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这一家人

           摘自《天津日报》 王道生
  1978年夏天,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东北角的一个山坳里飞出两只金凤凰。居住在三面环山的红朵沟村的老聂家的大儿子聂文海考进哈尔滨电工学院;二儿子聂文江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1984年,老聂家的三儿子聂文波又考上了吉林建工学院;1985年,老聂家的四儿子聂文涛考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1988年,老聂家的女儿聂文英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老聂家的5个孩子在接受完国家的高等教育之后,老大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老二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又到美国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学业期满定居巴黎;老三在吉林省公路工程局当工程师,老四在吉林市一家工厂当厂长;老五在吉林电力学院当助教。
  一个普通的山村农家,如何能培育出5个大学生?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家庭,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的父母,千千万万个要潇洒走一回的少男少女,都想进一步知道个究竟,千千万万个教育工作者和那些关心子孙后代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政府官员们,也想探求一下其中的奥秘。
  爹是爹来娘是娘1970年秋,落叶纷飞,秋草凄凄,一场霜降,满地绿色转眼变得满目枯黄,作为聂家顶梁柱的父亲聂国祥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咳血不止。去医院检查,聂国祥从门缝里偷听道:“可能是癌。别告诉他,积极治疗吧……”回到家,聂国祥倒在床上起不来了,他愣愣地出神,一声声地长嘘短叹:“我早早就没了母亲,难道我的孩子也这么不幸,早早就得没了父亲?”看着瘦弱的妻子正在给只有3个月的小女儿文英喂奶,再看看那4个小儿子,他的心都要碎了。“我倒下了,谁来管你们啊!”泪水顺着眼角浸湿了枕头。
  不幸的记忆是那样刻骨铭心。“满洲国”那会儿,日本鬼子搞细菌战,3个月让他失去了3个亲人。他从10岁就带着弟弟给人家放猪。1947年,他16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又调头北上,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他在部队负过伤、立过功。1954年,他转业回乡,政府安排他去矿山工作,他没去。哥催他,他说:“炮火连天打了这么多年,跟我一块去的就我一个活着回来了,我再也不离开亲人了!”哥说:“那好,你就跟我学医吧,你脑子行!”说他脑子行,不是没根据的。他离家当兵去打仗,总想给家里写信,苦恨自己没文化,不会写。连队里能写信的人就有一两个,求他们写信的人排长队,他也排着队去求人家。人家说实在写不完啊,明天我再替你写吧。从那以后,他就下决心自己学文化,每天学10个字。行军时,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指在前面那同志的背包上画字;打仗时他也没忘了学写字,衣袋里装着小本本,有空就拿出来看看。队伍入关后,他在河北给哥哥写了第一封信,信尾特别注明这信是他自己写的。不久,他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哥哥还把他写的信圈圈改改后又寄给他,鼓励他说:“就照这样坚持下去,对你将来一定有用,你可要努力啊!”回乡后,他凭着在部队自学的文化底子跟哥哥学了3年医,竟奇迹般地考上了中专卫校。同去报考的6个人都是初中毕业生,一个也没考上。村里老人说:“你们这些中学生都白能了,你看人家‘聂半拉子’扛着行李上大学(乡里人把卫校也叫大学)走了。”毕业后,聂国祥当了乡村医生,每月除记满分还有15元补贴,他就靠这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出来。
  “文革”那些年,教育是重灾区,学生们的学业被荒废。但是他坚信那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的现象是不会长久的,因为要长久下去中国就会衰亡。他对孩子们说:“不要管别人学不学,你们一定要学好。不考大学也没什么,只要有知识,无论你干什么都会有用,就是种地你们也能种得最好。”
  供孩子读书需要钱,需要引导、鼓励和关怀。然而,正当孩子们最需要他培育的时候,他倒下了,他要离开他们而去了。他把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老大和老二叫到炕边说:“我要完了,以后你们要……”他希望孩子为此而恸哭,认为只要哭了,就证明他们懂事了。
  妻子张希玲可急了,她走到跟前对丈夫说:“你这么整,我们还活不活?孩子上学够走心的了,你还让他们学不学?”张希玲,瘦弱单薄的身体,性子却十分刚强。乡里乡亲谁也没见她哭过。她说:“我不能哭,我一哭,5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家咋办?”她8岁那年只上过一天学,每当她跟爸爸在地里干活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时,她就眼热难过。幸好她爸还是个治疗红伤很有名的中医,她就暗下决心把爹的手艺学到手,时间长了,她真的学会了治疗红伤。就像什么跌打损伤,黄疮丹毒之类,她都能做到手到病除。结婚后,又把这一套医术传给了丈夫。
  她嫁给聂国祥是看上了聂国祥的那些文化,她跟着丈夫学认字,又跟着孩子学拼音,遇着生字查字典,一有空就看医书。儿子们都惊讶:“咱妈认那么多繁体字!”更使他们佩服的是妈能看懂爸爸的医书。
  聂国祥倒下了,她怎么办呢?她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5个孩子养大成人。
  她拼命劳作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山坳里日照时间短,母亲多半时候要摸黑干活。
  早起头件事,就是走1里多地挑满家里这两大缸水;然后做饭,打发孩子们去上学;接着喂猪、喂鸡、喂鹅;还得给丈夫熬药,再单独给他弄点好一些的饭食。
  每年她都养3头猪,十几只鸡和鹅。为了弄到猪食,她每天都要拿着麻袋上山去采谷莠籽、草籽和椴树叶,一天两麻袋要往返4次,风雨无阻。有时天下雨,路太滑,她就拽着小树向山上爬去,下山时麻袋和人不知滚下来多少回。
  她还种了近1亩的烟地。种烟是农村最累的地里活。可她从畦苗到收烟叶,像侍弄孩子一样精心,中期还要阳光最充足的时候。烈日下母亲跪在烟地里,汗珠渗在烟苗上。暑假里,大儿子文海从学校回来,看见汗水把妈妈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忙跑过去,哽咽着说:“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山坳里的夜,静得有些让人害怕,只有老聂家那盏油灯还在亮着。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围在油灯下做功课,家里没有书桌,他们就一人脖子上挎一只小木箱写字读书。母亲靠在炕角,缝补着孩子们破烂的衣服,有空她还翻翻丈夫的医书。油灯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一下一下点着头,最后头垂落在膝盖上,孩子们抬起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天长日久,母亲竟养成一个坐着睡觉的习惯。当孩子们都睡下了,她又一个人开始忙起家务来。夜夜地洗、缝、补、浆。尽管打了补丁,但兄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可她自己四季只有一件衬衣,洗完拿到太阳下晒上,干了马上再穿。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没和他们父子几个一起在桌上吃过饭。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娘”。总觉得肚里是空的,孩子们闹不明白妈怎么就从来没说过饿,是不是大人不会饿?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想起忘带了一本书,就转回身往家跑,一跨进家门他就愣住了,母亲正用舌头添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哇地一声哭起来,急忙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母亲怔了片刻还是那句话:“妈不饿,听话,快上学去,别迟到了。”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们,她付出了多少辛劳愁苦。其实,她再难、再苦、再累、再愁,都是为了圆她一生的梦想:让儿女们有文化、有知识。她说:“那时候让他们好好学习,并没想到要他们考大学,那时候也不兴考大学。有了文化干什么不借劲呀!家有千垧地,不如身带艺,知识学到手,胡子(土匪)抢不去,贼也偷不走。”
  山坳里飞出的金凤凰聂文海上,他跑得飞快,但他穿的是一件破背心,引起不少同学哄笑。他没在乎。老师说:“你们笑什么?他穿着破背心,精神却这么振奋,学习成绩也好,他们聂家的人有一种奋斗的豪情。你们不行,文海一定会有出息。”这话被在场观看的小弟文涛听见,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但在学习的道路上,他也有过动摇和彷徨。1976年冬天,寒冷而漫长,土炕烧不着,满屋子烟,兄妹几个瑟瑟地挤在土炕上,冻得睡不着觉。患重病的父亲躺在那儿不时地呻吟。父亲每呻吟一声,文海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终于忍不住,从炕上爬起来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该帮爹妈帮这个家挣工分了,爸,我不读书了……”父亲一听就急了:“谁叫你想这事了?我还没死,轮到你当家了吗?告诉你,只要我活一天,你们就得给我好好读书。要是你自己觉得你脑子笨,不想不学了,那是你的事,你不能把责任推到老人身上,不能推到家庭条件上。”
  母亲蹲在地上,用那双关节突出的手抖抖地卷起旱烟叶猛吸起来,一声不吭。
  直到把自己抽得咳嗽不止。多年来,这是她排遣愁苦和郁闷、气愤和悲痛的唯一方式。她在人前是绝不流泪的。
  “我错了!”文海终于低了头。
  直到这时,母亲才送他一句话:“好汉子怪自己,赖汉子怨别人。”
  这一年,文海考了全校第一名。
  聂文江他直接升入三年级。这样他就和哥成了同年级同学。可是他的成绩从原来的第一名落后到七八名了。父亲暗中发现这小子正在对玩着迷,一有空就琢磨怎么让小冰车滑得最快。有一天,他正在往冰车底下钉铁条。父亲看见了,照他屁股上就是一脚,一下子把他踢坐在地上,后来说起这事,还说是爹那一脚又把他踢回到正道上来了。上到初中,他就又赶上来了。他和哥哥在一个年级争起第一来。
  1980年暑假,文江从中国科大回来,一下汽车就看见满脸灰尘的母亲蹲在路边卖烟苗。一担烟苗连泥带土有六七十斤重,还得走十多里山路。文江的心一阵剧疼,泪如泉涌,他哭着说:“妈,我背你回家吧!不卖了,咱回家,妈妈……”妈不让背,儿就一路哭着跟着妈身后回了家。他说妈那在风中飘动着的灰白头发在他的心里永远抹不去了。
  文江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飞出国门,先是在法国里昂大学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又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在柯达公司欧洲分公司工作,去年一年里他提出的7项建议均被采用,其中一项获得世界级科技领先奖。他很快被提升为部门负责人。
  聂文江的导师是这样评价他的:聂这样刻苦,是为了他尊敬的父母,聂的父母是伟大的!聂的中国一家人也了不起。
  聂文波领回家来,一下也没打他。只是问:“你长大想干什么?愿意放猪?明天我摆一桌酒席,3天后让你当上猪倌。”他低下头说:“我念书。”父亲严肃地说:“念书,就在家好好念,像你大哥二哥那样,好好学功课。”从那以后,他的学习在班上也常拿第一。
  聂文波的妻子刘红对记者说:“我和他是长春建工学院的同班同学。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朴素、内向、老实、憨厚。他和别的男孩儿不一样。大学女孩少,别的男孩愿意围着女孩儿转,他不。他学习好,总是前五名。他体育好,我体育也好。
  他在班里年龄最小,却特懂事。那几年他总是穿一身灰布衫。当时他二哥也在长春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他每月还从自己的奖学金里挤出一部分给他二哥,特善良。
  男女同学都很喜欢他。1986年7月12日他向我提恋爱的事,我挺吃惊,没思想准备,没想到他这么腼腆的一个人怎么会主动提这事。当时我没同意,他不气馁,说:“别人追你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你不同意,以后会后悔的。”他说这话可让我动心了。毕业考试他成绩比我好,可以分到好地方好单位。可他给学校写信,坚持要求和我分到一起去,1987年毕业后,我们结婚了,一直到现在对我特好,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牌,就是爱看书、爱书法、爱体育。”
  聂文涛代表长春地区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学竞赛,结果都得一等奖。按照有关规定,他是可以免试进吉林大学的。但是他却一定要考清华,差几分,最后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入学那天,他穿的是哥哥的衣服,袖子和下摆都接了一截儿。可是他主动要求:“让我当班长吧,我在中学就当班长。”他认为当班长可以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他不是教育专家,但对教育却有不少发人醒悟的见地:“我认为基础教育不应该设那么多重点校,还有所谓‘贵族学校’、‘大款班’,许多有钱的人都争先把孩子送进这种学校。可是根据我的切身体会,那样的环境就很难成长出我这样的人才。我不是说我就是人才。但是我对社会的适应性肯定比他们强。我从天津纺织工学院毕业来吉林市时,只有一套外衣,两套内衣,80元钱,到吉林现买牙具。现在我工作4年,不仅养活自己,发展了事业,而且我把父母从红朵沟接来了,我很自信,在最困难时,我口袋里只剩下两角钱的时候,我还能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没有活动经费就没法办的事情。这就是说你很善于和周围的人们相处。在‘贵族学校’培养的孩子,他可能很会投机,他可能靠父母的金钱去影响周围的人,但他很难靠自己的能力确立自己的威信和在人群中的领袖地位。现在那些花了大钱进了‘大款班’、贵族学校的学生,他们可能高考成绩不错,因为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班专门教给他们应付考试的技能,给予他们特殊的训练,却并不重视对他们做人成才的能力的培养。
  “我家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克服困难、征服困难的那种勇气、意志、毅力和品质。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困难要哭的话,回到家肯定要挨训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你哭,他们总希望看到你能努力寻找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困难的面前如果缩回来了,你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那怕我失败了,我父母倒不会责怪我。如果我被吓回来了,这就不大好交待。我初来吉林市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认识一个人,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也不想再接受父母兄弟的接济。那时,我父亲有点钱,但是我不想得到帮助。最初我被分配在一个国家企业,一个羊毛衫厂,那点工资收入,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父母接到身边来赡养?后来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选择另一条更艰苦的路,在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的地方自己去闯,我的困难就忽然多了很多很多。经过奋斗,我现在是一家保健食品厂厂长,我还想再开发别的产业。”
  聂文英同的品质。用四哥的话说;“我们哥四个都考过第二,就我妹妹没考过第二,从小学到中学她始终考第一。”读高二那年,她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妈领她到九台市一中办休学手续。校长说:“不用办了,孩子啥时好啥时就来上学,一中的大门永远为聂家的孩子敞开着。”回到山坳,妈给女儿买来糖果,抚摸着女儿的秀发说:“咱家穷,妈没什么可跟人家比的。妈唯一能跟人家比的就是我这5个孩子个个有文化。你的哥哥都出息了,就看你的了。妈不怕吃苦,能供你。”从此,文英一面治疗,一面抓紧复习功课,就是躺在床上输液的时候,也用另一只手拿着书看。1988年,她以高出录取线50多分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优先录取。本来计算机系不招学日语的学生,可文英分数很高,数理化几近满分,学校实在舍不得放弃,便专门请了个英语教师教她,短短两年,她的英语就达到四年级水平。
  当代女大学生有几个热门话题:系列化妆品的介绍;美容技巧的研究;新潮时装的追求;港台歌星的崇拜;恋爱感受的交流。文英对这些却不感兴趣。她说:“我上了大学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我们同学买一件裙子100多元,一年买好几件,我一开始一件也没有,后来两个嫂子给了两件,的确凉的,10元左右一件,我特满足。我们家出去的人,不是看我们穿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事怎么样。在中学我曾花10元钱买过一个帆布书包,这算是我最奢侈也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它一直跟着我进了北京工业大学。”有一天同宿舍的姑娘们谈论起毛泽东时代的人多么“土老冒”,自己也那么傻,背个帆布书包逛荡逛荡的,还挺臭美。文英意识到了什么,就说:“你们是在说我吗?”姑娘们哈哈大笑,文英也哈哈大笑,比她们笑得还响……笑得那几个姑娘莫名其妙。
  新的启示聂文海说:“在我们家真正成功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的责任尽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达到了,他们使自己的5个子女都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父亲教给我们爱国、正直、自尊;母亲教给我们刚强、忍耐、奉献。而我们5个,包括我大弟文江,只能说是站起来了,今后的路还长。”
  我们的祖国也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家庭里,父母是否已经成功,儿女是否都堂堂正正站起来了呢?这个大家庭目前有几亿文盲,每年有1000万青少年失学,他们在文化荒漠上趴着,坐都坐不起来,更别说站立起来了。
  居家过日子,家家都有自己的过法。聂国祥、张希玲家的过法当然不能强加于一切家庭。但有一点却应该是一样的,父母不能光顾自己豪华气魄舒服享乐,不管子孙后代。父母是儿女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家长不能搞双重人格在人面前你慷慨激昂:“苦了谁不能苦了孩子,穷了谁不能穷了教育。一定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而一等到花钱了,却总是把教育摆在最后的位置。有些学校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去向家长索要,一个小学生几千元,一个中学生上万元,要得家长们叫苦连天,这还叫什么义务教育?聂家的父母说:要是照现在这样的上法,我们家别说5个,就是供1个大学毕业也难!弄来弄去。弄得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弄得越来越不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了,这种弄法还不值得深思,值得研究吗?我们的家长都望子成龙,勒紧裤带也要不惜血本搞智力投资,可是事实呢花钱不一定就能成才。花了钱不一定就能完全尽到父母的责任。我们的少男少女都想过上最现代的生活,可是美好的生活要靠能力去创造,依赖父母坐享其成终究不能说自己堂堂正正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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