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之度——孔子的仁义、礼乐、中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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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
  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六简单学习网最新讲座:
王大绩讲现代文阅读王大绩讲高考作文王大绩讲语段压缩王大绩讲文言文阅读王大绩讲诗歌鉴赏王大绩讲句式仿用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师教重道德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一个集团。”[注]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同观点”即是班因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注],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於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眼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
  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学术繁荣景象。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
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
  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
  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注]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注],若“刚毅木讷”[注],若“恭宽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那也就成了圣人[注]。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
  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注]“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之间,真是一丝不苟!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
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中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子贡问颛孙师与卜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
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
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
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
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
  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识史,无不经历著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不已,《周易·干·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爱人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仁政包括两大主题:成全和不忍,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孔子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注],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淫乐,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推行礼乐和刑罚,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他要求统治者必须立足于人民的利益,让他们人口繁衍、财富增殖、知礼明乐,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秩序和谐的文明生活,此即“庶、富、教”、“博施济众”的政治理想,充分地体观了一个仁者的成全之心和生养之德。孔子还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
  因此主张政治应从根本作起,加强教育,实行礼制,诱发人们的向善之心,提高人们的个人素质,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人民素质提高了,刑罚也就成了多余的设施,因此他反对“齐之以刑”(《为政》)、“刑罚不中”(《子路》)和“不教而杀”(《尧曰》)的作法,向往“胜残去杀”(《子路》)的太平盛世,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的不忍人之心。
  德治强调统治者的个性修养,主张让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天下。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如果是一个修养很高的统治者跃居大位,那么人们自然敬眼,天下自然大治。在衡量统治者有德无德时,孔子提出了“正”的概念,首先要求统治者从自己作起,做好榜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国家就像个大家庭,家长必须子爱下民;国家又像个大学校,官员必须作下民的师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位者喜欢什么,提倡什么,都是天下风俗无言的导向。只要统治者立身正、处事正,天下就没有行邪的,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做好榜样,就可收到“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效果,否则,榜样不好,虽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正直,廉洁也不起作用。其次是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端正世风,整顿秩序,此即“正名”思想[注]。正名的具体内容即矫正礼坏乐崩的颓俗,使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轨道上来,恢复奴隶制等级制度。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分不正,秩序不清,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德政的任务理所当然应端正名分,不仅使各级统治者自己明白职能与权限,而且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诸色人等明白自己的身分和位置,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在社会大舞台中扮演和谐的喜剧。
  君子人格孔子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上。孔子的伦理观是建立在他“仁义礼”统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的,故需要仁;社会分成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应该是有等级的,故需要义;要充分地贯彻仁和义,社会应该是文明的社会,故需要礼。凡是顺应历史
的潮流、满足社会的需要、符合现实的价值尺度的人格,就是合理的,就被他誉为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仁、义、礼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分水岭。他说:一君子去仁,乌乎成名?”(《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君子既是仁者,又是义士,还是“说诗书、敦礼乐”的文质彬彬之士。君子有很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优雅的为人处世原则:“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同前)君子是人间美德的实践者,小人是世间卑污的集中表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卫灵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等等。这些刻画和论断,无不闪耀著智慧的灵光和正义的火花,成为中国人民千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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