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之度——《周易》“节”卦与墨子的尚节思想

桑东辉

  [摘要]《周易》节卦的核心思想是讲节度的,主要表现在修身齐家、为政治国等层面;同时节卦也包含节俭的思想,这主要是财用等日常生活层面。儒、墨各执一端。儒家主要继承了节度的思想,以此丰富了中和、时中的中庸思想;墨家主要生发了节俭思想,提出了节用、节葬等主张。
  [关键词]周易;墨子;节用;节度
  《周易》包罗万象,是中华智慧的源泉,先秦诸子的思想也多受《周易》的启发和影响。本文试就《周易》节卦所蕴涵的思想与墨子节用、节葬思想的比较,及儒、墨在“节”上的不同取向作一分析。①
  
  一、节度与节俭
  
  《周易》作为一部闪烁着先哲智慧光芒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在六十四卦中能够有一卦专门讲“节”,足见作易者对节的重视。与之相应的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对节情有独钟,在《墨子》一书中今存“节用”上、中篇,“节葬”下篇,另有“辞过”篇也是专门讲节的。②那么,节卦的节与墨子的节有什么关联?我认为,墨子尚节思想是受《周易》节卦影响而生发的,但他重点发展了节卦中的节俭思想。对节卦中的节度思想,墨子虽有继承,但其发展节度思想不如孔子生发的彻底、深刻。
  节卦之节是广义的节,既包含在为人处世、为政治国方面的节度意思,也有财用方面的节俭意思。《序卦传》“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孔颖达解释“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以节,其道乃亨。”朱熹亦曰“节,有限而止也。”《周易》节卦肯定“安节之亨”,“甘节之吉”,指出“苦节贞凶。”因此,节卦重点突出的是节度的思想,反对过和不及,并从对不节、苦节两个极端的否定,引出甘节的得位中正。在《周易》中,节度的思想不只存在于节卦一卦之中,在许多卦里都或多或少地蕴涵着类似的观点,而且体现在为政治国、修身齐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作为《周易》首卦的乾卦就是以龙为喻,进行总论式的阐发,提出要居中得位,中节合度不逾越,在下则“潜龙勿用”,在上则“亢龙有悔”,惟有九五居中得正而“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又如临卦九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说的是君王应该具有临卦《彖传》所说的“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那样的大智。除了修身、治国等要讲节度,古人在狩猎等活动中也强调节度。比卦九五的“王用三驱失前禽”讲的就是在田猎方面要遵守节度的狩猎习惯和规制。凡狩猎必使虞人将狩猎区域围三面而留一面。围猎时,虞人将猎物赶出来,如果猎物朝着留出的那面逃窜则不能射杀,任其逃逸;而对往里跑的,则逐而猎之。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则讲如果没有虞人配
  ①学界对《周易》节卦与墨子尚节思想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孙熙国在《周易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的《<周易>古经与墨家思想》虽有一部分专门谈了“《节》卦与墨家的尚节思想”,但还不全面、不深入。
  ②王焕镳先生在《墨子校释》一书中认为现存《墨子》“辞过”“篇中只言宫室、城郭、衣服、饮食、舟车和蓄私之节,无一语及于‘辞过’,而与《节用》上、中两篇内容全同,当为《节用下》篇原文。”
  合、引导的猎鹿行动是不宜进行的。如果强行追猎,必有吝。这些都是先民在狩猎方面的节度观,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不涸泽而渔的意识,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后来将这种狩猎方式引伸到治国上,则衍生出网开一面的法律宽宥。儒家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1]和反对“罔民”[2]等思想主张都与此有关。这种讲求节度的狩猎方式说明了很早中国人就有了科学发展观,就理解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和共生关系,并能自觉地将其应用到为政治国上。
  《周易》节卦除了具有节度的核心概念,还具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财用上应该节俭的意思,只不过由于节卦更多谈的是节度意义上的节,节俭的意思不很突出罢了。对于节卦的节俭含义,《彖传》明确指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朱熹在《周易本义》中也认为节卦有节俭的含义,所谓“治理其财,用之有节。”这些都是把节俭作为节卦的应有之义来看待的。其实《周易》中重视节俭的卦还有一些,如否卦《象传》“君子以俭德辟难”告诉我们否卦也是讲节俭的,并把节俭作为一种道德来看。这种观点成为后世“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3]的思想渊源。
  墨子尚节的思想在含义上与周易的节卦侧重不同。墨子主要强调的是财用上的节约和节俭,他的节观集中体现为节用、节葬、非儒、非乐。墨子认为“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4]是造成一个人贫穷的原因;为政者横征暴敛,在宫室、衣服、食饮、舟车、蓄私等方面不节俭,是导致国家昏乱的根源。与此相反,“禹七年水”、“汤五年旱”却没有出现“冻饿之民”,就得益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5]由此得出结论是,不论个人还是国家,不论修身还是为政治国,都要尚节,并提出了“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5]和“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5]的思想。墨子强调财用上的节约,最终落脚点也在于治理国家上的应用,通过“节于身,诲于民”,达到“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6]的目的。同时,尚节也是墨子兼爱思想在财用上的体现,更是他关于为政治国的一个重要主张。墨子把节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认为“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6]在他看来,在治国上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去其无用之费”,“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7]只要这样才能“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7]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7]的为政误区。墨子把培养崇尚节俭之德的社会风气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认为“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6]“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5]主张在国家遇到饥谨灾荒时要损禄以缩减行政支出,并在饮食、衣服、车马等方面降低规格,“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5]
  墨子在将尚节思想由平常日用之节发挥到为政治国,提出“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6]思想的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和之节,“天壤之情,阴阳之和。”[6]但墨子尚节思想的特质仍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方面,而很少提及时中、中和等抽象化的节度含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节卦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墨子的尚节意蕴,日用上的节俭不是节卦的核心思想,节卦更多的是强调在处理问题上的节度,讲求凡事要中乎节。因此,从易传开始就为节卦的主旨定下了基调,即“当位以节,中正以通。”[8]“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9]后人在解易时也多没有突破这一苑囿。
  
  二、甘节与苦节
  
  从初爻到六爻的渐次演变,节卦向我们昭示了有节乃亨,乃吉;不节或苦节,特别是苦节,都将导致凶的结果这一义理。从初九“不出户庭,无咎”和九二“不出门庭,凶”这两爻的关系看,“不出户庭”是针对节之初而言的,所谓“知通塞也。”[9]告诉人们要谨言慎行。“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10]而由户庭发展到门庭时,则应知节而动,到了该通塞的时候,如果仍然蛰居不出,则凶。即所谓的“失时极也。”[9]初、二两爻体现的是“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10]的道理。六三是告戒不节的人要知嗟悔,六四则要求人要“安节”,“安节,亨。”节卦的核心之爻在于九五“甘节”,“甘节”是节卦所倡导的理想之节。节卦反对的是“不节”和“苦节”。不节若嗟悔尚可无咎,而苦节由于“其道穷也。”[9]必将“贞凶,悔亡。”节卦卦辞开门见山说:“节,亨,苦节不可贞。”一语道破了节卦尚节、反对苦节的主旨。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节卦所倡导和弘扬的是九五这个全卦之主所体现出的义理——甘节。金景芳和吕绍刚先生认为“甘是味之中,甘可以受和。和就是节咸枯酸辛等偏味而使之适中。”[11]《周易》尚中、尚正。此九五,以阳居中得正,把节卦的意蕴都囊括于此。正如《周易》坤卦用黄裳的色之中来譬喻一样,这里作易者用味之中来譬喻节的中正内质。与九五相反,上六则居节卦之极,过中,故云“其道穷也”。《周易》讲阴阳消长、否极泰来,上六过中,按照易理,必将发生质变,发展到下一卦。因此,作易者用苦节来给上六定位,而这个定位正是卦辞“苦节不可贞”理念在爻辞中的具体体现,是《周易》所否定的。
  在对节卦的六爻进行纵向维度的解读后,我们有必要将节卦与他卦进行横向维度的综合考量。在六十四卦中,与节卦关系较密切的,一是艮卦,一是小过。先说艮卦。“节,止也。”[12]“艮,止也。”[13]节卦初、二两爻讲言语之节,艮卦的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亦讲言语之艮止。艮卦《象传》所强调的“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辅,以中正也。”说明艮止的关键在于居其位、中正,这也与节卦《象传》所说的“甘节之吉,居位中也”的意思相同。艮卦“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13]的思想与节卦所隐含的“知通塞”、“时极”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并且成为儒家“无可无不可”、“时行时止”的处世哲学的理论滥觞。再说小过。节和小过在六十四卦中分处第六十卦和六十二卦,中间仅隔一个中孚。《序卦传》曰“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阐明了三卦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苦节必过,但中孚是讲诚信的,所以“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14]故为小过。而同样是“慎言行,节饮食”[15]的颐卦,却因为颐养使得养患为大,颐之后,必大过。“大过,颠也。”[12]“小过,过也。”[12]《杂卦传》对大过、小过卦名之释正说明了作易者有循序渐进、量变质变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除了从义理上分析节卦与小过的关联,我们还可以从象数上得到进一步印证。从两卦的卦象看,如果暂不考虑上爻,节卦与小过两卦的其余五爻从初到五都是阴阳颠倒,惟独两卦的上爻都是阴。那么为什么在这点上没有颠倒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周易以阳为大,以阴为小,故大有、大畜、大壮、大过皆阳多于阴;小过则阴多于阳。①如果小过上爻不是阴而是阳,则小过全卦的阴爻、阳爻数均为三,阴阳爻数相等,则无过可言。
  对比《周易》节卦,我感到墨子的节用、节葬思想已有苦节的倾向。如,在衣服方面,主张“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凊,则止。”[16]在饮食方面,提倡圣王之制“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无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16]反对“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6]的骄奢淫逸。在居住方面,认为住所“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血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16]在交通方面,墨子认为圣王作舟车是因为“重任不移,远道不至。”[6]因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16]
  ①小畜是个例外,乾下巽上,阳多阴少。对此,金景芳和吕绍刚先生在《周易全解》中解释为“此一阴爻畜五阳爻,故曰小畜。又,巽顺畜刚健,是用柔顺即‘小’的办法,不是用强力即‘大’的办法,也是本卦取名小畜的一个因素。”
  而舟车的作用就在于“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7]“以便民之事……可以任重致远。”[6]因此“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7]“足以将之,则止。”[16]在丧葬方面,墨子反对“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涂差通,垄虽凡山陵”[17]的厚葬做法,倡导“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17]的墨家节葬之法。总之,墨子的节用、节葬思想就是取法古者圣王的“节用之法: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16]
  墨子把衣、食、住、行、葬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支出方面的节俭引申到礼乐制度上,则主张非乐,反对儒家所倡导的繁复侈糜的礼乐制度。《墨子》“非乐”篇开宗明义指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墨子痛切地看到,“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18]并以齐康公喜好“万”舞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例,揭露了“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18]的问题实质。由此可见,墨子不是简单地反对礼乐,而是针对骄奢淫逸的残酷社会现实主张非乐。他把非乐的原因归结为王公大人为了享乐而厚敛于民。
  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等尚节思想是他面对“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6]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呐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苦节”倾向,但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合理性。“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19]墨子不仅在思想上有苦节的倾向,其行止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苦行僧。墨者大多过着“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19]的简朴生活。其形象更是“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20]的苦修者。墨子本人则是身体力行“苦节”的榜样,曾从鲁国出发,“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21]长途跋涉到楚国,说服楚王无攻宋。墨子取法大禹“形劳天下”,率领徒众“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22]被时人称为有“狂疾”[23]的人。也正是由于墨家过于苦节,后人在探究墨家起源时,猜测“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24]墨子自苦至甚,乃至连“言距杨、墨”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墨家学派的人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25]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庄子更是称赞墨子为“天下之好也。”[22]但象墨子这样自虐狂般的苦修,非人人可为。“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22]王夫之在谈到“苦节”时所说的“孤行自尚,苦不可贞,亦危矣哉!”[26]用在墨子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尽管“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鑩循”[19]但墨子的尚节思想以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19]的现实功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层。虽墨学中绝,崇俭戒奢、艰苦朴素的尚节思想却从没有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
  
  三、儒节与墨节
  
  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儒、墨俱为显学,且彼此攻讦最烈。儒、墨的思想分歧很多,这里仅以他们在“节”问题上的不同取向进行一下比较。
  儒、墨的尚节思想都与《周易》有渊源关系,但二者的取向不同。就儒家来说,主要继承了节卦的节度思想。儒家的节有中节、时中、适宜、无过无不及等中庸的思想内涵。以孔子为例,孔子对节的认识和从中生发的义理主要体现在彖、象等“十翼”上。①节卦卦辞的《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认为节卦的根本在于得中,“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只有居当其位,以节来规制。
  ①本人认同《周易》“十翼”为孔子或孔门弟子所作的观点。
  中正亨通,节卦的亨就在于中正以通。“甘节之吉”也就在于“居位中也。”而“失时极”的“不出门庭”和“其道穷”的“苦节”都违反了中庸“时中”的原则,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在孔子看来,天地是四时和万物产生的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7]道出了孔子的天道观。根据《周易》,天与地就是乾与坤,就是阴和阳,是所谓的易之门,易之蕴。这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是世界产生的基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28]在节卦里,孔子在天地与万物之间加进了四时,认为天地之节是产生四时的前提,所谓“天地节而四时成。”[29]“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10]“时”是孔子对《周易》的义理的一大阐发。《坤·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大有·彖》“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豫·彖》“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在孔子看来,具有时、中特质的“节”是符合天道运行规律的。因此,孔子进一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阐发,把突出时中内涵的尚节思想最终落在人事上,讲求与天地同步,上顺乎天,下应乎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并将自然界的“天地节”引申到社会秩序上,强调“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0]而秩序在孔子那里是以礼乐制度的形式,表现着名分、地位的差异。“当位以节”更说明了节的重点是位,“列尊卑者存乎位。”[10]“其出入以度。”[29]这个位是不能乱的,位乱了必不节。所以节卦在为政治国上的功用就是“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由此不难看出,儒家从节卦中主要汲取了节度的思想,并进而发展了节的内涵和外延,使节、度与时、中等概念一样成为中庸思想的核心概念。
  孔子在汲取节卦中所蕴涵的节度思想精髓的同时,对节卦所包含的节约、节俭思想也有所吸纳,提倡“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30]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31]且不改其乐的颜回也是勖勉有加。但孔子更注重中庸,他既反对过奢,也反对过俭;既不主张太无节制,也不赞同自苦太甚。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32]如果非要在奢与俭之间选择的话,孔子也还是“与其不孙也,宁固。”说穿了,孔子主张的是奢俭适度,适中有节,节俭与否要服从于节度,具体讲就是节俭要符合礼乐制度的要求。如,在饮食上,孔子虽然“食无求饱”,但也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33]不过一旦“闻韶”,亦可以“三月不知肉味。”[32]在祭祀问题上也深受“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檎祭,实受其福。”[34]的影响,主张祭祀不在祭而在礼,祭品不在丰而在诚。孔子不赞同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的做法,道出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5]的内心贞悫。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对《周易》节卦的节度和节俭两个主旨都有所继承,所谓“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36]但墨子主要汲取的是节卦的节俭思想。关于墨子节俭主张前面两个部分多有述及,此不赘述。墨子虽然更重视节用、节葬等日常生活、财货日用的节,但他对《周易》节卦的节度之节也有较深的体悟。墨子的节度思想说穿了就是顺应天志,尊天事鬼。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37]“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38]而天何所欲?则“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37]“顺天义者,义政也。”[37]以此为政,“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39]墨子深刻地认识到在“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现实面前,不能单纯靠“义”,还要靠“利”来引导。认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主要是“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16]并进而主张“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40]墨家这种利刑相参,诱之以利、齐之以刑的为政主张与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是大相径庭的。
  儒、墨的分歧在尚节问题上表现得很突出。墨家原出于儒,“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41]墨子攻击最多的也是儒家的厚葬久丧,认为“三年之丧”的厚葬久丧习俗使人长期悲哀,身心憔悴,“冬不仞寒,夏不仞暑”,“扶而能起,杖而能行。”[17]发出“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之法,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17]的诘问,指出“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42]的危害性。在反对厚葬久丧的同时,墨子也反对儒家过度的繁文缛礼和礼乐制度,并借晏子之口攻击儒家“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42]墨子非儒,儒亦距墨。孟子主要针对墨子的兼爱论,指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43]而援儒入法的荀子则触及到墨子的尚节思想,在认同“节用裕民”乃“足国之道”[44]的同时,指出墨子“上功用,大俭约”[45]的弊端在于“蔽于用而不知文。”[46]同时荀子也对墨子的非乐思想发表了不同意见,指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47]并把“乐”作为和“礼”一样的“治人”工具,推崇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47]针对墨子的思想,荀子得出的结论是:“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44]
  尽管儒、墨有这么多的不同,在节的问题上,儒、墨仍不乏共同点。受《周易》影响,墨子也认识到“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48]的自然天道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并基于“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雌雄也”[6]的认识,将天道运用到人道中,主张“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6]这些都与孔子在《彖传》中所说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的思想有着相同或十分相近的意思表示。至于墨子所说的“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39]的观点则更象是孔子“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29]的翻版。儒、墨思想中这些极其少见的共同点,正象墨子本人所说的,孔子思想“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36]在天地之节的问题上,儒、墨做到了殊途同归。
  在春秋战国之际,面对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墨子主张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来重建社会秩序,儒家则以宣扬仁、礼、孝的礼乐制度来重建宗法社会秩序。现实一也,取法不同。儒、墨学说虽主旨各异、观点相悖,但就象两个相交的“圆”,在节的问题上,儒、墨既有交叉,又各有侧重。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其尚节思想皆受到《周易》节卦的较大影响当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1]论语·尧曰
[2]孟子·梁惠王上
[3]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4]墨子·非命中
[5]墨子·七患
[6]墨子·辞过
[7]墨子·节用上
[8]易·节·彖
[9]易·节·象
[10]易·系辞传上
[11]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M].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12]易·杂卦传
[13]易·艮·彖
[14]易·小过·象
[15]易·颐·象
[16]墨子·节用中
[17]墨子·节葬下
[18]墨子·非乐上
[19]史记·太史公自序
[20]墨子·备梯
[21]吕氏春秋·爱类
[22]庄子·天下
[23]墨子·耕柱
[24]汉书·艺文志
[25]孟子·尽心上
[26]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四
[27]论语·阳货
[28]易·序卦传
[29]易·系辞传下
[30]论语·学而
[31]论语·雍也
[32]论语·述而
[33]论语·乡党
[34]易·既济
[35]论语·八佾
[36]墨子·公孟
[37]墨子·天志上
[38]墨子·法仪
[39]墨子·非命上
[40]墨子·尚同下
[41]淮南子·要略训
[42]墨子·非儒下
[43]孟子·滕文公下
[44]荀子·富国
[45]荀子·非十二子
[46]荀子·解蔽
[47]荀子·乐论
[48]墨子·天志中
  作者简介:桑东辉,男,汉族,1968年出生。祖籍山东掖县出生地:哈尔滨。
  1990年黑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学士;法律硕士在读。
  职称:讲师



返回主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