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深重的中国教育

               潘益大
  之一:SOS——救救“三童”乡间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新任县长艰难地踩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虽是春风和煦,桃花盛开,周围一片升平景象,他的心情却郁闷异常。
  他沉重地抬起业已谢顶的脑袋。前方小河边,一座崭新的三层楼房突兀眼前。
  屋顶上,那高高竖起的鱼骨天线,正傲慢地睥睨着这个不速之客。
  主人斜躺在豪华的转弯沙发上,递上一一支“万宝路”:“王局长,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
  “我来看看阿兴,听说他已几个月未去学校读书了。”王局长望着这个远近闻名的运输专业户,心里很不是滋味。
  “哈哈,原来是动员阿兴读书!我问你:读书有什么用?”
  “阿兴才15岁,书还是要读的。那年上初一时,他正好在我班上,在全县数学竞赛中他还得过名次!”
  “老皇历!过去竞赛数学,现在竞赛赚钱!请问王局长:现在你一月拿多少?”
  “按我的职称,是102元……”“哈哈哈!”未等王局长说完,阿兴父亲又是一阵狂笑,“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局长,一个月才拿100多元,还不如阿兴跑半天运输!难道还要他跟着你再去吃这种苦?”
  我们已无需继续描述王局长当时懊丧颓唐的神情。这幕发生在江苏某地的真实情景,已十分典型地向世人透露了当前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奇观:成千上万中小学生的流失,正在无止境地扩大童工、童农、童商队伍!
  就在王局长供职的那个县,截止1988年上半年,全县高中生退学有50多人,初中生退学达1900多人,占在校学生6.8%,甚至小学生退学也有340多人。
  河南新蔡县有5所高中,1988年招收新生1041名,但到开学半个月后,自动辍学者已达598人,占新生总数57.4%。
  在陕西户县,有人调查了9所学校,去年应录取高一新生43个班级,计2255人,但到9月23日,只有1672人入学,余下的人均流失在社会上,有所学校甚至多达一半以上的流生。
  在江苏,一向被人称为教育发达地区的苏州,近两年农村初中流生高达11791人。
  据统计,1988年,全国城乡小学在校学生流失378万余人,初中在校学生流失361万余人。而据有关方面透露,1986年至1987年间,全国中小学流生竟高达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几百万、几千万身心发育不全的孩子流向社会,当然不会闲居家中,坐等父母喂养,其中75%的人被驱赶着去扮演童工、童农、童商的角色。
  福建闽候县,在一次清查中,就发现16岁以下的童工322名,其中小学毕业的107人,占33%;小学未毕业的51人,占16%。那些本应系红领巾的脖子上,如今都挂着皮尺在街头叫卖服装。
  “三童”们的收入较之“工资阶层”来说可观得惊人,可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无法在雇主、老板的工资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只能按手印。西南边疆一户人家,6个中途辍学的女孩子全是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谈不上。上海一个16岁的“童商”,在个体户父亲开的饭店里帮工,却读不了报。有一天,他忽发奇想,要给过去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写情书,竟无法落笔,结果只好拿出50元钱雇一名秀才代笔!
  旧中国曾是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在今后5年到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这是1952年就定下的宏伟目标。到1988年9月7日,国家教委发言人在“国际扫盲日”前夕自豪地宣布:“从建国到1987年,我国已累计扫除文盲1.57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同年同月向世界宣布: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2.29亿人。这就是说,中国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文盲总数8.8亿的1/4,是亚洲文盲总数6.6亿的1/3,远远超过整个非洲文盲总数1.62亿人。严峻的现实是,在世界每4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将近有2人不识字或半识字!
  之二:危房咏叹调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抗日小英雄王璞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寒风中,一旁的纪念“亭”整修一新,气宇轩昂。由省里投资兴建的这一“碑”一“亭”耗资多少?人们不知道。但凡到这里来参观过的四方游客,无不为此而产生崇敬之情。
  可是,栖息在这所名为大悲乡野场村小学的师生们,却从未为操场上的这一光辉的烈士祭台而骄傲过。
  名为小学,实质不过3间破旧低矮的泥房,其中一间还被教师当作宿舍,全部面积:30平方米,不到一个富裕农民家的客厅。教室里放着13张歪歪斜斜的小木桌,没有椅子,上课时由学生自带。一扇小土窗,宽不足1米,长不到1.5米,终年光线幽暗。唯一的一块木制黑板,已使用了20余年,长年磨擦,黑板变成白板,粉笔字写在上面,后排学生无法辨认。教师没有讲台,上课时,只能把课本、粉笔盒放在第一排课桌上。全校26名学生,分一、二、三年级,全在一个教室内挤着由教师混着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旁看着,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这就是1943年5月7日面对敌人屠刀宁死不屈的抗日民族小英雄“王二小”当年就读的小学的现状!45年过去了,烈士的4个弟弟就在这样的学校里读完了小学课程。顺便提一下,前两年,省城竖起了王璞群雕纪念碑,有人又出版了《小英雄王璞》的画册。至今一贫如洗的烈士母亲拿着画册对来访者说:“看,这是出的书,又有啥用!”
  如果以为危房校舍只是存在于“王二小们”的偏僻农村,那就错了。不妨到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去看看吧,那里还留存着100多所岌岌可危的弄堂小学。
  这是一所典型的弄堂小学,原是庙堂,跨世纪的百年老屋,墙壁凹凸不平,轻轻一敲,泥土便和蚂蚁、蛀虫沙沙落下,不时灌进孩子们的脖子里。没有操场,学生们在狭小的天井里做早操;上体育课,就在原先留下的两根大柱子中间安一根单杠,权充体育用具。教室是不规则的,梯形、菱形、平行四边形,可谓千姿百态,无一雷同。终年不见阳光,大白天必须开灯上课,致使三、四年级的学生都戴上了近视眼镜。有一家电视台要拍当年地下党在一所小学秘密开会的镜头,四处寻觅无着。结果却在这所弄堂小学里意外地找到了最佳外景点。当导演向校方千恩万谢时,女校长却伤心得哭了起来。
  就读于摇摇欲坠的中小学危房里的孩子们,比起那些惨死在倒塌的校舍下的同伴来,却又是幸运的。
  1987年1月16日,江西会昌县水东小学因厕所楼板塌陷,28个活蹦鲜跳的小学生当场被压死,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惨案;同年4月9日,沈阳市新民县兴隆堡乡沿海营子小学的厕所壁墙突然倒塌,学前班女学生周淑芝顷刻被砸而死。事隔5天,有关部门在大东区大东路第三小学召开一次现场会,会议行将结束时,几十名男学生上厕所,和厕所相隔1米的壁墙“轰”的断裂倒塌,一年级二班的杨涛和一年级七班的于森被压在断墙底下冤死;1988年6月20日,浙江青田县东江乡平山村小学几十名学生,因学校两间教室被村党支部书记刘成彩擅自以1700元的价格卖掉,而被驱赶到泥墙倾斜、屋漏如注的村会堂上课。当天上午,暴雨倾盆,学生无法上课,教师呼吁刘成彩立即修理,刘置之不理,致使房倒墙塌,造成数十名学生死伤。当孩子们在瓦砾中呻吟惨叫时,身为一村之主的刘成彩却正在麻将桌边大开赌局!
  一位老教育家说,这几年他周游列国,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子最漂亮的地方就是中小学、幼儿园。然而在我们这里,现代化宾馆越造越多,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庙宇、祠堂大批重建,甚至连厕所也开始向豪华型发展,却又有多少人来关心危房校舍呢?大谈现代化建设而置下一代于不顾,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话太刺耳,但请耐心听一听吧。
  之三:校长姓“钱”,破墙开店1987年至1988年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校长姓“钱”还是姓“教”的热烈争论。主“钱”派说如国家不给钱财,人才、教材全落空,只好抓钱;主“教”派主张即使饿死,教师也不能斯文扫地。几百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这场争论虽然不了了之,至今尚无统一的明断,它却严正地表明,教育的神圣殿堂已难以抵挡“全民经商”浪潮的猛烈冲击。
  斯文扫地,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当人们把谴责的目光投向学校时,钱校长自有一番难言的苦衷。
  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校长,虽然拥有百家姓中位列第二的吉利姓氏,可从教37年,至今仍是两袖清风。当富起来的人们纷纷争购直角平面遥控彩电和松下G-33录像机时,他却只能与一台破旧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为伍。个人生活清苦些也就罢了,更使他难受的是还有和他同样清苦的几十名教职员工。每当暑假或教师节,工会主席问他有何表示时,他就急得团团转,拿不出一分钱去安慰自己的属下。他是一校之长呀!他也曾开动脑筋找财源,要请教师利用课余时间拆纱头,可花几个小时拆一斤纱头才几分钱,他又怎忍心?后来,总算托人情到学校附近一家纸盒厂联系到一笔糊纸盒的业务,糊两个纸盒一分钱,可总比拆纱头强,他狠狠心腾出一间教师办公室,发动全体教职员工课后糊纸盒。一时间,学校成了纸盒加工场。谁知这又抢了隔壁里弄老妈妈的“饭碗”,当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含着眼泪恳求他开恩做好事时,他终于又善心大发,放弃了这笔业务。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那天,学校对面的一家化工厂来了一个人,开口出8万价钱,愿意租学校临马路的篮球场开设门市部做生意。8万!几乎等于全校二年的全部开销!这所地处闹市区的小学,本来就场地狭窄,全校500多名学生,唯有巴掌大的篮球场可以活动手脚。破墙开店,他又怎么对得起这些生性好动的孩子们?和教师们再三权衡利弊得失,大家的一致看法是:送上门的钱决不能白白丢掉,为了学校的生存,只好忍痛牺牲!当老校长平生第一次在合同书上签名时,那只捏了一辈子粉笔的手颤抖着,数次停笔,书不成字。他喃喃自语:“这是在写卖身契啊!”
  高高的围墙,轰然倒塌。门市部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开张了,钱校长的心碎了,带着一种深重的负罪感,他整日神志恍惚。一天,几个学生在狭窄的走廊里嬉闹,其中一个头撞在墙上,鲜血直流。老校长闻讯,抱住孩子失声痛哭:“孩子,我对不起你呀!对不起!”说着,他猛地冲进教室,对着惊恐地睁大眼睛的孩子们连着三鞠躬,嘴里还不住地嘟哝着:“对不起!对不起!”就这样,全校6个年级12个班级,老校长一口气鞠了36个躬。在旁的教师见状,无不为之动容。事情传到钱校长老伴那里,她抱住这个文弱书生呼叫道:“你呀,疯了吗?”
  车站中学,顾名思义,地处火车站附近。可实际上,学校隐蔽在七弯八拐的弄堂棚户区。像钱校长那样占地利之便破墙开店已无可能,但奖金总要发,学校总要继续办。从三楼的校长办公室望出去,暮霭中,肩挑背扛大小行李的旅客正急于投宿。目睹此景,校长灵机一动:“办旅馆!”于是,腾教室,借钱添置床椅被褥毛巾脸盒,不几天功夫,一间简陋的招待所办起来了。
  可是,早已餐厅旅店林立的闹市地段,哪会有人上门找到小巷深处的一家校办旅社!三天过去了,竟无一个问津。情急之中,校长决定仿照个体小客栈的做法,派人轮流上车站拉客。规定:每拉一客人住宿,奖励一元。
  27岁的李老师,多次怀孕,多次流产,但为了那一元钱的奖励,她不顾六甲在身,依然在大雨滂沱的秋夜,左手撑伞,右手举着一块写有“车站旅馆,欢迎住宿”的木牌,徘徊在车站门口候客。
  汽笛一声,几百名旅客蜂拥而出,人流声浪把李老师吓得一个踉跄,眼镜掉在泥水中。她艰难地挡住人群,在地上四处寻摸,待她找到支离破碎的镜架,旅客已走散一大半。远处,一个双手提着旅行袋的农村汉子,正和一家国营旅社的服务员讨价还价。李老师见状,赶紧冲过去对汉子说:“我们这儿便宜,5元钱一宿,服务周到!”那汉子将信将疑地看着李老师,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急切地说:“不骗你,路也近,就是前面!”未等对方答应,她夺过汉子的旅行袋,不容分说地往前带路……那一夜,李老师在秋风秋雨中拉了两个客人到校住宿,她为自己能幸运地赚到2元钱的外快而感到高兴。谁料,当她拖着满是泥水的身子回到家中,腹中那尚未成型的孩子又流产了!
  可怜呀,亲爱的园丁!但是,若要因此谴责教师师道堕落,那是有悖情理的。
  请看一位普通中学校长的一周工作日程:星期一,研究学校“创收”;星期二,区教育局研究奖金发放问题;星期三,参加校办工厂定货会星期四,讨论教师校内设摊卖饮料问题;星期五,市教育局召集协作工厂开会解决校办厂原料问题;星期六,学校行政会议研究下月奖金发放方案。
  “创收”、“奖金”、“定货会”、“卖饮料”,样样研究到了,唯独没有时间研究教材、备课、教学、学生!难怪有的校长如此感慨:“搞了几十年的教育,连怎么当校长都不懂了!”
  岂止是校长不知如何当,当教育不得不匍伏在金钱脚下时,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了。在1987年到1988年席卷全国中小学的强大“创收”热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古今外罕见的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图画:成千上万的教师弃教从商。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到1988年6月,浙江省自动出走的教师多达455人。其中做买卖、跑单帮、开商店、办作坊、当外包工、为个体户搞加工,可谓无奇不有。杭州市郊一村小,校长买了挂车搞运输,教导主任自办装订厂,俩人每天迟迟上班、匆匆下班,为赚钱而奔忙。有的学校甚至出现校长与教师签订“瞒上不瞒下”的所谓留职停薪合同去创收。温州市某区上报市教委要求留职停薪的仅4人,但因“事假”“病假”未上班的竟达38人,约占全区教师总数10%。
  学生成为学校盈利的直接对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小学教师课前课后在校内就地摆摊设点成为学校一大奇观,冰棍、饮料、大饼、油条、气球、绢花、馄饨、面条、商品之丰富、叫卖之热烈,不亚于赫有名的上海城隍庙一条街。
  各种乱收费名目繁多。河南嵩县等地一些农村中小学,学生除了如数缴纳学费外,还得交办学费、补课费、书杂费、资料费、水电费、集体改卷费、工友费、锅炉费、保健费、保险费、图书费……一个中学生每学期最低要交50多元,高考复习班每个学生须额外再交200—300元。议价生盛行。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因差9.75分未考上初中,父母几次说情,学校才照顾舍去0.75分,其余9分按每分40元计算,共收取该生360元。至于重点中学招生、插班、借读、转学每学期收取1000元—3000元不等的费用,已是常事。
  滥用惩罚手段以达到创收目的。下面是一份张贴在华中地区一所中学的校方布告:“为整顿校风校纪,经学校研究,凡违纪者均处以下列罚款:上课做小动作2元,逃避值日生4元,不交作业3元,顶撞老师5元,打架7元,损坏公物10元,测验、考试作弊15元,男女学生谈恋爱20元。”有的地方还公然宣布期终考试75分以下为不及格,作留级论处,要升级可以,请交300元补读费。
  钱!钱!钱!神圣的教育事业一旦被金钱这个怪物所支配,即使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也难免扭曲变形。
  然而,我还是要说!别责怪我们的园丁们吧。任何一种流行的社会现象,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要拯救骚动不安的灵魂,应该先拯救造成这些灵魂的社会环境。
  一位中学校长以《我该怎样当校长?》为题投书报社,他问道:“我时常暗忖:为什么我们这些‘读书人’非要去做‘生意人’?为什么非得去干我们不愿干也不会干的事?校长‘不务正业’,满脑子想的是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教育危机’吗?我还想,除了中国,世界上有哪个校长在身负教育重任的同时去经商赚钱的?如果苏霍姆林斯基也像我们这样为‘奖金’煞费苦心、疲于奔命,还能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事业上,在中小学教育的各个领域里取得那样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成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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