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书法艺术的保存与传播


  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写本佛经,多数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发愿写的,主要发自一种宗教的虔诚,一则是因为以书写佛典,流传于世,具有极大的功德,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则是因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所以 历代僧人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
  七世纪以后,佛教日隆,文人加入佛教写经与抄经。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佛经文字的精美与思辩的哲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文人们在佛法与书法中终于发现并找到一种参透禅机的最简易的艺术方式。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大书法家均有写经和抄经书法名作,王羲之的《遗教经》、钟绍京书《转轮王经》、唐岂写《维摩诘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般若经》、苏轼书《心经》,《华严经》和《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赵孟珧书《佛说四十二章经》和《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近代大师傅心意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卷,弘一大师尝集《华严经》经文为联,以赠同愿,亦书《华严经》、《心经》。这些当初发自一种宗教虔诚而墨写和血书的经卷,竞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而被保留下来。
  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也许是因为纸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所以佛教徒才以佛经刻石。还有一个较深层的原因,历史上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遂发愿石刻佛经。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就是由慧思的弟子静琉发愿创刻的。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壮举的石经,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明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资料。
  经幢也属于石刻佛经的一种,或矗立于佛殿前,或置于寺塔旁,被称为佛教的“立体宣传点”。一般经幢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陀罗尼经幢”,用石幢或铁幢刻经也是取其能耐久,不易损坏。它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又是一种金古书法艺术。
  还有一种摩崖刻经,如六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北周小铁山《金刚般若经》’等。这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经,在千百年的历史风雨中,已渐渐消蚀了其宗教的内涵,或成为书法的碑帖被历代书家所临摹,或作为一种历史文物,点缀着佛教胜地。
  如果说佛教造像“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造像的铭文题记则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种古拙、雄健、朴美的神韵,那种结体与章法中“计白当黑”的奇趣,那种运笔中的蛮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书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齐《崇因寺碑》、魏碑《龙门二十品》、隋碑《龙藏寺碑》、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后世碑学家对碑刻题跋的赞美,代表了书法艺术“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
  书法由于佛教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由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共荣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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