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史（上）

　　　　　　　　　　　　上册总目录
　　　　　　　　　　　　序
　　　　　　　　　　　　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
　　　　　　　　　　　　第二章双峰与东山法门
　　　　　　　　　　　　第三章牛头宗之兴起
　　　　　　　　　　　　第四章东山法门之弘布
　　　　　　　　　　　　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师
　　　《中国禅宗史》全书详细目次
　　　序
　　　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一──三八
　　　第一节达摩传与达摩论…………………………………一
　　　达摩及其传说
　　　达摩论
　　　第二节达摩与楞伽经……………………………………一四
　　　楞伽禅的传承
　　　达摩与求那跋陀
　　　楞伽与如来藏说
　　　第三节达摩门下的传弘…………………………………二四
　　　达摩禅的传承者
　　　慧可门下的分化
　　　道宣所见的达摩禅
　　　第二章双峰与东山法门……………………三九──八四
　　　第一节达摩禅的新时代…………………………………三九
　　　时地适宜于达摩禅的开展
　　　黄梅的门庭施设
　　　第二节道信与入道方便………………………………四五
　　　道信传
　　　道信禅门的纲领
　　　一行三昧
　　　入道安心要方便
　　　第三节弘忍东山法门…………………………………七一
　　　弘忍传
　　　东山法门
　　　修心要论
　　　弘忍的十大弟子
　　　第三章牛头宗之兴起……………………八五──一二八
　　　第一节甚么是南宗……………………………………八五
　　　「南宗」的意义
　　　南宗与南中国精神
　　　第二节牛头宗成立的意义……………………………九五
　　　牛头六祖的传承
　　　牛头宗的形成
　　　第三节牛头法融的禅学…………………………一一一
　　　有关法融的作品
　　　牛头禅的根本思想
　　　第四章东山法门之弘布………………一二九──一七四
　　　第一节东山宗分头弘布……………………………一二九
　　　慧能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与无相戒
　　　神秀的五方便
　　　净众的三句用心
　　　宣什的传香念佛
　　　第二节东山门下的种种相…………………………一五六
　　　戒与禅
　　　金刚经与起信论
　　　一行三昧与禅
　　　念佛净心与净心念摩诃般若
　　　指事问义与就事通经
　　曹溪慧能大师…………………一七五──二三六
　　　第一节慧能年代考…………………………………一七五
　　　生卒年代
　　　得法与出家开法的年代
　　　第二节从诞生到黄梅得法………………………一八七
　　　早年事迹
　　　不识字
　　　付法
　　　传衣
　　　作偈呈心
　　　第三节南归与出家………………………………二一０
　　　大庾岭夺法
　　　五年法难
　　　出家与受戒
　　　第四节行化四十余年……………………………二一六
　　　从广州到韶州
　　　德音远播
　　　第五节入灭前后…………………………………二二一
　　　末后的教诫
　　　入灭
　　　弟子的到处弘化
　　　南北对抗中的插曲
　　　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二三七──二八０
　　　第一节坛经的主体部分…………………………二三七
　　　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
　　　坛经的原始部分
　　　第二节炖煌本坛经的成立………………………二四六
　　　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
　　　南方宗旨
　　　坛经的初期流变
　　　第三节坛经的变化……………………………二七二
　　　组织与内容的变化
　　　名称的变化
　　　第七章荷泽神会与南宗……………二八一──三一八
　　　第一节神会的一生………………………………二八一
　　　生卒年龄考
　　　参学生涯
　　　南宗顿教的传布
　　　为法的挫折与成功
　　　第二节有关神会的著作…………………………二九九
　　　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
　　　顿悟无生般若颂
　　　第三节南顿北渐…………………………………三一０
　　　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三一九──三八八
　　　第一节曹溪流派…………………………………三一九
　　　中原的荷泽宗
　　　江南的洪州宗与石头宗
　　　剑南的保唐宗
　　　第二节禅风的对立……………………………三二六
　　　直说与巧说
　　　随相与破相
　　　尊教与慢教
　　　重定与轻定
　　　第三节南宗顿教的中心问题……………………三五一
　　　坛经（炖煌本）的中心思想
　　　荷泽宗所传
　　　保唐的禅学
　　　洪州（石头）所传
　　　第四节曹溪的直指见性…………………………三八一
　　　见性成佛
　　　直指心传
　　　第九章诸宗抗互与南宗统一………三八九──四二七
　　　第一节牛头禅的蜕变……………………………三八九
　　　牛头禅的兴盛
　　　遗则的佛窟学
　　　第二节洪州宗与石头宗…………………………四０二
　　　禅宗的见解
　　　禅者的风格
　　　第三节从对立到南宗统一………………………四一六
　　　宗与宗的对立
　　　众流汇归于曹溪
　　　　　　　　　　　　　　序
　　　菩提达摩传来而发展成的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辉的一页。然有关达摩禅的原义，发展经过，也就是从印度禅而成为中国禅的演化历程，过去禅者的传述，显得疏略而不够充分。一般所知道的禅宗，现在仅有临济宗与曹洞宗（闽南偶有云门宗的名目）。临济义玄（西元八六六卒），洞山本寂（八六九卒），是九世纪的大禅师。一般所知的禅宗史籍，主要是依据『宝林传』（撰于八０一）而成的『景德传灯录』（一００四上呈），『传法正宗记』（一０六一上呈）等。一般传说的禅史与禅宗，都是会昌法难（八四五）前后形成的中国禅宗。然从印度来的初祖达摩（五００顷在北魏传禅），到被推尊为六祖的曹溪慧能（七一三卒），到慧能下第三传的百丈怀海（八一四卒），药山惟俨（八二八卒），天皇道悟（八０七卒），约有三百五十年，正是达摩禅的不断发展，逐渐适应而成为中国禅的时代。这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禅，或者称誉为东方文化的精髓，是值得大家来重视与研究的。
　　　达摩到会昌法难（三百五十年）的禅宗实况，一向依据洪州道一门下的传说。荷泽神会门下的传说，如『圆觉经大疏钞』等，虽多少保存，而没有受到重视。传说久了，也就成为唯一的信史。到近代，禅宗史的研究，进入一新的阶段，主要是由于新资料的发现。一九一二年，日本『□藏续藏』出版，刊布了『中华传心地师资承袭图』（甲编十五套），『曹溪大师别传』（乙编十九套），这是曹溪门下荷泽宗的传说。同时，炖煌石窟所藏的唐代写本，也大量被发现了。一九０七年，斯坦因取去的，大部分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一九０八年伯希和所取去的，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一九一四年，我国政府也搜集剩余，藏于北平图书馆。日本人也有少数的收藏。在这些写本中，存有不少的会昌法难以前的禅门文献，因而引入禅史新的研究阶段。
　　　炖煌写本中有关禅史（历祖传记）的，属于（五祖）弘忍门下北宗的，如『传法宝纪』，这是北宗（大致为法如）弟子杜□于七一三年顷所撰的。又有净觉（约七二０顷）撰的『楞伽师资记』，净觉为弘忍再传，玄赜的弟子。属于荷泽宗的，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独孤沛撰，现存本为神会晚年（七六０顷）的改定本。又，『炖煌出土神会录』，日本石井光雄藏本（一九三二年影印公布），实为『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的不同传本。石井本末后有六代祖师的传记，为荷泽神会所传。属于保唐宗的，有『历代法宝记』，约撰于七七五顷。这部书，记述了弘忍门下资州智诜系的传承。保唐宗的创立者无住，自承为曹溪慧能的再传。这些北宗、荷泽宗、保唐宗的灯史，如加上荷泽宗所传的『曹溪大师别传』，『禅门师资承袭图』，『圆觉经大疏钞』（卷三）等；参考『全唐文』所有有关的碑记；与洪州宗所传的『宝林传』（碛沙藏，民国十二年影印），作综合的比较研究，那末从达摩到慧能门下分弘的情况，相信可得到更符合事实的禅史。
　　　有关禅者法语的，主要有：代表北宗神秀的，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的各种本子，传说为神秀所造的『观心论』。代表荷泽宗的，有刘澄所集的『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胡适校对各本刊行，题为『神会和尚语录』）；『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代表保唐宗的，有『历代法宝记』。这是一部灯史，保留了智诜下净众宗的法语；保唐无住的众多开示。而『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三书，提供了最可宝贵的资料。『传法宝纪』与『楞伽师资记』，都是早期的北宗灯史，却发现了南宗顿禅的根据。『楞伽师资记』的慧可传下，保存了『略说修道明心要法直登佛果』，是传说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或题作『最上乘论』）的蓝本。这是达摩「二入」说中「理入」的阐明，代表了楞伽禅的宗要。在道信传下，保存了『大乘入道安心要方便』，对于道信的禅风，及东山门下（南宗、北宗等）的不同传布，提贡了同源异流的最好参考。研究『施法坛经』，可以肯定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本，是根据「南方宗旨」本的；而「南方宗旨」本，已对「曹溪原本」有过多少添糅。从荷泽禅学（如『坛语』及『神会语录』等所说）与南方宗旨的不同，可以推见曹溪禅的「直显心性」，所以分化为荷泽系的「寂知指体，无念为宗」，及洪州系的「触类是道而任心」的意义。此外，代表江东牛头宗的，有『绝观论』与『无心论』。炖煌新发见的，与旧来（洪州、石头门下）所传的怀让、行思、道一、希迁的语录；百丈怀海的『广语』，越州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论』，黄蘖希运的『传心法要』等早期禅书，作综合的研究，那对禅门的方便设化，因时因地而演化的趋势，就有相当的线索可以探求。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的演化历程，这些八、九世纪的禅书，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研究资料。
　　　依据八、九世纪的禅门文献，从事禅史的研究，中国与日本学者，都已有了不少的贡献。我不是达摩、曹溪儿孙，也素无揣摩公案，空谈禅理的兴趣。前年中央日报有『坛经』为神会所造，或代表慧能的诤辩，才引起我对禅史的注意。读了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及『胡适文存』，『胡适手稿」中有关禅宗史的部分。日本学者的作品，仅见到宇井伯寿的『中国禅宗史研究』三卷；关口真大的『达摩大师之研究』，『达摩论之研究』，『中国禅学思想史』；柳田圣山的『中国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对新资料的搜集，处理，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但觉得，有关达摩到会昌年间，也就是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的演化历程（也许我的所见不多），似乎还需要好好的研究！
　　　禅史应包含两大部分：禅者的事迹与传承，禅法的方便施化与演变。关于前一部分，首先应该承认，禅者是重视师承的。古代禅者的共同信念，自己的体悟（禅），是从佛传来的。重视传承的法脉不绝，所以除中国的递代相承，从佛到达摩的传承，也受到重视。达摩禅越发达，传承法统的叙列也越迫切。印度方面的传承，达摩门下早已忘了。那时，大抵引用『禅经序』，『付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而提出印度时代的法统。本来，只要的确是达摩传来，的确是佛法就得了，如我父亲的名字，祖父、曾祖、高祖……我都知道，但已上可忘了，要考据也无从考起。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还不是列祖列宗延续下来的。但禅者不能这样做，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非要列举祖统不可。那只有参考古典──引用上列三书的传承，或不免误会（如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或者发现有问题、就不得不凭藉想像，编造法统。祖统，或者看作禅宗的重要部分，似乎祖统一有问题，禅宗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其实禅宗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凭这些祖统说而发扬起来的。如『宝林传』的撰造，当然曾给洪州门下以有力的支持，然『宝林传』还没有编成，西天二十八祖说还没有成为定论（如道一门下，还有引用五十余祖说的），江西禅法的盛行，已跃居禅法的主流了。祖统说的逐渐形成，是由于达摩禅的盛行，为了满足一般要求，及禅者传承的确实性而成的。正如为了族谱世系的光荣，帝王总是要上承古代帝王或圣贤的。有突厥血统的唐代皇室，也要仰攀李老子为他们的祖宗。祖统的传说，可能与事实有距离，但与禅法传承的实际无关。
　　　中国方面，达摩传慧可，见于『续高僧传』，是没有问题的。慧可到弘忍的传承，现存的最早记录──『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已是七世纪末的作品。弘忍以下，付法是「密付」，受法是「密受」，当时是没有第三人知道的。优越的禅者，谁也会流露出独得心法的自信，禅门的不同传承，由此而传说开来。到底谁是主流，谁是旁流，要由禅者及其门下的努力（不是专凭宣传，而是凭禅者的自行化他），众望所归而被公认出来；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达摩以来禅师们的事迹，起初都是传说，由弟子或后人记录出来。传说是不免异说的：传说者的意境（或派别）不同，传说时就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与减削。传说的多样性，加上传说者联想而来的附会，或为了宗教目的而成立新说（也大抵是逐渐形成的），传说更复杂了。从传说到记录，古代的抄写不易，流传不易，后作者不一定抄录前人，或故意改变前人的传说。古代禅者的传记，是通过了传说的。部分学者忽视传说（记录）的多样性，所以或将现有的作品，作直线的叙述，虽作者的区域远隔，或先后相近，仍假定后作者是参考前人的；或过分重视『高僧传』的价值。古代禅者事迹的研究，应该是求得一项更近于事实的传说而已。
　　　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这应该是禅史的重要部分。佛法（禅）是什么？经中曾有一比喻：有人在旷野中，发见了「古道」，依古道行去，发见了城邑，古王宫殿。于是回来，劝国王迁都古王宫殿，在那里，「丰乐安隐，人民炽盛」。这是说：佛法是自觉体验的那个事实。佛是发见了，体悟了，到达了究竟的解脱自在。为了普利大众，所以方便摄化，使别人也能到达解脱的境地。从佛（祖）的自觉境地来说，是一切知识，语言文字所无能为力的。正如发见的古王宫殿，怎么向人去说，即使别人承认那是事实，也并不等于亲身经历的故王宫观。要证实，还得自己去一趟。在这点上，佛法（禅）不但不是考据所能考据的，也不是理论所能说明的。说禅理，谈禅味，都一样的不相干。然佛法不止是自心体验（宗），怎么说也说不了的，还是说了，表示了（教），佛法已成为现实（时空中）人间的佛法。指虽不是月亮，但确能引人去注意月亮，发见月亮。所以自心体验的内容，尽管「说似一物即不中」，却不妨表示出来。语言文字（正说的，反诘的，无义味话）也好，默不作声也好，比手画脚也好，都是用为引人入胜的敲门砖。体悟是属于自证的，是「不由它教」，「不立文字」与「心传」的。从引导的方便来说（「不立宗主，不开户牖」，「一法不立」，也还是接引学人的方便），存在于人间，成为一时代，一地区，一宗一派的禅风。这是可寻可考，可以看出禅在发展中的历史事实。
　　　引人入胜的不同方便，其实是有一定原则的，所以经中形容为「古仙人道」，「一乘道」，「一门」，「不二门」。如想从屋里出去，从门、从窗都可以，打破墙壁、揭开瓦面，挖通地道也可以，而要透过空隙才能出去，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法则。方便的多样性，并不表示自心体验内容的不同。如不理解自觉与方便的相对性，就有以今疑古的：如禅者发展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阶段，达观颖竟设想为达摩禅（的方便）就是这样，因而不顾史实，否认了四卷『楞伽』的传授。也有以古疑今的：如重视达摩的『楞伽经』，二入四行，听说慧能劝人持『金刚经』，就以为有了革命，或以为慧能顿禅是别有来源的。禅宗史的研究，必须弄清楚超时空的自心体验，现实时空（历史）中的方便演化，才能恰当处理禅宗的历史事实。
　　　从达摩「理入」的体悟同一「真性」，到慧能的「自性」（原本应为「法性」、「佛性」），南方宗旨的「性在作用」，达摩门下是一贯的「如来（藏）禅」。如来藏，是说来浅易，意在深彻。所以如来藏的体验者，浅深不一。浅些的类似外道的神我见（慧忠国师评南方宗旨的话），深彻的是无分别智证的「绝诸戏论」（经说：「无分别无影像处」）。从前黄蘖希运说：「马大师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场，得马师正眼者，止三二人」（『传灯录』卷九）。曹溪禅的究竟深处，得者实在并不太多。慧能引向简易直捷，简易直捷是容易通俗普及的，南方宗旨也就这样的兴盛起来了。禅者重自心体验，凭一句「教外别传」，「师心不师古」，对如来经教的本义，自己体验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晦昧不明了！
　　　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简易，直指当前一念本来解脱自在（「无住」），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通路。完成这一倾向的，是洪州，特别是石头门下。达摩门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他力），是禅者的一般倾向。「即心即佛」，「无修无证」，是大乘经的常谈。荷泽下的「无住之知」，洪州下的「作用见性」，也还是印度禅者的方便。达摩禅一直保持其印度禅的特性，而终于中国化，主要是通过了，融摄了牛头禅学。
　　　老庄的「道以虚无为本」（玄学者如此说），魏晋来深入人心。晋室南移，玄学也就以江东为重心。中国佛教的勃兴，得力于『般若』空义，与当时的玄学，早已保持某种关系。佛法流行于中国，多少适应中国文化，原是应该的，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中国佛教，除印度传来，有严密的理论与制度的，如戒律，□昙，（真谛与玄奘的）唯识，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的。不过禅在中国，中国化得最彻底而已。牛头禅的标帜，是「道本虚空」，「无心为道」。被称为「东夏之达摩」的牛头初祖法融，为江东的般若传统──「本来无」，从摄山而茅山，从茅山而牛头山，日渐光大的禅门。牛头禅与江东玄学，非常的接近。牛头宗的兴起，是与「即心是佛」，「心净成佛」，印度传来（达摩下）的东山宗相对抗的。曹溪慧能门下，就有受其影响，而唱出「即心是佛」，「无心为道」的折中论调。「无情成佛」与「无情说法」，也逐渐侵入曹溪门下。曹溪下的（青原）石头一系，与牛头的关系最深，当初是被看作同一（泯绝无寄）宗风的。曹溪禅在江南（会昌以后，江南几乎全属石头法系），融摄了牛头，牛头禅不见了。曹溪禅融摄了牛头，也就融摄老庄而成为──绝对诃毁（分别）知识，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利，轻视利他事行的中国禅宗。
　　　达摩禅到（四祖）道信而隆盛起来。经道信，弘忍，慧能的先后弘扬，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道信、弘忍、慧能，都有卓越的方便，但这是继往开来，递嬗演化而来的。禅门的隆盛，引起了对立与分化，如牛头与东山的对立，南宗与北宗的对立，洪州与荷泽的对立。在发展与分化的过程中，又统一于江南的曹溪流派，这就是「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
　　　本书所着眼的，是从印度禅演化为中华禅。印度传来的达摩禅，从达摩到慧能，方便虽不断演化，而实质为一贯的如来（藏）禅。慧能门下，发展在江南的，逐渐的面目一新，成为中国禅，那是受到牛头禅（也就是老庄化）的影响。在中国禅宗史中，牛头禅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我不是禅史，或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专究者，不想作充分具体的阐明。本书仅揭出其重要关键，奉献于研究禅宗史的学者！
　　　民国六十年二月十八日，印顺序于嘉义之妙云兰若。
　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
　　　第一节达摩传与达摩论
　　　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公认的东土初祖。达摩到中国来，对当时的中国佛教，并没有立即引起大影响，然正像播下一颗种子一样，一天天茁壮繁衍起来，终于荫蔽了一切。我们不能用后代禅者的眼光去想像达摩，却决不能轻视达摩。达摩禅所代表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理解中国禅宗的重大课题！
　　　达摩及其传说
　　　菩提达摩的传记，随禅法的发展而先后（及派别）的传说不同。这是宗教界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有关菩提达摩的早期传记，有杨炫之（西元五四七顷作）的『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卷一（大正五一·一０００中）；昙林（约五八五卒）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及序』（大正八五·一二八四下──一二八五中）；道宣（六六七卒）『续高僧传』（此下或简称『续僧传』）卷一六「菩提达摩传」（大正五０·五五一中──下）。『续僧传』的「达摩传」，主要是根据前二书的，略增加一些其他的传说而成。
　　　菩提达摩，简称达摩。在后代禅者的传说中，也有不同的名字。神会（七六二卒）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此下简称『南宗定是非论』），也是称为菩提达摩的。神会引『禅经序』来证明菩提达摩的传承，如『神会和尚遗集』（此下简称『神会集』，依民国五十七年新印本）（二九四──二九五）所说，神会是以『禅经序』的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因为这样，在传说中，或称为菩提达摩，或称为达摩多罗。七七四顷作的『历代法宝记』，就综合而称为菩提达摩多罗。这是传说中的混乱糅合，并非到中国来传禅的菩提达摩，有这些不同的名字。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被传说为同一人。达摩多罗或译为达磨多罗，菩提达摩也就被写为菩提达磨了。Dharma，古来音译为达摩（或昙摩）。译为达磨，是始于宋元嘉（四三０前后）年间译出的『杂阿□昙心论』。『杂阿□昙心论』是达磨（即昙摩）多罗──法救论师造的。昙磨多罗论师与达摩多罗禅师，也有被误作同一人的。如梁僧佑（五一八卒）『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所载（北方）长安齐公寺所传，仍作昙摩多罗（禅师），而僧佑（南方）『旧记』所传五十三人中，就写作达磨多罗了（大正五五·八九上──九０上）。神会（在北方）还写作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而神会下别系，与东方有关的（七八一撰）『曹溪别传』，就写作达磨多罗。洪州（马大师）门下（八０一）所撰，与江东有关的『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此下简称『宝林传』），就写为菩提达磨了。从此，菩提达摩被改写为菩提达磨，成为后代禅门的定论。达摩而改写为达磨，可说是以新译来改正旧译。然从传写的变化来看，表示了南方禅的兴盛，胜过了北方，南方传说的成为禅门定论。
　　　达摩的故乡，『伽蓝记』作：「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昙林序作：「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胡与婆罗门──梵，在隋唐的佛教内部，有严格的区别。但在一般人，每习惯的称天竺为胡。所以「西域胡人」，「西域天竺婆罗门种」，不一定是不同的。在中国史书中，地名相近而被译为波斯的，不止一处。波斯──古代安息国地方，这是一般最熟悉的。『伽蓝记』卷五，咽哒与赊弥间，有名为波斯的小国（大正五一·一０一九下）。在南海中，也有译为波斯的国家。费琅『南海中之波斯」，考定南海中而名为波斯的，有二：一为今缅甸的Pathin；一为今苏门答刺东北岸的Pase/（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译为波斯的地方，是不止一处的，我们也不知南天竺有没有与波斯音相当的。据常情而论，昙林为达摩弟子，比杨炫之的传闻得来，应该要正确些。『续僧传』以来，都是以达摩为南天竺人。从达摩所传的禅法来说，南天竺也是更适合的。
　　　达摩的生卒年代，传记不明。『续僧传』有不同的传说，如「达摩传」说：「游化为务，不测所终」。而「慧可传」却说；「达摩灭化洛滨」。「慧可传」所说，应是道宣所得的新资料。『续僧传』卷一六「慧可传」（大正五０·五五二上）说：
　「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而昔怀嘉誉，传檄邦畿，使其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
　　　慧可是达摩弟子，在达摩入灭后，曾在河□（黄河边）弘化，天平年间才到新邺去。当时迁都邺城（故城在今河南临漳县西），是天平元年（五三四）。所以从达摩入灭到慧可去邺都，应有数年的距离。达摩入灭，大约在五三０年顷。达摩曾赞叹永宁大寺，大寺是建于熙平元年（五一六），永熙三年（五三四）为雷火所毁的。当时达摩「自云一百五十岁」，如传说属实，那达摩可能达一百五十多岁的高寿。
　　　达摩从海道来中国，由南而北，这是一致的传说。昙林序泛说：「远涉山海，游化汉魏」。汉与魏，就是当时的南方与北魏。『续僧传』却说得更具体：「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最初到达中国，时代还是刘宋（四二０──四七八）。登陆的地方──南越，为今海南岛的对岸地方。达摩在四七八年以前，早就到了中国，末了才过江到北魏。那在江南一带，达摩应有一长期的逗留。
　　　达摩在北魏，「游化嵩洛」。嵩山少林寺，是魏文帝（四九六）为佛陀禅师造的。传说达摩也曾在少林寺住。达摩在北魏传禅的情形，如昙林序说；「亡心（寂默）之士，莫不归心；（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一开始，达摩禅就显得不平凡！能深得达摩宗旨的，当时「唯有道育、慧可」二沙门。道育与慧可，亲近达摩的时间，不会太久。如序说：「幸逢法师，事之数载。……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续僧传』作：「寻亲事之，经四五载。……感其精诚，诲以真法」。然「慧可传」说：「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大抵经过了五、六年，才得达摩真法的传授，这主要是达摩弟子昙林的传说。北宗杜□（七一三顷作）『传法宝纪』说：
　「师事六年，志取通悟。……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然四五年间，研寻文照，以楞伽经授可曰：吾观汉地化道者，唯与此经相应」。
　　　杜□依旧有的资料，而解说为：慧可亲近达摩六年，然后得法悟入。未悟以前，达摩就以『楞伽经』来化道。所以说：「四五年间研寻文照」；「四五年精究明彻」。杜□是这样的会通了四五载与六年的异说，也会通了传授『愣伽』与离言顿入的传说。早期的传说，就是这样；面壁九年之类，那是后起的传说了！
　　　菩提达摩的传说，因达摩禅的发达而增多起来。有的是传说，有的是附会，也有是任意的编造。这里，只略述以说明传说的意义。可看作源于黄梅（可能更早些）的传说，有三：1.『传法宝纪』说：达摩六度被毒，最后是受毒而示现入灭的。2.『传法宝纪』说：宋云从西域回来，在葱岭见到了达摩。达摩的门人开棺一看，原来是空的。3.『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此下简称『坛经』）说梁武帝见达摩，问造寺度僧有无功德。这三项传说中，前后二项，可能有多少事实依据的。宋云去西域，是神龟元年（五一八），正光元年（五二０）回来。那时达摩正在北魏传禅，所以宋云在葱岭见到达摩，是不符事实的。这只是『续僧传』「游化为务，莫测所终」的新构想。达摩死了（其实是回去了），又在别处见到，这是中国道教化了的神话。
　　　荷泽宗所传的：1.六度被毒，指明是菩提留支与光统三藏的陷害。2.宋云见达摩手里提一只鞋子。开棺只见一只鞋，于是有「只履西归」的动听故事。『历代法宝记』（七七五顷作）等传说（依神会门下所说），是依『传法宝纪』而有进一步的传说。3.见梁武帝，问答有没有功德。4.达摩示灭，葬在熊耳山，梁武帝造碑。5.『历代法宝记』说：达摩在来中国之前，先派了二位弟子──佛陀、耶舍来秦地，但受到摈逐。佛陀等到庐山，见到远公，译了一部『禅门经』。这是影射佛陀跋陀罗的事。神会以为：菩提达摩就是『禅经序』中的达摩多罗。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同门，佛陀跋陀罗是佛大先弟子，这才有达摩派佛陀来的传说。然佛陀跋陀罗（四０九──四二九）来中国，在四一０年顷，约五十岁。那时达摩即使以一百五十岁高寿来计算，也不过三十岁，佛陀跋陀罗怎么会是达摩的弟子呢！这只是为了证明禅法的传承而附会的故事！
　　　洪州宗的『宝林传』（八０一作），对上来的传说，除佛陀、耶舍来化外，一概都继承下来。『宝林传』以为：达摩是梁大同二年（五三六），也就是魏太和十九年示寂的。当时梁昭明太子作祭文，遥祭达摩。太和十九年（四九五），根本不是大同二年，而昭明太子早在中大通三年（五三一）四月去世了，祭文当然是伪造的。又说：过了三年，梁武帝听说宋云回来，见到了达摩，这才为达摩造碑。不知宋云回国，早在正光元年（五二０）。这些，不是传说，不是附会，而是任意的伪造。到了『祖堂集』（九五二），又增多了梁武帝与达摩──「廓然无圣」的问答。对当时（十世纪）的禅师来说，这是一则好公案。然将这则公案，作为达摩与武帝的问答，那又不免是托古造新了！
　　　达摩论
　　　杜□『传法宝纪』说：
　「今人间或有文字称达摩论者，盖是当时学人，随自得语以为真论，书而宝之，亦多谬也。若夫超悟相承者，既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声矣，何言语文字措其间哉」！
　　　杜□，大概是法如的弟子。他虽不是曹溪门下，却是一位「离其经论」，「息其言语」，「密传心印」，「顿令其心直入法界」的禅者。当时流行的『达摩论』，杜□以为这是达摩的学人，凭自已所能理解而写下来的，不能代表达摩的心传。这是不错的，古人的记录，总是凭自已所能理解的记录下来，多少会有出入的。然达摩禅「藉教悟宗」（杜□是离教明宗的），是不能不以语言来教导的；学者多少记录下来，到底也知道当时所说的部分与大概，比之晚唐禅者的任意创作──「廓然无圣」之类，还是确实得多。
　　　道宣已见到昙林所记的「二入四行」。「达摩传」引述了以后，又说：「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心之士，崇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与杜□同时的净觉（七二０顷作）『楞伽师资记』，也引述了「大乘入道四行」，然后（大正八五·一二八五中）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文理圆净，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
　　　净觉所说的（大乘入道）四行，是达摩亲说的。昙林记达摩的言行，就是二入四行前的那段叙述。这部『达摩论』，即使不能代表达摩的「心传」，也还是有事实根据的。『楞伽师资记』，『续僧传』（简略些），『景德传灯录』（此下简称『传灯录』）等都有引述。如『楞伽师资记』所引（大正八五·一二八四下──一二八五中）说：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
　「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之）子。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原作「晤」）。志存摩诃衍道，故舍素从缁，绍隆圣种。冥心虚寂，通鉴世事，内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边国正教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亡心寂默之士，莫不归信，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于时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携（原作「携」）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谘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续僧传』作「教令」）不著。此略（叙）所由，意在后文」。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凡圣（此二字，准别本应删）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续僧传』作「他」）教。此即与真理冥符（原作「状」，误），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行？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
　「云何报怨行？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逐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本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怨进道，是故说言报怨行」。
　「第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
　「第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原作「及」）。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于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
　「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原作「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原误作「则」）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度既尔，余度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昙林是达摩弟子，但不是专心禅慧的禅师。依「经录」所说，从北魏正光六年（五二五）起，到东魏武定元年（五四三）止，昙林一直在参预佛陀扇多，菩提流文，瞿昙般若流支的译场，担任「笔受」的工作。他是重视经教的法师，据『续僧传』卷一六「慧可传」说：在周武毁佛法时（五七四──五七七），昙林与慧可，「共护经论』。昙林为贼斫去了一臂（人称「无臂林」），慧可曾护侍他。慧可与昙林，是同学，是有深厚友谊的。昙林在邺都「讲胜□经，并制文义」（以上见大正五０·五五二中）。嘉祥的『胜□经宝窟』，也曾引用林公说。『胜□经』与『楞伽经』，法义相近，也是四卷『楞伽经』的译者──求那跋陀罗所译的。昙林与慧可的年龄相近；达摩为道育、慧可传授「大乘安心之法」，由昙林记述下来，是非常适合的。
　　　达摩所传授的，具体而明确。「入道」，是趣入菩提道；道是道路，方法。大乘道不外乎二入：理入是悟理，行入是修行。入道，先要「见道」──悟入谛理。佛法不只是悟了，悟是属于见（理）的，还要本着悟入的见地，从实际生活中，实际事行上去融冶，销除无始来的积习，这叫「修道」。修到究竟圆满，名为「无学道」。『楞伽经』说：「顿现无所有清净境界」，是顿入的见道。「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是渐非顿」，是修道。经说与「理入」、「行入」的意趣相合。理入，是「藉教悟宗」。宗是『楞伽经』说的「自宗通」，是自觉圣智的自证，但这要依「教」去悟入的。什么是「藉教」？「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这是如来藏（性）说。依此如来藏教说的深切信解，发起「舍妄归真」的意乐，从「凝住壁观」去下手。「壁观」，从来异说纷纭，『传灯录』卷三附注说；「为二祖说法，祗教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大正五一·二一九下）：「壁观」可能就是「心如墙壁」的意思。『黄檗禅师宛陵录』（大正四八·三八六下）说：
　「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无着，如此始有少分相应」。
　　　百丈也说：「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兀兀如愚如聋相似，稍有亲分」（大正五一·二五０上─中）。这都是「壁观」的意义，是凝心、安心、住心的譬喻。从依言教的闻而思，到不依言教的思而修。「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就是如智不二的般若现证。理入是见道，是成圣；依大乘法说，就是（分证）成佛。然而，悟了还要行入──发行。前三行是「顺物」，称法行是「方便」，这都是从实际的事行去进修，而不是从心性去解说的。前三行是对「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的进修。修道者是人，是生活在人间的。无论是个人，是佛教，都要着重人与人的和谐，所以佛的律制，特别重视「息世讥嫌」。悟道者不是处身旷野，「静观万物皆自得」──自得其乐就好了。人是生活在人间的，要本着自悟的境地，无怨憎，不□侈、不贪着，而做到自他无碍，皆大欢喜。这是「防护讥嫌」的「顺物」，也就是不违世俗，恒顺众生，从克己中去利他的。称法行是「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行六度。行菩萨大行而无所行，摄化众生而不取众生相，「三轮体空」，从利他中销融自己的妄想习气。这样的处世修行，才能真的自利、利他，才能庄严无上菩提。达摩从印度来，所传的教授，精要简明，充分显出了印度大乘法门的真面目。中国的禅者，虽禀承达摩的禅法，而专重「理入」，终于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国禅宗。据昙林说，这一教授，达摩是以此开示道育、慧可的。这一教授，宗与教，「深信含生同一真性」，是『楞伽经』所说的。前三行所引的经文，都出于『阿含经』及『法句』。称法行所引的「经云」，是『维摩诘经』。「三空」是三轮体空，是『般若经』义。『维摩诘经』及『般若经』，都是江南佛教所特别重视的。达摩传『楞伽』的如来（藏）禅，而引用『般若』与『维摩诘经』，可能与达摩的曾在江南留住有关。
　　　『楞伽师资记』说：还有一部十二三纸的『释楞伽要义』，现已佚失。从前传入日本的，有『大乘楞伽正宗决』一卷，也许就是这一部。当时，还有被认为伪造的三卷本『达摩论』，内容不明。现在，被传说为达摩造而流传下来的，也还不少。其中，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绝观论』，『信心铭』，这都可证明为别人造的。现存的『悟性论』，『血脉论』等，为后代禅者所造。没有标明造论者的名字，这才被误传为达摩论了。达摩在中国的名望越大，附会为达摩造的越多。道藏有『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心妙用诀』一卷，达摩被传说为长生不死的仙人了。世俗流传有『达磨易筋经』，『达磨一掌金』，达摩竟被传说为武侠、占卜之流了！这真是盛名之累！
　　　第二节达摩与楞伽经
　　　楞伽禅的传承
　　　达摩来中国传法，开示道育与慧可的教授，如昙林所记。在达摩传法中，附有『楞伽经』的传授，如『续僧传』卷一六「慧可传」（大正五０·五五二中）说：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达摩传授四卷『楞伽』的意义，也许学者们看法不同，而当时有四卷『楞伽』的传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如『达摩论』的「藉教悟宗」，宗与教对举，就是出于『楞伽经』的。「慧可传」又说：「那满等师，常□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那是慧可的弟子；满是那师的弟子（达摩第三传，与道宣同时）。这一传承，都是依『楞伽』而随说随行的。
　　　再依后代禅者所熟知的禅师来说：达摩禅到了（四祖）道信，开始一新的机运。然道信所传的禅法，还是依『楞伽经』的，如所制「入道安心要方便」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大正八五·一二八六下）。（五祖）弘忍在廊壁上，想「画楞伽变」（『坛经』）。『楞伽师资记』说：弘忍有十大弟子，其中，「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大正八五·一二八九下）。张说所作『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也说神秀「持奉楞伽，递为心要」（全唐文卷二三一）。弘忍的另一弟子玄赜，叙述达摩以来的师承法要，作『楞伽人法志』。玄赜弟子净觉，依『楞伽人法志』而作『楞伽师资记』。达摩禅的传承，是被看作楞伽禅之传承的。所以早期的灯史，如『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在序言中，都引证了『楞伽经』文。弘忍弟子曹溪慧能的法门，实际上也还是『楞伽』的如来禅。慧能的再传弟子道一，更明白的（大正五一·二四六上）说：
　「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躬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就是『达摩论』所说：「深信含生同一真性」。而「佛语心为宗」，也是继承道信的「诸佛心第一」。所以达摩禅的师资相承，要确认这一『楞伽』禅的传统。然后对时地推移，不同适应而展开的新姿态，才能有一完整的，通贯的认识。
　　　达摩与求那跋陀
　　　『楞伽经』共有三译：一、宋元嘉二十年（四四三）求那跋陀罗译，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二、魏延昌二年（五一三）菩提留支译，名『入楞伽经』，十卷。三、唐久视元年（七００）实叉难陀译，名『大乘入楞伽经』，七卷。达摩到北魏传禅时，十卷本『楞伽』已经译出。达摩不用当时当地译出的十卷『楞伽』，而用江南译出的四卷本，这当然由于达摩从南方来，与江南的四卷『楞伽』有关系了。从西竺来的大德，起初都是不通华文华语的。如要弘传经法，由自己传译出来，否则只能泛传大要了。达摩从天竺来，却传授译为华文的四卷『楞伽』，这是非长期在中国，通晓华文不可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续僧传』说：达摩「初达宋境南越」。达摩早在宋代已到了中国，那末四卷『楞伽』的传授，也就不觉得奇突了！
　　　求那跋陀罗，义译为功德贤。『高僧传』卷三有传（大正五０·三四四上──三四五上），传中每简称为「跋陀」。跋陀是中天竺人，也是从南方海道来的。元嘉十二年（四三五）来中国，泰始四年（四六八）去世，春秋七十五。在僧传中，跋陀是一位译经三藏。西来的大德，都是以传法为重的；为了传法，所以要传译。也有适应时众的需要而传译的，如佛陀跋陀罗本是禅师，但到了江南，成为『华严经』等大量经律的传译者。一般来说，所传译的与自己所宗的，是有关系的。跋陀三藏所译的，依『出三藏记集』卷二，共十三部，七十三卷（『开元释教录』作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重要的有：
　　　胜□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
　　　央掘魔罗经四卷
　　　大法鼓经二卷
　　　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
　　　第一义五相略集一卷
　　　杂阿含经五十卷
　　　众事分阿□昙论十二卷
　　　前四部，是如来藏法门。『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第一义五相略集』，是『解深密经』的初译。后二部，是声闻经论中最根本的。从所译的教典而说，跋陀是以如来藏唯心大乘为主，以声闻经论为助的。这一风格，与流支、真谛、玄奘相同。但跋陀的时代早些；跋陀是南天竺的如来藏说，而流支、真谛、玄奘，重于北方的阿赖耶说。在佛教思想史上，这是大有区别的。
　　　跋陀三藏在中国三十多年（四三五──四六八）。如果达摩五三０顷去世，而寿长一百五十多岁的话，那跋陀在华的时代，达摩为五十五岁到九十八岁。达摩「初达宋境」，以四卷『楞伽』印心，达摩是有晤见跋陀，并承受『楞伽』法门之可能的。在达摩禅的传承中，弘忍门下就有这一传说，如『楞伽师资记』（大正八五·一二八四下）说：
　「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三藏后」。
　　　达摩继承跋陀，是本于『古禅训』的：「求那跋陀罗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道宣的达摩「初达宋境」，也暗示了这一消息。但在中国禅宗的传承中，跋陀三藏的地位，被遗忘了。这因为传说达摩禅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如杜□『传法宝纪』说：
　「达摩之后，师资开道，皆善以方便，取证于心。……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
　　　杜□以为：达摩门下的师资开道，是「方便开发」，不用文字的。对传说中的『楞伽』传授，解说为：「以楞伽授可曰：吾观汉地化道者，唯以此经相应。学徒有未了者，乃手传数遍，云作未来因也」。『楞伽经』在达摩禅中，只是初方便，不是所传的法门。『楞伽经』不受重视，『楞伽经』译主──跋陀的地位，当然被忽略了。就现有资料来说，杜□没有说达摩是继承谁的，却开始引用了『禅经序』的传承说。高唱顿禅的神会，进一步的以菩提达摩与『禅经序』的达摩多罗相结合。到了『宝林传』，才修正编定为西天二十八祖说。达摩是直承天竺的，跋陀的地位，完全被遗忘了。
　　　直到宋初，法眼宗的永明延寿（九０四──九七五），对求那跋陀与达摩，还承认其关系。如『宗镜录』卷一００（大正四八·九五三上）说：
　　　「跋陀三藏云：理心者，心非理外，理非心外；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心理平等，名之为理；理照能明，名之为心。觉心理平等，名之为佛心」。
　　　跋陀，就是『楞伽』译主。「理心」说，与『楞伽师资记』求那跋陀罗三藏说相合（大正八五·一二八四中）。又『宗镜录』卷九八（大正四八·九四二上──中）说：
　「伏陀禅师云：藉教明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凡圣一路，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为理入」。
　　　这是昙林所记的，达摩为道育、慧可开示的教授，但『宗镜录』作「伏陀禅师」说。伏，古读重唇音，伏陀与跋陀相同。据延寿所传（应古有此说）：达摩所说，原是出于伏陀禅师的教诲。这是古代的传说，达摩与跋陀三藏，有传授的关系。四卷『楞伽』印心，是跋陀三藏的传授。
　　　楞伽与如来藏说『楞伽』法门的传弘，禅师们重在「自觉圣智」与「宗通」，如『传法宝纪』说：
　「修多罗说：菩萨摩诃萨独一静处，自觉观察，不由于他，离见妄想，上上升进，入如来地，是名自觉圣智」。
　「修多罗所谓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趣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相，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趣光明晖发，是名宗通相」。
　　　依『楞伽经』，法身与化身说不同：法佛是「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化佛是「说施戒忍……分别观察建立」（大正一六·四八六上）。这二类，就是宗通与说通。宗通是自证的，说通是言说的。这本是「教法」与「证法」──一切佛法的通义，而『楞伽经』着重于二类的区别，对机的差别，而重视宗通的自证。如『楞伽经』（大正一六）说：
　「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初业，修行示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四八四下──四八五上）。
　「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五０三上──中）。
　　　教说──名相安立是初学的，启蒙的；自证离文字的宗通，是真实的，为修行者的。禅者着重于宗的趣入，为后代「宗门」、「教下」说所本。『楞伽经』的宗与教，本有二类不同：一是三乘共的，一是大乘不共的。所以「宗通」与「自觉圣智」，是二乘所共的，不能证明为大乘（不要说最上乘）的。不过中国禅者是从来不注意这些的。修证，有小乘与大乘，或三乘与一乘的区别，区别在那里？就大乘法说，如宗密所举的「息妄修心」，「泯绝无寄」，「直显心性」，区别都在见地上。依印度大乘法说，有「唯识见」（依他起「非实有全无，许灭解脱故」，近于「息妄修心」）；「中观见」（主要为「极无所住」，近于「泯绝无寄」。也有说「理成如幻」的）；还有「藏性见」，即「究竟显实」或「直显心性」宗。以「楞伽印心」，达摩所传的禅法，本质是「如来藏」法门；「如来禅」就是「如来藏禅」。
　　　如来藏法门，弘通于（由）东（而）南印度；阿赖耶缘起说，弘通于（由）西（而）北印度。各别的发展，而又结合起来的，是（『胜□经』开端）『楞伽经』的「如来藏藏识心」。但中国禅者，并不注意『楞伽经』的赖耶缘起说，而重视圣智自觉的如来藏性。『楞伽经』卷一，有关于如来藏的问答，如（大正一六·四八九上──中）说：
　「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疑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世尊！外道亦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
　「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开引计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大慧！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
　　　又『楞伽经』卷四（大正一六·五一０中──下）说：
　「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更为我说。阴界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盘」。
　「佛告大慧：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计著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识藏，生无明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
　「此如来藏藏识，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尘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大慧！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视阿摩勒果」。
　　　『楞伽经』的性质，是对佛法的各种问题，给予明确的抉择。如上所说第一则：「如来之藏」，过去已在经中说过了。听起来，与外道（奥义书等）所说的「我」差不多。外道的「我」（a^tman），也是常住的，周遍的，离相（「求那」是德相）的，是作者──生死流转中的造作者。如来藏（tatha^gata-garbha）的藏，是胎藏。自性清净，具足（三十二）相好的如来，在一切众生身中本来具足，如胎藏一样。为妄想客尘所覆，而本性清净，如摩尼珠在秽处一样。众生身中的如来藏，岂非与外道的「我」一样吗？佛的意思是：方便的说为如来藏，那是为了要摄化执我的外道。如不这么说而说无我，就不能诱导他来归向佛法。其实，如来藏是约「离妄想无所有境界」而方便说的。所以，应知是「无我」的「如来之藏」。
　　　第二则：大慧的（为众生起）疑问是：众生是（五）阴（六）界（六）入的和合，这一切是无我的，生灭无常的，『阿含经』（中观者，唯识者）以来，都这样说。如一切是无常的，无我的，那怎么能成立生死相续？一切是无常无我，那也不可能有苦尽而证得涅盘的常乐？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引起的疑难，在佛教小乘、大乘中，极为普遍。对听闻「无常、无我」而不能成立流转与还灭的根机，佛就说如来藏。如来藏「能遍兴造一切趣生」，就依之而有生死。「离无常过（如来藏是常住的），离于我论（如来藏是无我的），自性无垢，毕竟清净」，所以离却妄想尘劳，就能解脱常乐，这就是依之而有涅盘。如来藏是二乘智慧所不能见（十住菩萨，也还见而不能了了），而唯是如来所圆证的。
　　　如来藏，或名如来界（或译为如来性），或名佛性，自性清净心等。此「界」，为生死流转与涅盘还灭的根本依。古人的解说，不必相同，然如来藏说的特徵，是明白可见的，兹略引数经如下：
　　　『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切众生，贪欲恚疑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大正一六·四五七中──下）。
　　　『无上依经』卷上：「一切众生，有阴界入胜相种类内外所现，无始时节相续流来，法尔所得至明妙善。……是如来界，无量无边诸烦恼■之所隐蔽，随生死流，漂没六道，无始轮转，我说名众生界」（大正一六·四六九中──下）。
　　　『大法鼓经』卷下：「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以彼性故，一切众生得般涅盘。……诸烦恼藏覆如来性，性不明净。若离一切烦恼云覆，如来之性净如满月」（大正九·二九七中）。
　　　『不增不减经』：「即此法身（如来藏别名），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世来，随顺世间，波浪飘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大正一六·四六七中）。
　　　『大般涅盘经』卷七：「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大正一二·四０七中）。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五「宝王如来性起品」：「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但愚疑众生颠倒想覆，不知不见」（大正九·六二四上）。
　　　达摩开示道育、慧可说：「深信一切含生同一真性，但由客尘妄覆，不能显了」，确为如来藏的教授。如来藏说在经中，浅深不一。通俗些的，如如来相好庄严，在众生身中本来具足，与神我说是非常近似的。这比之无着系的唯识所现说，龙树系的一切皆空说，确是容易为一般人（特别是有神我信仰的）所信受的。从前，南印度□地耶奈伽罗地方，『如来藏经』的偈颂，连童女们都会讽咏呢（寺本婉雅译『印度佛教史』一三九）！
　　　第三节达摩门下的传弘
　　　达摩禅的传承者
　　　昙林所记，道育、慧可二沙门，受达摩真法的教诲。昙林也是达摩弟子，但他是一位讲师，所以一向没有列入达摩禅的系统。道育的传记不明。慧可（一作僧可）的事迹，『续僧传』卷一六「慧可传」（大正五０·五五一下──五五二下），有初录与补充的二部份。初传说：慧可是虎牢（今河南成皋县西北）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是一位博通世学及佛法的学者。到了「年登四十」，在嵩洛会到了达摩（一般传说在嵩山少林寺）。于是「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年，精究一乘」。慧可是名学者，去从不谈学问的达摩学，所以「一时令望，咸共非之」。等到达摩入灭，慧可开始弘法。五三四年，国家迁都邺城，慧可也到邺都去。那里有一位道恒禅师，「徒侣千计」，大抵是佛陀或勒那摩提的门下。道恒对慧可所传的，「情事无寄」的达摩禅，指为「魔语」，与官府勾结，迫害慧可，几乎死去。从此，慧可的风格变了，如说：「可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汰（或作「伏」）恒抱，写割（或作「剖」）烦芜」。
　　　文义隐约不明，也许传说中的慧可，道宣「为贤者讳」而不便明说。大概是：慧可经这一番波折，知道大法不易弘通，所以改取「顺俗」和光的态度。有时以吟谣（似诗非诗，似偈非偈而可吟唱的）来表达清新的禅境；或者「因情事」而汰除旧有的怀抱──「写割」或「写剖」的意义，不是写得烦芜，就是写得简略而不易明白。道宣对慧可的境遇，非常同情，特别是「卒无荣嗣」，没有光大法门的传承者。慧可晚年的「顺俗」生活，『历代法宝记』说他「佯狂」。『宝林传』说：「后而变行，复异寻常……或为人所（役）使」（中华大藏经一辑．三二八四三下）。
　　　道宣得到了新资料，补充说：一、慧可与向居士的书偈问答。二、在武周灭法时，慧可与（昙）林法师「共护经像」。三、昙林失臂，说到慧可也失一臂（为贼所斫），但慧可能「以法御心，不觉痛苦」。四、慧可有弟子那禅师，那有弟子慧满，满与道宣同时。那师与满师，都是以『楞伽经』为心要的，这是修正了「末绪卒无荣嗣」的前说。道宣到末后，又得到可师门下的资料，载于卷二五（附编）「法冲传」。有关达摩门下的事情，道宣也知道得不多，一而再的补充，并不等于完全了。论理，道宣所传，不能看作唯一的资料。
　　　慧可的年龄，『历代法宝记』说一百零七岁。『宝林传』也说一百零七岁，而计算不同，错误百出。如依『续僧传』，四十岁遇见达摩，六年精究。达摩入灭后数年，慧可才去邺城。迁都邺城为五三四年，那时慧可应在五十岁以上。周武灭法，为五七四──五七七，慧可与昙林护持经像，那时年在九十以上了。禅者，多数是长寿的。
　　　慧可与达摩一样，在禅法的开展中，传说也发达起来。『传法宝纪』说：慧可为了求法，不惜身命，自「断其左臂，颜色无异」，达摩这才方便开示，当下直入法界。与『传法宝纪』同时的『楞伽师资记』说：「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大正八五·一二八六上）。这是从昙林序的「感其精诚」，及慧可失臂而来的不同传说，表现了求法不惜身命的大乘精神。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更说慧可本名神光，因受达摩的赞可而改名（神会集一六一），这可能与佛陀三藏弟子慧光相糅合了。本名神光，立雪，断臂求法，为后代禅者所信用。又『传法宝纪』说：慧可在邺都时，受人毒害，但毒不能害。有关慧可被迫害及「顺俗」事件，『历代法宝记』说：流支与光统的徒党，要陷害慧可，于是「入司空山隐；后可大师佯狂」。最后还是被诬告，说慧可是「妖」，才为城（应作「成」）安县令所杀害（大正五一·一八一中）。『宝林传』也大致相同。
　　　达摩的弟子，『续僧传』依昙林所记，仅道育与慧可二人。到（七七四顷作）『历代法宝记』，多了一位「尼总持」，并有「得我髓者慧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尼总持」的传说（大正五一·一八一上）。尼总持的传说，不知有什么根据？三弟子的传说，（八一七）传入日本的『内证佛法血脉谱」；（八四一前）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此下简称『师资承袭图』）：（九五二）『祖堂集』，都承袭『历代法宝记』的传说。惟（八０一）『宝林传』在三人外，加「得吾血者偏头副」，而成四弟子说。「偏头副」，大概是引用『续僧传』卷一六「僧副传」的。僧副在北方，从达摩禅师出家。建武年间（四九四──四九七）来江南，普通五年（五二四）就死了。僧副那时在北方所见的达摩禅师，是否就是菩提达摩？这不过是『宝林传』编者的意见而已。关于弟子们悟入的内容，宗密『师资承袭图」作：尼总持「断烦恼，得菩提」──「得肉」。道育「迷即烦恼，悟即菩提」──「得骨」。慧可「本无烦恼，元是菩提」──「得髓」（续一一０·四三四）。（「续」是□字续藏。但本文所依为最近中国佛教会影印本）。到了『传灯录』（一００四），才有四人得法的内容，除了改「得血」为「得皮」外，慧可以「礼拜后依位而立」为「得髓」（大正五一·二一九下）。宋代天台学者，引用宗密的「本无烦恼，元是菩提」──慧可的得髓说，几乎被天童寺禅师所控告，那是传说者所意想不到的事了！
　　　慧可门下的分化
　　　「持奉楞伽，将为决妙」的慧可，弟子并不太多。『宝林传』卷八（中华大藏经一辑·三二八四四下）说：
　「可大师下，除第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山神定、第二者宝月禅师，第三者花闲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
　　　七弟子的根源，四人出于『续僧传』「慧可传」；神定与宝月，见于『神会语录』：「（三祖）璨大师与宝月禅师及定公，同往罗浮山」。定公，就是■（应是「□」字误写）山神定。『历代法宝记』说：「有■禅师，月禅师，定禅师，岩禅师，来璨大师所」。■禅师与定禅师，似乎是「■山神定」的一传为二。严，是宝月禅师弟子。神定与宝月，与僧璨同住■公山，同往罗浮山；就此而传说为慧可弟子，其实是无可证实的。「慧可传」有五人：慧可弟子那禅师，『宝林传』却遗忘了。向居士与慧可是：「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这是仰慕慧可，特表示自己的见地来请益，也没有一般师资的直接关系。其他三人，如『续僧传』（大正五０·五五二中）说：
　「时复有化公，彦（或作「廖」）公，和禅师等，各通冠玄奥，吐言清迥，托事寄怀，闻诸口实。而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可痛矣」！
　　　在「慧可传」中，附带的说到了当时的三位。本传与附见的，同时而没有一定的关系，这是高僧传的一般体例。化公、彦公、和禅师，都是出家大德，虽有传说而没有碑记可考，也没有言句流传下来。道宣附载于「慧可传」，那里可以说是慧可的弟子？彦公而传为廖居士，那是更错误了。近人因栖霞慧布曾与慧可晤谈，也就列入慧可门下，更不合理！『宝林传』的花闲居士，也是无可稽考的。所以依『续僧传』「慧可传」而论，慧可的弟子，是那禅师。最多，加上向居士。
　　　道宣晚年，从法冲得来的资料，慧可门下的法系，如卷二五（附编）「法冲传」（大正五０·六六六中）说：
　「达摩禅师后，有慧可、慧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粲禅师，慧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二三
　「可师后，善老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
　「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
　「那老师后，实禅师，慧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寺，身亡法绝）。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
　　　道宣晚年，达摩门下已三、四传了。「可禅师后」，是慧可的弟子，共十二人。「远承可师后」，是慧可的再传或传承不明。「那老师」的弟子中，遗忘了慧满禅师。「旷法师」就是慧满在会善寺遇到的「法友」──昙旷。
　　　慧可是以『楞伽』为心要的，「藉教悟宗」的。在门下的弘传中，现出了不同的倾向：「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的禅师，著作疏释的经师。这二流的分化，是极明显的事实。『续僧传』说慧可「专附玄理」，什么是玄理？从魏晋以来，易、老、庄学盛行，称为玄学；而玄理、玄风等名词，也成为一般用语。佛教中也有玄章、玄义、玄论、玄谈等著作。这里的玄理，当然不是老庄之学，而是「钩玄发微」，直示大义的，简明深奥的玄理，不是经师那样的依文作注，或广辨事相。佛法中，如空有，真妄，性相（中国人每称之为「事理」），迷悟；生死与涅盘，烦恼与菩提，众生与如来；法性、心性等深义，着重这些的，就是玄理。『续僧传』称慧可「专附玄理」，并举偈为例，如（大正五０·五五二中）说：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慧可承达摩的『楞伽』法门，「专附玄理」，而展开楞伽禅的化导。道宣从法冲所得来的消息，虽是「藉教悟宗」的，却已表现了禅宗的特色，如「法冲传」（大正五０·六六六中）说：
　「其经本，是宋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
　　　慧可的宗风如此，那专重讲说，广作文疏的楞伽师，无论是否为慧可门下，精神上早已漂流于达摩禅的门外了。传「每可说法竟曰：此（楞伽）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该就是广造文疏的一流了！
　　　早期的达摩禅风，对于经教的态度，是「藉教悟宗」。「藉教悟宗」，要对经教有超脱的手眼。宋译『楞伽经』卷一说：「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愚夫发欢喜故，非实圣智在于言说。
　　　是故当依于义，莫着言说」（大正一六·四八九上）。这是「依义不依语」，原是大乘经的共说，但学者每为名相所拘缚。达摩禅是灵活的应用了教法，如说：
　『慧可：「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大正五０·五五二上）。
　　　『慧满：「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大正五０·五五二下）。
　　　『慧冲：「义者，道理也。言说已□，况舒之在纸，□中之□矣」（大正五０·六六六中）。
　　　不着文字，不在话言，活用教法以诱导学者，「领宗得意」。对于经教，显有重宗略教的倾向。
　　　还有，达摩禅对于生活的态度，是着重精苦的头陀行，如说：
　「那（禅师）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住，不参邑落」（大正五０·五五二下）。
　「慧满……专务无着，一衣一食，……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大正五０·五五二下）。
　「法冲……一生游道为务，曾无栖泊。仆射于志宁曰：此法师乃法界头陀僧也」。（大正五０·六六六下）。
　　　慧可的「兼奉头陀」，应该是达摩的遗风吧！头陀行，是出家人中，生活最精苦的一流。住在阿兰若（无着、无事）处，所以不住聚落（佛教有无事此丘，聚落比丘二类）。在印度出家人中（外道中有，佛教中也有），有称为「遍行」的。他们经常的往来游化，没有定住的地方。对自行来说，当然专精极了。但没有定期安住，对摄化学众来说，是不方便的。这也许是早期的达摩禅，不容易发扬的原因之一（摄受学众，印度都属于集团生活的律行比丘）！
　　　道宣所见的达摩禅
　　　道宣是『续僧传』的作者，著名的律师。『续僧传』以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为止，所以从道宣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窥见唐初达摩禅的实况。道宣在「习禅」篇末，曾对禅有所「论」列（大正五０·五九五下──五九七中）。大概的说：道宣以佛陀的再传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为一流，菩提达摩又为一流，而说「观彼二宗，即乘之二轨也」，道宣是以达摩禅为空宗的。在比较批判中，认为：「如斯习定、非智不禅，则衡岭台崖扇其风矣」，道宣是推崇天台教观的。就一般定学来说：「（慧）思（智）远振于清风，（僧）稠（僧）实标于华望。胎厥后寄，其源可寻」，竟没有说到达摩，这是道宣的立场。道宣怎样理解达摩禅呢？如说：
　「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慕（应脱一字），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
　「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
　　　唐初，达摩禅就有了崇高的声望。「归仰如市」，显然已非常发达的了。现有『金刚三昧经』一卷，北凉失译。『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凉土失译异经录」，有这一部经名。但现存经本的内容，说到「本觉」、「如来藏」，「庵摩罗」，「如来禅」，「九识」，所以一般都论断为后代的伪作（道信已引用此经）。经中说到：「二入者，一谓理入，二谓行入。理入者，深信众生不异真性，不一不共，但以客尘所翳障」等（大正九·三六九下），完全从达摩的「二入」脱化出来。这可见达摩禅对当时佛教的影响！后代禅门的某些特质，都在形成的过程中。
　　　学达摩禅的那么多，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这是道宣的批评。「诵语难穷」，是说禅者的语句，说来说去，都得不到头绪、究竟。禅者的语句，就是那样的，正如『禅源诸诠集都序』所说：「览诸家禅述，多是随问反质，旋立旋破，无斯纶绪，不见始终」（大正四八·三九九下）。语句是这样的莫测高深，而真正专精励行的，并不多，该多数是口头禅吧！据道宣的了解，达摩禅的意旨是：志在遣荡，罪福两舍，与一切法不立的虚（空）宗相近。这是表面的看法，而其实不是的。如宗密说：「一类道士、儒生、闲僧，泛参禅理者，皆说此（「泯绝无寄」）言便为宗极。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为法」（大正四八·四０二下）。
　　　道宣又将僧稠与达摩──二宗此较一下：僧稠以「四念处」教人，行为是「清范可崇」的。达摩是「虚宗」，理旨是极深玄的。然而，「清范可崇」，也许浅些，但情事都显了可见。而理致深奥的，却难以通达。道宣承认「摩法虚宗」是深彻的，但幽深而不易通达，学者难以专精，大有深不如浅的意思。
　　　道宣所叙论的，当时禅者的现象，不完全是，但主要是达摩门下的禅者。他曾批评说：
　「世有定学，妄传风教。同缠俗染，混轻仪迹。即色明空，既谈之于心口。体乱为静，固形之于有累。神用没于词令，定相腐于唇吻」。
　「排小舍大，独建一家。摄济住持，居然乖僻」！
　「复有相迷同好，聚结山门。持犯蒙然，动挂刑网。运斤运刃，无避种生。炊爨饮□，宁惭宿触」。
　　　这是不重僧伽律仪而形同世俗的现象。「即色明空」，「体乱为静」，只在词令口舌上说得动听。而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不合律制。「排小舍大，独建一家」，这是既非小乘，又不是大乘，而是自立规矩。这对于住持佛法，摄济学众，当然要流于乖僻了。这些人，不明「持犯」，所以到处都违犯律制。如用刀用斧，坏生掘地。又对于炊煮饮食，犯宿食，犯触（龌龊），都不知惭愧！律宗大师的道宣，对这些实在感概已极。但是，这正是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雏形。有的重视百丈制丛林清规，有重视弘忍时代的团体生活，不知这类适应中国山林的新制度，早已开始尝试。百丈清规，只是比较成功的一派而已。
　　　还有不重经教，自称顿悟的现象，如说：
　「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末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时望」。
　「或有立性刚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寻，正经罕读。瞥闻一句，即谓司南。昌言：五住久倾，十地已满，法性早见，佛智已明」。
　　　不赞了义经，不思择法义，只是道听涂说的自以为高妙。禅者如不重教，那惟有依人修学。如遇到的似是而非，那又凭什么去决定呢！「五住久倾」等四句，就是顿悟。「五住烦恼」，出于『楞伽经』及『胜□经』。智者『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十之上（大正三三·八０一中）说：
　「北地禅师，明二种大乘教：一有相大乘，二无相大乘。有相者，如华严、璎珞、大品等，说阶级十地功德行相也。无相者，如楞伽、思益，真法无诠次，一切众生即涅盘相」。
　　　北地禅师以『楞伽经』、『思益经』为无相大乘。禅师依『楞伽』、『思益』，立「真法无诠次」的顿入。「众生即涅盘」，是合于达摩门下之禅法的。禅师们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法义，在道宣看来，这是极不理想的。所以慨叹的说：
　「相命禅宗，未闲禅字，如斯般辈，其量甚多。致使讲徒，例轻此类。故世谚曰：无知之叟，义指禅师」。
　　　禅师们（不重经法，自然）不懂禅字是什么意思，由来已久。宗密还在批评说：「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辨华竺之音也」（大正四八·三九九上）。这里，不是引用道宣的话来讥刺禅师，是从道宣的论述中，窥见当时禅者的实际形态，与后来发扬光大的禅宗，有着共同的倾向。道宣是以印度佛法为本的，重经、重律，自然不满于这种禅风，但禅宗却在这种倾向下发展起来。
　　　达摩禅「藉教悟宗」。重教的，流衍为名相分别的楞伽经师。重宗的，又形成不重律制，不重经教的禅者。护持达摩深旨的慧可门下，那禅师，粲禅师等，以『楞伽经』为心要，随说随行，而助以严格的、精苦的头陀行。道宣时，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在黄梅升起，达摩禅开始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双峰与东山法门
　　　第一节达摩禅的新时代
　　　西元三一七年以来，中国的政局，经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对立，才为隋文帝（五八九）所统一。炀帝末年，天下重陷于分崩离析，但迅速为李唐所统一。大唐的大统一，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禅宗也在这个时代里，呈现了异样的光辉。
　　　达摩禅在北朝，只是禅的一流，不太重要的一流。但一到唐初，达摩禅进入一崭新的时代。（四祖）道信住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三十多里的破头山（也名双峰山），会下有五百多人。『续僧传』卷二０（附编）说：「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接着，（五祖）弘忍住黄梅县北二十五里的凭墓山；凭墓山在破头山东，所以也叫东山，受学的多到七百多人。盛况空前，如『传法宝纪』说：弘忍「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屦凑门，日增其倍。十（此上疑脱一字）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达摩禅在黄梅的勃兴，五十多年来（六二０顷──六七四），成为当代中国的禅法中心，这当然应归功于道信、弘忍的深悟，而环境与门庭施设，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时地适宜于达摩禅的开展
　　　禅，本来是不限于达摩所传的。重于内心的持行，为修道主要内容的，就是禅（慧）。从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体验，无论进修的程度如何，总是受到尊崇的。在南北对立的时代，梁武帝也有一番提倡，但江东佛法为清谈玄学的风尚所熏染、一时还扭不过来，如『续僧传』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六上）说：
　「梁祖广辟定门，搜提寓内有心学者，统集杨都，校量深浅，自为部类。又于锺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于时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
　　　重于务实笃行的北方，禅法受到重视，受到王室的崇敬。文成帝复兴佛法（四五二），匡赞复与的昙曜，是禅师。昙曜建议于京（平城）西武州塞，开辟石窟五所（即今大同云冈），为了建福，也是为了禅居。献文帝（四六六──四七０）对禅的崇敬更深，竟放弃帝位（禅位）而专心于禅。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为佛陀三藏造少林寺。嵩洛一带，成为北方禅学的重镇。佛陀的再传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实，都受到帝王的徵召与供养。北朝重视禅师，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间的仰信，传说为佛教僧众的典范。如『续僧传』卷一六「僧稠传」（大正五０·五五四中）说：
　　　北齐文宣「帝曰：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接嚣烦，未曰阐扬，可并除废。稠谏曰：诸法师……皆禅业之初宗，趣理之弘教，归信之渐，发蒙斯人」。
　　　『伽蓝记』卷二（大正五一·一００五中──下）说：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
　「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得升天堂」。
　「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盘，亦升天堂」。
　「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
　「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
　「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
　「太后闻之，遣……访……，皆实有之。……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从上两则，可看出北朝王室与民间传说──重禅轻教（宣讲经论）的情形。隋唐统一，奠都在长安（洛阳为东都），军政大抵是继承北朝的传统；皇室对佛教的观念，也大致相近。复兴佛教的隋文帝，对禅师特别尊重，如『续僧传』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七上）说：
　「隋祖创业，偏重定门，下诏述之，具广如传。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给。来仪名德，咸悉暮年，有终世者，无非坐化。具以闻奏，帝倍归依」。
　　　被推为华严宗初祖的杜顺（法顺），唐太宗曾引入内禁，为王族懿戚所归敬。到则天与中宗、睿宗，对弘忍门下大弟子，多数礼召入京。王室的崇敬，宰官与民间也当然崇敬：这样的佛教环境，禅法是最适宜于开展的了。
　　　达摩禅在北朝重禅的环境中，障碍重重，并不容易开展，到唐代却勃然而兴，这应该重视「禅法南行」的事实。北方是重于事相，重于实行的。然北方的实行，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观，也都系心为止，托境成观。所以达摩禅在北方，「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听说「情事无寄，谓是魔语」。「得意」的领会，原是南方所长的。但南朝佛教受魏晋以来的清谈影响，只会娓娓谈玄，而笃行的精神不足。这是达摩初来，在南方没有法缘的原因了。隋唐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南北文化特性，也在大统一下调和起来。虚玄而缺乏笃行精神的南方，因政局的变化，都市的「义学」衰落，而山林重行的佛教兴起（参看下一章）。在这一情况下，达摩禅由北而南，也就时地相宜而获得了有利的开展。说到南方北方，就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当时是中原）。南方佛教，以江东为重心。江东，为今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浙江的大部分。江东的核心，是杨都──当时的政治中心（今南京）。南方佛教与政治一样，以江东为重心（这里的南朝传统最强），沿长江而上，上游的重心是荆州。达摩禅向南移动，传说因周武帝灭法（五七四），慧可到了舒洲的□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离湖北的黄梅不远）。道信的禅法，就是从这里学来的。道信到长江以南，在今江西省，住了近二十年，然后渡江，在黄梅的破头山住下来。这里是长江中游，离江不远。顺流东下，是江东；上行到荆州。从这里渡江而南，是庐山，再向南是衡岳，岭南。向北上，到襄阳，南阳，洛阳，进入北方的中枢。在这时地相宜的环境下，道信与弘忍，五十多年的为法努力，达摩禅终于一跃而成为中国禅法的主流！
　　　黄梅的门庭施设
　　　世界是名相的世界，人类是共住的人间。在现实人间来弘阐禅法，是不能忽视于此的。道信的「营宇立象」，弘忍的「念佛净心」，黄梅树立起新的家风，对达摩禅的兴盛，是大有关系的。如『传法宝纪』说：
　「天竺达摩，褰裳导迷。息其言语，离其经论。……是故慧可、僧璨，（疑脱一字）理得真。行无轨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
　「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立（原误作「玄」）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
　　　达摩以来，慧可，那禅师，满禅师等，都是随缘而住，独往独来的头陀行，近于云水的生活。自己既来去不定，学者也就不容易摄受。道信到了双峰，就改变了从上以来的旧传统。「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就是选择地方，开创道场，造寺院，立佛像。后来，弘忍也在凭墓山立寺。道信与弘忍，安定的在黄梅五十多年，接受天下学众。这更符合了释迦佛正法住世的大原则，从团体生活轨范中，陶贤铸圣。「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对黄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义的。禅者开始独立的发展，为未来创立禅寺（丛林）的先声。
　　　还有弘忍的「念佛净心」，如『传法宝纪』说：
　「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
　　　忍是五祖弘忍，如是弘忍弟子潞州法如，大通是玉泉神秀。在弘忍以前，禅法是「法匠默运，学徒潜修」的。这是审察来人的根性，决不轻易的传授。这是禅者，尤其是高深禅门的风格。即使聚众数百，在深山潜修，或在都市里掩室潜修，一般佛弟子、社会人士，始终是隔着一层，不知底细，只能投以景慕的、神奇的眼光。但到了弘忍，在西元七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将禅的初方便开放了。不问根机怎么样，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一齐都教他修习──念佛、净心的禅门。禅法的普遍而公开的传授，引起了「东山法门」的兴盛。弘忍的东山法门，被称誉为：「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法门大启，根机不择」，正是东山法门大盛的重要因素。
　　　「念佛净心」，是本于道信的。道信是「心心念佛」，弘忍才以「念佛名」为方便，成为公开的，普遍的禅门新方便。从「念佛名」以引入「净心」，终于念佛成佛。这对弘忍门下，以及未来「南能北秀」的禅风对立，都有重大的意义。「念佛名」与「令净心」的新方便，虽引起了部分禅者的形式化，然对促成东山法门的隆盛来说，到底是重要的一着。
　　　道信「营宇立象」，弘忍「念佛名，令净心」：黄梅树立了新的禅风，达摩禅也就进入了新的时代，大放光芒！
　　　第二节道信与入道方便
　　　禅宗四祖道信，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值得重视的，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达摩禅进入南方，而推向一新境界的，正是道信。他的事迹，禅学，应给以特别的注意！
　　　道信传
　　　道信一生的事迹，最早见于道宣『续僧传』卷二０（附编）「道信传」（大正五０·六０六中）；其次为『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一下──一八二上），『神会语录』（石井本）大同；『传灯录』卷三（大正五一·二二二中──下）等。道信卒于永徽二年（六五一）闰九月，「春秋七十二」，所以是生于陈太建十二年（五八０）的。他的事迹，可分为三阶段。
　　　一、道信俗姓司马，原籍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后迁移到蕲州的广济县来。七岁（五八六）就出了家。师长的戒行不净，道信没有随师长而放逸，反而「密怀斋检」──秘密的（不为师长所知）受持斋戒，真是一位器识不凡的沙弥！五年（或说六年）后，到舒州□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西北），从三祖僧璨（古每写为「粲」）学禅法十年（或说「九年」六年与九年，或说五年与十年，都共经十五年）。在道信二十一岁顷（六００），僧璨去了罗浮山，道信就过着独自的修学生活。道信在□公山学禅，『续僧传』这样说：
　「又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公山，静修禅业。（道信）闻而往赴，便蒙授法」。
　　　据『传法宝纪』，□公山的「二僧」，就是僧璨与「同学定禅师」（□山神定）。道宣泛说「二僧」，没有明说，所以近代学者，有人怀疑僧璨传道信──这一事实。僧璨传道信，为弘忍门下所公认的。弘忍在世时（六０二──六七五），一定已有所传，这才能成立历代相承的法统。道宣没有明说，那只是传述者（道宣从传说得来，不是从道信得来）的不详细。禅法是不可能没有传受的。道宣可以不知道，传述者可以不知道，道信可不会也不知道。道信的弟子弘忍，知道了而传说为僧璨，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弘忍（六０二──六七五）与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是同时人；弘忍的传说，不是一百年后，数百年后起的新说。如没有反证以证明他的错误，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道宣『续僧传』卷二五「法冲传」，提到了「可禅师后粲禅师」。卷一一『辩义传』（大正五０·五一０中）又说到：
　『仁寿「四年春末，（辩义）又奉敕于庐州独山梁静寺起塔。……处既高敞，而恨水少，僧众汲难。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禅师烧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后，泉涸积年。及将拟置，一夜之间，枯泉还涌」。
　　　庐州独山，在□公山东，与□公山相连。所以论地点，这位独山僧粲禅师，与传说的□公山粲禅师，显然是同一人。「辩义传」说：仁寿四年（六０四）时，粲禅师已经死了。道信与僧璨分离，在六００年顷；传说僧璨去罗浮三年（可能为一、二年），回来就死了。所以论时代，也是相近而没有矛盾的。□公山的粲禅师，在道宣的『续僧传』中，虽『道信传』没有明文，却存在于不同传说的「辩义传」中。所以弘忍门下所传，道信从僧璨得法，应该是可信的。
　　　二、大业（六０五──六一七）年间，道信才为政府所允许出家，「配住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县）寺」。逢盗贼围城七十余日，道信劝大家念摩诃般若，这才贼众退散。道信想到衡岳去，路过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县），就在庐山大林寺住下来，一住十年。道信在黄梅双峰山，「三十余年」（『续僧传』，『历代法宝记』），大约是四十岁时去黄梅的。所以从二十一岁（六００）到四十岁（六一九）──二十年间，为道信到南方游学的阶段。
　　　『续僧传』说：「国访贤良，许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传法宝纪』说：「至大业度人，配住吉州寺」。隋代，出家要得国家的准许。每年定期举行考选（一般是试经得度，或由僧众推举），有一定的限额；合格的准予出家，配住寺院（僧籍），得到出家者应有的优待──免税、免役。否则，称为私度，政府是可以勒令返俗的。道信许度，配住吉州寺，在六０一──六０九年间。这一定是僧璨去后，道信就离开□公山，渡过长江，在吉州一带游学，这才会「许度出家」而配住在吉州寺。
　　　道信在吉州，有教大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而退贼的传说。这一传说，暗示了一项重要的史实，那就是道信在江南游学，受到了「摩词般若波罗蜜」法门的深切影响。「摩词般若波罗蜜」法门，与两晋的玄学相表里，流通极盛。经典的译出，以鸠摩罗什所译的『摩词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大品般若」）二十七卷，『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经，最为流行。经梁武帝的提倡，陈代（五五七──五八八）三论宗盛行，般若法门风行于长江上下游。（天台宗祖）南岳慧思四十岁（五五八）时，在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发愿造「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全部，并作『立誓愿文』（大正四六·七六六中──七九二中）。弟子天台智□，也重视般若经，论，及『中论』（般若的观法）。说到「般若波罗蜜」法门，不但着重「一切法无自性空，空故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盘」的悟证，更着重听闻，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为他演说，是以闻思为方便而趣入修证的。般若波罗蜜的读诵受持，引入修证，更有现生的种种功德，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八（大正八·二八０上──下）说：
　「于是般若波罗蜜，若听、受持、亲近、读、诵、为他说、正忆念，不离萨婆若心，诸天子！是人魔若魔民不能得其便。……人非人不能得其便。……终不横死。……若在空舍，若在旷野，若人住处，终不怖畏。……我等（诸天）常当守护。……得如是今世功德」。
　　　「摩诃般若波罗蜜」，有共世间的今世后世功德。所以『般若经』在印度，有最深彻而又最普及的特色，成为大乘佛教勃兴中的主要圣典。『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九，载有「外道异学梵志」及「恶魔化作四种兵」来娆乱的事实，因「诵念般若波罗蜜」而外道与魔军退散（大正八·二八七上──下）。道信劝吉州城大众诵「念般若」而得「群贼退散」的效果，正说明了道信游学南方，而对「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有了深切的信解尊重。
　　　吉州城平定后，道信想到南岳去，经过江州、「为江州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又经十年」。在道信三十岁左右，已受到佛教界的尊敬了。大林寺是智锴创建的，『续僧传』卷一七有「智锴传』（大正五０·五七０中）。智锴本是三论宗兴皇朗的门人；开皇十五年（五九五），又从天台智□修习禅法。智锴「守志大林，二十余载，足不下山」；大业六年（六一０）卒。道信来住大林寺（六一０顷），在智锴将死或去世不久。智锴「修习禅法，特有念力」，为智□所器重。智锴创建与领导的大林寺，当然有天台禅观的学风。道信住大林寺十年，对该寺的天台禅观，是不会没有影响的。总之，从六００到六一九年顷，道信游学南方近二十年，与南朝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的法门相关涉，这对道信所传禅门的理解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三、『续僧传』说：
　「蕲州道俗请度江北黄梅县，众造寺（似为大众愿为造寺的意思）。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者，无远不至」。
　　　道信住黄梅双峰山三十余年，约为六二０──六五一年，为道信弘宣禅法的阶段。『传法宝纪』说：「武德七年，住蕲州双峰山。……居三十年，宣明大法」。武德七年说，为『传灯录』等所信用。然从武德七年（六二四）到永徽二年（六五一）去世，仅二十八年，与「居三十年」说不合，所以今取「三十余年说」为正。道信在双峰定住下来，于是「择地开居，营宇立象」；接引四方的学众，弘宣禅法。道俗五百多人，显然已成为当代的禅学大宗。弟子而可考见的，弘忍而外，『续僧传』载有荆州法显、荆州玄爽、衡岳善伏。『历代法宝记』说到「命弟子元一造塔」。又传说：唐太宗曾四次敕召道信入京，道信都辞老不去。如确有其事的话，那道信的三十余年不下山，及不奉敕召，可能为受到智锴（二十余年不下山，不受隋帝的敕召）风格所影响了！
　　　道信临去世时，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预先嘱弟子造塔，等到塔造成了，就去世；全身不散，供养在塔中，一直传到近代。预先造塔与色身不散，也是后来的传承者──弘忍与慧能所共同的，形成一宗特有的家风。二、『续僧传』说：「众人曰：和尚可不付嘱耶？曰：生来付嘱不少」。『传法宝纪』说：「门人知将化毕，遂谈究锋起，争希法嗣。及问将传付？信喟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一说付嘱不少，一说付嘱弘忍。这一传说的歧异，存有对「付嘱」的不同意见，留到第五章──曹溪慧能的付法传衣中去说明。
　　　道信禅门的纲领
　　　达摩以来的诸大禅师，大都「不出文记」。留传下来的，或是门人的记录或集录，也有别人所作而误传的。道信在双峰弘禅，也传有这样的作品，如『楞伽师资记』（大正八五·一二八六下）说：
　「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净觉撰『楞伽师资记』，约为七二０顷，离道信的去世（六五一），不过七十年。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是根据玄赜的『楞伽人法志』的；玄赜是道信的再传，弘忍的弟子。在传承的关系上，时间上，都相当亲切，不可与晚唐以来的新传说并论。道宣（六六七去世，为道信去世后十六年）所作『续僧传』卷二０（附编）说：「善伏……又上荆襄，蕲部见信禅师，示以入道方便（大正五一·六０三上）。道信以「入道方便」──「入道安心要方便」教人，道宣已经知道了。天台学者荆溪湛然（七一一──七八二）在『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二之下（大正四六·一八四下）也说：
　「信禅师元用此（文殊说般若）经以为心要。后人承用，情见不同，致使江表京河禅宗乖互」。
　　　道信以『文殊说般若经』为心要，也与神秀所说相合，如『楞伽师资记』（大正八五·一二九０上──中）说：
　「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禀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诰？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
　　　『楞伽师资记』所传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代表了道信的禅门，是确实的、难得的珍贵资料！道信当时弘开的禅门，在上面所引的文句中，就显出了道信禅法的三大特色：
　　　一、戒与禅合一：弘忍门下的开法传禅，都与戒有关（第四章再详为论列）。慧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兼授无相戒」，是戒禅一致的。如炖煌本『坛经』（大正四八·三四０下）说：
　　　「菩萨戒经云：戒（原误作「我」，依经文校正）本源（原误作「愿」）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神秀「五方便」的「离相门」，在正授禅法以前，先发愿，请师，受三归，问五能，忏悔，受菩萨戒，完全是受菩萨戒的次第。正授菩萨戒，如『大乘无生方便门』（大正八五·一二七三中）说：
　「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菩萨戒」。
　　　神秀所传的，「以佛性为戒」，与「一念净心，顿超佛地」的禅门，也达到一致的境地。开法传禅而与戒相关，不只是南能北秀，弘忍门下的宣什宗、净众宗，也是如此。尤其是宣什的「传香」（『坛经』的惠昕本等，也有传「五分法身香」的开示），显然是菩萨戒的内容。依『楞伽师资记』所说，道信有「菩萨戒法」，又有「入道安心要方便门」。道信的「菩萨戒法」，虽没有传下来，内容不明；但道信的禅门，有戒有禅，是确实的。弘忍门下的禅风，禅与菩萨戒相合，原来是禀承道信（七世纪前半）的门风。这点，极关重要！不明白这一点，柳田圣山（撰『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才重视八世纪的「江阳禅律互传」，而想像『坛经』的「无相戒」为牛头六祖所说，不知道这正是道信以来的禅风。
　　　达摩禅与头陀行相结合。头陀行本为辟支佛行，是出家人的，而且是人间比丘──过着集体生活者所不取的。头陀行的禅，不容易广大的弘通。道信使禅与菩萨戒行相联合，才能为道俗所共修。说到菩萨戒，南朝非常的流行。梁武帝与隋炀帝（那时是晋王），都曾受菩萨戒。智□作『菩萨戒义疏』，说传戒仪式，当时有六本：「一、梵网本，二、地持本，三、高昌本，四、璎珞本，五、新撰本，六、制旨本」（大正四０·五六八上）。地持本，高昌本，璎珞本，流传于北地。新撰本（南方新撰，也用梵网十重戒）及（梁武帝审定的）制旨本，是南朝所通行的。智□取传为鸠摩罗什所驿的梵网本。道信的『菩萨戒法』，虽没有明文可考，然从南能北秀的戒法，以自性清净佛性为菩萨戒体而论，可以想见为梵网戒本。道信的戒禅合一，是受到了南方，极可能是天台学的影响。
　　　二、『楞伽』与『般若』合一：近代学者每以为：达摩以四卷『楞伽经』印心，慧能改以『金刚经』印心。因而有人说：禅有古禅与今禅的分别，楞伽禅与般若禅的分别。达摩与慧能的对立看法，是不对的。依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可以彻底消除这一类误会。达摩以四卷『楞伽经』印心，当然是确实的，达摩门下曾有「楞伽师」（胡适称之为「楞伽宗」）的系统。然据『续僧传』所说：「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大正五０·五九六下）。「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大正五０·六六六中）。达摩禅从南朝而到北方，与般若法门原有风格上的共同。到了道信，游学南方，更深受南方般若学的影响。在吉州时，早已教人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了。等到在双峰开法，就将『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融合起来，制为『入道安心要方便门』，而成为『楞伽』与『般若』统一了的禅门。
　　　般若法门的「一切皆空」，天台学者说得好：或见其为空，或即空而见不空，或见即空即不空，非空非不空。换言之，『般若经』所说的空，有一类根性，是于空而悟解为不空的；这就是在一切不可得的寂灭中，直觉为不可思议的真性（或心性）。大乘佛教从性空而移入真常妙有，就是在这一意趣下演进的。达摩以『楞伽』印心，而有『般若』虚宗的风格；道信的『楞伽』与『般若』相融合，都是悟解般若为即空的妙有，而不觉得与『楞伽』如来藏性有任何差别的。
　　　道信游学南方，深受「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的薰陶，终于引用『文殊说般若经』为「安心方便」。『文殊说般若经』，共有三译，道信所用的，是梁曼陀罗仙（五０三──）所译的，名『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这部属于般若部的经典，含有明显的如来藏说，如『经』（大正八·七二六下、七二九下）说：
　「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耶？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
　「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
　　　「如来界」，「佛界」，是「如来藏」、「佛性」的别名。「众生界」，（菩萨界），「如来界」，平等不二，为『无上依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如来藏说经论的主题。『文殊说般若经』已从如来性空，众生性空（般若本义），而进入「法界不二」说，与『楞伽经』的如来藏说一致。『楞伽』与『文殊般若』的关系，还有两点可说：一、『文殊说般若经』译出以后，传为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已引用了「一行三昧」。『大乘起信论』，一向被认为与『楞伽经』有关，是依『楞伽经』而造的。『起信论』的引用「一行三昧」，就是『楞伽经』与『文殊说般若经』的融合。二、在达摩系统中，慧可弟子和禅师，和禅师弟子玄景，玄景弟子玄觉；玄觉与道宣、道信同时。『续僧传』卷一七说：「玄觉……纯讲大乘，于文殊般若偏为意得（得意？）」（大正五０·五六九下）。玄觉为达摩门下，重视『文殊般若』的又一人。道信的时代，『楞伽』与『文殊般若』，早有融合的倾向。道信这才依『楞伽经』及『文殊说般若经』，成立「入道安心要方便」的禅门。可以说，「楞伽经诸佛心第一」，是达摩禅的旧传承；「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为适应时机的新综合。在禅者的悟境，这两部经是没有不同的（方便不同），但「摩诃般若波罗蜜」，在达摩禅的传承中，越来越重要了。
　　　三、念佛与成佛合一：「念佛」是大乘经的重要法门。在中国，自庐山慧远结社念佛以来，称念阿弥陀佛，成为最平易通俗的佛教。达摩禅凝住壁观，圣凡一如，原与念佛的方便不同。道信引用了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念佛三昧之一。「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息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心心相续，念佛心就是佛。道信的「入道安心方便」，是这样的方便。依念佛而成佛，双峰禅门才能极深而又能普及。从弘忍门下的念佛禅中，可以充分的明白出来。
　　　一行三昧
　　　梁曼陀罗仙所译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有「一行三昧」。道信引入「楞伽禅」，制立卓越的安心方便。这对于「东山法门』的大发展，及将来南能与北秀的对立，都有深远而重要的关系。经上所说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门』所引的，是这样（大正八·七三一上──下）：
　「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
　「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是『般若经』的根本法门。此外，佛又提出能速成佛道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实质，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以「法界无差别相」为系念而成就的三昧。想成就「一行三昧」，经中举二类方便：一、先要听闻──听闻、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闻思修）正方便。二、「不取相貌（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系心一佛，专称佛名」，这是念佛的胜方便。念佛成就，见十方无量诸佛，「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说到这里，应该知道大乘法门的二大流：一、以『般若经』为主的念佛，是实相念佛，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一０（大正八·五八四中）说：
　「以诸法实相而观如来」。
　　　『维摩诘经』卷下说：「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大正一四·五五四下）。『阿■佛国经』说：「如仁者上向见空，观阿■佛及诸弟子等并其佛刹，当如是」（大正一一·七六０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大正八·七四九上），也是同一意义。二、以『华严经』为主的念佛，是唯心念佛，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三「入法界品」「解脱长者章」（大正一０·三三九下──三四０上）说：
　「然彼如来不来至此，我身亦不往诣于彼。知一切佛及以我心，悉皆如梦。……我如是知，如是忆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
　　　念佛，是念佛（无边）相好的，等到三昧成就，诸佛现前，于是体会到：我没有到佛国去，佛也没有到这里来：诸佛现前，都是唯心所现的。与阿弥陀佛有关的念佛，也是这样，如『佛说般舟三昧经』（大正一三·八九九中──下）说：
　「意所作耳（唯心所现），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心见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心有想是疑心，无想是涅盘」。
　　　『观无量寿佛经』（大正一二·三四三上）也说：
　「诸佛如来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谛观彼佛」。
　　　念佛而悟入唯心所现，于是乎「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法门展开了。后代禅者常说的「即心即佛」，不是禅者创说，而是大乘经中，与念佛有关的三昧。明白上来的念佛说，可知『文殊说般若经』，是在般若无相法门中，应用了唯心念佛，而归于「法界无差别相」的法门。但还是随顺般若，所以称名而「不取相貌」。道信以「一行三昧」与楞伽法门相结合，制立「入道安心要方便」，显出了法门的特色！
　　　『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在中国佛教界，早已受到重视。智者于开皇十四年（五九四），在玉泉寺说『摩诃止观』，广明大乘的四种三昧；「常坐」的，就是「一行三昧」。更早些，传说为真谛（五五三）译的『大乘起信论』，也引用了「一行三昧」，如（大正三二·五八二上──中）说：
　「若修止者，……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驰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久习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利，随顺得入真如三昧」。　「复次，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唐译作「一相三昧」）。
　　　『起信论』的真如三昧，可说是天台「体真止」。但修行方便，是唯心观次第──先以心遣境，再以心除心。『起信论』以为：真如三昧成就了，能知「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法界无差别」，就名为「一行三昧」。没有说到念佛的方便，这是着重「一法界相，系缘法界」；就是「一行三昧」之所以名为「一行三昧」的实质。「一行三昧」为佛教界所重视，道信就融摄于达摩传来的禅法中。
　　　入道安心要方便
　　　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全文为『楞伽师资记』所引录，文段很长，约三千五六百字。达摩明「入道」的「二入」，「安心者壁观」；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是承此而立名的，但已是专明「理入」了。全文可分为三部分：一、从开始到「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大正藏』本共三十六行，约六百字。先引『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而明安心（安心是住心、宅心的意思）的善巧方便。文义都简要精密，为安心方便的主体部分。二、从「略为后生疑者假为一问」起，共四十三行，约七百零字。先假设问题，然后以「信曰」来解答。问题为：
　1.「法身若此（无相）者，何故复有相好之身现世说法」？
　2.「何者是禅师」？
　3.「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
　4.「临（终）时作若为观行」？「用向西方不」？
　　　问答部分，是集录「信曰」的解答问题，显然为门下所集录的。在问答中，着重于根机的浅深不等，并明佛弟子的正见。三、从「又古时智敏禅师训曰」起，文段最长，内容浅深不一，可说是道信门下不同传行的杂录部分。
　　　试作进一步的分解。第一「主体部分」，实为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门」的主要内容。首先，引述了『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如上面「一行三昧」所引），然后制立方便（大正八五·一二八七上）说：
　「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
　「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拚（原文误作「并」）除三毒心，攀缘心，觉观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识无形，佛无形，佛无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
　　　「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即不须徵──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盘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净，常现在前，一切诸缘不能干乱。何以故？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住是心中，诸结烦恼自然除灭。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集一毛端。于其本事如故，不相妨碍。花严经云：有一经卷，在微尘中，见三千大千世界事」。
　「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
　　　这一部分，是「入道安心要方便」的主要方便。首先揭示了根本意趣：身，心，一切都不外乎方寸，一切唯是自心。「道场」是成佛的依处，「菩提」是佛之所以为佛的「觉」。「举足下足」，「施为举动」──一切语默动静，行来出入，见闻觉知，资生事业，那一样不是菩提，那一处不是成佛的道场！这虽是大乘经的常谈，却正表示了禅宗的特色！
　　　说到安心方便，先要忏悔业障。实相忏是第一忏悔，也就是『坛经』的「自性忏」。还要拚除（扫除的意思）贪镇疑心，攀缘心，觉观（新译「寻思」）心。内心清净了，才能契入「一行三昧」的念佛。
　　　念佛的初方便，没有说到，只说「念佛心心相续」，念到「忽然澄寂」，就是「无所念」，连念佛心也落谢不起。那时的澄寂，或说「泯然无相，平等不二」；或说「泯然清净」──「净心」。以念佛来说，「无所念者是名念佛」，是『大品般若经』所说的。因为心识是无形的，佛也是无相的（从「一行三昧」的「不取相貌」而来），所以「泯然无相」，是真念佛。这样的「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而到达即心即佛的体悟。这一安心方便，是在「如来藏心」的传统中，融合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实相念佛，『观无量寿经』等的唯心念佛而制立的。以念佛为方便，而念佛是无（所）念；无念心是「如来真实法身」，这可说无念即是佛了。『般若』与『楞伽』的融合，达摩禅将更适应于南方人心。
　　　澄寂清净的心，就是经上所说的法身、佛性、般若、涅盘等。历举种种名词，而说就是一体（三论、天台根据龙树论，都这样说）。这说明了：这一悟入的内容，是一切经，一切法门的根本与共同问题。文中说到了「金刚三昧」与「本觉」，可见道信已见到了，参考过达摩「二入」法门的『金刚三昧经』了。这部经也说到「本觉」；『金刚三昧经』与『大乘起信论』，在古代禅宗的发展中，是有重要影响的！
　　　达到了这一「澄寂」──「泯然无相」境地，是没有能观所观的。只要保持净心，使净心常常现前就得。在泯然无相的净心中，一切事是无相，一切是清净，同一法界无差别。所以一切境缘，都不能干乱净心，一切烦恼自然除灭了，自然契入不思议解脱的无碍法界。文中引『维摩诘经』的「本事如故，不相妨碍」；及『华严经』的「在微尘中见三千大千世界事」。「以无所得，得无所碍」，禅者的悟境，更进入不思议解脱的境地；这也是后代禅者的共同倾向。
　　　末了说：安心方便是说不完的，这只是略举一端。任何安心方便，都要行者善巧的应用。这如失眠一样，一紧张，一着急，什么安眠方法（除服药）都失效了。安心法门也是一样，所以佛开无边的安心法门，经中又说为「顺道法爱生」；禅者说为「没有定法与人」。这所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第二「问答部分」，有一项问答，极其重要，如（大正八五·一二八七中）说：
　「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
　「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
　「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
　「或可因人为说，即得悟解」。
　「或可永不须说，得解」。
　「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今略出根缘不同，为人师者善须识别」！
　　　这里面，包含相关的问题是：「心得明净」，「悟解法相」。心怎么会明净？有的，不念佛，也不捉心（摄心，止），也不看（观）心，不用什么方法，只是「任运」。任运是不加功用，任其自然的运行，古人称为「蓦直去」。这样，心就会自然明净。但有的，要审谛的「看心」，心才会明镜般的清净。这样，上面所说主要的安心方便，是念佛的，看心的一类，而非一切都是这样了。说到「悟解法相」，就是悟理。有的，因善知识的开示、启发，得到悟解，如一般的「言下得入」。但有的不用别人说，自己也能悟入，这当然是少数。因不同的根机，有不同的进修情况。入道安心的方便，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第三「杂录部分」，有禅观进修的不同方便。段落不大分明，但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又古时智敏禅师」起，「不得造次辄说，慎之慎之」止。这一段，先引智敏禅师及经说，总列五事，然后广明第五「守一不移」的修法。先引智敏禅师等（大正八五·一二八八上）说：
　「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体用。见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差以千里，此非虚言）」。「无量寿经云：诸佛法身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
　　　引古说与经说，只是证明「心」在学道中的根本性，重要性，为成立五事作依据。『无量寿经』，实为『观无量寿经』。古代的智敏禅师，不见于史传。但「智敏禅师训曰」，内容与『宗镜录』所引相同，但这是天台智者（正名「智□」）所说，如『宗镜录』卷一００（大正四八·九五二中──下）说：
　「智者大师与陈宣帝书云：夫学道之法，必须先识根源，求道由心。又须识心之体性，分明无惑，功业可成。一了千明，一迷万惑」。
　　　智者与传为智敏所说，虽文字小有出入，但决定为同本。近代炖煌出土的，有『证（或作「澄」）心论』一卷，编写在『菩提达摩禅师观门法』及传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中间。禅者虽不知『证心论』是谁所作的，但看作古说，是早在弘忍以前的。『证心论』也有『宗境录』引用的智者所说，而且『证心论』还说：
　「是故将书言说」。
　「请上圣王，伏愿善思本心一义，无为同登正觉」。
　　　与「智者大师与陈宣帝书」的传说，极为吻合。道信游学南方，住庐山大林寺十年，引用前辈智者禅师（五三一──五九七）的话，是不足惊异的。智者正名为「智□」，智敏禅师大致为智□禅师的误写。□字旁的「页」，草书是与「文」相近的。
　　　引用智敏（□）及『观无量寿经』说，可见道信的禅法：「佛即是心，心外无别佛」，成立了「念佛」兴「念心」的同一性。「念佛」，是引用「一行三昧」的新方便。「念心」──「观心」或「守心」（如列举五事），没有说到「念佛」，正是『楞伽』的旧传统。「念心」是：
　「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法（原作「惑」）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略举五事，都是与「心」有关的，为道信门下「观心」的五类方便。「所说五事，并是大乘正理，皆依经文所陈，非是理外妄说」：「五事」有统括大乘经义的意趣，是道信所成立的吧！列举五事后，接着说：
　「诸经观法，备有多种。传（原作「傅」）大师所说，独举守一不移」。
　　　「传大师所说」，或解说为「傅大士所说」。论文义，这不是道信自说，是再传弟子的传闻。传闻道信特重「守一不移」，与传说慧可、弘忍的「守本真心」，禅风相合。「五事」中的「知心体」，「知心用」，为神秀五方便的前二门所本。
　　　道信特重「守一不移」，修法是这样的（大正八五·一二八八上──中）：
　「先当修身，审观以身为本。……常观自身空净，如影，可见不可得。……如眼见物时，眼中无有物。如镜照面像，……镜中无一物。……如此观察知，是为观空寂」。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住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
　　　这一「守一不移」的方便，是先修身（四大五阴和合的总名）的，观身空净，了无一物可得（如影，如镜像一样）。六根对境而不着物，「是名观空寂」。然后「以此空净（空就是净）眼，住意看一物」；「终日看不已」，只是摄心成定，到达身空心寂的境地。依文段次第，是先「看净」（观空）的，了无一物可得。然后摄空净心成止，终于得定（得定就发慧）。着重于空净，应与道信的融摄般若有关。文体杂入大量的偈颂，与前后文体都不合。这是后人──「看净」然后「看心」的一流的禅观次第。
　　　第二段，从「若初学坐禅时」起，到「不得懈怠，努力努力」止。次第方便为（大正八五·一二八八下──一二八九上）：
　「直观身心、四大、五阴……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净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依此行者，无不得入无生正理」。
　「复次，若心缘异境觉起时，即观起处毕竟不起。此心缘生时，不从十方来，去亦无所止。常观攀缘、觉观、妄识、思想、杂念、乱心不起，即得□住。若得住心，更无缘虑，即随分寂定，即得随分息诸烦恼」。
　　　这一方便，观一切法本来空寂，悟入无生，与般若法门最为亲切。在本空的观心中，如「心缘异境」，那就返观这一念心毕竟不生（观心）。上一方便，从观身空净，到摄心在定。这一方便是，从观法本空，到依观成定。
　　　第三段，从「初学坐禅看心」起，到「即用神明推策」止。是「初学者前方便」。这里面有「舍身法」，意义不太明了，如（大正八五·一二八九上）说：
　「凡舍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境寂净，铸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寂定，即断攀缘，
　　　窈窈冥冥，凝净心虚，则几泊恬乎，泯然气尽，住清净法身，不受后有。若起心失念，不免受生也。此是前定心境，法应如是，此是作法」。
　　　「舍身法者，即假想身横看，心境明地，即用神明推策」。
　　　「舍身法」，虽不大明确，但决不是舍命。可能为遗弃小我（身为四大五阴和合的总名）的修法。「铸想玄寂」，「凝净心虚」，是构想一虚无杳冥的境界而安心。「泯然气尽，住清净法身」，是修到出入息不起（约定境说，是四禅），而身超象外，真我独存。初修时，从「假想身横看」下手，是假想自己从身中超出。「东山法门」有这类修法，但「出神」只是初学方便而已，「是作法」。今附弘忍的禅法一则于下，以便参考，如『楞伽师资记』（大正八五·一二八九下──一二九０上）说：
　「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尽空际远看一字」。
　「证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迥处独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
　　　依入道安心要方便而论，道信的禅法，受过天台禅观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然「坐禅」等术语，为经论以来的习用语，倒未必是从天台家得来的。道信虽参学南方，受般若及天台的影响，但充分表显了独立的精神。道信不取天台教法的判别，连三止、三观，以及圆顿、次第、不定的禅观名目，都没有引用，却在『楞伽』禅的传统上，结合了『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而制立「念佛心是佛」──「净心是佛」的禅门。道信也还是「藉教悟宗」，依教明禅的。如依『楞伽』及『文殊说般若』而制立方便，及「五事」「皆依经文所陈」。至于「教外别传」，还要等弘忍门下出来唱导呢！
　　　第三节弘忍东山法门
　　　弘忍传
　　　继承道信法统的，公认弘忍为五祖。现存的弘忍传记，最早的是『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大正八五·一二八九中──下）；其次是『神会语录』（石井本）与『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二中──下）。还有宋代撰述的『宋高僧传』（此下简称『宋僧传』）卷八「弘忍传」（大正五０·七五四上──中），『传灯录』卷三（大正五一·二二二下──二二三上）等。
　　　弘忍俗姓周，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人，原籍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县）。去世的时间，有咸亨五年（六七四）说，上元二年（六七五）说，相差一年，现在且取上元二年说。弘忍生年七十四岁，所以是生于隋仁寿二年（六０二）的；弘忍比道信，只小了二十三岁。
　　　『传法宝纪』说：弘忍「年十二事信禅师」。『楞伽师资记』说：「七岁奉事道信禅师」（『宋僧传』用此说）。弘忍七岁（六０八），道信二十九岁，那时正在吉州，自己出家也还不久呢！弘忍十二岁（六一三），道信三十四岁，正在庐山大林寺住，原籍浔阳的弘忍，这时候来从道信出家，是更有可能的。弘忍一直追随道信，承受双峰的禅法。道信去世（六五一），弘忍又在双峰山东十里的凭墓山建立寺院，接引四方的学众。弘忍的在山弘化，与道信一样的足不下山；也有不应高宗徵召的传说。临终前，也预先造塔；死后也色身不散，一直留传下来。
　　　东山法门
　　　「东山」，从弘忍所住的凭墓山得名。道信（六一九顷──六五一）、弘忍（六五二──六七五），同在黄梅弘化，禅门大大的兴隆起来，尤其是弘忍的时代。如『传法宝纪』说：
　「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屦凑门，日增其倍。（二）十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
　　　弘忍在东山的名望，掩盖了双峰。净觉『注般若密多罗心经』李知非「略序」说：「蕲州东山道信禅师，远近咸称东山法门」。其实「东山法门」一词，起于弘忍的时代。弘忍「东山法门」，形成中国的禅学主流，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如（七二０顷作）『楞伽师资记』说：「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大正八五·一二九０中）。李华（卒于大历初──七六六顷）撰『杨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说：「天台止观是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全唐文卷三二０）。这当然由于弘忍的善巧化导，及「法门大启，根机不择」的普遍传授所致。「东山法门」也称「东山宗」，弘忍时代的禅门隆盛，引起了独树一宗，独得如来正法的信念。一、法统的承传被重视了：（六八九作）『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简称『法如行状』（金石续编卷六）说：
　「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
　　　张说（七０八顷作）『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简称『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二三一）说：
　「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
　　　达摩以来五代相承，为中原的弘忍门下所公认；那时，慧能还在岭南弘化呢！五代的法统相承，决定是东山的成说。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顿入法界的，以心传心的达摩禅，也被明确的提出来，如：
　　　『法如行状』：「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斯人不可以名部分，别有宗明矣」。
　「今唯以一法，能令圣凡同入决定。……众皆屈申臂顷，便得本心。师以一印之法，密印于众意。世界不现，则是法界。此法如空中月影，出现应度者心」。
　　　『大通禅师碑』：「名相入焉妙本乖，言说出焉真宗隐，故如来有意传妙道，力持至德，万劫而遥付法印，一念而顿授佛身」。
　　　『传法宝纪』：「若非得无上乘，传乎心地，其孰能入真境界哉」！
　「师资开道，皆善以方便，取证于心。……若夫超悟相承者，既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声矣，何言语文字措其间哉」！
　「密以方便开发（其方便开发，皆师资密用，故无所形言），顿令其心直入法界」。
　「大师知堪入道，乃方便开示，即时其心入法界」。
　「天竺达摩，褰裳导迷，息其言语，离其经论」。
　　　弘忍于六七五年去世。法如于垂拱二年（六八六）开法，永昌元年（六八九）去世。接着，神秀开法，卒于神龙二年（七０六）。在这七、八世纪间，弘忍门下（北方）的禅法，充分表现出：「不立文字」，「顿入」，「传心」的禅宗特色。自弘忍的普遍传授以来，「东山法门」的优越性，被佛教界发现了，东山成为当时的修道中心。门下人才济济，达摩禅──「东山法门」独拔于一切的优越性，被重视（强化）而表现出来。「息其言语，离其经论」；「天竺相承，本无文字」：是「不立文字」。「别有宗明矣」，正是「教外别传」的自觉。「直入法界」；「屈申臂顷，便得本心」：是「顿入」（顿悟）。「意传妙道」，「唯意相传」，「传乎心地」，就是「以心传心」。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在「东山法门」的优越感中，被特别重视而揭示出来。事实是：禅法原是应机的，不随便传授的。但禅师们也有一般的开导方便（或授以初学方便）。如认为法器成熟，可以入道的，才授以深法。佛与禅师们，都是有此方便与深法的。达摩禅也不会例外，「二入四行」，「入道安心要方便」（主体部分）的开示，当时虽意在超悟，但一落文句，不免（事实所不免的）与一般的教授相近：这是一。达摩禅「藉教悟宗」，与经教是不相违的。但「专唯念慧，不在话言。……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领宗得意者，时有悟入」。不著名相而意在超悟，原是达摩禅的特色：这是二。弘忍的「东山法门」，继承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重视达摩禅的「领宗得意」，所以当时传禅的情形，如『传法宝纪』所说：
　　　「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傥非其人，莫窥其奥」。
　　　当时不择根机的普遍传授，是「念佛名，令净心」，正是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的法门，但还是一般的。如学者而觉得有所领会，就秘密的向师长呈白自己的见地，请求印证。师长如认为他契当于正理，就进一步的「与法」。这一传授，是师资间秘密进行，而不向外人说的。这一「与法」，就表示为「不立文字」、「顿入」、「意传」，达摩禅的真意所在。「东山法门」的深法传授，被形容为：「（弘忍）祖师默辩先机，即授其道，开佛密意，顿入一乘」。「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以这样的「意传」、「顿入」，为达摩禅的真实，是东山门下一部分学者所肯认的事实。
　　　修心要论
　　　炖煌本『导凡趣圣悟解脱宗（或作「凡趣圣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论』一卷，有好几个本子。伯希和本三五五九号，题「蕲州忍和上」。『续藏』与『大正藏』本，题为『最上乘论』，也作「第五祖弘忍大师述」。这部论是被传说为与弘忍有关的。『宗镜录』（卷九七）说：「五祖忍大师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大正四八·九四０上），正与论文相合。但『楞伽师资记』（大正八五·一二八九中）说：
　「忍大师萧然静（原作「净」）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谬言也」。
　　　净觉（是弘忍再传）不承认忍禅师说，也许就是这部论。近人发现『楞伽师资记』慧可所说部分，与这部论的一部分相近，兹更比对如下：
　〔楞伽师资记〕 │ 〔修心要论〕
　「略说修道明心要法，直登佛果」。 │
　「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 │ 「十地论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
　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 │ 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所
　　云覆障，众生不见。若逢智风飘荡，五阴 │ 覆」。
　重云灭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 │
　「亦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 │ 「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又以朗日为喻，譬
　，八方俱起，日光岂得明净！日光不坏， │ 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
　只为云雾障覆。一切众生清净性亦复如是 │ 也，何故无光？答曰：日光不坏，只为云雾
　，只为攀缘妄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 │ 所以映。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
　，不能显了。若妄念不生，默然静坐，大 │ 为攀缘妄念诸见重云所覆。但能□然守心，
　涅盘日自然明净」。 │ 妄念不生，涅盘法日自然显现」。
　「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 │ 「无明心中学得者，终是无用。若能了然不
　破□，焰焰谢灭。若静坐无事，如密室中 │ 失正念，无为心中学得者，此是真学」。
　灯，则能破□，照物分明」。 │
　「若了心源清净，一切愿足，一切行满， │ 「若了心源者，一切心义穷，一切愿足，一
　一切皆辨，不受后有」。 │ 切行满，皆办，不受后有」。
　「若精诚不内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 │ 「经云：众生若精诚不内发者，于三界中纵
　无所为。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 │ 值恒沙诸佛，无所能为。经云：众生识心自
　　。佛若能度众生，过去逢无量恒沙诸佛 │ 度，佛不能度众生。若佛度众生者，过去诸
　何故我等不成佛！只是精诚不内发，口说 │ 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为精诚
　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 │ 不内发，是故沈没苦海」。
　『楞伽师资记』中传为慧可所说部分，一定是先出的，为『修心要论』所依据。如『修心要论』，就是「略说修道明心要法」的简称。在传为慧可所说中，全文是次第连贯的（上引文略删数句）。而在『修心要论』中，虽先后的次第相合，却分散的编在各处。又如对论文字语言为道与静坐，举灯喻来说明，出于『大智度论』（大正二五·一八０下），而『修心要论』却改为「无明心中学」，「无为心中学」，多一层禅语的色彩。传为慧可所说的「略说修道明心要法」，实是达摩「理入」说──「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的说明。理入的「凝住壁观」，「坚住不移」，就是「□（或作「凝」）然守心」，及『修心要论』的「守本真心」了。『修心要论』及附记中说：
　「上来集此论者，直以信心，依文取义作如是说，实非了了证知」。
　「导凡趋圣心决，初菩提达摩以此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大师弘忍，弘忍传法如，法如传弟子道秀等。是道信，有杜正伦作碑文。此文，忍师弟子取所闻（而）传」。
　　　全文明明不是弘忍说的，也不会是慧可。从「忍师弟子取所闻传」而论，传为慧可所说的，倒可能是弘忍所说：再由弘忍后人，扩充改编而成。这部『修心要论』，代表东山门下观心的一流。
　　　『修心要论』的主题，是：
　　　「夫修道之体，自识当身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胜念十方诸佛」。
　　　修道，要自识本来清净的心性（与「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先知心之根源」相合）。劝人「努力会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自然与佛平等不二」。论中极力赞叹「守本真心」说：
　　　「此守心者，乃是涅盘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全文的重点，就是「守一」，「守本真心」，「守本净心」。『修心要论』及其前身──「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没有说「念佛」，「看净」，在「东山法门」中，代表『楞伽』旧传而着重于「观心」的。「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曾说到：「若了心源清净，…… 解斯举一千从」。这与『入道安心要方便』所引智敏禅师说：「先知心之根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相合。『入道安心要方便』引智敏禅师说，『观无量寿经』说，略举「五事」，「传大师独举守一不移」；「守一不移」就是「守本真心」的依据。『修心要论』的「观心」说，近于「杂录部分」的第二段说。『修心要论』的初学观心方便，「依无量寿观经：端坐正身，闭目合口，心（前）平观（或作「视」），随意远近，作一日想守之」。与传为神秀所说的：「若初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相近。论中有一段观心方便，所说极分明，说到「惩（应作「徵」）意看心」，最足以代表「看心」派的修法。如说：
　　　「会是信心具足，志（原作「至」）愿成就，缓缓静心，更重教汝：好自闲静身心，一切无所攀缘，端坐正身，令气息调。徵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熟视（或作「看」），则了（原误作「乃」）见此识流动，犹如水流阳焰，业业（或作「晔晔」）不住。既（见）此识时，唯是不内不外，缓缓稳看熟视，即反覆销融，虚凝湛住。其此流动之识，飒然自灭。灭此识者，乃是灭十地菩萨众中障惑。此识灭已，其心虚凝，澹泊皎洁，吾更不能说其形状」。
　　　从道信到弘忍而树立起来的东山法门，大海一样的兼收并蓄，决不是但以「守本真心」为法门的。应从『入道安心要方便』──「主体部分」到「杂录部分」；「略说修道明心要法」到『修心要论』；更应从东山门下的不同禅门去理会出来。在禅门方便上（大禅师能以多种方便教人），可以看出：旧传与新说的融合而又各有所重。「楞伽诸佛心」与「文殊说般若一行三昧」相统一，成立「念佛心是佛」。「即心是佛」，「心净成佛」，成为双峰与东山法门的标帜。在方便上，着重于『文殊说般若经』的，是「念佛」的，「看净」（空无一物）的。着重于『楞伽经』的，是「看心」的。从『略说修道明心要法』，到『修心要论』，代表『楞伽』旧传的特质。这可说是弘忍所传，也不妨说慧可说的。「看心」，「看净」二大流，还不能包括慧能的禅门，慧能是专重「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的一流。这一切，第四章再为叙述。
　　　弘忍的十大弟子
　　　弘忍的东山法门，弟子遍大江南北，有十大弟子的传说。十弟子的传说不一，这里面可看出「一代一人」与「多头弘化」说的对立。在现存文记中，十弟子的传说，以『楞伽师资记』为最早，如（大正八五·一二八九下）说：
　「时荆州神秀禅师，伏膺高远，亲受付嘱。玄赜以咸亨元年，至双峰山，恭承教诲，敢奉驰驱」。
　「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华（原作「莘」）州慧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又语玄赜曰：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盘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
　　　『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是玄赜的弟子。『楞伽师资记』，大体是继承玄赜所作的『楞伽人法志』的。在这段文中，首先提出了神秀与玄赜二人。那时，神秀早是「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在京洛一带，事实上成为五祖的付嘱者，也就是被推为六祖了。与神秀同门的玄赜，在神秀去世（七０六）后，景龙二年（七０八）被召入京，不愿接受这一事实，所以提出二人，末了又嘱玄赜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也就是玄赜自认为，与神秀同负禅门付嘱的重任。十弟子说，应为当时「分头弘化」者的一般传说。『楞伽人法志』说：「传吾道者，只可十耳」。可是从神秀到义方，已满十人，而玄赜却不在十人之内。虽说「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而实际共十一人。玄赜是「恭承教诲，敢奉驰驱」；「汝之兼行，善自保爱」，玄赜是不愿与十人并列的。这是十弟子说与亲承付嘱说间的矛盾！
　　　属于曹溪系统的『历代法宝记』，也一再的提到十弟子，如（大正五一·一八二上──中、一八三下）说：
　一、「吾一生教人无数，除慧能，余有十尔。神秀师，智诜师，智德师，玄赜（原作「迹」）师，老安师，法如师，慧藏师，玄约师，刘主（原作「王」）簿，虽不离吾左右，汝各一方师也」。
　二、「忍（原作「忽」）大师当在黄梅凭茂山日，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当此之时，学道者千万余人（其中亲事不离忍大师左右者，唯有十人），并是升堂入室。智诜，神秀，玄赜（原作「迹」），义方，智德，慧藏，法如，老安，玄约，刘主簿等，并尽是当官（？）领袖，盖国名僧。……忽有新州人，俗姓卢，名慧能……默唤付法，及与所传信袈裟」。
　　　『历代法宝记』第一说的文句，显然是参考『楞伽人法志』及『楞伽师资记』的。除了慧能，虽说「余有十人」，而实际却仅有九人，没有越州义方。从『楞伽师资记』去看，从神秀到智德（九人），总结说：「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又插入义方，说他「仍便讲说」，也不像禅师。除却义方，加上玄赜在内，不正是「传吾道者，只可十耳」吗？原始的十弟子说，神秀，玄赜，慧能，都是应该在内的。『楞伽师资记』的作者，高推玄赜，这才加入义方，而使玄赜隐然的在十人以外。然而这样，就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相矛盾了。『历代法宝记』的第二说，直说十人并是登堂入室，而衣法却付与慧能。这是「一代一人」与「分头并弘」说的结合。十弟子说，北方玄赜系，隐然以玄赜为十人以外的。曹溪门下，当然慧能在十人以外了。这一传说，宗密所传的，又有些变化，但始终是十人。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一四·二七七）说：
　　　「（忍）大师广开教法，学徒千万，于中久在左右，升堂入室者，即荆州神秀，潞州法如，襄州通，资州智诜，越州义方，华州慧藏，蕲州显，扬州觉，嵩山老安，并是一方领袖，阖国名僧。……后有岭南新州卢行者，……遂授密语，付以法衣。……其神秀等十人，虽证悟未彻，大师许云：各堪为一方之师」。
　　　宗密所说，显然是参考『历代法宝记』（第二说）。虽说「神秀等十人」，而只列举了九人。没有玄赜，玄约，智德，刘主簿，却另外增入襄州通，蕲州显，杨州觉──三人。宗密又在所作『师资承袭图』中，以慧能继五祖而居中位。右方列襄州通，潞州法如，北方神秀，越州义方──四人。左方列业州法，资州□（诜），江宁（原作「江州宁」）持，老安，杨州觉──五人。这是除去了华州慧藏；而『圆觉经疏钞』的荆州显，也被除去，新加入江宁持（即牛头四祖法持）。宗密的传说，是以慧能为正统的。虽说「神秀等十人」，「各堪为一方之师」，而实际仅有九人。这与『历代法宝记』的第一说，有慧能在内，一共十人的古意相合。宗密所传的，人名与古说不同，或是依据后代，师资相承而自成一系者来说。至于弘忍所说的「传吾道者，只可十耳」，原意应该是：荆州神秀，潞州法如，安州玄迹，资州智诜，华州慧藏，隋州玄约，嵩山老安，杨州（高丽僧）智德，白松山刘主簿，韶州慧能──分头并弘者的传说。
　第三章牛头宗之兴起
　　　第一节甚么是南宗
　　　六二０──六七五年，道信与弘忍，在长江中流黄梅县的双峰与东山，努力发扬从天竺东来的达摩禅，非常隆盛，形成当代的禅学中心。那个时候，长江下游的润州牛头山，推「东夏之达摩」的法融为初祖的禅学──牛头宗，也迅速发展起来，与东山宗相对立。在中国禅宗的发展过程中，牛头禅的兴起，从对立到融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南宗」的意义
　　　说明东山与牛头的二宗对立，想从禅宗被称为「南宗」说起。南宗是什么意义？为什么后来称禅宗为南宗呢？据『坛经』（大正四八·三四二上──中）说：
　「世人尽传南宗能，北（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时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
　　　这是说，因「南能北秀」的分头弘化，才有南宗与北宗的名称。这一解说，从南宗与北宗的对抗来说，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如神会（七三二）在滑台召开大会，「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是非」时（神会集二八八）说：
　「天下学道者，号此二大师为南能北秀，天下知闻。因此号，遂有南北两宗」。
　　　然在「南能北秀」以前，「南宗」实早已存在。那「南宗」是什么呢？一、南印度传来的宗旨：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八）说：
　「何故不许普寂禅师称为南宗？……普寂禅师实是玉泉学徒，实不到韶州，今口妄称南宗，所以不许」。
　　　普寂是神秀弟子，自称为南宗，可见「南宗」一词，本与南能北秀无关。『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一论名，不正是说明了菩提达摩所传，就是南宗吗！所以神会以慧能所传为南宗，只是以当时地理上的对立，以慧能为南宗正统，这才相对的称神秀一系为北宗。神秀系本来也是南宗，但在南能北秀的对立下，也就渐渐的被公认为北宗了。
　　　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皇四从伯中散大夫行金州长史李知非略序」（约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作）说：
　「古禅训曰：宋太祖之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次传可禅师……」。
　　　四卷『楞伽经』，起自南天竺国，所以名为南宗。「南天竺一乘宗」──「南宗」，是楞伽禅学，如『续僧传』卷二五「法冲传」（大正五０·六六六中）说：
　「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
　　　依此可见，求那跋陀罗译『楞伽经』四卷，菩提达摩传于南北。这一楞伽中心的传承法统，是『楞伽人法志』，『楞伽师资记』所说，而实是本于「古禅训」的。『楞伽师资记』说：「菩提（达摩）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文理圆净，天下流通」（大正八五·一二八五中）。所以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印心，传出的禅法，是被称为「南天竺一乘宗」或「南宗」的。
　　　此外，南印度传来的『般若经』论，也是被称为「南宗」的，如『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四，吕向撰（七四三）「跋日罗菩提（金刚智）传」（大正五五·八七五中）说：
　「年二十，受具戒。六年学大小乘律，又学南宗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
　　　金刚智在印度时，学「南宗」三论（『般若灯论』是『中论』注释的一种）。『宋僧传』卷八，从神秀学习禅法的巨方与降魔藏，起初都曾「讲南宗论」（大正五０·七五九中、七六０上）。三论，在印度与中国，都被称为「南宗论」，也与南印度有关。龙树是南印度□萨罗国人，提婆是师子国（今锡兰）人。六七世纪时，传承龙树学的佛护，是南印度怛婆罗人；清辨是南印度摩罗耶人；月称是南印度萨曼多人（这三位都有『中论』的注释）。般若宗义的传扬者，几乎都是南印度人，这是三论（般若学）被称为「南宗论」的理由！
　　　二、中国南方的佛学：中国从东晋以来（三一七──五八八），政治上南北对立了二百七十一年。在政局的长期对立中，佛教也形成南方、北方的种种差别，例如『高僧传』卷八「僧宗传」（大正五０·三八０上）说：
　「北土法师昙准，闻（僧）宗特善涅盘，乃南游观听。既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土所师」。
　　　同样的经法，由于思想方式不同而见解不同。从南北朝到隋唐，中国佛教有了南统与北统，也就是南宗与北宗的差别。如荆溪的『法华玄义释签』卷一九（大正三三·九五一上）说：
　「南谓南朝，即京江之南；北谓北朝，河北也。……南宗初弘成实，后尚三论。近代相传，以天台义指为南宗者非也。……今时言北宗者，谓俱舍、唯识。南方近代，亦无偏弘。其中诸师所用义意，若凭三论，则应判为南宗」。
　　　荆溪湛然，是七一一──七八二时人。这是以南北朝的佛学，分为南宗与北宗。湛然以天台为不属于南北，但神清（八一０前后卒）『北山录』（大正五二·五八一上）说：
　「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而华严以体性、德相、业用，范围三界，得其门，统于南北，其犹指乎诸掌矣」！
　　　神清是净众宗学者而赞同华严宗的。依他说，天台三观还是南宗，贤首宗才是南宗北宗的统一者。以南土的为南宗，北土的为北宗（唐代的统一者，不属南北），纯属中国的区域文化，有他的相当意义。禅宗的所以称为「南宗」，有远源于南印度的特殊意义。在楞伽禅的传承中，道信统一了『楞伽』与『般若』，传布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岭南，而更富有中国「南宗」的特性。东山门下的慧能，慧能门下的洪州、石头，更发扬了「南宗」的特色，也就取得了「南宗」正统的地位。
　　　南宗与南中国精神
　　　中华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两大倾向（其实，到处都有，而又互相关涉，这里就其特重来说），在南北文化中表现出来。古代的儒墨与老庄，就代表了这两大倾向。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在当时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属于南方。中华文化不断的扩大，于是江淮、江东、闽粤，都逐渐显示了这一文化的特性（因地、因时，也不会完全相同）。代表南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大概的说，面对现实的，人为的，繁琐的，局限的世界，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简易的，无限的；这不妨称之为超越的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发展于南方的「南宗」禅，更富于这种色彩。
　　　人类是社会的，有制度，有礼法，有习俗。有些会使你感到拘束，或觉得不合时宜而想摆脱他。佛教从印度来，有严密的僧团制度，有种种习惯。竺道生对这些制度、习惯，就显出不受拘束的精神。『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大正五０·三六六下）说：
　「（宋）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钵便食，一众从之」。
　　　「中食」──过午不食，印度所传的僧制，是严格奉行的。道生不重视这种制度，这才运用时机，善巧的破坏了这一制度。还有，印度僧众契饭时，是踞坐──企坐的。当时祗洹寺僧，有的踞坐，也有中国式的「方坐」。范伯伦等希望全部中国化，一律方坐。对于这一问题，『弘明集』卷一二说：「慧严、道生，本自不企」（大正五二·七八下），也就从来是方坐的。这种不受旧制的拘束，务求适宜的精神，正是南方的精神。如是个人主义的，那就表现为蔑弃礼法。佛教有集体生活的传统，可以不受旧制的拘束，却不能没有制度，这就成为革新者。禅者近于这一倾向（律师都尊重旧制），如『续僧传』卷二０（大正五０·五九六中）说：
　「世有定学，妄传风教。……神用没于词令，定相腐于唇吻。排小舍大，独建一家。摄济住持，居然乖僻」。
　　　不合小乘，又不合大乘，自成一套的禅寺制度：在道宣以前，早就存在了。后来百丈别立「禅门规式」，自称「非局大小乘，不离大小乘」（大正五一·二五一上），自成一套丛林制度。这是表现于对制度的不受拘束，务求适宜的精神（印度的大众部，及大乘佛教，都有这种倾向）。
　　　人类社会意见的表达与流传，主要是语言与文字。在印度，佛与诸大弟子的开示，集成经典而流传翻译过来。古圣先贤传来的经文，佛说「依义不依语」。语言与文字，是表义的工具，而实义却不在语文中。（文）「句」，或译为「迹」，正与中国所说筌蹄的「蹄」一样。这一意羲，原是佛法的通义，但在南中国文化的陶冶中，充分的多方面的表达了这一倾向。原则的说，这是不拘章句的，不死于句读、训诂的（与经师不同），然也有三类不同：一、支遁（三六六卒）与道生（四三四卒）为代表的：『高僧传』卷四「支道林传」（大正五０·三四八中）说：
　「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善之曰：此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
　　　道生也是这一类的人，如『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大正五０·三六六下）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荃取鱼，始可与言道矣！……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
　　　支遁与竺道生，都是不拘章句的，领会言外之意，所以能发明新义。他们的风格，与当时的「清谈」者相近。立言重清新，重隽永，如拿画家来说，这是「写意」的一流。
　　　二、三论家（天台家）为代表：三论是般若学，不滞文句而意在实义，是当然的事。自从辽东朗大师南来，在江南新园地上，迅速的发达起来，成为陈（隋及唐初）代的显学。三论家对经教文句的见解，如『中观论疏』卷一（大正四二·七下、一０下）说：
　（兴皇朗）「师云：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病为主，缘教意以开道为宗。若因开以受悟，即圣教为之开。由合而受道，则圣教为之合。如其两晓，并为甘露。必也双迷，俱成毒药。岂可偏守一途以壅多门者哉」！
　「自摄岭、兴皇，随经傍论，破病显道，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
　　　又卷二（大正四二·二七下、三二上）说：
　「人未学三论，已怀数论之解，今听三论，又作解以安于心。既同安于心，即俱是有所得，与旧何异？又过甚他人，所以然者，昔既得数论旧解，今复得三论新智，即更加一见。师云：此是足载耳！可谓学弥广，倒弥多！而经论意在息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又息之以至于无息矣」！
　「云何一向作无所得观耶？答：考寻圣人兴世，诸所施为，为显中道，令因中发观，灭诸烦恼。若存着语言，伤佛意也。又百年之寿，朝露非奢，宜以存道为急。而乃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岂非一形之自误耶」？
　　　三论宗以为，佛说一切法门，是适应不同的根机。根机不同，所以不能固执一边。因此，自己说法或解说经论，也就没有固定形式。「变文易体，方言甚多」，就是这个意思。佛说法的真意义，存在于众生的关系上──众生能因之而息病开（显中）道；否则，甘露也等于毒药（譬喻，出于『大般涅盘经』），也就不成为佛法了。即使是修学三论，如不能息病显道，也只是心中多一层法执。所以三论宗「破而不立」，（等于说：「但尽凡情，别无圣解」），有什么定法可说呢？这是佛法的意趣（「教意」），不但三论，天台家也还是这样说的。然对于从古传来的经论，都是应机的，有效的，总不能废弃了而自来一套。三论宗阐明了一切法的平等意趣（各有特长，各有不足），活泼泼的当机而应用就得。所以说：「上冥诸法之实相，下通无方之妙用」。天台宗（有北学的成分）更有建设性，窥透了一切佛法应机的浅深，从义理上，修法上，……，条理成严密的教判（法的分类）。然而严密的教观，并不拘滞，还是灵活的，圆通的。通一切经法而不着，天台与三论──成长于江东的佛法，是这样灵活的处理了一切言教。
　　　三、慧可与法冲为代表的：菩提达摩传于慧可，慧可有印度「南宗」的特色，如『续僧传』卷十六「僧可传」（大正五０·五五二上）说：
　「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滞文之徒，是非纷起。」
　　　「法冲传」也说：「慧可禅师创得网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大正五０·六六六中）。「为文学者所不齿」，就是「为守文者所不满」。禅者不是不说，而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一切言说，不是肯定的是什么，而是应病与药。「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就是通览经典，并没有存在心里增添知见。这些原则，都与三论宗相近。但三论宗倾向于教，而成对一切教的善巧说法。慧可重于禅悟，所以不重章句而超越章句。自称「南天竺一乘宗」的法冲，是一位『楞伽经』专家，他的讲经方式，也近于三论宗，如『续僧传』卷二十五「法冲传」（大正五０·六六六中）说：
　「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文。而通变适缘，寄势陶诱，得意如一，随言便异」。
　　　法冲是多少倾向于讲说的楞伽禅者，也是不拘章句的。他本从三论学者慧□修学，所以风格更近于三论者。
　　　南方的精神，倾向于简易、朴实（自然）。在魏晋的玄学气氛下，倾向于简略，如『出三藏记集』卷一０「大智论抄记序」（大正五五·七六中）说：
　「童寿以此（大智度）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参倍。而文藻之士，犹以为繁，咸累于博，罕既其实。……谨与同止诸僧，共别撰以为集要，凡二十卷」。
　　　童寿译为一百卷，已经遗失三分之一了。中国学者还嫌他太广博，慧远这才要约为二十卷，那是不足十分之一了。玄学清谈者，大都有好简易的倾向。然而佛法，一切经律论，正如万壑朝宗那样的流向中国。支遁、道生的精神，不合时宜，还不能领导佛教。广译佛典而分判部类的，由慧观的五时教开始。这一发展，到天台家而完成。玄学清谈，是南方精神而透过贵族与名士的意境而表现出来，所以简易而不够朴实，充满了虚玄、逸乐（也许是山水之乐）的气息。南朝佛教，也不免沾染这些气息，玄谈有余，实行不足。到了隋唐统一，江东不再是政治文化中心，贵族也消失得差不多了。较朴质而求实际的禅风，才在江东兴盛起来──牛头禅。
　　　第二节牛头宗成立的意义
　　　江东所传的『文殊般若』，使道信的『楞伽』禅，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江东的禅学，以润州牛头山为中心而勃兴起来，对于称为「南宗」的曹溪门下，意义更为重大！
　　　牛头六祖的传承
　　　牛头宗的传承，一向说是：四祖道信付法融，别出牛头一派。法融为牛头初祖，以下是智岩、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经近代的研究，对道信与法融，法融与智岩，智严与慧方，是否有师资授受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以为法持从弘忍修学，开始与达摩禅发生关系，其实也还值得研究。
　　　一、牛头初祖法融（或作「慧融」）：道宣『续僧传』卷二０（附编）「法融传」，采录当时的传闻，极为详备（大正五０·六０三下──六０五中）。依『僧传』说：法融在十九岁（六一二）时，从茅山（今江苏句容县）「三论之匠」炅法师出家。据唐惠祥的『弘赞法华传』卷三说：「依茅（原误作「第」）山丰乐寺大明法师，听三论，及华严、大品、大集、维摩、法华等诸经」（大正五一·一八下）。「炅法师」，就是「明法师」，是继承兴皇法朗的三论宗大师。明与冥可以通用，如朱明又作朱冥，玄明又作玄冥。「炅」，大抵为「冥」字的脱落，误写而成的。武德七年（六二四），政府解散部分的僧众。法融为了护持佛教，江表五千僧的安全，到京都去请愿。约在这个时候，法融就移住牛头山（今江苏江宁县）佛窟寺。寺有内外经书七藏，法融在八年中，遍读抄略，然后移居幽栖寺。法融以为「慧（文字的）发乱踪，定开心府」，所以凝心宴默，前后达二十年。贞观十七年，法融五十岁了，才在幽栖寺的北岩下，别立禅室。跟从他息心习禅的，一百多人，经常为大众讲『法华经』等。永徽三年（六五二），受当地宰官的礼请，在建初寺（在今南京）讲『大品经』，听众一千多人，是当时希有的法会！睦州妖女陈硕真作乱，法融的禅室中，住了三百多众，生活非常艰困。法融每天去城里乞粮，自己背负回来，经过一百多天，乱事才平息下来。法融护法的热忱，用心的慈悲，非常难得！显庆元年（六五六），再受请出山，在建初寺讲经。二年（六五七）二月去世，年六十四。从法融的修学与弘化来说，是一位禅教并重，更重于禅悟的学者。
　　　法融与道宣同时，但在道宣的记录中，并没有道信付法与法融的事。在现存文记中，最早传说道信别传法融的，是李华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全唐文卷三二０），如说：
　「初达摩祖师传法三世，至信大师。信门人达者，曰融大师，居牛头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师就而证之，且曰：七佛教戒，诸三昧门，语有差别，义无差别。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实皆成。汝能总持，吾亦随喜。由此无上觉路，分为此宗。融大师讲法则金莲冬敷，顿锡而灵泉满溢。东夷西域得神足者，赴会听焉。融授岩大师，岩授方大师，方授持大师，持授威大师，凡七世矣」。
　　　「故径山大师」，指鹤林玄素，天宝十一年（七五二）去世。道信传法于法融的传说，在法融去世（六五六）一百年，才见于文记。道信什么时候传法给法融呢？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撰『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说：「贞观中，双峰（道信）过江，望牛头，顿锡曰：此山有道气，宜有得之者。乃东，果与（融）大师相遇」（全唐文卷六０六）（『传灯录』卷四「法融传」同）。『祖堂集』「法融传」，作「武德七年秋」。『传灯录』卷三「道信传」也说：「吾武德中游庐山」（与卷四「法融传」矛盾）。如依『祖堂集』，道信见法融，是武德七年（六二四），那是还没有去黄梅的时候。依刘禹锡碑，是「贞观中」，道信又过江，去江东一趟。然武德七年，江东的僧众遭难，法融正去长安。如是「贞观中」，法融于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才移住幽栖寺北岩下。那时，来依止修定的，达一百多人，也与『传灯录』所说，个人独修的「懒融」不合。
　　　二、智岩：『续僧传』卷二０（附编）有「智岩传」（大正五０·六０二上──下）。隋末、唐初，曾「身任军帅」，立有军功。武德四年（六二一），在舒州□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西），从宝月禅师出家，一直在山中修道。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年六十六岁，才到建业（今南京）来，依山结草庵，为众（百余人）随机说法，常在白马寺住。后来，又往石头城疠人坊，为病人说法，服务。永徽五年（六五四）去世，年七十八岁。
　　　『续僧传』没有说到智岩到牛头山去，没有说到与法融的任何关系。智岩到建业，「依山结草」，正是法融在幽栖寺北岩下，「别立禅室」那一年（贞观十七年）。与法融共住的，「百有余人」；而与智岩共住的，也是「僧众百有余人」，这是两地同时施化的。贞观十七年，法融五十岁，智岩已六十六岁。虽然禅法的传授，不限年龄的大小，但智岩永徽五年（六五四）去世，比法融（六五七）还早了三年。从继位弘扬的意义来说，智岩继法融而称二祖，是很难想像的。『传灯录』编者，也许发觉到这点，所以改为：智岩「于仪凤二年（六七七）正月十日示灭」。这也许有师资传承的可能，但这么一改，完全陷于矛盾了！『传灯录』所传智岩的事实，是依『续僧传』的，也说「唐武德中，年四十」出家；「年七十八」。如武德年中年四十，那仪凤二年，至少是九十岁以上，怎么还是七十八岁呢？而且，道宣卒于乾封二年（六六七）；智岩死了，道宣已为他作传，怎么能活到仪凤二年呢！『传灯录』的改窜，是不足采信的。
　　　三、惠方：『续僧传』与『宋僧传』，都没有惠方传。仅『宋僧传』卷八「法持传」（大正五０·七五七下）说到：
　（法持）「后归青山，重事方禅师，更明宗极。命其入室，传灯继明」。
　　　『传灯录』卷四「惠方传」（大正五一·二二八下），为惠方的唯一资料。依『传灯录』，惠方在没有到牛头山（青山）以前，就「洞明经论」。后来「入牛头山，谒岩禅师，谘询秘要」。在山中住不到十年，就受四方学众的参礼。后来，「以正法付法持禅师，遂归茅山」。数年后去世，时为天册二年（六九五）。「寿六十七，腊四十」。惠方受具，是六五六年（二十八岁）。那时，智岩禅师已死去二年了。惠方后来去牛头山，从智岩受法，也是不可能的。惠方「洞明经论」；晚年「归茅山」，看来也是与三论宗有关的禅师。
　　　四、法持：『宋僧传』卷八（大正五０·七五七下），『传灯录』卷四（大正五一·二二八下），都有传记，内容一致。法持三十岁（六六四），曾参礼黄梅弘忍。回来，到青山（牛头山）参礼方禅师，为方禅师的入室弟子。等到将正法付嘱了弟子智威，法持就出山，住江宁的延祚寺。延祚寺与牛头山幽栖寺，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智威后来也是出住延祚寺的。长安二年（七０二）去世，年六十八岁。
　　　法持的参礼黄梅，『宋僧传』作十三岁（六四七）。那时还是道信住世的时代，所以应为三十岁的误写。法持被传说为弘忍十大弟子之一，如『宋僧传』卷八说：
　「时黄梅谢缘去世，谓弟子玄赜曰：后传吾法者，可十人耳，金陵法持即其一也」。
　　　弘忍告诉玄赜的话，出于玄赜弟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但十人中没有法持。『历代法宝记』也有十弟子说，与『楞伽师资记』相合，也没有法持。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列举弘忍弟子，也没有法持。『师资承袭图』，才有「江宁持」（原误作「江州宁持」）的名字。法持被传为弘忍十弟子之一，是宗密时代的事了。还有，宋戒珠编『净土往生传』卷中（大正五一·一一九下──一二０上）说：
　「持于净土以系于念，凡九年，俯仰进止，必资观想」。
　「吾生之日，不能以净土开诱群物，吾死之后，可宜露骸松下，令诸禽兽食血肉者起净土因」。
　　　这一专心净土的传说，是『宋僧传』与『传灯录』所没有的，不知戒珠有什么根据？『宋僧传』只是说：「遗嘱令露骸松下，饲诸禽兽，令得饮血肉者发菩提心」。戒珠的系念净土，显然是由此演绎而来的。然死了以血肉饲鸟兽，并不能证明与净土有关。牛头宗风，如法融、智岩，以及后来的慧忠、玄素，都没有他力念佛，求生净土的形迹。所以说法持念佛，或称之为「念佛禅」，是不了解当时禅风，误信传说所引起的虚谈。
　　　五、智威：『宋僧传』卷八（大正五０，七五八中──下），『传灯录』卷四（大正五一·二五八下──二五九上），所传相同。智威是牛头山附近的人。二十岁（六六五）出家，属幽岩寺（似是牛头山的寺名），后来就从法持习禅法。晚年，将护持法门的责任，付嘱了弟子慧忠，自己出山，住在延祚寺。开元十年（七二二）去世，遗嘱也以遗体饲林中的鸟兽。
　　　六、慧忠：继承智威而在牛头山弘化的，是慧忠，被称为牛头六祖。『宋僧传』卷十九（大正五０·八三四下──八三五中），『传灯录』卷四有传（大正五一·二二九上──中），事迹一致。慧忠是神龙元年（七０五），二十三岁出家的。后到牛头山参智威，智威一见，就说「山主来矣」，为说顿悟无上法门。慧忠在山四十年，到天宝初年（七四二──），应请出山，住庄严寺，因而重修了庄严寺。大历四年（七六九）去世，年八十七岁。据『传灯录』，得法弟子卅四人，各化一方。
　　　传说中的牛头宗，六代相承。但真有师承关系的，最早也只能从慧方传法持开始。从法持到智威，才逐渐兴起。到了智威以下，出了牛头慧忠，鹤林玄素，而法门才大大的兴盛起来，成为与南宗、北宗并立的牛头宗。时代与荷泽神会相当；比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要迟二十年；比道
　　　一、希迁，却又早二十年。
　　　牛头宗的形成
　　　从史实的观点，道信与法融，法融与智岩，智岩与慧方，都不可能有师承的关系，那为什么要传说牛头六代呢？道信传法融，是黄梅的传说，还是牛头山的传说？这一传说，包含些什么意义呢？六代相承，尽管不完全真实，而牛头宗的一时兴盛，却是事实。所以牛头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牛头六代相承，有显著的区域色彩。不但传说中的六代，都在牛头山弘化，而六代祖师也属于同一区域的人。如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润州延陵人，为今江苏省丹阳县的延陵镇。法持、智威，是润州的江宁人；慧忠是润州上元人，都是现在的江宁县。玄素的弟子径山法钦是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慧忠的弟子佛窟遗则，是金陵（即江宁）人。牛头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这一地区──长江下流的南岸，称为「江东」与「江左」的地方。这里，是南朝（三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区；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这一地区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兴福」──造寺、造像、布施；及「义学」──宣扬经论为主的。当时的「义学」极盛，主要为「四经」──『维摩』、『大品』、『法华』、『涅盘』；「三论」──『中』、『百』、『十二门论』，形成广义的南朝学统。那个时代，禅慧的修证，不是没有，而是并不兴盛的。因为禅慧修证，是适宜于山林的（这不是「十字街头好参禅」之类的动听词句，所能改变这一形势的）。这一地区，以南京（当时名建康）为中心来说，东北二十八里有摄山（又称栖霞山），南二十五里有牛头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远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场。如洛阳南的嵩山，长安南的终南山一样。还有句容县的茅山，比较远一些。禅，就在这三处，孕育而成长起来。
　　　在南朝──都市佛教时代，辽东僧朗在齐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间，到江南来，住在摄山。『高僧传』卷八「法度传」（大正五０·三八０下）说：
　　　「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梁武帝）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
　　　当时，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学，而修学有成就的，仅「止观僧诠」一人。僧朗与僧诠，都在山禅讲兼修，不出外弘化的。摄山的学风，如『续僧传』卷七「法朗传」（大正五０·四七七下）说：
　「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后四公（朗、勇、辩、布）往赴，三业资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与僧诠的时代（约五０五──五五五），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显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诠门下有四大弟子──兴皇法朗，禅众慧勇，长干僧辩，栖霞慧布。朗、勇、辩──三位，在僧诠去世后，都出山而重于义学的宣扬，促成了陈代三论宗的兴盛。但「禅味相得」的摄山精神，不免冲淡了。被称为「得意布」的慧布，仍旧住在摄山，继承了僧诠的门风。慧布不反对向外宣扬经论，而自己却「摄心奉律，威仪无玷。常乐坐禅，远离喧嚣。誓不讲说，护持为务」。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见到了（二祖）「可禅师」，「思禅师」（那时还在北方，就是南岳慧思）；还有与慧思齐名的慧命的师长「邈禅师」，互相论道，受到了可、思、邈师的尊重。如『续僧传』卷七「慧布传」（大正五０·四八０下──四八一上）说：
　「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
　「尝造思禅师，与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食息，理致弥密，言势不止。思以铁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坐中千余人，同声叹悦」。
　「又与邈禅师论义，即命公之师也。联绵往还，三日不绝。邈止之，叹其慧悟遐举，而卑身躬行，不显其美」。
　　　这是般若师匠，与禅宗、天台宗先辈的接触。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与『法华』并重，推重龙树论的禅者；与重般若三论的慧布（谈论「连彻日夜」，有浓厚的清谈玄学风格），原有相互契合处，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东般若学与楞伽学的关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说谁从谁学）。后来，慧布邀保恭禅师，在摄山成立禅院：「结净练众，江表所推」，这可见三论宗本不是单纯的义学。
　　　兴皇法朗虽将三论宗引入「义学」一流，但还是重于慧悟（得意）的。继承兴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误作「荆州茅山」）大明法师（对苏州永定寺小明法师说）。明师的传记不详，略见于『续僧传』卷一三「慧□传」，卷一四「慧棱传」等。关于当时付嘱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传」（大正五０·五三八下�