺学必将服从宇宙演化的总规律,必将与其它科学实现多元化的统一。
  
    二、从简单还原转向复杂性思维
  
  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本质上是典型的简单还原论。简单还原论认为一切复杂的对象都可以分解为简单的部分,从简单的部分特征就可以求知事物的整体性质。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谈》中建构了四条简单的,在任何时候都便于严格遵守的规则。“第一条是: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第二条是: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是: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无遗漏”。(注:转引自M·巴诺夫B·彼德洛夫:《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名释》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5页。)其中第二条原则在西方科学和思想界方法论上统治长达350多年之久,形成了被托夫勒称作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拆零技巧。这种拆零技巧也被称之为碎片式的方法论。它“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0页。)美国罗沙拉莫斯研究所前副主任乔治·考温在总结简单还原论的教训时说:“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由简化论的思维取得的。”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但却因此背离了真实世界”(注:[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可见简单还原论影响之深、危害之大。
  二元对立思维以及辩证的两极矛盾观,表面上看貌似辩证,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其实质是将原本充满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混沌世界进行拆零式分解,将复杂的世界分解为动与静、快与慢、虚与实、阳与阴、高与低、大与小、多与少、生与死等种种对立的简单两级,然后加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一元化处理,结果是一切非线性、不确定、随机的、偶尔的因素全部略去不计。在二元对立思维者的眼中,经过简单化的抽象之后的世界俨然变成了一个线性的、决定性、平衡态的世界,世界终于恢复了有序平衡的“真实”面貌,“真理”似乎在简单还原中实现了自身。于是,在牛顿力学公式中,时间(七)变成了(一七[2]),物体运动是在没有时间变化的绝对时间中,没有摩擦力中的直线运动。克劳斯·迈因策尔在评价牛顿的力学模型时,极深刻地揭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实验上完全实现过”的“幻想模型”。由此可见,二元对立思维与简单还原论一脉相承,同出一辙。它们都以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以拆零和简单抽象方法求知事物本质,以部分之和的简单叠加代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线性的因果单值对应取代非线性的因果非等当性。二元对立思维与简单还原论只能创造一个现实的幻觉。
  其实,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涌动着瞬息万变、千姿百态、变幻莫测的复杂现象。如分子、原子、核子和夸克是怎样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上千万亿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是怎样使自己组合成一个能够移动、反馈和繁殖的有生命物体?人的头颅里几十亿个稠密而相互关联的神经细胞是如何产生感情、思想、目的和意识的?在物理学领域为什么受简单规律支配的简单粒子有时会产生令人震惊的、完全无法预测的行为?为什么简单的粒子会自动地将自己组成像星球、银河、雪片、飓风这样的复杂结构?在社会学领域,为什么苏维埃政权维持了七十多年,却在顷刻之间解体?为什么股票的行情变幻莫测(注:[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页。)?为什么亚洲的金融危机风暴突然之间来势如此凶猛?等等。这些“在混沌边缘发生的复杂、调整和剧变——这些共同的特征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在一系列仅仅是顺理成章的科学类推之外肯定还有更多东西存在。……他们都坚信一个将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复杂理论。……他们相信,对这些新思想的运用使他们得以从过去无人知晓的角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自发、自组的动力世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诞生了一门称之为科学第三次革命的复杂科学。复杂科学是一门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专以复杂现象为对象的边缘科学。复杂科学以大量的确凿的发现和实验,充分证实物质进化、生命进化、心—脑进化、人工智能进化、人类社会的进化都呈现出复杂性,从而揭示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进化中最显著特征”(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Ⅲ页。),而简单的、线性的、二元对立的事物只是个特例。面对复杂的世界,“在自然科学中,从激光物理学、量子混沌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学中对细胞生长的计算机辅助模拟,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全球性、复杂和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作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页。)
  取而代之的是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思维或曰复杂系统方法是“一种跨学科方法论,以此来解释复杂系统中微观元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造成的某些宏观现象。光波、流体、云彩、化学波、植物、动物、群体,和脑细胞集合体,都可以形成以序参量的标志的宏观现象”(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页。)。复杂性思维不能还原到复杂系统的各个简单部分,“超越了传统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二元论、相互作用论等等解答”(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0页。),致力于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研究。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论是力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生物的系统,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就可能从原先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或功能上有序的状态的规律。协同学创造了一套处理各种非平衡相变的统一方案,统一解决了系统如何从无序转变为有序的过程的规律。超循环理论揭示了随机无序的大分子通过采取循环形式的自组织和复杂性进化的规律。突变理论揭示了各种复杂系统参数的连续改变怎样引起不连续现象的规律。混沌学揭示了无序和有序的转化、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结合规律。分形学揭示了系统演化的多样性以及系统组织的相似性、系统演化从混沌到有序再从有序到混沌的发展全过程规律(注:曾国屏《自组织的自然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6-81页。)。可见,复杂科学中的各门科学,从各种不同的侧面、角度揭示了从物质到精神,从自然到社会,从非生命到生命各种复杂系统的演化规律,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月下世界和月上世界相统一的图景,从根本上消除了生物学和物理学、自然与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悖立、相对峙的局面。难怪托夫勒高度赞扬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普里高津从事的研究是他花费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在这个意义上说,“复杂系统探索方式可以是一种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消除其间隔的方法。”(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2页。)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审美的艺术结晶越来越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多层次构成的艺术图景。相对自然科学而言,更具丰富性、个别性、主体性、随机性、变量性,因而更具有复杂的特点。正如P·切克兰德在比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点时指出社会科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混沌不堪的多样可能性”(注:[英]P·切克兰德:《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87页。)。第二,“所研究对象受参与者的意义属性而影响”(注:[英]P·切克兰德:《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87页。)。第三,“社会系统的未来不可预言”(注:[英]P·切克兰德:《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87页。)。(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所以他结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之核心乃是人类自我意识以由这种自我意识派生出来的选择自由”(注:[英]P·切克兰德:《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87页。)。对切克兰德的观点,我们不能全部赞同,但是他至少认识到社会科学、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由于这种复杂性,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类似歌德巴赫的猜想,至今尚悬而未解。比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在此问题的求解中,且不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垒中引出的众多观点和学派,仅就唯物主义一家而言,自古以来就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文艺复兴的镜子说、古典主义的“真率自然”说、别林斯基的再现说、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说、卢卡契的总体反映说、巴赫金的间隔反映说等等学说。学说繁多、流派林立的局面本身就足以表明了问题的多向度性、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单靠一门科学知识(美学或文艺学)、一种方法(社会学或美学方法)根本无法探究其中的奥秘,只有广纳百家,采用综合方法,多角度进行研究,才可能接近真理的曙光。这里,一些新兴的科学方法,如运用耗散结构理论中的“长程相关”的原理来说明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运用“涨落”、“选择”、“分叉”、“突变”等原理来说明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复杂创造等等,这些科学方法对于我们重新阐释文艺学的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全新认识。
  
    三、从线性思维转向非线性思维
  
  线性与非线性问题是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和动力的关键性课题。非线性又涉及到系统自组织、自我运动的规律,是当代复杂科学关注的热点。普里高津指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页。)“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都源于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现代科学表明,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世界。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非线性的。线性系统在现实生活中原则上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的、偶然的、有条件的。“非线性,不稳定性,涨落”“已经开始把我们的自然观渗透到甚至超出物理学和化学的固有领域之外”(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46页。)。世界非线性的本质决定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采取非线性的思维方式。然而在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与简单还原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下,我们的思维被线性思维牢牢紧箍,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二元对立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潜沉于人们的无意识之阈,成为一种深度模式,左右着我们对这个充满着随机性、不确定性、复杂性、非线性的世界的认识,以至于形成了当下人与自然的一种心理悖立与对峙、认识的滞后、思维的困惑的局面。
  二元对立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思维,尽管二者的表述形式不同(前者“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元对立”;后者“亦此及彼、亦此如是、二元相续”),但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一,二元对立满足叠加原理,具有加和性。普里高津指出:“线性律与非线性律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叠加性质有效还是无效。”(注:转引自赵凯荣:《复杂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叠加性质(即加和性)是指事物的性质等于该事物各部分的简单相加之和,即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部分的改变或增殖都不足以影响事物整体的性质。线性事物最显著的特征是加和性。非线性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不等于各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加和,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元对立是由对立的两种力构成,它求解的是单个无知元,即非此即彼。对立的双方,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构成了一对一的短兵相接的直线作用方式,较之于多点的线性事物更具简单性,更体现了线性的直线式特点。二元对立双方相互作用采取的唯一方式是排斥斗争,斗争的结果不是同归于尽,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即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如黑与白相斗,不是黑胜就是白胜,其结果黑还是黑,白还是白。这种以部分代替整体的矛盾斗争,根本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性质,产生新质。“部分之和是否等于或不等于整体,其实质就在于部分之间有没有协同作用。部分之间如果具有协同作用,那么就其有这种协同作用所决定的性质而言,部分之和就会大于整体。部分之间如果没有协同作用,实际上是不存在相互作用,仍是各个独立的,那么就这种不相关的性质而言,部分之和就等于整体。”(注: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6页。)现代科学证实这一规律。科学家在最具复杂性和非线性的混沌系统中发现了奇怪吸因子。奇怪吸因子形同一双耳朵,形象地表明了混沌系统中力的相互排斥和吸引、竞争和协同的非线性作用。当各种力在两个相距很近的点时,随时间的推移会指数地发散开来,各种力出现了排斥情况。但两个相距很远的点,又可能无限地靠近,这又体现了吸引的关系。“它们在混沌区自由地游荡,又跳不出混沌区去,排斥和吸引、竞争和协同,稳定和不稳定不断地相互作用。交换着地位,共存于同一系统中,使系统得以维系”。(注: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奇怪吸引子运动的规律表明了非线性系统中各种力的作用不仅仅是矛盾对立的形式,更多的还在于协同。系统的性质正是在力的排斥和吸引、竞争和协同的辩证关系中得以维系或得以出新。任何系统的演变规律都是靠系统内部的排斥与吸引,竞争与协同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自组织。因此,系统(非线性)新质的产生离不开协同。而二元对立只讲对立和斗争,不讲协同,两种对立的力实质上不存在相互作用,各部分各自独立,就如三个和尚互相扯皮,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喇叭,系统的性质不仅无法维系,甚至也不可能产生新质,斗争的结果使系统走向毁灭。所以二元对立思维较之一般的线性思维带给人类的危害更深重。
  第二,二元对立体现了线性的因果单值对应。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上,线性思维把二者看成是固定的相互对立的两极,只要给定初始条件(原因),其结果必然可以精确预测到。牛顿曾宣称:“从运动的现象去研究自然界的力,再从这些力去验证其它现象……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中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注:转引自赵凯荣:《复杂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注:[英]W·C·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48页。)在牛顿看来,有什么样的原因,必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原因与结果单值对应等值对称,是一种线性因果链,体现决定与被决定的确定性关系。“线性的因果等当性原理特别注重因果对称性分析,它是一切二元对立的真正基础。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牛顿力学模式是这种思维的典型”(注:转引自赵凯荣:《复杂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二元对立思维只承认事物存在原因与结果的绝对两极,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两极的对立斗争。两极的对立斗争实质上是一方否定另一方,一方决定另一方,即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原因与结果单值对立、等值对称是通过单值否定的形式体现,表现的仍然是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链的关系。二元对立思维与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上,同出一辙。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师也没有幸免于难。他认为:“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47-348页。)。他对历史学家所持的“大事件小原因”进行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大历史和大原因是相对等”的命题。其实,新兴的复杂科学早已证明非线性系统因果的非等当性。美国著名的气象科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1963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中发现将0.506和0.506127的初始值输入计算机后,表示气象状况的曲线出现了巨大的反差。0.000127只万分之一的误差,相当于多了一轻柔的微风,却使天气预报变成一片混乱。这就是洛伦兹发现的混沌学的“蝴蝶效应”,即使细微的影响也会使天气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非线性系统中,成为自组织的一个普适性规律。人的社会发展进程同样如此。克劳斯·迈因策尔指出:“在工业化社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强弱不同的经济涨落,它们可能引发社会制度的崩溃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例如……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股票市场的崩溃却是一场真正蝴蝶效应,引发了1933年的大萧条。”(注:[德]施特凡·格雷席克:《混沌及其秩序》,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2页。)用文学语言描述:在中国,一只蝴蝶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可能会在大洋彼岸掀起一阵飓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蝴蝶效应”表现出的“因由小,效果大”与黑格尔所谓的“大历史和大原因相等”的命题悖立。这说明了非线性的因果非等当性的普遍性,而因果单值对应的等值性却是极罕见,甚至是不存在的现象。二元对立思维被非线性思维取而代之是历史之必然。
  第三,二元对立思维否定随机性、不确定性。线性系统和二元对立的事物因满足叠加原理的加和性和因果单值对立的等当性,其各项或两项未知项,无论是反比或正比关系,均按等比例均匀变化,其变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其解是确定的、必然的。所以,在线性系统和二元对立的事物中,一切均按确定性、决定性的轨道运行,其中没有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线性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最集中体现了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被决定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只要找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正如普里高津指出:“从经典观点——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来看,自然法则表达确定性。只要给定了适当的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溯言’过去。”(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第3页、第2页、第13页、第105页。)“牛顿物理定律长期被公认为客观知识的典范”(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第3页、第2页、第13页、第105页。)。长期以来,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奉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机械决定论无法解决自古希腊以来的两个理念,即“建立有条理的、逻辑的、关于普遍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系统,使我们经验的每个要素都能得到解释”和“建立在人自由、创造性和责任感前提之上的民主思想”(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第3页、第2页、第13页、第105页。)的两难矛盾。就连爱因斯坦也陷入这个尖锐的矛盾不可自拔。一方面他领悟到“从陀思妥也夫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向任何物理学家学到的还多”,另一方面他又不情愿放弃决定论。“1924年,他在给玻恩的信中写道,若他被迫放弃严格的因果律,他宁愿做一个补鞋匠,或甚至做赌场里的雇员,而不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第3页、第2页、第13页、第105页。)。
  宇宙是否由确定性、决定论的定律所支配?现代一大批科学家和思想家终于认识到“确定性的终结”。普里高津宣布:“人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第3页、第2页、第13页、第105页。)确实,19世纪新的几何学和代数学的诞生,迫使数学家承认“绝对意义上的数学以及科学中的数学真理并不都是真理”(注:[美]M·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2页。),数学:确定性丧失;“概率论告诉我们,由纯粹的偶然性导致正确结果的可能性是10[2400000]分之一”(注:弗里德里希·克拉默:《混沌与秩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页。);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普里高津的耗散理论的“不平衡是有序之源”学说;混沌学的保守的不可积系统中的内在随机性等等现代科学发现,证明偶然性、随机性不仅大量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而且其作用在系统的进化中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起支配作用。比如系统自组织中的涨落,它是系统内在的随机性质。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当系统处在远离平衡态,系统进入分叉点(即从旧结构到新结构发生相变点)“附近的各态之间进行选择”时,系统向何处选择?此时,“随机涨落起决定作用”,“涨落决定全局”、“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由此,普里高津得出结论:“跨越分叉是个随机过程,例如掷钱币”(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227页。)。阿尔文·托夫勒对这个发现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种得自对远离平衡态的研究的新见解与非线性过程结合起来,并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反馈系统时,便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甚至对“社会、经济的或政治的现实观有类比的意义。”(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13页。)正是因为这种全新的方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了生机的,不断演化发展的真实世界,一个充满了人性的世界。为我们揭示出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演化的规律,敲响了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的丧钟,为实现月下世界和月上世界的真正综合提供了新的正确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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